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雅萌 | “和平”的跨文化感召:冰心旅日言说中的性别经验与战争反思

 

作者简介

秦雅萌,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战争文学与文化、跨文化交流。

冰心的文坛形象主要由一系列与政治相疏离的因素塑造而成,例如,以母爱、童心、自然为写作题材,以清丽典雅为标志性风格,主要限于精英圈层内部的文化社交,等等。长久以来,冰心的形象都显得较为刻板和单一,往往被认为是一位与历史变动保持距离的女作家。在冰心及其作品被经典化的过程中,早年的抒情小诗、儿童文学及其所彰显的“爱的哲学”为其形象奠定了底色,尽管她也曾在“五四”时期写出探讨社会痼疾与人生出路的“问题小说”,但左翼革命话语中的冰心多因对“社会的组织和历史”的隔膜及“不曾经历社会的痛苦”的单纯而遭批评[1](PP2-3),并在作品的结构模式方面表现出“总跳不出家庭”[2]的局限。

近年来,研究界越来越重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冰心在思想观念与文学创作方面的转变,致力于突破固化或简单化的冰心形象。多篇冰心40年代佚文的发现,加之旅日期间部分著说的回译,共同促成了这一研究热点的出现。与很多作家一样,战时的奔波流徙与暴力体验成就了冰心参与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使她获得了“人与文的双重成熟”[3],也形成了一种融家庭、性别、战争与“爱的哲学”于一体的“独特的战争叙述方式”[4]。叶圣陶将冰心的成长描述为一种性情气质的蜕变:“她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5]冰心的作风转变,不仅指文学创作在主题和风格等方面的更新,更牵涉着作家身份意识、精神结构和参与社会实践方式的转型。

旅日的冰心身处全球局势大变动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冷战逐渐开启。通过多篇演说、访谈和公开信等,冰心向日本介绍中国文学与文化,以增进战后中日文化交流,同时围绕战后日本社会与妇女地位、青年的未来等话题发表意见。有研究者认为,冰心的这类文化活动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政治逻辑,以吴文藻的知识图谱、冰心吴文藻夫妇二人在日期间的人际交往为线索,冰心的和平言说既可被视为一种带有文化外交属性的话语方式,也显示出她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菊与刀》那里借鉴来的阐发国民性的文化人类学思路[6]。而当我们调整历史的焦距,将冰心的战后言说置于抗战语境之中,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冰心的人生道路与创作演变时,其战后观念与战时经验间就表现出了一种历史延续性。吴文藻与本尼迪克特对冰心的潜在影响值得关注,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为冰心打开的思想与学术视野,同时也应注意到这类影响的相对性和有限性。本文尝试将战后日本视为一个触发冰心思索和平问题的跨文化语境,以冰心的和平言说为线索,回溯冰心在抗战重庆的空袭创伤与政治文化实践,凸显其和平思想的内在渊源,认为正是“战时与战后”“重庆与东京”的时空双重参照,使冰心反思了战争和性别经验,丰富了和平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议题”的内涵,进而获得了言说和平的现实根基与跨文化感召力。

一、东京观感中的重庆记忆

1946-1951年,冰心以家属身份随时任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主任的吴文藻前往东京,最初设想是陪同吴文藻完成一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实地考察战后日本的政局形势和重建情况,计划在一年之内集中力量研究“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几个重要专题,并无长久逗留的打算[7]。但事与愿违,1946年前后,冷战笼罩下的世界风云变幻,国内的解放战争持续推进,吴文藻受国民政府暗中监视,不得不将旅日生涯延长,冰心也逐渐习惯了“天天写文章,见记者,赴日本人的宴会”的日子,并以此为契机,一方面展开了对战后日本社会更为细致的观察,另一方面开始向日本介绍中国文艺界的情形和文化界的对日态度。

踏上曾作为异国侵略者的土地,而又同时发现了东京的战争废墟和日本的社会问题,冰心开始回顾此前的战争经验,使战争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在战后言说中。从满心仇怨到呼唤同情,冰心的情感、姿态、思想等产生了多方面变化,连同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中日这一跨国语境中生成。冰心一再表示对东京遭受轰炸的痛心之情,尽管此前在重庆歌乐山就听闻这一消息,“想象得出无数东京的年轻女性担心着丈夫和亲人,背着软弱的孩子在警报声中挤进防空壕那悲惨的样子”[8],但东京彼时“堆着残砖废铁,路无行人”的荒凉场景仍令冰心深感震惊。目睹战后满目疮痍的敌国城市,唤起了冰心心中并不久远的重庆记忆:“看见了东京我想起了重庆,走在箱根感到是走在歌乐山。痛苦给了我们贵重的教训。最大的繁荣的安乐不能在侵略中得到,只有同情和互助的爱情才能有共存共荣。”战后东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战时重庆的镜像。冰心通过颓败的东京乃至遭原子弹焚毁的长崎、广岛所发现的,正是大轰炸时期如“罗马废墟”一般的抗战重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座重要的亚洲城市在此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呼应。同时,冰心充分调动自己的战时经验来理解战后日本,表明其并没有将战后的“和平”视为一段与战时的“动乱”截然割裂或自然过渡的历史,而是看到了其间存在的复杂延续性。这一思考蔓延在冰心长达五年之久的旅日生涯中,“同情和爱”的呼声不断回响其间。

