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男人，要拿回自己的彩礼

4月前

一群男人正在集结起来，试图讨回失去的彩礼。导火索缘于今年五月初的一则新闻“订婚给34万彩礼后女方退婚不退钱”，在舆论的影响之下，新闻的主人公拿回28万彩礼。

消息搅动了这群适婚男青年，他们决定浮出互联网的水面。他们是婚姻中的失意者，大多出身农村，为了结婚，掏空家底，甚至背上债务。但这些都没能换来一段牢固的关系婚姻破裂后，他们在网上集结，开着车四处宣传，寄希望讨回这笔钱，能让他们重新开启新的婚姻。

来源：极昼工作室
ID：media-fox
作者：蔡家欣
编辑：王珊瑚

十二点钟的太阳让村庄陷入沉寂。路上空无一人，树叶耷拉着，好像在打瞌睡。一辆白色汽车出现在村道上，巨大的红色条幅盖住前引擎盖，车窗打开一个缝隙，探出来一个喇叭，扯着嗓子不知疲惫地喊：“抵制高价彩礼，人人有责，打击骗婚行为，刻不容缓。”

两个年轻男人坐在车内，一胖一瘦。热浪从车窗飘进来，两人抬起手，潦草地把汗一拨、一甩，车内的空气变得更加浑浊起来。但他们毫不在意。此刻，这两个男人有着更为重要的任务——一场对前妻的“报复”。

白色汽车停在一个小区门口。31岁的小马从驾驶室钻出来，四处踱步、张望。肥胖带来的圆肩，让他看上去有些驼背。

路人投来探寻的目光。小马抓住机会，举起喇叭吆喝：“我是抖音被骗婚小伙初尘”。日头毒辣，户外没有遮挡，他的汗涔涔地往外冒，肥大的白色T恤被浸湿了，沾上了泥块，头发塌成一团。

比起体格和打扮，他的嘴皮子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一箱茅台、六条黄金叶、四个猪腿、四条羊腿、四只活鸡、四条活鱼、两箱榴莲、两箱车厘子、两箱爱情果、两箱奇异果”。这些条件仿佛刻在脑子里，熟练地从他嘴里蹦出来。

话到这里，他会停顿一下，用有点戏谑的语气接着说，“爱情果、奇异果是啥？我见都没见过。”

白色长城汽车在村里宣传。蔡家欣摄

人群发出一阵笑声。这些都是婚礼第二天妻子提出的回门礼，价值超过三万块。小马掏不出来，妻子在当天便消失了。之后，小马接到离婚起诉书。10天后，在法院的调解下，小马离婚了。

现场略带喜剧的效果，让同行者小魏很满意。他很瘦，穿着Polo衫，隐匿在围观人群中，举起手机，直播小马的控诉。

26岁的小魏也是一个失意者。付出三金一钻以及34万的彩礼后，因女方索要一辆20多万的全款车，婚事告吹了。法院要求女方归还28万彩礼，过了支付期限，这笔钱仍然不见踪影。

为了要回彩礼钱，小魏在抖音上曝光自己的经历。几百万网友观看了他的视频，各路媒体的电话涌进来，“订婚给34万彩礼后女方退婚不退钱”的话题登上热搜。不到10天，女方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被拘留。5月23日，订婚后一年，小魏终于拿回28万彩礼钱。

就像突然起了风的麦地，受伤男人们的心又动了。他们在网上联系小魏，讲述自己类似的遭遇。小马就是其中之一。

跟小魏相比，小马讨要彩礼的过程其实很顺利。法院调解完当天，他就收到女方弟弟退回的20万彩礼和三金。但他还憋着一口气。算上酒席和其它开支，婚礼额外花掉了20来万。更可气的是丢了面子，“亲戚朋友都去喝喜酒，第二天新娘子就跑了，有（比这）再丢人的吗？”恨意再添一分，“还把我头婚搞成了二婚”。

两个受伤的男人凑到一起，倒霉的经历被他们归因于彩礼，“彩礼太高了，某些人动了歪心思。”他们决定做一场巡回宣传，抵制高价彩礼，“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

安兴镇是他们此次的宣传重心，这里是小马前妻的老家。汽车慢腾腾地在村里挪动，一个老头蹿出来，神色不满，“你们那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小马笑嘻嘻地说，“我们就是宣传一下。”

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在网上，联系小魏的人太多了，他们分享经历，也相互取经，如何讨回彩礼？小魏创建了一个“抵制高价彩礼”的群，群里已经有130多人。“从婚姻的坑里往出爬的男人”，“郓城小伙要彩礼三年无果”，“打击骗婚正能量老赵”……昵称就是他们经历的写照。

