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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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张是之

自从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以来，这个在地球另一端，距离我们最遥远的国家便备受关注。很多文章在介绍阿根廷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国家在“左右摇摆”中酿跄前行，所以才导致经济滑坡、民生凋敝。一些学者也在用“钟摆现象”，来说明阿根廷政府的政治经济立场。

实际上，真实的历史进程并非如此，自1930年以来的近百年历史，阿根廷的左（庇隆主义）才是主流，“右”不过是点缀。本文以倒叙的方式来扼要回顾与评述一下阿根廷的主要经济、政治历史阶段。 

由近及远，我们先看一下阿根廷最近二十多年的历史。用几个字来概括一下这段时期的阿根廷，简单来说就是“政局稳定，但经济不稳”。政局稳定的原因，主要是阿根廷彻底摆脱了军人干政的混乱，不再通过军事政变改变领导结构，而是通过选举来实现民主代议制。

政局虽然稳住了，但是经济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好转。很多人今天嘲笑米莱的改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阿根廷的今天都是米莱一手造成的。但是实际上，米莱所在的自由前进党，2020年才创建，他本人在2021年才当选国会议员，从12月10日上任总统，也就才一个月的时间。

而往前看二十年，长期掌握阿根廷政权的，其实是阿根廷正义党，就是原来的庇隆主义党，今天阿根廷的第一大党，在国会两院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

2003年，正义党人基什内尔就任总统。他强化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对私企的管理、做大国企，并实施更严格的金融监管，搞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税收，搞产业政策扶持出口工业和公共工程，强调社会公正和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社保体制，加强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外资流入。

几乎每一条都是在收紧阿根廷的紧箍咒，但是当短期内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搞大基建、大工程，以及把国企作为民族企业的一张牌来打的时候，很容易俘获民心和选票。

所以到了2007年，基什内尔不干了，阿根廷人又把他的夫人，也就是克里斯蒂娜选举为总统，让她继续干，而且一干就是两届。这两口子政策基本一致，俩人任期加起来就是12年。

逻辑上足以证明，正义党这一套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短暂的表面繁荣，并没有解决长期制约阿根廷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到了2012年，阿根廷经济就明显放缓。特别是长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通胀率高企、政府债务居高不下，频繁干预和管制外汇、金融市场，造成外汇储备短缺。

2015年大选中，中右翼反对党联盟候选人马克里赢得大选，着手纠正基什内尔主义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等弊端。但是积重难返的阿根廷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结果在2019年的大选中，正义党人费尔南德斯重新胜出，而和他搭档并最终出任副总统的是，恰恰是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

阿根廷最近这二十年，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基什内尔夫妇的二十年，也是阿根廷经济失去的二十年。

为什么2022年，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举国欢庆，总统费尔南德斯想接见梅西和球队却被拒绝。因为生于1987年的梅西，这二十年就是他开始懂事之后的二十年，他很清楚这些政客对阿根廷做了什么。

我们把视角再拉远一点，看看更早的阿根廷发生了哪些变化，让这片原本富饶的国家，逐步走向衰落的。如果选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节点，那可能就是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而这以后的阿根廷，就进入了一个“政局不稳，经济也不稳”的动荡时期，长达七十多年。

从当时的外部环境来看，“大萧条”的爆发对阿根廷的出口造成严重影响。再加上外资进入的锐减，造成民众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而“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思想，世界从自由放任的经济时代，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各国互相征收各种关税，相互报复增加各种贸易壁垒。

阿根廷内部也深受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完全不顾及此前经济繁荣的原因，也把自由贸易原则束之高阁，放弃了金本位，提高关税，实施外汇管制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

外忧内患之时，更悲催的是，1930年9月6日，阿根廷将军乌里武鲁发动军事政变，并自封临时总统。这次军事政变，是1854年阿根廷实现宪政以来，民选政府第一次被军队推翻，军人干政从此登上阿根廷的历史舞台，并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可以说，1930年标志着阿根廷自由主义政策的彻底终结。此后，与世界各国一样，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阿根廷民众也更倾向于建立强大的国营工业体系，反对向英美让步的贸易协议。

军人干政让阿根廷风雨飘摇，军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操纵政局。选举在1946年恢复，这个时候胡安·庇隆正式站在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把阿根廷带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他此前是劳工部长，因为同情劳工的立场受到中产阶级支持，并且在竞选中承诺了大量福利保障。选民的民心很快就被这些空头支票所收买，加上其夫人艾薇塔·庇隆极具感染力的煽动性表演，帮助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稳住局面后，庇隆推动制定了1949年宪法，宣布一切自然资源均为国家所有，成立阿根廷全国国营工业局和贸易促进会，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以此来维护“政治主权”。然后，庇隆政府开始将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并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实现“经济独立”。

