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洪子诚：自然、自信乐黛云
乐黛云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于7月31日上午10时30分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乐黛云先生是大时代的女儿。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变革中，她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者和自觉继承者，也是五四精神的捍卫者和践行者。她一生品行高洁，以真诚自信、宽广无私的胸怀与眼光，以及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感召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她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堪为北京大学立德树人的一面旗帜。
有生命热度的学术
——“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
上高中和刚进北大的时候，我就知道乐黛云的名字，在文艺刊物上读过她的文章。1956年，我也认真读过她的连载于《文艺学习》上的《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1956年9月我入学时，她在北大已经有四年的教龄。但在校五年学习期间，我却没有听过她的课。原因很简单，1957年春天，她和文学史教研室的另外八位青年教师，筹办名为《当代英雄》的同仁刊物。不知道记忆是否准确，我在当时中文系办公地点的文史楼二楼墙上，看到创刊号的目录预告。刊物没有办成，几位先生（还有傅璇琮、沈玉成、褚斌杰、金开诚、倪其心、裴家麟、潘兆明等）却都成了右派。乐黛云是领头的，成了“极右分子”。受到的惩罚是：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遣送京郊门头沟山区的斋堂“监督劳改”。她自己说，因为总不“认罪”，右派“帽子”迟迟不能摘掉。1961年，她才回到中文系的资料室当资料员。
我和乐先生有较多机会接触的时间，一是1963-1965年间。当时，她“获准”担任写作课的教师，和我在一个教学小组。说是教学小组，人数多的时候竟有二十多人。另外就是1969年底到1971年秋天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期间。但我们并没有很多交往。这些年来她的著述编纂成果丰硕，受囿于褊狭的观念，我读过的大体是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论著，以及她讲述自己生活的自传、随笔*。另外，她主持的“北大学术讲演丛书”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我也认真读过一些。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对开阔我的学术眼界、更新学术方法，常有难以忘怀的启示意义。
*这些讲述生活、学术道路的自传、随笔集、我读过的有《我就是我》（台北，正中书局1995）、《绝色风霜》（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探索人的生命世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四院 沙滩 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乐黛云传》（王鸿儒，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等。
1981年，乐黛云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另一篇是《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我都读过。《新文学论丛》也有我的《关于对“写真实”的批判》。对比之后，我就意识到在学识、修养上的明显差距；最主要的是我的文字的那种浮躁之气。不过对她的《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我当时也不以为就怎样出色，觉得于“当代”的相关研究，好像没有很多的超越。有关涓生、子君的“个性主义”局限，以及对“个人主义”危害的揭发，在右派批判中，在1958年“讨论”巴金、讨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已经听得够多了。因此，我当时没有读出这篇文章另外的含义。