顺子，28岁，在他表述的版本里，30万彩礼换来一场婚姻。结婚之后，女方屡次嫌弃家里的空气和盐，跑到娘家不回来。自己查出生育问题后，女方更是不同意试管。在法院的调解下，顺子拿回3万块，他很委屈，但“你不同意，连这三万块都没有。”

一个26岁的山西男生，自称婚礼结束后两人就分开了。13万8的彩礼，法院判女方返还12万8，虽然还没到最后的执行期限，但他很忐忑。群里的人会支招，“不给钱就强制执行，还有拘留”，“找主播帮你发作品，曝光率大”，“查她有没有诉讼记录，如果多次跟不同男人有财产纠纷，可以坐实骗婚”。

在这些男人看来，高价彩礼是万恶之源。有人建议，“10万以上彩礼的别考虑，陪嫁多的另说”。

但在真实相亲的市场上，这些男人其实没有太多的议价能力。

小马就是这样。31岁的年龄，在农村都快要迈入光棍圈了。他的条件实在不出众，一名冰淇淋销售，有一辆价值几万块的代步车。母亲是清洁工，父亲在工地上打零工。虽然是独子，但底下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妹妹。由父母盖起来的那栋两层半自建房是他为数不多的“筹码”——据小道消息，它将迎来拆迁，有希望换回几套房。

但小马太胖了。10来个相亲局，他没有一次成功过，“每次别人都会嫌弃，后来都不想相了。”

直到前妻的出现。这段婚姻堪称“快闪”：4月9日相亲，隔天，对方表白了，“我现在满心都是你”。4天后两人订婚，接着领证，5月2日办婚礼。虽然女方大他四岁，还是二婚，但小马接受这种现实，“在农村嘛，（我）这个年龄大多数很难找头婚的了。”况且，“只要能安稳过日子，管她是不是二婚。”

小马暗中考察过女方：吃饭就点两个菜，不到100块钱，“挺会过日子的”。最令他惊喜的是一碗玉米糊糊，女方点名要的早餐，“咱就是农村人，那农村人不就是喝玉米糊糊嘛。”

为了抓住这段突如其来的爱情，他忙前跑后，又是洗衣服，又是送饭，花钱上也很大方，甚至给女方的小姐妹掏看牙的费用。钱大都是从父母那里要来的。婚礼筹备时间太仓促，他辞掉了冰淇淋销售的工作。

订婚当天，18万8的彩礼，被存进对方的户头。

在S市的农村，这只能算平均的水平。虽然在全省，S市的GDP排名是中等，彩礼却在榜首，一度有“3斤3两”（注：百元钞票的重量，约为15万）和“万紫千红一片绿”（注：1万张5元钞票、1000张百元钞票，以及成堆的50元，加起来约15万）的说法。结婚意味着一张长长的礼单：

以小魏为例，县城的一套房和汽车是标配，二三十万的彩礼是基础，还有三金一钻，以及一部新款手机。此外，见面礼、要好费、改口费、下车钱加起来也要好几万。订婚当天，男方还得提着“100箱聘礼”上门，包括10条中华烟、10箱酒、10箱烧鸡……

算下来，这张礼单至少价值五、六十万。

小马和小魏正在一起算婚礼的开销和损失。蔡家欣摄

小魏家在巨野，未婚妻又是郓城的，34万的彩礼和5万5的三金，超出预算不少。但他担心，再等下去，彩礼又该涨了。四年前，因为“前10万后10万”的彩礼，他放弃过一个“合适”的女孩。现在，彩礼都要“4个9万9”或者“5个9万9”了。

他现在对结婚对象只有两个标准，“外形不是太胖，找个会过日子的就差不多了。”

这几年，一辆车拉着四、五个媒人，去相一个女孩的情况也不少见，他甚至相过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女孩。完事后，他还得给每个媒人发20块钱电话费，“相一个就得80、100块钱。”

超出预算的彩礼，是小魏父母借来的。为了这张礼单，十有八九的家庭会背上债务。除了亲戚，还有贷款，抵押贷、装修贷，甚至是微粒贷。在鄄城，一位60多岁的老父用50多头猪给儿子担保，儿子担保出自己的糕点铺，父子俩相互打配合，最终贷出7万块，凑齐儿子二婚所需要的16万8彩礼。