另外，为了实现其“社会正义”的目标，他还壮大全国总工会，通过《劳工权利法案》，大力推行社会再分配政策，颁布一系列福利改革，包括提高工资、公费医疗、公费住房，增加抚恤金和养老金，并对基本食品实施价格管制。

而“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这就是至今都在影响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总工会正在策划反对米莱的总罢工，以抗议米莱上台后的改革措施。

米莱上任刚一个月，改革的措施都还没怎么落地执行，都还没看见具体效果，全国总工会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了，这就是庇隆留给阿根廷的“政治遗产”。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政治遗患”。

庇隆主义这一套，骗骗选票还可以，搞经济肯定要坏事。一旦经济就开始恶化，结构性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对外，贸易不足、外汇短缺；对内，工会强势、劳资关系紧张，工资水平居高不下，而且缺乏调整弹性；政府财政恶化，通胀开始攀升。就连阿根廷最具优势的农业，也开始衰退。

1955年，庇隆被政变推翻，其本人流亡海外，但是庇隆主义的乌云，却从此漂浮在阿根廷上空。此后阿根廷政变频繁、暴力不断、动荡不安。然而诡异的是，1973年，流亡18年的庇隆又回到了阿根廷，并在大选中再次获胜，第三次出任总统。

此时庇隆年事已高，第二年就就去世了，其夫人伊莎贝尔接任总统职位。但是庇隆的光环也镇不住阿根廷的场子了，伊莎贝尔没有什么执政经验和能力，结果仅仅过了两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

庇隆夫人被推翻后，阿根廷一直在军政府控制下，全国依然混乱不堪。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虽然宣称将实施自由主义改革，但采取的是“举债发展”的模式，大肆向海外借债，结果最终导致阿根廷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1982年，军政府总统加尔铁里，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视线，悄然发动了对英国实控的马儿维纳斯群岛的进攻。只可惜，他高估了跟美国的关系，并低估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决心，最终以阿根廷战败，其本人卸任并被判刑而收场。

这场短短不足两个月的“马岛战争”，对于阿根廷来说也许是因祸得福，阿根廷从此结束了军政府的统治。同时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成就了撒切尔夫人。战争的胜利让这位哈耶克的粉丝，在英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和威望，使她在英国的市场化改革得以顺利开展。

阿根廷这边远没有英国这么幸运，虽然摆脱了军政府的统治，回到了民主政体的轨道上，但这并没有解决阿根廷的债务问题。1982年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外债总额为436.34亿美元，到1989年已高达633.14亿美元。

沉重的外债负担和投资萎缩使阿根廷经济一蹶不振，1980-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年均负增长0.9%。此外，阿根廷还陷入恶性通胀中，1980—1990年通胀率年均增速为437.6%，1989年更是高达3079.5%。

1989年，正义党领袖梅内姆临危上台。当时国际上正流行“新自由主义”，于是阿根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并取消了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并实行货币局制度，将比索和美元1：1锚定，限制货币发行量，要求本币发行必须以美元外汇储备为支撑。

抛开党派背景不谈，这些政策和今天米莱的改革措施，方向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实际上，阿根廷经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强劲的恢复。首先是恶性通胀被成功遏制，从1990年的四位数骤降至1991年的84%，到1995年已被控制在1.8%。

其次，是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1992年流入阿根廷的资本总额达到112亿美元，1992-1994年流入资金累计达322亿美元。有学者认为，1990-1997年间，阿根廷经济平均增速为6.5%。

但是梅内姆的改革并不彻底，留下了很多“死角”。首先是财政支出没有得到控制，公务员队伍还在不断扩大，结果连年出现赤字。其次，梅内姆并没有充分削弱工会的组织影响力，工会仍然是阿根廷民营企业沉重的负担源头之一。另外，他也没有成功削减原来那些不切实际的高福利，这为后期再次举债和通胀埋下了隐患，并最终发展成为经济危机。

梅内姆的第一届任期很成功，所以获得了连任，但是第二届任期却成为了灾难。先是遇上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然后是腐败丑闻，再后来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加上改革不彻底留下的“死角”，梅内姆只能通过借债度日，最后陷入恶性循环，最后黯然下台。

继任者基什内尔上台后，开始肃清所有“新自由主义”政策，又重新开始对经济加强管制，延续不切实际的福利措施。这些都需要钱，阿根廷政府没钱怎么办，所以他们放弃与美元的绑定，重启通货膨胀，通过印钱来延缓危机并迷惑民众。于是，阿根廷从20世纪动荡的七十年，进入21世纪失去的二十年。