待到后来，参照了乐黛云的自传和其他文章，我才意识到某种独特的东西从我的阅读中漏掉了。其实，文章中所谓个性主义的局限，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困境，别有一种指向，蕴含着作者生命的苦涩体验和对这些体验的思索。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1981年，却写于1963年，那时乐黛云从劳动改造的乡下回到学校不久。文章投给《人民日报》，但未能发表。1994年，在生命流逝已有一个甲子的时候，乐黛云回顾来路有这样的感慨：“我的生活充满了跌宕起伏，无论好事坏事全都来得出人意料，完全无法控制；大事如此，小事亦然。”所以她说：“……米歇尔·傅科曾经断言：个人总是被偶然的罗网困陷而别无逃路，没有任何‘存在’可以置身于这个罗网之外。”《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讲述的，就是这种生存经验。“当我作为极右派在农村‘监督劳改’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伤逝》，想起靠‘一点小米维系残生’的‘鸟贩子手里的禽鸟’，想起‘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的坏孩子书中的蜻蜓，想起那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摸不着，冠冕堂皇，无法反抗的‘无物之阵’。”对乐黛云来说，个人的这种“偶然的罗网困陷”，其实并不需要读了傅科才能明白，那便是她的生活本身。由是，她常常“不免满心悲凉”。
我不止一次听她说，她常有这样的念头：能在农村有一间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也养鸡养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说这些话，有时候是在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有时候则是检讨“消沉”的思想。但我当时将信将疑，甚且是不愿相信，觉得这不大真实。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也会说些什么“长期扎根”的话，心里其实是盼望并且也认为终会离开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无根”的地方，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以己度人是我常犯的毛病，因此就很容易地忽略不同生活经验在心灵中留下的不同刻痕，忽略她的那种对“政治”厌恶、恐惧，对知识分子群体警惕的心理内容。这也就是没有能读出她的文章中真实含义的原因。这种隔膜，这种丝毫没有觉察，不由得使我想到，人们有时候在言语，在文字，在举手投足中的寄托，可能就难以被“读”出，如果不是自己出来解说，就永久埋藏，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失散飘逝。
当然，对个人“罗网困陷”的深切体验，在乐黛云那里，并没有导致放弃个人责任的悲观厌世，也不是推导至无是非的相对主义。从“本质”上说，即使身处逆境，她也是对未来仍有期待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意识到“罗网”存在，理想也就剥离那种虚无缥缈的成分，而行动也更为坚实。最主要的是，她意识到个人的这种处境，不仅是特有的经历，而且是夸张、放大这种受难。正如一位评论者说的，“在她看来，错误并不都在一面，而是由于许多个人无能为力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机缘所造成”。因而，个人在受限的处境中的行为轨迹，虽是生命中偶然的点和线，但是，将各种“偶然”连成一气，也有可能展现那“似有似无”的“必然”。这就是“别无逃路”的个人的勇气和胆识的根据：
如果把某种主体意识通过自身经验，建构而成的文本也看作一种历史，那么，这些点点线线倒说不定可以颠覆某些伟大构架，在一瞬间猛然展现了历史的面目，而让人们于遗忘的断层中得见真实。
和读了《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的毫无感觉不同，发表于同年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我却印象深刻；它在当时的学术界也产生一定反响。反响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有关尼采的研究。在当时，尼采大部分时间是以“法西斯思想的先驱”“歌颂帝国主义战争”、宣扬“弱肉强食”的“权力意志”的反动、丑恶面目出现。在这篇文章中，这样的图像发生翻转式的改变，他成为一个质疑旧价值观的偶像破坏者，成为一个“超越平庸”的、精神健康的“超人”形象。这是当时让人感兴趣的一点。其次，有关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它“大胆肯定尼采对鲁迅思想影响具有积极意义”，而不是像当时通常论述那样，将尼采影响看成是消极因素的损害。最后，是对于比较文学学科“重建”和在中西文化比较的领域、方法开拓的意义上。