凭借自身在文学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也借助日本中国学家仓石武四郎的牵线搭桥,冰心多次受邀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发表演讲,并成为东京大学有史以来首位女性教授,开始讲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冰心最初以“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为题,勾勒中国文学自“旧文学”到“新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演变特征。在1949年这一意味深长的年份向日本讲述中国文学史本就具有象征性,而与多位现代学人所建构的新文学史不同,冰心首先提出将“一国的国民性”作为理解和分析文学的必要背景,并重点突出了中国国民性中爱好和平的面向。这一意图也可以从讲授篇目的高度选择性中得以发现。冰心在《左传》《国语》等史书中找到古代帝王重文德甚于武德的例证,也从《行路难》《饮马长城窟行》《从军北征》等诗歌中发现百姓兵士思乡厌战的普遍社会心理,但冰心所论证的“崇尚和平”并非抽象的反暴力或消极的不抵抗,而是更接近一种以防御为底线的“积极和平”。她指出,爱好和平和反侵略战争并不矛盾,“中国文人都反对侵略战争”,但一旦遭遇敌国侵略,危难降临,“文人对于战争的论调就完全改变”。冰心列举自南宋陆游到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歌,直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强调作为“凶器”的战争在民族危机、抵抗外侮之际“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势。在1951年6月东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冰心进一步将中国文学的“基本流派”界定为“和平主义”,从文学史视角佐证了“中华民族从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9](PP89-90)这一结论。宣扬中国的“和平”精神成为冰心鲜明的诉求,以至当发现日译《寄小读者》(讲谈社版)中“有一处表明她反战态度的内容未曾译出”时,一向温和的冰心表达了少有的“斥责”[9](P89),“和平”话语作为冰心精心建构起来的对象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五四的女儿”的冰心对国民性话语并不陌生,但“国民性”首次出现在冰心笔下却正值其留美时期。1923年初到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求学时,冰心在《中国新诗的将来》和《寄小读者》中提到中国“特具的国民性”,但未阐发其具体内涵。1926年毕业回国后不久,冰心在一次演讲中提及“国民性的自觉”[10](P230),1935年考察平绥沿线时又将詹天佑的性格与国民性中“焦虑、深思、坚持、忍耐”的面向相勾连。而在旅日期间《怎样欣赏中国文学》这篇不长的讲稿中,“国民性”一词出现了11次之多。如此集中地言说国民性,与其说是在介绍中国文学,不如说是面向战后日本介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从文学文化、社会心理而非政治经济的角度解读中国,这一思路固然与《菊与刀》认识日本的方式类似,特别是与该书分析“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整体形象”的主旨形成了鲜明呼应,但此书于冰心的意义或许并非让她发现了中国国民性,而更在于启发冰心将此前理解的相对抽象的国民性语境化,进而也在认识上更为自觉化。

冰心对中国人“崇尚和平”这一国民性的理解与《菊与刀》整体论式的文化人类学视野并不完全一致,这主要表现为通过强调“和平”背后的伦理维度进一步触及了战争责任的议题。或者说,冰心围绕中国的首要国民性“爱好和平”所阐释的问题,是战争的正义性问题,同时延伸为第三世界国家以正义对抗不义、以弱者反抗霸权的问题。在冷战前期高度政治化的异国情境中,被冰心并置的东京与重庆包含着特殊的战争伦理结构:二者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空袭重创的东亚城市,也分别具有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身份。应如何在战后以胜利者视角看待战争侵略者、投降者,依赖文化人类学所提供的学术视野或许难以完全回应这一问题。《菊与刀》作为一本“占领日本的操作手册”[11](P43),意图通过透视日本国民性或民族心理,为战后美国同日本“打交道”即反攻、占领与统治日本提供参考,它的诞生既出自人类学如何认识“他者”的经典命题,也包含着重要的战略动因。同时,《菊与刀》还尝试探索如何通过认识敌人而更清楚地认识自身,而不是轻易“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如何在“战后”历史情境中思索“战时”,并在跨文化语境中穿梭于两个城市或国家,完成一个从东京到重庆、再从重庆到东京的回环思考,通过理解不同文化中的国民性来促进国际间的和平与理解,是冰心言说“和平”的意识形态。

相比于“跨国”或“国际关系”背后的民族国家框架,“跨文化”或许更能概括冰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构成了冰心的某种原点性的创作模式乃至思考模式。有学者曾指出,《寄小读者》除“儿童文学”之外的另一面向,正是在异国语境中被生产出的“旅行文学”,而冰心在美国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同样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抒情话语在他国文化背景之下的再发现及再创造”[12](PP185-192)。冰心在战后日本的旅居生涯也可视为旅行之一种,然而不同于早年的留美旅程,日本地处东亚文化圈内部,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下同时形成了冷战的全球语境,在这一复杂形势中定位中国文学与文化乃至中国文明,并将其讲述给异国听众,就不仅意味着理解日本,更是借此反观和重新认识尚处在解放战争中的“战时中国”和“新中国”的未来。

“和平”作为与“民主”“自由”等并举的系列范畴,在冷战时期被高度政治化。无论是理解战后日本语境中的“和平”还是冰心所谓的“和平”,都需要作出历史化的辨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何避免国家间的武力冲突成为普遍议题,以“和平”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接连召开。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在壁垒日渐分明的冷战国际阵营中,“和平”成为重要的时代主题和民众呼声,也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共同“争夺”的场域。“和平”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色彩愈发鲜明,而有关“和平”的呼声主要来自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平运动在5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教育动员意图更加清晰[13]。战后日本面对着战败与被占领的事实,也出现了以和平主义与民族主义为名的各类社会文化运动。一时间,“和平”与“反战”实际上成为“反帝”的另一种说法[14](P305)。

