朱棣文、黄亚生等科学家，对中美科技交流的下一步如何看？
图源：ccnull.de
导读：
李诺林 陈晓雪 | 撰文
1979年1月31日，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签署的首个重要协议。在过去45年的时间里，该协定对于中美两国深化在科技领域的信息共享、教育交流和科学合作，应对癌症、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全球挑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被问及中美是否有可能深入合作，在德国参加第73届林岛诺贝尔奖获得主大会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朱棣文表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共赢。
“事物都有竞争性。每个国家都想制造更好的汽车，制造更好的计算机……他们想做很多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必须成为敌人，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必须武装自己，（看到竞争便）联想到军事冲突。”朱棣文告诉《赛先生》。
他指出，企业有自己的专有信息和机密，但是基础科学因开放的交流而蓬勃发展。“在基础科学中，交流可以带来共赢，带来商业的东西，带来产业的竞争，但必须把这些区分开来。”他进一步指出，即使是被认为最具商业价值的人工智能领域，交流对于整个领域的发展同样具有巨大的价值。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朱棣文于2009-2013年担任美国能源部部长。当时，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重要合作文件，以推动两国在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的合作。采访中，朱棣文特别强调了国际合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重要性。“无论发生什么，需要所有的基础科学一起来帮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以我最不想说的是‘我拒绝（合作）’。”
他认为，应该要开放所有的基础科学交流的途径，允许学生和博士后到其他国家学习。“即便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没关系，这样社会内部才会有相互理解。如果你将对方拒之门外，说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坏人和魔鬼，那将是最糟糕的事。”
“所以，我尽自己所能去游说，我们需要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希望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要开放，科学要保持开放，因为这最终会对社会有所帮助。”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图源：mitsloan.mit.edu
他认为，中美两国要进一步开展科技合作，现在面临三大阻碍。
第一，美国政府对于科学的支持存在着反合作的偏见。例如，在冷战期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苏联在1957年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1，推动了美国政府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大量投入。如今，科研人员一方面呼吁增加投入，理由是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另外一方面敦促与中国合作，两个目标本身就存在内在的脱节。
第二，决策者和公众并不像学术界的许多人那样严格区分科学和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区别在公众及其代表——政客的头脑中是极其难以区分的。”而且，公众为科学研究买单，有权期望从投资中获得切实的利益。事实也表明，科学与技术是紧密相连的。
第三，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环境的确严峻。
黄亚生指出，在这个地缘政治时代，如何在开放科学和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极具挑战。他建议美国进一步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中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人才的注入和参与，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敏感研究领域进行分类，还限制合作，是自欺欺人的主张。
第二，科学交流的风险在于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但是在解决癌症、绿色能源和污染控制方面，跨国合作将使双方受益。“若中国的发明能帮助美国人民并带来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将得到很好的保障。”
第三，中国是一个科学强国，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将为推进知识进步提供更大的优势。“合作可能有助于缩小差距。”
第四，围绕科学技术的合作可以成为重建两国信任的渠道。研究人员讲同一种语言——数学、逻辑和证据，具有开展跨文化和跨政治体系民间外交的良好条件。
他呼吁道，在这个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时代，科学家不应只做旁观者，而应该利用自己的个人和专业关系来促进对话和理解。“中美关系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给政客。”
他建议，科学家应该通过提出具体的想法和计划来维护中美合作，而不是仅仅将基础研究作为首要原则来捍卫。对此，他提出两个想法：
首先，两国科学家应在第三方中立地点更多地参与人工智能 (AI) 讨论，就人工智能的规则和行为达成共识。若无法达成共识，“那么整个领域的合作就会受到损害”。
其次，学术界可能不得不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失效做好准备。如果没有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就需要其他机制。一个想法是转向更明确、更有组织的方法，类似于冷战期间的天花联合项目，主题和研究领域由两国政府共同商定和监督。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和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林希虹、麻省理工学院核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李巨等学者的研究显示，2019-2021年间，有3878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科研机构，回到中国开展研究。该研究最近得到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推荐。
研究人员使用微软学术图谱分析了美国华裔科学家的迁移趋势，并对1304名在美华裔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
研究指出，“中国行动计划”加速了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2010-2021年期间，一共有19,955名华裔科学家在美国开启职业生涯后迁往其它国家（包括中国）。虽然这其中的原因不乏来自中国的吸引力，比如中国政府在科学领域的快速大量投资、科学研究的高社会声望、有吸引力的资金奖励，以及有能力的合作者和助手。但“中国行动计划”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2010年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中，只有48%选择来到中国大陆或香港，但202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67%。
研究显示，2010-2021年，美国华裔科学家回到中国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统计数字的背后是华裔科学家们面临多重困境后的选择。在线调查结果表明，在美华裔科学家主要面临5种困境：在美国感觉不受欢迎（35%），对在美国做研究感到担忧（42%），在美国感到不安全（72%），对与中国的合作感到担心（65%），更难招到优秀的国际学生（86%）。
谢宇、林希虹、李巨等学者对华裔科学家的在线调查结果。
美国联邦政府是美国基础研究最大的经费资助者。45%已经得到联邦资助的华裔科学家表示，他们不想再向联邦政府申请资助。提到不愿意申请联邦资助的原因时，84%的受访者担心，“如果我在表格和信息披露上犯了错误，我会承担法律责任”，65%的受访者则担心“与中国研究人员或机构的合作会使我受到怀疑”。除此之外，有61%的研究人员已经考虑离开美国。
总体而言，中美科技合作挑战巨大，这也影响到了中国与国际同行的科研合作。
最近，施普林格·自然的中国团队开展的一项分析显示，2022年，中国科研人员与国际同行合著的论文数量自201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中美科研人员共同发表的论文数量占比一直在下降。
该分析报告的作者使用科睿唯安旗下的工具InCites，分析了 2013 年至 2023 年期间发表的国际合作文章，发现中国与美国研究人员合作发表的论文占比，从峰值时的 2017 年到 2023 年下降了 6.4%，是分析中降幅最大的国家。
这项分析还显示，中外合著论文的比例从整体上来说下降时间甚至更长。例如，2018 年，中国论文数量达到顶峰，约 11 万篇（约 16.6%），InCites 数据库中的中国论文产出中有 26.6% 是与国际同行合著的。到了2023 年，中国论文与国际同行合著的比例下降了 7.2%，尽管同期中国论文总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75.9 万篇。
悉尼科技大学关注中国创新的学者Marina Zhang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表示，举步维艰的中美合作还会导致两国独立开展同一类研究，而不是通力合作来攻克诸如气候变化、大流行和食品安全这类全球性问题。
上海复旦大学科学创新政策专家唐莉也对《自然》杂志表示，中美合作至关重要，因为这类合作有望互补各自的短板。她说：“由于全世界面临的灾难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人类已经没有时间浪费在民族主义的对立上。”
1. Yasheng Huang. “Why US–China relations are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politicians.” July 23, 2024.doi: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4-02385-7
2.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house-defense-bill-would-block-u-s-research-collaboration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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