现在看来，文章还表达了乐黛云当时对鲁迅的看法。鲁迅是乐黛云重要的“思想之源”，是她心目中“20世纪最了解中国的人”。虽然在写了有关《伤逝》和鲁迅与尼采的文章之后，没有将鲁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鲁迅的基本理解，一直是她观察社会、文化问题的主要思想支柱。
在八九十年代，她先后编选了两册海外鲁迅研究论集，它们在研究界曾发生不小的影响，尤其是收入夏济安、林毓生、李欧梵、丸山升、竹内实、普实克等人文章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不夸张地说，当时这本论集，对我有一种打开“新的天地”的冲击。也许丸山升、竹内实、普实克等在思路、用语上，我还不是那么陌生，因而对这些文章的重要价值有些忽略。冲击主要来自“英语国家”的那些观点和论述角度。论集中夏济安的两篇文章，题目都有“黑暗”这个词。“黑暗”就是我那时获得的深刻感性印象。鲁迅写到目连戏中的鬼魂，在“当代”通常被理解为是他强烈、决绝反抗精神的体现。但现在有了一些颇为“陌生”的说法。说“鲁迅无疑背负着某些鬼魂”；说他对这些鬼魂“甚至隐藏着一种秘密的爱恋”；说表现了“死的美和恐怖”的无常与女吊“在鲁迅一生中都保持着魅力”；说鲁迅“透过浓厚的白粉胭脂的假面，窥探着生命的奥秘”……夏济安有些遗憾地认为，鲁迅并未完成对这一奥秘的探究，他更多的是表达对社会罪恶的抗议，“然而，使他区别于他的同时代人的，正是他承认这种秘密，而且从不否认它的威力，他甚至可以被生活中存在的这种黑暗的威力所震魇。他同情那些脱离了他们的社会环境而处于孤独时刻的个人”。
这些说法带来的新鲜感，源自那种对比性的感受。在此之前我读到的“标准”的鲁迅论述，基本上是“明亮”的、“白天”的：处理的对象既是“可见”的领域，而方法也是单向的；所有的一切，包括情感心理，都只能在社会矛盾、制度的“物质”层面得到解释。对一个多少已被神化的人物的谈论，可否以“唯心主义”的语言方式，来触及其隐匿且复杂难明的生命世界，他的心灵秘密，他个人的孤独感，这是当时产生的疑问。夏济安他们的这些谈论，影响（确切地说，应该是预告）了80年代中国“存在主义鲁迅”的逐渐浮现。
鲁迅阐释的这种转向，甚至也表现在“新启蒙”倡导者李泽厚身上。1979年，李泽厚出版了著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在《略论鲁迅的思想发展》那篇文章中，也说到尼采的影响，但目的是区分尼采和鲁迅：尼采“那种践踏群众高倨人民之上的超人哲学，与鲁迅本质格格不入”；“尽管个性主义的孤独感对鲁迅一生有强大影响……但鲁迅一生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始终是广大人民”。李泽厚又说，在“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问题上，对鲁迅来说，前一因素比后一因素“要更为基本，更为持久，也更为重要”，“尽管从表面看来（例如常引尼采等）情况似乎相反”。他将鲁迅作品“不再是抽象的人性探讨，而是切实具体的社会揭露和批判”的这种变化，看作是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文革”刚结束时，是李泽厚呼喊、憧憬“农业小生产基础和立于其上的种种观念体系、上层建筑终将消逝，四个现代化必将实现”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不需要，也不应该发掘鲁迅的“孤独感”。但到了80年代后期，似乎已经“超越启蒙”的李泽厚对鲁迅有了新的解释。他说，鲁迅之所以有独特光辉和强大吸引力，除了对旧中国的传统文化鞭辟入里之外，是因为他“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哀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对于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鲁迅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是他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的思想武器；但“也是他的孤独和悲凉的生活依据”，“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李泽厚引述鲁迅的《野草·一觉》之后，说他是在意识到“死”时感受到“生”的光彩，是在对“死亡”的意识中，在对人生极大悲观中，加深了存在的“强力意志”。在这个时候，李泽厚明确地将鲁迅与加缪联结在一起，说：“可惜加缪晚生，否则加缪将西西福斯（Sisrphus）徒劳无益却必须不停歇的劳动……比作人生，大概是会得到鲁迅的欣赏的吧？”李泽厚对鲁迅论述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呈现他自己，以及思想界、文学界80年代的思潮演化的轨迹。