在当地，彩礼默认会带回一部分到小家庭。这也是男方愿意承担高额彩礼的一个原因。群里一个男青年为了确保钱能带回，甚至在和女方谈彩礼条件时录了音。

一旦婚姻破裂，为避免人财两空，他们必须要回那笔彩礼钱。

要不回钱的日子，小魏倒霉透了。他在上海开大车，几乎每天要给律师打电话问进展，“她也没钱，一个小姑娘怎么执行？”挂完电话，失神的小魏从车上摔了下来，把腿摔坏了。

他是家中的独子，在上海的郊区运输建筑垃圾，父亲在饭店打工、母亲给人当保姆。为了这笔钱，父母几年都不买新衣服了，“去哪里干活都会考虑坐个（绿皮）火车和大巴，不会考虑高铁了。”

即便拖着伤腿，小魏也要拉上妈妈和大姨去要钱。他在车上扯条幅，把车开到女方家的楼下放喇叭。动静闹得太大，有人报了警。

家丑闹到网上，他也无所谓了，“为了这30多万，别人议论我又怎么样？”好在不到20天，那笔彩礼款终于回到小魏的手上。与此同时，在那个“抵制高价彩礼”的群里，小魏收到一条入群申请——对方是当天在现场的一名辅警，也有一笔讨不回来的彩礼钱。

小魏的判决书

辅警小李只有23岁，人生进度条已经超过多数人——17岁结婚，20岁离婚。虽然不想早结婚，但家里一直催，小李也怕打光棍。

66岁的大伯就是现成的例子。虽然每个月有2000块退休金，但村里人总免不了要调侃他，“拿你（光棍的身份）当乐子”。大伯总是一个人坐在家里听戏，不久前做手术，小李和表哥轮流照看，躺在病床上，大伯显得很局促。

当然，早婚的背后，还有更为紧迫的现实：男多女少。“父母嘛，就想说提前，跟占一个什么东西似的。”群里的一位男性说。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S市总人口性别比是103.19，男女比超出全省平均水平，小李所在的郓城，性别比更是高达105.25，彩礼是出了名的重。

60来岁的老舅，在乡村做过很多年媒人。他很久不开张了，原因是“没有女娃了”，“都跑外边，去县里打工了。”剩下来不受欢迎的女性，基本都有一个弟弟，担心会把彩礼留给弟弟。

至于剩下的男青年，“能拉出三大席”。其中就有老舅的儿子，有些智力残疾。

女性成了稀缺资源，结婚的条件随之被抬高。比如房子，头几年只要村里有一栋自建的楼房就行了。后来，这个要求提升到县里的一套商品房。如今，贷款房要变成全款房了。

初婚的年龄也在降低。在县城做了十几年媒婆的任姐，家里客厅的茶几上，随时摊开一沓档案，2003、04年出生的年轻人，都跑来备案了。一旦超过28岁，在任姐这里，都属于剩，尤其是男性。

为了能说上媳妇，一个装修工的母亲找上任姐，央求她给儿子说一门亲事，说成就给两万。给哑巴儿子找对象，一对父母把村里的几个媒人召一起，发红包请吃饭，“还没成就先分钱了”。

但任姐一般不收这些人。“条件差，没底气，要多少彩礼，多肉疼他都不说疼。”钱大概率是借的。“过日子，借的，这就是无底洞啊。”

辅警小李为了结婚，就借了不少。33万的彩礼钱，有乡村老师母亲的工资，父亲在树皮厂换来的汗水钱，还有亲戚们的借款。17岁的小李，对钱没有太多概念，“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习俗吧。”但他认为“彩礼是双方抚养家庭的（基础），至少得带回来一半。”

可是女方没有带回一分钱。“要这么多，还不带回来，就是卖女儿。”他有点嫌恶地说。

当辅警，每个月到手2000来块钱，怎么养家，都没想明白，“过日子，就是吃饭啥的，就过呗，没什么分工。”对象是家里点头的，比他小一岁，婚前没见过几面，但他很认命，“反正家里催得紧，家里觉得可以就行了。”

