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光刻机爆卖中国

2024年4月，成立四十周年的阿斯麦迎来了新一任CEO——50岁的法国人富凯。

2008年加入公司的富凯，曾带领团队研发了极紫外光刻（EUV）项目，使阿斯麦成为全球唯一的EUV设备制造商。

富凯接替的是从2013年起担任CEO的温彼得，在后者的带领下，阿斯麦跃升为欧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交棒之际，温彼得握着富凯的手送上祝愿，也不忘再叮嘱一句自己最为关注的中国市场，“不卖给中国EUV是政府们的选择，不是阿斯麦的选择。”

新官上任的富凯同样最关心对华业务。

阿斯麦7月发布的二季报显示，其中国区市场收入约23亿欧元，继一季度之后，再次以49%的占比成为其第一大收入来源。

传统大客户韩国和中国台湾位列第二和第三位，占比分别是28%和11%，较一季度有所提升，美国和日本同为3%，比一季度均有下降。

一边是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一边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这让阿斯麦CEO的位子很难做，但无论富凯还是温彼得，也都在努力地寻求着平衡和突破。

富凯的同事说，他更乐于解决技术难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富凯自己则表示，“我们的作用不是搞政治，也不是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在美国限制对华出口上，富凯和温彼得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公开表示，阻止别人生产你需要的东西是不理智的，西方的汽车和消费电子类产品急需中国产的芯片。

近两年，受半导体下行影响，阿斯麦的全球订单量一直在下跌。然而，即便受到限制，来自中国的市场订单一直在增长。阿斯麦首席财务官达森说，“中国的需求很强劲，因为他们正在增加产能。”

今年2月底，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春节气氛的时候，位于北京大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最大、世界第五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中芯国际就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在中芯国际北京一厂、二厂的大门前停满了快递三轮，临近午饭时间，员工聚在一起出门用餐，这两座工厂具备每月生产16万片24纳米以上12英寸晶片的能力。

按计划，中芯制定了7纳米芯片的生产目标，并决定建设北京三厂。

2018年，中芯与阿斯麦签订了购买11台极紫外光刻机的合同，但2020年12月美国将中芯国际等59家中国企业列入管制清单，阻止阿斯麦向其出售极紫外光刻机。

但中芯的扩产计划并没有停下来。无法获得最先进光刻机继续追赶先进制程之后，公司转向成熟制程的加大投入，以数量拼制程，积累技术、占据市场、等待时机。

今年一季度，中芯国际出货170万片晶圆，实现了125.94亿元的历史同期次高营收，同比增长19.7%，在当期仅次于台积电，攀升到全球第二大纯晶圆代工厂的位置；国内另一大晶圆代工企业华虹半导体在一季度取得了4.6亿美元营收，也超过了预期。

中国芯片代工企业的产能扩大自然带起了设备方面的支出。财报显示，中芯一季度的资本支出达到159亿元，这也是阿斯麦中国市场爆单的原因。

阿斯麦预计，2024下半年的业绩表现将更为强劲，半导体行业也将在2025年进入上行周期。但随着白宫新主人的到来，中美的芯片角力也许会更加激烈。

富凯作为阿斯麦新任CEO，也像是打预防针一样的表态：

“不要指望我会把桌子掀翻，阿斯麦仍会以阿斯麦的方式经营下去。半导体供应链的脱钩极为昂贵和困难，人们迟早会认识到，在半导体领域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合作。”

阿斯麦中国区总裁沈波说，很多人不知道，阿斯麦深耕中国市场已经30多年了。

1986年，清华微电子所的新大楼建成了，几位主要领导一合计，决定放弃原来的所有科研课题，集中力量搞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

引进设备的过程中，当时才成立两年的阿斯麦进入了微电子所的视线。

自1988年，阿斯麦向清华大学交付第一台光刻机算起，至2023年底，阿斯麦在中国的装机量已接近1400台。

2000年，阿斯麦就在天津设立分公司，目前已在国内16个城市设有办事处，并有12个仓储物流中心，1个全球培训中心，3个开发中心以及1个本地零件供应中心。

阿斯麦在中国除了卖光刻机，还与许多高校和企业在产研学等领域开展了合作。

2002年，阿斯麦与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签署协议，在新型半导体材料、微机械制造，以及光刻机工艺和设备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等领域内合作。