冰心对于和平的热情赞颂,使其在战后日本获得了较多关注和共鸣,一改此前日本读者所熟悉的以“少女般的文学情趣”书写“上等人家”生活琐事的冰心形象[9](P88)。尽管“和平主义”的言说颇为契合战后日本的社会思想氛围,但冰心的发言或许并非出于迎合听众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冰心曾旁听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东京审判,可谓在战后以另一种方式重返了战争现场。如果说东京审判核心的法律意义在于系统清理日本的战争责任,“通过调查和检举日本违背国际法所实行的破坏和平及残暴的非人道的行为”,那么这一审判在文化心理层面则因披露了“许多日本国民原来根本不知道的战争真相”[14](PP64-65)而引发了极大的社会震动。然而,围绕战争责任的争论和检讨却始终存在不同观点,天皇退位论、“一亿总忏悔”论等至今未衰。1945-1956年成为战后日本人检讨战争责任的热潮时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战争责任论,但总体而言,日本社会由受害者意识主导,战争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重大问题被原子弹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所掩盖。

在这一语境下,冰心大力宣扬和平的同时,不忘塑造战时中国的抵抗形象,意味着对日本作为“加害者”身份的严肃提醒。为了让日本读者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冰心在应邀推荐“日本人应该阅读的中国书”之际,有意选择了老舍的《四世同堂》、老舍与赵清阁合著的《桃李春风》以及袁俊的《万世师表》三部作品,趁势向日本读者集中介绍抗日题材文学,力图“把极其明了的描写以及极其明显的事实”展示给日本读者,“使他们忽然感悟铁幕背后的事实”,让日本民众通过作品里温良厚道的北平民众、战时大学南迁背景下知识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回应,真正了解中国人“开朗、自由、与世无争的国民性”[15](P118),进而客观地认识侵华历史。可以说,冰心的和平言说具有一种文化相对性,并非从自身立场出发评判对方,而是在阐释中国文化与国民性中的“和平主义”的同时,解构着日本仅从被害者角度提倡和平所缺乏的说服力,揭示了日本只有从被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立场重审战争,从跨文化、跨国族的视角理解对方,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反思性视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京与重庆这两座战时城市的并列与互视才更加凸显其结构性的伦理意涵。值得注意的是,冰心并未完全囿于被害与加害的二元对立关系,性别视角的介入帮助她脱离非黑即白的思维结构。面对曾经的敌国,冰心的理解方式不仅仅是将日本官方与日本民众两相分立,将战争的责任主要归于军国主义政治高层,更同时将民众中女性与男性在战争中的角色相互参照,从女性的角度考察日本民众的社会角色,为和平言说赋予了建设性的思考。

回到冰心自身的创作脉络,和平理念曾显露在其20世纪20年代“问题小说”的写作之中。出身海军军官家庭的冰心,自称流淌着“军人之血”,对士兵生活与战争话题并不陌生。父亲的常年在外,使得冰心与病弱的母亲相依在家,培养了她对“母亲”形象的敏感和忧愁。在小说《烦闷》中,冰心刻画了在枪林弹雨中勇敢作战的父亲和家中为此“长日忧虑”的年轻母亲的形象[16],被视为“幼小的冰心的反战思想的萌芽”,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五四”前后军阀混战所带来的民不聊生的景象对冰心反战思想的触发[17](P235)。然而,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毕竟不同,后者具有现代战争总体战的典型形式,使战争以多种方式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前线与后方的分界越发模糊,每一个国民都被战争裹挟,因此,“总体战体制将战地(主要是男性)与后方(男性与女性)不断进行着一体化,那些由性别差异形成的男女性别分工被重新构建”。冰心旅日期间不会对日本民族反思战争根源与战争责任的话语陌生,而现代战争以国家为单位、围绕国家利益产生暴力冲突,实际上从反向催促着跨国族、跨文化的和平思想的形成。换言之,在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构成单位的国际关系中,“反战理论如果不能超越国家与民族就难以成立”[18](P43)。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新问题,冰心更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中日进行“加速彻底的文化交流”,才是真正通向两国永久和平的道路。

二、战时女性的自我历练

不同于吴文藻的官员身份,学院与民间构成了冰心旅日交流的主要空间,日本的知识界、女性与青年群体这一听众背景,不仅影响着冰心的言说内容,也同时塑造了她的发言方式。冰心在日本的语体风格大多是一种聊天式的娓娓道来,并不急于向听众灌输、宣传或是说教,而是营造出一种宽松的谈话氛围。然而,比起公开场合的言说,书信中写给朋友的闲话更能直白袒露个人感受。冰心在写给国内友人的书信中多次谈到日本女性的话题,她惊异于在一个经济和文化都极其发达的国家,女性的地位竟如此低下,继而批判道“我见过许多日本女作家,相当失望,过去她们太受蒙蔽了,不但对中国,对世界大势也不清楚”,甚至在书信中直指日本女性“太没有背脊骨了”。基于此,冰心提出日本妇女解放的途径并不是“强行提倡妇女至上主义”,也不是“把妇女捧上特殊的地位”,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一种对性别不持任何偏见,且“赋予他们均等机会”[19](PP126-127)的良性氛围,同时,女性自身也应当主动做出改变,探索自我发展的路径,应在“民主性的觉醒、提高教养以及实际能力方面不断努力”[20](P122)。而所谓“民主性的觉醒”,一方面需要提高女性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女性通过自觉的社会实践打开自身视野,“对各种问题提高认识、加深理解”,以此“把妇女的兴趣从家庭引向社会,并且今后逐步引向世界”[21](P123)。