婚后难题除了钱，还有婆媳关系，小李应付不了，跑到单位的值班室过夜。

最终，一笔几十块钱的电费由谁承担，让这桩婚姻走向死亡，共同生活一年半，法院判决女方归还19万彩礼。

三年过去了，经由勤劳的父母，债务被清空了。女方早已再婚生娃，但由于名下无财产，小李迟迟拿不回来那十九万元。

这三年，不管上班，还是休息，父母都会催促他，“那笔钱怎么样了？”一个晚上，沉默木讷的父亲，喝醉后，一个人跑到女方的小区，在楼下大喊着要讨回钱。

“钱要不过来，就没法再结婚了。”小李沮丧地说。那是他重启婚姻的本钱。这个年轻人内向寡言，和陌生人交谈的时候，眼神微微胆怯。

即便感到受伤，他还是认为结婚生子，就像土地里长出庄稼那样天经地义。

父亲有三个兄弟，但大伯光棍，二伯早逝，“我爷爷那一辈到现在，家里就我一个独苗了。”听说现在的彩礼已经涨到“5个9万9”，小李的心“凉了一截”。

小魏要回28万的消息，让小李有点低落，“他彩礼要过来了，（我却没有）。”但也受到了鼓舞。有一天，一片热闹的群里，他怯生生地问了一句，“执行庭执行了三年，女的嫁到了沙土（镇），有啥好法不？”

小马正在录制举报前妻的视频，小魏帮忙拍摄。蔡家欣摄

如果把婚恋市场看作一个生态层级，那么，这些男性处于底层。他们散落在广袤的农村，大都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因为经济条件、外貌长相、还有性格等原因，在相亲的市场上几乎被边缘化了。他们接受规则，“你不同意（高彩礼），但有别人同意，都很抢手，跟抢购似的。”一个男性说。

与其说是抢购，更不如说，高昂的彩礼，是一场性别资源的竞争。

人类学者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提到，19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集体化运动，使得个人劳动对家庭财产累积的贡献有所上升，它催生了个体权利的上升，以及父权的衰落。这种贡献，让彩礼的索要具有某种“合理性”，1980年代中后期，索要高额彩礼有时甚至会变成青年男女的“共谋”，目的就是为小家庭积累财富。

但现在，在竞价的压力之下，没办法完全实现经济独立男青年，调头向家庭内部索取。

想起儿子小马那场闹剧一般的婚礼，59岁的马中宁苦笑着，眉宇中间刀刻般的皱纹都挤到了一起。正是收成的季节，村庄里通行的道路，铺满了晾晒的小麦。马相顺的家就在路边，那是一栋两层半的自建房，1000平米，盖了十来年了。但屋里的一切很崭新，铺的是美式田园风的仿古砖，冰箱、电视、沙发也是新的，细心发现，还有婚礼的痕迹，比如落在窗台上的那把新娘扇。

马中宁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滑动，算着一笔一笔的转账：2000块、3000块、5000块、12000块……不到一个月，他至少给儿子转过去五、六万块，它们变成婚纱照、逛街买的衣服，以及给女方的红包。

他边算钱，边摇头叹息，“没法子，真是没法子了，这一次是真可惨了。”马中宁刚从工地上回来，裤管和鞋底还沾着泥块。新娘消失后，他到派出所调监控到凌晨1点钟，两个小时后，继续上工地，一天也不敢休息。

这门亲事来得突然，几年没联系的老表主动上门说亲。虽然进展快，但马中宁没有朝不好的方向想过，“孩子都30多岁了，他愿意俺都愿意，还是亲戚说的（媒）。”

这些年，儿子在外打工，婚事没着落，马中宁夫妻脸上也没光。“人家都有小孩了，咱孩子还结不了婚，俺觉得跟谁都说不起话。”村里人劝起来，也是做父母的不是，“都那么大了，给孩子操操心，不能光要在外面打工，这样不是法。”

儿子小马谈过一个西北的女孩，彩礼也要几十万，马中宁夫妇不太乐意，“找外地的我害怕，别叫人家骗了。”还担心儿子不回家，“家里还有老的，还有地嘞。”

他们所在的村庄更靠近市区，彩礼普遍是8万8，再往上是9万9。但马中宁夫妇主动提档，12万8。女方没陪嫁，就把家具包圆。虽然还有两个女儿，但马中宁夫妻俩计算过，连同读书和结婚，花不了太多钱，“（一个人）顶多10万块钱都使不了。”

订婚前一天，媒人突然上门，女方决定将彩礼提到18万8。

马中宁没法拒绝，“家里啥都买好了，礼也都买好了，人都来了。”

借钱、跑超市兑现金，他自己闷头解决了问题，“孩子能结婚过日子，咱慢慢挣，钱慢慢还呗。”此时，儿子正陪着未婚妻在泰山，对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

