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准一件事后不顾一切地投身，还值得吗？｜8月17日 一席上海

活动时间：8月17日（周六）

活动地点：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大剧场

参加现场：识别文末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

演讲顺序和结束时间以现场为准

………………………………………………

 本场讲者 

01. 

广东省肇庆市公立医院副主任医师

过去让人们相信人类活动会造成气候变化不是一件容易事，但现在变化就发生在我们面前，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是所有人要面对的问题。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气候变化意味着什么？

卢辉是广东省肇庆市公立医院的一名医生。因为当地的急诊中心挂靠在医院名下，全年近1/4的时间里卢辉都在出急诊。最近几年出诊过程中，他发现每当天气出现异常时，救护车出车率就会明显增加，中暑、慢性支气管炎、虫蛇叮咬……出现类似问题的患者越来越多。

在接触了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后，卢辉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与这些疾病息息相关。于是，卢辉在肇庆市当地的乡镇地区开展了“老年人群体和残障人士气候适应力提升”项目。在调研过程中，卢辉发现，当地老年人甚至从未听说过“气候变化”“温室效应”这样的概念，这些宏大的话题距离他们太过于遥远。他们能够感受到的只是“天气越来越热”“身体越来越不舒服”，更不会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因此，卢辉在肇庆的养老院和乡镇开始了一场针对老年人及其护理人员的科普和培训，他希望将“战线”提前，在疾病还没到来时，率先改变人们的意识。不过，随着气候变化的脚步逐渐加快，提高气候适应意识正在更大的范围内变成一件必要的事情。

02. 

脱口秀演员，作家

我的创作动力是希望更多的人爱我。

许多人是通过脱口秀认识梁彦增的。他的专场「鸽子的芳心」风格独特，全程互动，“主打简单无脑的快乐，没有观点，没有深度思考。”除了讲脱口秀，他也写诗、写小说、拍电影，微博简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超话”小主持人。

梁彦增过着当代青年人熟悉的生活：带着理想离开故乡，在新的城市和新鲜的体验中不断变换着目标，重新养育着自己。白天在互联网大厂上班，下了班讲脱口秀，在现实的眼光中，用创作为自己保留了一小块精神飞地，顺便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当一个作家。

今年，梁彦增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沉默时，请大声朗读情书》，自我介绍只有一行字：双鸭山人，一个青年。他打捞了记忆中与故乡有关的片段，一个有矿区、火车和漫长寒冬的东北城市，和一群失落的、被时代淹没的人，作为对过往的回望。

不过，他要分享的并非“坚持多年、理想实现”的励志故事，而是一种普遍的困惑：曾经支撑着我们的理想实现了，然后呢，还可以依靠什么继续走下去？

………………………………………………

03. 

人是公共空间的主角，城市公共空间应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今年夏天，上海徐汇跑道公园的阶梯状草坪火爆出圈。在被诸多大公司（及其工作压力）的环绕中，草坪每天午休时都躺满了人，被戏称为“打工人的午睡天堂”。

徐汇跑道公园的设计团队来自于Sasaki事务所，该项目已建成7年之久。在主创设计师张斗看来，城市公共空间是为普罗大众服务的。在设计之初，便要充分考虑到未来使用人群的需求，让空间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可持续”的设计理念不仅仅指要做到低碳环保，满足大众需求、取得文化认同、平衡经济效益，都是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真正的音乐是高尚而神圣的，除了表达人的情感和尊严，还可以带你跨越时空。

穆拉特是一名哈萨克族音乐人。1990年代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回到新疆音像出版社工作，为民间艺人编曲，将他们口口相传习得的音乐录制成磁带。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发现，很多民间音乐的自由表达在所谓“规整”的乐谱中被僵化、被破坏了。

之后，穆拉特便常年辗转于我国新疆的阿勒泰、吐鲁番、和田等地，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重新探访和挖掘传唱千百年的哈萨克民歌。并将民间音乐独特的连音奏法转化移植到古典吉他的演奏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这些传唱千百年的音乐中，穆拉特常感受到天宽地阔，而草原仿佛近在眼前，“我们总是把自己用各种标签套住，但人应该和音乐一样，是自由的。”

王靖豪   

无障碍环境既是为过去而建，也是为未来而建、为我们自己而建。

无障碍城市建设是一个备受媒体关注却收效甚微的议题。

2021年5月，王靖豪调查发现，珠海10条主干道上的盲道，没有一条是畅通、安全的。他连续找了城管、住建、交通运输、交警、残联等部门，结果盲道竟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主管部门。

盲道只是无障碍环境的一个缩影。为了改变这个现状，2021年6月王靖豪联合残联发起了一次无障碍环境调研，和30名志愿者一起走访了公园、商场等55处公共场所，梳理出了900多个问题，最终形成了《珠海市无障碍环境蓝皮书》。

这本蓝皮书激起了不小的反响。珠海市检察院和文明办要求全市各职能单位，各街道、社区，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项整改。王靖豪又与残联一起，向珠海市司法局申报了立法计划，最终促成《珠海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在2022年7月正式通过。继深圳之后，珠海成为第二个为无障碍城市建设立法的城市。

有了法律依据，王靖豪和调研团队又跟踪指导了金山公园、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的改造，解决那些细微却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修建坡道、为卫生间增加扶手杆等等。虽然已经推动了很多进步，但王靖豪总觉得进度还很慢，因为“他们等得已经够久了，不该让他们再等下去了”。