冰心旅日的跨文化之行所提供的是两个城市彼此参照对话的机缘,借由在东京的社会观察,冰心完成了对重庆的再发现,同时也是对战时女性参与政治生活的再认识。冰心尖锐的批判和中肯的建议或许来自她在重庆的工作经验。重庆的政治生活与见闻形塑了她对于女性战时社会角色的理解,进而成为她思考战争与和平话题的性别资源。通过比较中日两国妇女的家庭与社会角色,冰心认为,除了历史传统的因素,抗战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中国“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的地位,正是抗战的洗礼与历练促使中国女性成长,这是日本不及中国之处。冰心的战时经历使她得出了女性是战争中承受最大痛苦的群体这一结论:“在战争里,她要送她千辛万苦扶持抚养的丈夫和儿子,走上毁灭的战场;她要在家里田间,做着兼人的劳瘁的工作;她要舍弃了自己美丽整洁的家,拖儿带女的走入山中谷里;或在焦土之上,瓦砾场中,重新搭起一个聊蔽风雨的小篷。她流干了最后一滴泪,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战争的悲惨昏黑的残局上面……含辛茹苦再来拾收,再来建设,再来创造。”她进而呼吁日本女性以建设者的姿态参与灾后恢复,整治创伤,战胜苦难[22](P90),“用我们女性的手来彻底抵制战争”[23](P139),如重庆市民“疲乏却不颓丧”“痛苦却不悲哀”,沉静地担负起时代的使命[24]。

不过,女性克服重重阻碍、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轻松,冰心在抗战初期也并非如此规划自己的人生,而是经历了一个在战乱中历练并重塑自我的艰难过程。她与吴文藻自1938年离开燕京大学,直至1951年结束旅日生涯,在此期间“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流徙的生活、战争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们。1937年,出国游学考察的冰心、吴文藻夫妇自莫斯科归国,随后赶上抗战全面爆发。一年后,冰心一家前往云南昆明,后为躲避日机空袭搬至呈贡,冰心在此度过了一段“跑山望水,柴米油盐,看孩子”的生活,同时也进入了一段文学上的“停笔期”。她将自己在呈贡三台山上的居室取名“默庐”,与其后来在重庆歌乐山上的“潜庐”遥相呼应,代表“主人静伏”[25],显示出在动乱年代以静默沉潜保存自身的意味,或多或少传达出一种避世态度。在这场大规模的民族战争面前,冰心时常感慨自己的柔弱微小,表露对自身所能担负的社会责任的怀疑。然而,作为“五四”以来备受文坛青睐的女作家,冰心这一稍显疏离的政治姿态并未如愿实现,她成为“宣传战”背景下国民党所要争取的重要文化对象。1940年秋,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校友的名义,建议冰心告别云南“闲居”生活,邀请她到重庆参与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26],冰心怀着期待又犹疑的心情前往重庆,开始了长达五年有余的陪都寓居生活,直至抗战胜利后离开。

于冰心而言,战时重庆有如一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验场,曾经以闺阁、家庭与课堂为主要活动空间的冰心,在此从事了全新的工作,尝试走向政界,也重新思考着女性的社会角色。抵达重庆后,一方面,冰心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工作,组织和评阅文学征文,为抗战文艺界建言献策;另一方面,冰心与吴文藻一同努力融入重庆多元复杂的政治文化圈。作为“文协”名誉主席团成员,冰心曾在1940年底与茅盾、巴金、徐迟等一同欢迎周恩来抵渝。冰心还将“潜庐”这一家庭空间组织为一个“重庆政学两界重要的聚会场所”,冯玉祥夫妇、老舍、臧克家、叶君健、郭沫若、巴金、茅盾等常在此契阔谈宴、吟诗酬赠。1941年3月,冰心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塞进”[7]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成为14名女性参政员之一。尽管并未加入明确的党派,也很少表达政治立场,但冰心在办公、开会、演说、写作等方面仍然表现出较为积极的一面。或许是由于真正参与进宏阔的社会历史,冰心“爱上了重庆”,她感到“新的土地在融化自己、接纳自己”,此后的第三、四届参政会也有冰心的身影。冰心在总结女性参政的经验时认为,女性参政员与男性一样同为“政府的辅助者”,女性参政对于保护妇女与儿童福利具有重要意义,且“妇女的情感强烈,思想缜密,同情心丰富,所以女参政员对于民间疾苦的感觉,应当加倍尖锐,对于提案,应当加倍切实,务求平易可行,不作好高骛远,为‘提案而提案’的提案”[27]。与一般的强调男女平权和性别平等不同,冰心在这里强调的是女性在感受力、同情心方面的特质,并主张应将这些性别特质发展为政治优势。