在这之后，这场婚礼似乎来了个大拐弯。

试婚纱那一天，儿子打电话来要钱，“相不中，要租婚纱。”马中宁只能再转过去钱。他真是为钱伤透了脑筋，30年前，自己结婚就花了300块钱彩礼，之后做饭店、卖冰棍，妻子把一块钱掰成两块钱花。现在不同了，一场婚礼将近50万，把半生积蓄都掏空了。

小马的婚纱照讲述者供图

但马中宁劝儿子，“可能是在考验你呢！”。在他们眼中，儿子不知道怎么跟女生相处，“嘴笨，脑瓜也来得慢”。儿子必须结婚，“这一辈就俺家一个，要是他不结婚，这一门人都算断了。”

至于债务，他决定自己还，“不会给他增加负担。”甚至，还要包下儿子的婚后生活。妻子可以在家带小孩，马中宁继续挣钱，“俺挣钱就是为了他嘛，生个孩子都不用照管，奶粉、尿不湿啥的，俺都管了。”

直到女方提出价值超过3万块的回门礼，实在掏不动了，“儿子，咱实在借不到了”——那个时候，马中宁清醒了，“你就是给她，她还是跑。”

距离那闹剧般的婚礼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家里开始恢复秩序。马中宁还欠着5万的贷款。三、四十度的热天，就到工地搬砖，妻子头疼得厉害，村里那份800元一个月的清洁工，只能让70多岁的公婆去替班。

只有儿子小马还沉浸在伤痛里，每天开着车四处宣传，工作几乎天天请假。得知儿子把这段经历发到抖音，马中宁气得打了他一顿。

气归气，该做的事还得继续，“找，你农村就时兴这，借钱也得找”。他觉得这是做父母的责任，“就是一辈一辈的人，咱下边就是熬，为了孩子过呗。”

小马婚礼当天的照片讲述者供图

在裁判文书网，敲入“彩礼”和“返还”两个关键词，会出现83263条民事案由结果。绝大多数的判决结果，都需要女方返还一部分彩礼。

这些婚姻的寿命都很短，仅有几个月，最常见的分开理由是，没有感情基础。年龄小也是一个特征。S市的一个女孩，被男方追讨彩礼的时候，甚至还没到14周岁。

结婚时间再久，都有可能被追讨。在鄄城，一个48岁的女人，结婚十年，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在离婚的官司中，前夫还是要求她归还2万3的彩礼，以及200斤棉花，最终，除了孩子的抚养权，两人瓜分了共同财产——一辆骑了三年、价值2200元的小鸟牌电动车。

关于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定了三种返还情形：未办理结婚登记、已办理结婚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以及彩礼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在具体的判决中，女方怀孕与流产，婚姻的过错方，都会纳入到彩礼返还的计算中。

25岁的曹县女孩晓伊经历过一段噩梦般的婚姻。结婚后，前夫总是喝酒，酒后情绪激动，曾试图割腕自残。不仅如此，还带其他女性外出游玩。怀孕六个月，晓伊因为琐事生气，影响到胎儿，最终只能引产。这段婚姻维持了半年，22万6的彩礼，法院判决晓伊归还其中的25%，5.65万元。

另一个农村姑娘王娜要归还的更多。尽管没有领证，但她与前夫同居三年。关系破裂后，前夫为了要回彩礼，否认了共同的生活经历，直到王娜拿出监控视频、水电物业缴费记录。王娜声称自己在共同生活中支付更多，包括男方家人的看病费用、日常生活的采购，但这些难以被法庭采信，因为“属于基于共同生活消费性支出”。最终，20万出头的彩礼，抵扣掉王娜支出的房屋首付款、维修金，剩下18万8，她需要归还一半，9万4。

彩礼的讨要、返还，很多时候像是一场数字游戏。在这些案件中，法律也只能用数字来保证一定程度的公平。但很多时候，具体的伤害是无法被数字估量的。

山西妈妈丁芸，对这些算计感到厌倦，中止了离婚的进程。八年前结婚的时候，她收了13万的彩礼，按照丁芸的讲述，这笔钱在婚前给丈夫用于买车。因为没有陪嫁，她的父母被公婆冠上“卖女儿”之名。

13万的彩礼，有11万是外债，靠丈夫每个月的工资还款。孩子还小，丁芸只能抱着她们到工地干活。提出离婚时，公婆要求丁芸归还13万彩礼，丈夫在一旁沉默，“不反驳也不承认。”房子是丈夫婚前买的，两人几乎没有存款。在丁芸眼中，如果离婚，她什么都没有，要承担返还彩礼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失去两个女儿的抚养权。最终，她选择分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