1810年5月，被西班牙殖民统治了300年的阿根廷人民，发动了反对殖民统治的“五月革命”。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民来到广场，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从此开始了建设独立国家的进程。

后来，5月25日被确定为阿根廷的国庆日，今天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也是为纪念“五月革命”而来。

独立后的阿根廷，正好赶上19世纪工业革命的“风口”。欧洲和美国纺织工业高速发展，大量需要羊毛等轻纺原料，阿根廷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始大力发展畜牧业。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种植业也迅速崛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阿根廷成为小麦出口国。阿根廷经济进入出口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欧洲市场成为阿根廷最大的市场。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也因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边沁、穆勒等人的观念传播，进入了“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英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自由贸易阶段。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英国成为当时阿根廷最大的出口市场。

而真正让阿根廷高速平稳发展的是，1880年之后的50年。1880年大选中，罗加将军当选为总统，随即平定了叛乱，并以此为契机，巩固并完善了中央集权和公共管理体制，成立了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民族自治党”，确立了寡头精英民主制，并在阿根廷政坛开启了长达36年的统治。

这期间，全球虽然也不太平，但经济氛围都还是在受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各个国家相继开放市场，发展自由贸易。虽然是寡头政治，但给阿根廷带来了长期的稳定。

那时候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出现，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在那个时期还不流行，这给阿根廷带来了非常宝贵的“自由放任”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一段“黄金岁月”。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880-1916年间，阿根廷的人口增加了2倍，经济总量翻了8番，年均GDP增长率约6%，人均GDP年均增速也接近3%，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欧洲人移民的首选之地。

但这一时期阿根廷国内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为阿根廷埋下了隐患。长期统治并实施寡头精英制的民族自治党开始“松口”，1912年批准通过的选举改革法案，打开了阿根廷从寡头精英制向代议制民主政体转型的大门。

新的选举办法规定，所有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一律强制参加无记名投票，结果导致投票人数三年增加了三倍。最终，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领袖伊里戈延，赢得1916年大选成为总统，并在1930年之前的十余年间掌控着阿根廷的政权。

伊里戈延上台后，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公民基本社会权利、改善民众生活的举措和一些促进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的政策，政治上进一步巩固1912年选举改革法开创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这些政策短期内还没有直接影响阿根廷经济的基本面，但是从长期看，无疑给后来阿根廷的社会走向埋下了伏笔。

1930年的政变推翻了其统治，阿根廷从此进入了动荡的七十年，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从一个曾经的发达国家快速衰落。

由近及远看完了阿根廷的大历史，我们再由远及近回头来看，阿根廷的衰落，既有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也与内部政治局势动荡有关。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归根结底，衰落的根源都在于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原则的破坏。

看上去的“左右摇摆”，实际上从民营企业、私有产权的角度看，从1930年的政变开始，到庇隆夫妇的上台，再到基什内尔夫妇的统治，虽然中间有过“新自由主义”的短暂回头，但整体上，阿根廷的衰落史就是一个私有产权不断遭到破坏和侵蚀的历史。

除了军政府时期，对产权那种看得见的暴力破坏之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隐形破坏。工会组织罢工本质上是不遵守契约破坏产权，最低工资、不切实际的强制福利，本质上也是在破坏产权。

阿根廷形式上的代议制民主，并没有在实质上做到保护私有产权。庇隆主义掩盖下的福利政策，不仅造成阿根廷社会的“意识形态分裂”，让选民误以为候选人承诺的高福利就是好的就是对的，而放弃削减这些福利就一定是错的，而且还使阿根廷陷入了几乎是永久性的财政恶性循环中。

其实不止是阿根廷，正是这种不顾实际的“福利主义”，给拉美国家带来财政赤字、债务危机、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恶果，最终使他们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这个陷阱的本质就是“福利主义陷阱”。

相比之下，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一方面得益于我们没有自乱阵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当初没有过多的福利捆绑所带来的包袱，在放开市场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革，尽量避免了剧烈变化和动荡，最终逐步强化了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并将其写进宪法。

米莱当选之前，阿根廷就已经掉入陷阱很多年。而他现在正在努力帮助阿根摆脱这个陷阱，但是早已习惯了“阱内福利”的人们，怎么可能会轻易放手？

米莱现在面对的，既有选民的观念和信任陷阱，也有财政上的危机陷阱。如果米莱在观念上能不能扭转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本质认识，在行动上能不能割除这些破坏产权的组织和行为，将是他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2024年01月15日，本文首发《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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