在这次合作中，阿斯麦向清华大学赠送了两台步进式光刻机，清华从阿斯麦引进了一台价值200万欧元的先进光刻机，项目总经费700多万欧元（约6000万元），部分资金由荷兰政府补助。

阿斯麦为什么要与中国寻求合作，前任CEO温彼得分享过自己的观点，但这段四年前的谈话被外界简化并误传成了一个让人血脉喷张的标题：

“中国永远复制不出高端光刻机”。

温彼得真正的意思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荷兰，可以单靠自己制造出先进的光刻机。

他说，阿斯麦是系统集成商，他们将数百家公司的技术整合在一起，才有了一台别人无法复制的光刻机。

以一台5nm光刻机为例，它需要十余万个零件，机器重量180吨，光是组装就需要一年时间，而这些零件都是世界合作的产物。

比如，其镜头来自德国的卡尔蔡司，机电设备来自美国的Sparton，准分子激光源来自日本的Gigaphoton，电子束检测设备来自中国台湾的汉微科。

制造光刻机需要全人类的智慧，这也是阿斯麦持续开放科研合作的原因。目前，阿斯麦在全球有4.2万名员工，其中一大半员工都来自国外。

这一过程中，阿斯麦一直对中国半导体的人才培养格外关注。其时任中国区总经理施大维就曾表示，中国半导体市场的增长很快，但相关人才太少了。

2007年，阿斯麦全球营收的70%已来自亚洲，中国的销售达到历史新高之后，它还启动了自己的人才计划。

当年10月，阿斯麦宣布在中国六所科技大学设立奖学金，时任中国区经理Tim Liu表示，“需要中国的优秀人才支持和帮助我们在全世界的业务。”

这六所大学是大连理工、哈尔滨理工、东北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学科包括微电子和电子机械工程、光学、应用物理以及机械制造和自动化。

10多年过去，阿斯麦的人才培养计划取得了成效，目前其中国区员工已有1700余人，并且还在增长中。

现任阿斯麦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沈波，就毕业于当初合作的六所学校之一：武汉大学。

沈波在2018年加入阿斯麦，去年他带队回母校交流，遇到了武大工业科学研究院的桂成群教授。

桂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阿斯麦第一台光刻机进入清华的时候，他正好在清华当助教，此后于1999年加入阿斯麦，历任高级系统工程师和战略事业部项目经理等职。

在交流会上，桂教授说，“发展光刻机最难的不是技术，解决它们只是时间问题，最难的是让别人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特征。”

其中的重点，还是要与世界开放合作，拥抱和集成全世界的先进技术。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由于身怀光刻机这把制造尖端半导体的“利刃”，阿斯麦的中国业务不断受到来自美国的阻挠。

2018年起，白宫开始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对荷兰政府展开密集游说，使其禁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光刻机。

之后，美国还想更进一步，将出口管制延伸至更成熟的技术。2022年，美商业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发布了更严厉的半导体制造对华出口管制新规，并努力说服荷兰不再向中国出口阿斯麦第二先进的浸润式光刻机。

为了在最大程度上遏制中国先进半导体的发展，白宫还直接向日本、荷兰提出要求，希望其配合对华的半导体管制。

在美荷日三方的谈判中，日本的态度并不坚决，因为其半导体设备出口的五成都面向中国，Tokyo Electron、东京精密等头部日企的在华营收占比都接近四成，同时荷兰的立场也不明朗。

如此一来，夹在中间的阿斯麦就被美方视为突破口，“只要阿斯麦点头，游说日本就迎刃而解了。”

今年4月，面对白宫“停止给中国设备提供售后服务”的施压，当时还在任的CEO温彼得回应，“没有理由不为已经出售给中国客户的设备提供服务，他们的订单很多，约占积压订单的20%。”

卸任后，温彼得的发言更大胆了，他在7月的一个电台访谈里发声，“美国限制对华芯片出口是基于意识形态，而非事实或数据”，并表示会尽可能地展开游说，以防止出现严厉的对华出口限制。

与台积电、英伟达不同，对阿斯麦来说，中国市场正在变得无可替代。

台积电的第一大市场是北美，销售占比65%，苹果是其最大的客户，英伟达的第一大客户微软贡献了其五分之一的年营收。

而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预估，中国的芯片制造商将保持两位数的产能增长，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两倍多，到2025年将达到每月1010万片，约占行业总产能的三分之一。

就像富凯所说的，半导体供应链的脱钩极为昂贵和困难，而中国又给了他们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