尽管对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颇多微词,但冰心也高度评价了她们身上葆有的“温和、顺从、忍耐”等东洋女性特有的美德[23](P138)。这一点或许与冰心一向以现代的“贤妻良母”作为女性的理想形象有关。如何看待“贤妻良母”是自“五四”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当“战争将性别角色两极化推展至极致”之际,冰心在战时重庆重提这一概念,主要针对当时大后方掀起的一场关于“新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国民党报刊所宣传的女性应莫问国事、“安于治理家庭”,遭到社会抗议,出现了“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冰心认为应当打倒的是“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一般的女性,而不是匡护丈夫和子女的女性[28],她对“贤妻良母”的这一认同来自自身的家庭经验,同时也包含着将基督教“博爱情怀”与中国传统妇德转化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女性特质的自觉。

更有意味的是冰心参与这场论争的方式,她并未选择在报刊上直陈观点,而是有意隐藏了“冰心女士”的署名,取笔名“男士”,宣称自己是一个尚未结婚的独身男性,在1941年的《星期评论》上发表了16篇题为“关于女人”的系列文章,每一篇选择作者“男士”所熟悉的一位女性作为主角,讲述“她”的观念和生活,赞美“她”的女性美德。这些文章后来被结集成同名书籍出版,受到读者追捧,甚至被美国文艺杂志关注,成为英语世界读者所了解的“重庆畅销书”。早年写作“问题小说”的冰心,就惯于在作品中选用男性主人公和男性叙事者进行代言体写作,这一“变性”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上的策略,更是“思想出发点和思想方式乃至叙述方式的变性”[29](P101)。在将“女扮男装”的化身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的《关于女人》时,冰心游刃有余地将男性的标准与社会的标准融合在对作品中十几位女性的评判中,赞颂经由现代改良而形成的“涵括良好教养、学识、持家能力及耐劳品质的新内容”[30](P315)的女性特质。但从中仍可发现,在“贤妻良母”这一角色呈现的家庭关系结构里,冰心更倾向于赞美“良母”。或者说,相比于在“夫/妻”这一男女两性结构中思考女性的位置,冰心更擅长在“母/子(女)”关系里体察兼有女儿和母亲身份的女性,以凸显家庭中特别是核心家庭中的女性角色。

三、“母爱的再生产”

母爱、童心与自然既是冰心作品中的核心书写对象,也构成了“爱的哲学”的基础,但冰心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却呈现出“母亲”愈发凸显而后两者逐渐淡出的趋势,对更大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使她逐渐走出以儿童为重心、以风景为触媒的文学世界。冰心曾以基督教与泰戈尔文学为资源,借助她所构建的“小读者”形象传达了一种彼时难得的跨越社会阶级、抹除性别与年龄区别的平等观念与人道主义思想,并以此收获了广泛的读者群。然而到了40年代,这一跨越和抹除变得愈发困难。如果说20年代的《寄小读者》中有关儿童天真烂漫之心的书写,已经由于所讨论话题的抽象性而显露出并不真正适于“小读者”或儿童阅读的特征[12](P183),那么1942年到1943年间发表在《大公报》的《再寄小读者》四篇通讯,则更加不像是写给“小读者”的读物。其中无尽的“失母的悲哀”,女儿与母亲身份的频繁置换,使作者的意见无法完美隐藏在“寄信人”背后,而成为对战时母性意见的直陈。相比于20年代广受欢迎并为冰心赢得“儿童文学作家”美誉的《寄小读者》,40年代《再寄小读者》的写作并不顺畅,作者正在调整的身份意识与写作立场或许在其中起了作用。

儿童虽从书写对象、预设读者、话语方式层面消隐,却仍然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在冰心的作品中,作为母亲与作为孩子的叙事人同时出现,延续了她自“五四”时期的思考模式。孟悦与戴锦华曾在研究“五四”时期冰心的创作时指出“母子关系”居于冰心作品的核心地位:“冰心心中的母亲似乎是一种生理—心理上的本源和空间依托,母子之间是一种生命本源与派生的生命的关系。……子的生命原是母亲这更伟大的生命的一部分,母与子原是一体。”[29](P98)因此,在“五四”时期,冰心不必以典型的“父亲的女儿”的身份反叛传统,反而可以安然地以“母亲的女儿”的姿态自居,树立了独特的文坛形象。然而,经历了丧母之痛和战时漂泊,冰心再也无法继续做那个“屈服于秩序”的“长不大的女人”[29](PP104-107),而是不得不像赴日前夕的作品《无家乐》中的主妇一样,在大部分时间如蜗牛一样背负起家庭这一“厚重的壳”,“咬牙蠕动”。这种对于家庭沉重而复杂的体验,是冰心萧索的中年心态的反映,也是她历经战乱流离与伤亡威胁后的体会。冰心在不断提及“失母的悲哀”的同时,也让母亲永恒地活在了自己的文学世界中。战争灾难使冰心与其记忆中的母亲在精神上紧密相依,令她按照怀想中的母亲的样子去做现实中的母亲——身体病弱而精神光辉。在1957年的散文化小说《小橘灯》[31]中,冰心回忆了十几年前去重庆郊外拜访朋友时偶遇的一对母女,病榻上母亲的虚弱与小姑娘的镇定、坚强、乐观,几乎成为自身经验中母女形象的镜像。女孩送予“我”的那盏小橘灯发出朦胧的灯光,让“我”感到“眼前有无限光明”,这一充满温情的回忆投射了冰心一家在重庆贫病困苦的生存体验[32](PP37-38)。