乐黛云编辑的鲁迅论集，在中国最早提供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鲁迅形象，但我猜想，她自己可能不是很认同这种描述。80年代后期，曾经有名为《拯救与逍遥》的著作为众多人所阅读。作者刘小枫在这本中西文化比较的书中也谈到鲁迅，谈到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的区别。书中对“存在主义”有这样的分类，说鲁迅《野草》的存在主义，“只是施蒂纳、尼采、萨特、加缪式的存在主义，而不是克尔凯戈尔、舍斯托夫、马丁·布伯、马塞尔、乌纳穆诺的存在主义”。刘小枫说，鲁迅采纳了尼采的“唯有个体的生命是最终极的实在的主张”，“至死都在号召人们反抗并扑灭阻挡他们生命发展道路的任何一个人”，这样，鲁迅就和庄子一样，“任何价值形态的东西就被暗中勾销”。他说，虽然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以觉醒的冷眼看清了残酷的历史事实，但重要的不同在于，后者给世人昭示的真理，“是神性的温柔、受难的爱心、对祈告的无限信赖”，“给世人昭示的是对上帝的绝望的信念”；而鲁迅昭示给世人的是“不可相信温柔、爱心、祈告和一切神圣的东西，除了人的生命权利，一切道德、宗教价值都是虚假的”。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超越历史的理性”，而鲁迅则是“屈从于历史理性”，被迫放弃对神圣的东西的信赖，根本否认价值，提倡以恶抗恶，成为“西式逍遥（现代虚无主义）的同路人”。
将鲁迅置于“拯救”对立面的“逍遥”和“价值虚无主义”的范畴内，相信当时不少读者会同我一样，感到惊诧莫名，尽管刘小枫有他的逻辑，对“逍遥”“虚无主义”也赋予特定的内涵。因而，在《拯救与逍遥》的后记中看到乐黛云对这样来谈论鲁迅的“愤怒”反应，我就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如果要说有一个“存在主义鲁迅”的话，乐黛云能够认可的限度，最多是刘小枫分类中的尼采、萨特、加缪式的存在主义，最多是李泽厚这样的鲁迅描述：“虽悲观却仍愤激，虽无所希冀却仍奋力前行”；其悲观主义“比陈独秀、胡适的乐观主义更有韧性的生命强力”，是不停向各种封建主义做韧性战斗的伟大启蒙者，但又超越启蒙，有着对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他的孤独与悲怆，是一种具有具体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与悲怆。她既不会同意将孤独、悲凉感过分强调，更不会容忍将这种有具体社会历史内容的抗争、韧性战斗的孤独，看作缺乏宗教救赎情怀的“逍遥”而放置于受批判的位置上。
在80年代（也可以说直至今天），乐黛云更重视的，既不是陷于孤独悲凉的鲁迅，也不是一个全身心投身政党政治革命的鲁迅。她推崇的，是写作《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的早期鲁迅。乐黛云说：“他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社会主张，他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学术理想，他的不满足于现实层面而超越于现世的终极精神追求，可以说都是我后来学术生涯的起点。”
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对“现代派热”的实验成果的评价发生过争论。“我们的”现代派是“真的”还是“假的”？什么是“真正的”现代派？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真正的”现代派？“真”“伪”的说法能否成立？诸如此类。1988年，我在《文艺报》上读到的季红真的长篇论文，就是从历史、现实处境、文化传统等方面，比较中西“现代派”作品的本质性（哲学的）区别。针对这一论争，这一年年初，黄子平在《北京文学》发表了《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的文章。那时，黄子平还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他把刊有这篇文章的杂志分送一些老师。一次系里开会遇到乐黛云，她问我：“觉得子平的文章怎么样？”我想，这个缠绕不清的问题，经他在中西、古今等关系的层面上讲得这么清楚，也揭示了论争中问题的症结，便很表示赞赏。但乐黛云没有同意我的赞赏，她疑惑地说：“这个时候强调规范，有点早了”，又再次重复，“现在不是强调规范的时候……”
我从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和“规范”的问题有什么联系（这个词在中国学术界成为时髦的关键词，要到90年代初），也就不能接过乐黛云的话头。但我还是努力去想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关系。她可能是认为，对一个纷纭复杂、探索尚有多种已知或未知的可能的事情，就进行条分缕析、层次分明的归纳整理，事实上有一种做出明确价值判断，“规范”方向、道路，试图阻止事情的“无序”状态的意图。我又推想，她的议论，可能也不止针对这篇文章，担心的是“过早”的“规范”会成为主导性潮流，阻滞了刚刚展开的活跃的探索。在她看来，“无序”不是任何时候都具有负面意义，而作为矫正力量的“反思”行为，也不都一概值得肯定。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面向世界、勇于吸收而出现的新事物，虽然还“不曾扎根”，也“尚未定型”，具有容易招致批评的那种“表面性和流动性”，但对待它们，其实是更应该持珍惜、支持的态度。