里斯本丸沉没的遇难人数堪比泰坦尼克船难，却鲜为人知。

2014年，方励在东极岛偶然从当地渔民口中听闻附近海底沉船的故事。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查阅资料后，他怀疑那艘沉船就是历史上的“里斯本丸”——1942年10月，押送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在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一部分战俘奋力逃脱，被舟山渔民营救。

2016年开始，作为地球物理勘探和海洋科技专家，方励带领专业团队进行了两次搜寻，最终找到了沉没的“里斯本丸”。

找到沉船后，方励听说只剩了两位亲历者，救人的舟山渔民和战俘幸存者都已年过九十。凭借一种抢救历史的本能，他想记录沉船上1800多个被遗忘的战俘和200多位舟山渔民的善举。他在英国主流报纸上刊登广告，联系到380多位亲历者后代。随后又带着摄制组在中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世界多地采访、搜集历史资料，试图还原82年前的“里斯本丸”沉船真相。今年，这部电影即将上映，距离故事的起点，已经过去了十年。

十年前，方励第一次在一席演讲，分享自己的经历——白天干科技，晚上干电影，活出了两倍的人生。无数年轻人被方励的故事影响与鼓舞，拥抱理想主义。但也有摇摆与怀疑：在当下，认准一件事后不顾一切地投身，还值得吗？

方励又用十年回答了这个问题，“就算18年我也要把这件事干了，这是一种天然的使命，是内心的一种承诺。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看到了无数空巢老人的身影，他们默默承受着孤独与无助，却还要为子女的“名声”而坚持。

2013年，史秀莲在参与一项老年项目调研中发现，中国约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却严重缺乏养老照护。老人们坚决拒绝养老院，他们不仅担心失去自由和尊严，还害怕被外人觉得“儿女不孝”。

如何填补大量居家养老中的照护缺口？查阅资料时，史秀莲看到了国外学者提出的“时间银行”概念——将为他人服务的时间存储起来，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获得相等时长的服务。在充分调研和实践后，她提出“以时间换时间，以服务换服务”的理念，并基于此探索互助养老的发展路径。

在史秀莲和团队的努力下，2019年南京市政府率先建立起市级层面的“时间银行”，操作平台类似于外卖系统，由志愿者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的“五助”服务。老人们在平台上下单，政府负责数据监管。

如今，南京市每天都有上千个老人在平台发布订单。而在太多的互助故事中，史秀莲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养老模式，更是一个传递爱与希望的桥梁。

08.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如果把遗产做成了“僵尸”，我们就走到了反面。

自1990年代以来，景德镇众多国营瓷厂陆续关停，杂草丛生，成了城市“疮疤”。带着这样棘手的问题，2012年景德镇业主找到张杰，希望他的团队能帮这些老瓷厂焕发新生。张杰判断这绝不是为游人打造一个景点，而是要为景德镇的新市民——“景漂”建造。

在原国营宇宙瓷厂和陶瓷机械厂的旧址上，张杰保留了27栋老厂房，将其改建成了陶瓷工业博物馆、美术馆以及艺术陶瓷生产者创业、生活娱乐的场所；保留了众多烟囱、水塔、管道作为景观标志物，将工厂内的运输通道改造成了热闹的步行街；他还提议建造了服务“景漂”人群的陶公寓，使陶溪川真正成为一个有持续活力的创意社区。

▲ 景德镇陶溪川烟囱水景广场

景德镇明清老城的保护与更新工作也陆续推进。张杰带领团队挖掘并完整保留了景德镇最传统的城市细胞——“一窑十坯”，最大化地再利用了坯房作坊和民居的砖、木、石、塘，将其改造成大众可以亲近的文化空间，把景德镇“四时雷电镇”的民间烟火气烙印在每个来此体验的人的心中。

三十年来，张杰和团队完成的城市保护更新项目还有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南京老门东、济南大明湖改扩建、龙泉国境药厂改造等等。他总是力图挖掘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核，延续并强化特色的风貌，恢复城市的原始逻辑——为人而建，为人而存在，“这样城市才会既有文化又有生活。”

………………………………………………

09. 

姜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代中国团体生活的经验异常丰富，但我们缺乏一种相应的人文理解与之匹配，缺乏有关团体与人的“活”知识作为滋养。

十年前，姜涛在《公寓里的塔》中讨论1920年代文学青年的寻路与分化：“五四”烛照之下，已经解放了自我的年轻人该往何处去。这本学术专著如今已溢价数倍，却意外收获了不少专业外读者的讨论和共鸣。

如今，姜涛的关注重点还是年轻人，只不过时间聚焦到了40年代。全面抗战爆发后，因为战争和迁徙，青年人有了更多置身组织化、团体化的境遇，或奔赴延安，或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队、服务队。

性格迥异的年轻人聚合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活力和创造力得到极大的释放。但团体生活的难题也随之浮现：如何协调内部的关系、既调动集体活力又不伤害个体积极性？

看上去这似乎是20世纪中国长久面对的议题，但这种冲突并不只存在于抽象概念，即使在一个“正确”原则支配下、在“进步团体”中，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仍值得耐心审视。

直到今天，无论是身在让你想家的工位，还是凑各种搭子的学校，我们或许都感觉到相关问题“并没有因历史的推进而变得陈旧”，甚至在有些时候显得更加急迫。从历史层叠的经验里挤出一道缝隙，给他人和彼此一个机会，打开那些板结甚至扭曲的表面，正是人文知识思想工作的一部分责任和可能性所在。

8月17日 12:00-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