相比于贫病困苦,重庆生涯中最令冰心刻骨铭心的是战争暴力,是在日军密集的空袭中日复一日地“跑警报”。冰心的住所位于歌乐山云顶寺侧林家庙5号,是原中央银行职工宿舍,山高林密的歌乐山成为国民党军政机关的疏散迁建区,但在日军轰炸密集的时期,仍有日机不时飞临上空。为了参加沙坪坝学生工社和中央大学的活动,冰心常往返于歌乐山与沙坪坝之间。轰炸来临时,冰心在歌乐山一边挂念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儿子,一边保护家中尚不满四岁的女儿。冰心曾写作《鸽子》一诗,记述警报拉响之际一位母亲向困惑的孩子解释飞机轰鸣的情景:“咬紧了牙齿我回到房中,/相迎的小脸笑得飞红,/‘娘,你看见了那群鸽子?/有几个带着响弓?’//豆大的泪点忽然/滚到我的脸上,/‘乖乖,我的孩子,/我看见了五十四只鸽子,/可惜我没有枪!’”[33]这首诗借善意的哄骗和忍痛的安抚描摹日机轰炸下的母亲经验。母亲守护儿童不仅意味着保护他们的身体免受伤害,也力图保护他们纯真的心灵不被暴力侵蚀。诗中的母亲极力压抑惊恐,以象征和平的鸽子作为轰炸机的代称,将邪恶暴力纯洁化,借此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弱化战争的悲剧性与残酷性,形成充满反讽的沉重调子。这使得《繁星》《春水》式的童心与母爱在战争语境中失落,由一种更为深沉悲愤的感情代之,令冰心在恐慌体验中获得了一种自觉审视战争的女性视角。在冰心诗歌所展示的战时母子(女)关系中,早年从“保护天使”的基督教资源中所化用的慈母之爱无法在暴力环境中继续生效,母亲只能以保全后代的无畏的牺牲姿态呈现在历史中。诗歌结尾的一句“可惜我没有枪”与此前诗行形成了突兀的对照,这一结尾强调了战时女性话语暗含的内在悖论,女性尝试成为真正历史主体的努力遭遇了巨大困境,她既非现代战争武器的使用者,也不是武器背后控制战争走向的政治决策者。由于现代战争对家庭和私人生活的全面侵入,战争造成的社会紧急状态搅动了此前的性别秩序,空袭中的母亲形象凸显了原有性别结构中的潜在问题。

描写灾难中的妇孺,或以母子(女)关系反映战争的残酷性并非冰心的发明,空袭中母亲保卫孩子的身体姿态被大后方作家反复书写,形成了一套具有隐喻性的身体语言:“站着的腿像折断一样麻了/伛偻的背像弓一样弯了”,“年轻的母亲,/像忘去了自己的存在,/只伛偻着背/想以慈心去抗拒顽敌/保护着你们怀中的爱儿。/敌机疯狂地投弹了/地层坍崩一样地震撼着,/人们就如鸷鹫下的鸡雏/那么焦急而无助,/你们却不顾惜自己/惟恐孩子会被攫/而把他搂抱得更紧更紧。”[34]当母亲以保卫和抚育孩子的形象出现时,她们身上不再有任何柔弱的受害者的影子。一个极端的例子出现在郭沫若对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描述中:“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郭沫若在这首题为《惨目吟》的旧体诗中描写的情景乃其亲眼所见。在1941年与1942年,他又以《母爱》为题分别将这一内容改写为新诗和杂文,可见这一记忆的刻骨铭心。母亲保护孩子的姿势直至化为焦炭的惨烈场面,容易让人联想到毕加索在《格尔尼卡》中所描绘的伤痕累累、赤身奔走的女性,以及双手抱着死去的孩子仰天长啸的母亲。相比之下,冰心较少直接暴露战争灾难,而是细致刻画空袭中的母亲形象,历数那些在警报声中跑进防空洞的女性随身携带的“粮食、饮水、蜡烛、毛毯”,呈现她们在灾难面前坚韧、顽强的求生能力和匡护子女的镇静、细心。这其中既包含了冰心在重庆市民身上观察到的现实经验,也逐渐显露出她不再以此前的抒情方式认知女性的趋向。

空袭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以保护比她自身更柔弱的儿童的形象出现,这一身体语言表现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经验,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涵。1914年9月,一张名为“鸽子”(Le Taube)的明信片在法国发行[35](P117),该明信片展示了执行侦察任务的德国飞机飞跃巴黎上空时,一位母亲俯下身体并用上半身遮住被她紧抱在臂弯的孩子的场面,她对着天空说道:“你们这些鸟儿不会吓到我们。”这张明信片被解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欧洲市民对飞行器的天真观念和防空意识的缺失,也揭示了航空与战争的前景,通过将飞机童稚化、单纯化为鸽子的意象而使大众接受带有威胁性与破坏力的新技术,接受儿童将广泛参与未来战争的趋势[35](PP116-117)。事实上,更值得分析的问题或许不仅是新型战争工具在大众文化中的出现,还有战争中的母子关系。欧洲的飞艇与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进入大众视野,很难说1914年的法国民众仍对飞机这一新型战争机械感到完全陌生。将飞机喻为鸽子,与其说代表的是一种对新技术的无知与天真,不如说这是灾难来临前母亲们不约而同地采取的共通的保卫性语言。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在一篇讨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文章中同样借此论证了同情心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认为母亲用手臂保护孩子的姿势意味深远,是对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个人情感与国家权力之关系的隐喻,人性所依附的正是这一“充满激情的、保护性的姿势”。努斯鲍姆将其视为一种饱含深情的“母性的姿势”,是人类的同情心、悲悯心的身体表达,她主张将这一属于“希腊悲剧中的核心感情”[36](PP302-304)重新召唤回当下的公共生活中,以此走向所期待的未来。