这是否是乐黛云当时的想法，我不得而知，后来也没有问过她。不过，90年代初读了她的《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一文，似乎可以间接地证实我的推想。八九十年代之交，学术界出现让人印象深刻的分化。正如乐黛云所说，一些人自觉转向“边缘”，他们批判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白日梦”，提倡学术的绝对“学院化”而远离政治；一些人强调了资料第一的那种学术规范；另一些人则“下海”准备在商场中“作一番遨游”。在这样的情势中，“国学热”兴起，而对陈寅恪的重新评价是“国学热”中的一大热点。其间，乐黛云的思想观点不可避免也发生了调整。如80年代末她在重新阅读世纪初《学衡》等的史料之后，重新思考“保守主义”的历史功过。与“当代”对《学衡》、对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全盘否定不同，她认为当年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思想流派，都“存在于一个框架”，“他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契机”。她对自身学术思想的这种调整，其结果是逐渐“和过去支配我的、趋向于激进的泛情主义决裂，也就是和曾经禁锢我的某种意识形态决裂”，而“能够更全面、更冷静地看待历史的方方面面”。不过，这种调整、反思，并没有导致她无保留地认同当时悄然发生，随后盛极一时，并为“后殖民主义”论述所支持的“国学热”。在引述了陈寅恪的话（“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之后，乐黛云指出，把陈寅恪看作“中国文化之传承者、固守者、史料集成者”是远远不够的，“不能涵盖先生之学术襟怀、伟大一生”，“甚且未得先生之真精神”；陈的“真精神”、他的治学的出发点，是寻求民族文化摆脱衰颓困境之路，是以“外来的血”改造旧的躯体，“重启新机”。所以，她将陈寅恪定位为“文化更新的探索者”。
在乐黛云那里，“走向世界”“勇于吸收”，一直都是一个坚定的、重要的命题。她显然同意闻一多40年代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的观点：一种文化的“本土形式”，在经历花开极盛到衰谢的必然过程中，需要“新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闻一多说，世界上那些勇于“予”、怯于“受”的文化都没落了，只有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乐黛云强调，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中，“误读”几乎是必然的。她说：
这也许可以看作乐黛云对真、伪现代派论争所间接发表的意见。在吸取、试验刚刚开始，成果有限的时候，就急迫为看来纷乱的事物设限，强调在原来秩序上的各归其位，在她看来，大概是“怯于‘受’”的一种表现。
乐黛云80年代以来的学术贡献，最主要当是在比较文学领域。比起“影响研究”，她似乎更重视那种主题、文类和跨学科方面的“平行研究”。这基于她的信念，人类具有超越时空的思想、情感、心理状态共同性。80年代中期“方法热”的时候，曾经有过对“耗散结构”、对“熵”的急速升温，但在大多数人还不明究竟时就骤然冷却的谈论。时至今日，像乐黛云这样对这一谈论仍持有积极评价的，恐怕已经不多。在她的内心，存有挣扎着反抗社会运作统一化的“反熵”的责任承担。“反熵”的责任所面对的，不仅有突破隔离封闭体系，将文学，进而将人的生命引向开放、动态、发展状态的急迫，也有在“全球化”情境中抵抗另一种性质的统一、复制、同质化的危险。事物的瓦解衰竭，和趋向于最后的同质与死寂，都是她所忧虑的人类前景。
在80年代，乐黛云也许更重视外来观念、学说、方法的引进，以激活中国当代僵化、板结的文化、学术状态。到了90年代，她意识到人类真正实现各民族文化平等对话、多元发展这一她理想的境界，存在诸多阻力，并不是当初预想的那么乐观。她看到这一百年的世界文化史，“几乎就是以欧洲为中心，歧视、压制他种文化……的历史”，但也认识到抛弃西方中心论虽是必要，却也非易事。而且，在乐黛云看来，试图以另一种中心论来取代西方中心论，以某些非西方经典来代替西方经典，都有害于世界文化发展，“只能是过去西方中心论话语模式的不断重复”；这也是她90年代以来，在认同彰显本民族文化重要性的前提下，坚定质疑、批评那种“封闭、孤立、倒退的文化孤立主义”的潮流的原因。她极有见地地指出，根本不存在一种“原汁原味”的、“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本土文化”。她指出，“文化孤立主义常常混迹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们之间有根本不同，前者不过是不顾历史和现实，在封闭环境中虚构自己的“文化原貌”。这只能导致文化的停滞、衰微。
基于她的批判精神，也基于她的乐观的理想主义的性格，乐黛云提出有关人类文化精神、文化生态前景的设计，她称之为“新的人文精神”。所谓“新”，就是它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原则”，不是少数人建构以强加于他人，不是少数“先觉者”去“启”“后觉者”“不觉者”之“蒙”，不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乐黛云的“新的人文精神”，强调把人当作人看待，反对一切使人异化为他物的因素；强调关心他人和社会的幸福，关怀人类发展和未来；接受科学带来的方便舒适，但警惕科学可能对人类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赞成对权威、中心消解的解放的思维方式，也试图弥补由此带来的零碎化、平面化和离散的消极因素。而实现新的人文精神的主要途径是“沟通和理解”：在人与人、科学与人文、学科与学科、文化与文化的沟通、对话、理解中，“互为主观”，建立“最基本的共识”……
托多洛夫曾经讲到他在英国与别人的两次会面，一次是与亚瑟·柯斯特勒，另一次是与伊萨亚·柏林（也译为以赛亚·伯林）；与托多洛夫一样，他们都是从东欧移居西方的作家、学者。托多洛夫原先认为，他和柯斯特勒这样的同一代人具有的同样立场，“是由宿命论和麻木不仁造就的”。但从柯斯特勒那里他得到“反证”，柯斯特勒沉稳自信，“他并没有接受宿命论的思想”。在牛津大学，柏林在听了托多洛夫谈亨利·詹姆斯小说叙述的结构分析的讲座之后，对托多洛夫说：“不错……可您为什么不去研究19世纪的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呢？”托多洛夫说，从这两件事他听到了批评和鞭策。“这两个人都同我一样，生活在异国他乡，接受着异域的文化，可他们却知道怎样生活在个人的相异性之中”；“柏林先生告诉我说，文学不是唯结构的，它是由观念和历史组成的；我又从柯斯特勒那儿知道，放弃自由的主张是没有什么‘客观’理由的”。
托多洛夫讲述这些事情，是为了阐述他提出的“对话批评”，讨论在对自己的精神轨迹进行反思的时候，怎样通过别人的言语来了解自己。如果我们把“对话批评”暂且放在一边的话，那么，也可以看作在怎样“保持着自我的自我”的提示。从一种“别人”的观察角度，托多洛夫将之概括为“他就是他”；作为自我陈述，乐黛云的说法是“我就是我”—这是她为自己的自传起的名字。在80年代，以“代际”来区分20世纪知识分子是流行的方法。李泽厚就用“转换预告”“开放心灵”“创造模式”“走进农村”“接受模式”和“多元取向”，来区分、描画20世纪六代（或六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按照这一区分，乐黛云当属“接受模式”的那一代（当然，她也生活在“多元取向”的时期里）。“接受”在李泽厚这里，应该是个动词，而不是定语；也就是说，那一代是缺乏创造力的、接受统一“模式”的一代。这种区分、这种代际的特征描述，自然也可以说是合乎实际的。不过，正如托多洛夫指出的，它不能概括一切；总会有一些人虽困难，但也有效地突破这一模式。乐黛云呈现的，正是这样的形象。她知道怎样生活在个人的相异性之中。在“接受模式”的时代，她努力抵抗着“同质”文化的混淆，而在“多元取向”（实质上是另一种“同质化”）的时期，则抵抗着涌动的强大潮流的同化力量。
和乐黛云谈话，听她讲课，读她的书和文章，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她是个“自然”、自信的人。自然、自信，就是不做作，就是较少“面具意识”（并非贬义使用）；就是率直坦诚；就是她自己说的“情绪化、易冲动、不善计谋”；就是不左右摇摆，见风转舵；就是在风云变幻、眼花缭乱的时势中，努力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苟且，也不阿世媚俗；就是保有开放、批评，但也包容、非排他性的心态。她的讲课和日常的谈话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她的文字是真实心声的表达。有时候你甚至觉得她并不怎样讲究“修辞”，卖弄“关子”，虽然她完全有能力这样做。这些年来，我多次见识她面对重要事变时的沉着勇敢。她的言行，证明了她十多年前这样的一段话是可信的：
转载自《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 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访谈与对话》《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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