在西方战争文化中存在着“战争让女性走开”“打仗的事男人管”[37](P40)“男性制造战争,女性产生和平”[38](P3)的说法,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研究者认为,女性往往作为非暴力的支持者的形象出现,似乎天然地更接近和平主义,更抵触军国主义[39](P143)。然而,以战争与和平的观点去建构性别议题往往呈现为一种经验事实的面貌,女性如何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和平角色?这一角色是消极无力的和平呼吁者还是具备政治潜能的真实社会行动的参与者?几乎同一时期见证了德军空袭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提出过与冰心相近的主张,她指出,1940年的英德空战是一场两国年轻男性军人之间的战争,“防守的是男人,进攻的也是男人”,手无寸铁的英国女性无法进攻或防卫,更没有政治上的发言权,但女性不应放弃思考的权力,“用思想作战”是这一处境中女性唯一有效的作战方法,即帮助这些年轻男性“根除他们内心深处对奖章和勋章的热爱”,以从战争动机和战争根源上解决问题。伍尔夫延续了“作为女性没有自己的国家”这一思路,将自己置身于英国之外,从一个具有全球身份的女性角度提出,只有德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等都能放下“进攻欲、统治欲、奴役欲”[40](PP1372-1376),才能通过跨国行动实现最终和平。伍尔夫的这一跨民族解决方案,与冰心的和平思想达成遥远的共鸣。在冰心看来,依赖技术手段无法终止战争,只有关注机器背后发动战争的主体,了解支持战争的民意是如何塑造、如何维持的,进而以最温柔、严正、富于正义感的“母亲的爱”来“阻止一切侵略者的麻醉蒙蔽的教育,阻止一切以神圣科学发明作为战争工具的制造”,“阻止一切使人类互相残杀毁灭的错误歪曲的宣传”,才能把握制止战争、疗愈创伤的根本[23](P137)。在冰心的构想中,通过“母性”的代际传递,女性在家庭阻止子女走向战场,进而对社会施加影响,以恢复人类理性的力量,遏制暴力发生。

“母爱”是冰心笔下的一种特定、自足而具有普遍性的情感关系模式,也被视为认知冰心文学世界的重心[41](P110)。冰心在20世纪20年代以母爱构筑起的这一具有本体性的世界中,“没有超世的神仙,没有人间的礼法,没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的只是无私、纯净、诚挚的母亲之爱,让人躲避残酷的现实,获得无条件的依赖、温暖和护卫[42](P232)。如果说20年代的冰心所歌颂的“母爱”是与“对性爱,对强力的爱,对自然的爱,对哲理的爱”相并列的,以敏感年轻的气质去追求个性解放与自我独立的现代意识的体现[42](PP238-239),是可以与鲁迅“救救孩子”相比肩的“孩子救救我”的“文学新传统”,也是与批判、救治国民性相对照的守持、净化国民性[43](P170),那么到了四五十年代,冰心的系列作品呈现出她逐渐完成了从“母亲的孩子”到“孩子的母亲”的身份过渡,并以此创造了一种“母爱的再生产”。

在这个意义上,冰心所颂扬的母爱并非静态的情感模式,而是通过代际间的不断再生产而实现的情感过程。从女儿的角度歌颂爱的伟大,到为人母后感慨尝尽爱的痛苦,对母亲身份与母职实践的重新表述所形成的正是一个再造母爱的过程。冰心对于女性身份的体认一方面源自她与母亲的连续性与相似性,另一方面则来自她抚育后代的经验,这使得冰心从“承受”母爱到“赋予”母爱的过程中将母子(女)关系之爱拓展到更宽广的范围,在做母亲、做主妇、做教师的生活中,延承母亲对自己的“精神慰励”来“慰励别人”。冰心在“母爱的再生产”过程中所揭示的是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不是以“非男性的自我”,而以“身为女儿和母亲的女性”来定义自我的方式。当代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在《母性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中提出,女性在关系中定义自我的方式相较男性更为突出。母亲生育、照顾与教育孩子的角色是人类社会性别分工中始终普遍、稳定的角色,女性的母职在代际间循环复制,并最终制造了女性独揽母职的现象,这使母职的再造成为社会组织和性别再生产的关键和持续因素。在冰心这里,对“母爱”的深刻体察与高度认同,一方面使她对母职背后的性别分工结构缺乏怀疑,尽管冰心也曾表达对“主妇”角色的困扰、疲惫,但较少触及批判性别失衡、父权体制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讨论的焦点议题;另一方面,“母爱”支配着冰心看待社会的方式,使她更为关心女性如何胜任母职,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中的情感与关系模式拓展到公共生活和社会实践领域。

四、结语:“世界母亲”的和平构想

战争年代的女性,往往被塑造为两类极端化的形象:要么成为暴力机制中柔弱隐忍的受害者;要么作为男性身边的尚武者或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在公共话语中,二者都会因其受难或抵抗的经历而被圣洁化,成为彰显民族英雄主义的符号。前者视女性为战争年代的被动角色,后者因其传奇经历而成为宣传动员的模范。在二元化的思维倾向中,普通女性往往成为历史书写中的缺失对象或薄弱环节。李丹柯在关于抗战重庆女性的口述史研究中指出,战时重庆的妇女形象是多面的,“她们是动员、宣传、支持抗日战争和战时生产的积极分子,也是抗日战争期间性暴力和经济困难的受害者,还是生存策略策划者和家庭小区事务管理者”[44](P3)。这一看法既代表了目前战争史研究中对性别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将女性主体置于暴力冲突与社会危机中进行考察的研究路向。陈顺馨曾提出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与“女性”共同纳入“和平”问题的讨论[45](PP4-5)。或许可以继续追问,为何只有采取“日常生活”的框架去讨论和平与战争时,“女性”的角色才可能变得清晰可见?如何叙述女性在历史巨变时刻与宏大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和位置?冰心在抗战与战后的经历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照。

冰心没有通过深邃的思想或严密的论证去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产,而是借助性别视角与经验,通过一种跨文化的感召力去言说人类社会中的战争与和平。战时重庆的空袭经验与政治生活构成其重要的思考资源,而母亲的职责、母子(女)的关系等性别议题则作为其中内在的话语结构,以女性、母爱“作为方法”的自觉视野,同时流露出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的主张,呈现出东方文化对女性美德的强调,以及在家庭生活与公共事务之间的调和性、一体性特征。尽管冰心表现出反父权制(包括反军国主义)的女性主义倾向,但很显然,冰心的思想与行动并不吻合西方女性主义者的主张,而在中国的妇女解放历史脉络中,冰心又与乡村社会的妇女问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冰心的经验或许揭示了,中国乃至东亚女性的解放问题自然不应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注脚,而中国内部的妇女解放问题也不是铁板一块。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冰心展示了在一个跨文化与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东方)女性的自主思考及其为人类社会解放带来的独特经验。

除了对和平理念的倡导,冰心也积极参与国际和平运动,试图将和平主张转化为实际行动。1946年,初到日本的冰心在东京写下一篇和平主义宣言,呼吁中日母亲携手“领导着我们天真纯洁的儿女们,在亚东满目荒凉的瓦砾场上,重建起一座殷实富丽的乡村和城市,隔着洋海,同情和爱的情感,像海风一样,永远和煦地交流”[46]。此后,中日母亲的联合发展为“世界母亲”的团结。1955年,冰心在瑞士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母亲大会”呼吁,在回顾与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全世界妇女儿童带来的战争苦难的基础上,通过彼此了解、谅解、相爱,认识到世界女性团结起来的力量[47]。同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冰心再度赴日,出席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此后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常委紧急会议等也活跃着冰心的身影。冰心在1957年的诗歌中想象了“世界母亲”联合起来的情景:“广岛的母亲,华沙的母亲,黄金海岸的母亲,塞浦路斯的母亲”,“母亲们实现了她们的愿望,看有谁再敢挑起战争?!”[48]在这里,冰心将和平言说拓展为跨越国境的构想背后,仍然与重庆经验、旅日思考和对中日文化关系的更深理解紧密相关。冰心所倡导的不是通过复仇或争霸的方式赢得和平,而是通过重新理解“和平”的性别意涵,使“爱的哲学”和“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信念转化为“爱的政治”。因此,“和平”不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它的实现还可以依赖女性在作为“母亲”的这一共同身份基础上所形成的跨国群体认同,当“世界母亲们”充分领会这一身份的要义,就足以搁置不同见解,重建自我与他人乃至国际间的关系。至此,“母爱的再生产”与“世界母亲”的联合,就从代际与国际、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共同构造了以女性为支撑的和平构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冰心并不是“另一个”冰心,而是在战争中成长且依然流淌着“军人之血”的冰心。这段历史也见证了冰心迈入中年后愈发深沉成熟的心态。尽管在文学创作方面处在一段相对低迷的时期,评论者对其作品的价值也褒贬不一,但冰心的人生与思想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历练。冰心一改此前“闺阁写作”的形象,展现出从多个方面积极介入现实、直接对政治发言的面貌,也由此勾连出战争年代的一些重要问题,战时重庆的文化实践与思想变化成为其旅日言说的某种依据,而战后日本社会作为回看和反思这些经验的棱镜,使冰心的言说呈现了战争与和平背后的性别文化光谱。性别与战争的关联性是解读四五十年代的冰心及其创作转型的重要视角,而冰心有关和平的思考所回答的根本问题是,“爱的哲学”在战乱年代如何可能,如何用“以德报怨”的非暴力方式超越民族主义,营造一种以女性为社会支撑的和平文化氛围。

冰心思考和平问题的起点是现实主义的,而她给出的解决方案则更接近于一种文化构想,“和平”于冰心而言并非应对国际局势的现实策略,而是一种基于战争反思与性别经验形成的文化信念。因此,考察这一“和平”构想的关键并不是看其在现实社会的可行性,而在于理解这一呼吁如何发挥它的感召力。在这一理想架构中,从家庭内部中生发出的感情,特别是母子(女)间的感情,是人类建立同情心、道德感的根基,作为母亲的女性因此具备了极强的政治潜能——既要使女性成为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更要以反战为契机,争取女性在多领域内更为积极的位置与角色,进而创造一种平等、包容的社会文化。在冷战初期的跨文化语境中,冰心的这一看似单纯的和平构想包含了驳杂而可贵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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