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新启蒙：张瑞敏推动全球企业重塑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e）被誉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原则的宝库，但它也可能成为透视经济增长因素的有趣镜头。

《百科全书》是由狄德罗牵头的一个项目，于1751年至1772年间出版了28卷。它旨在收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包含71,818篇文章和3,000多幅插图，由超过140位贡献者撰写，是一项勇敢的尝试，也是启蒙运动的核心。

《百科全书》（更准确的书名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系统词典》）因收录卢梭（Rousseau）、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伏尔泰（Voltaire）等人的文章而闻名，并提倡世俗主义、理性和宽容等价值观。不过，是书中的科学与工艺部分提供了对工业革命长久谜题的一个有趣解答。

很少有人会质疑“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这一命题。然而，许多证据表明，在工业革命这个堪称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时代，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作为工业化摇篮的英国，其小学入学率在1850年还只有11%。与此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尽管在19世纪初就实现了接近全面扫盲，但在经济上却长期落后。人力资本被普遍视为经济发展的有力预测因素，但为何这一因素对工业革命却失去了重要性？

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鲁汶大学的玛拉·斯奎恰里尼（Mara Squicciarini）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尼科·沃伊特兰德（Nico Voigtlander）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将人力资本分为两类，一类对工业革命有影响，另一类则没有。

两位经济学家发现，《百科全书》的订阅率是18世纪中叶法国工业化开启之后城市增长的有利预测指标。也就是说，假如在18世纪末，某一法国城市中有很多对机械工艺感兴趣的并自认为聪明的人（正如他们订阅《百科全书》的倾向所揭示的那样），那么这座城市就更有可能成长得更快。那些技术的早期采用者——我们现在称他们为企业家，甚至创始人——带动了整体经济的活力。相比之下，识字率等其他指标并不能够预测未来的增长。

在他们的分析中，《百科全书》的订阅率被用作“上尾人力资本”（upper-tail human capital）的衡量标准，以与表示“平均人力资本”的识字率形成对比。所谓“上尾人力资本”是指位于知识分布上端的特定人力资本，如工程师、机械师和企业家，他们拥有生成和应用工业革命核心新技术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两位研究者认为，推动工业化的是“上尾知识”而不是“平均人力资本”。这一发现很重要，虽然工人的技能，如识字和初等教育，能够帮助利用现有技术提高生产力，但只有顶尖工程师和企业家所掌握的技能才能促成社会创新，并推动类似工业革命时期那种迅猛的技术进步。

由此来看，海尔创始人张瑞敏在他管理生涯的巅峰期，呼吁全球企业界开展“新启蒙”，有极大的深意存焉。当前我们正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

人的价值最大化

对于“新启蒙”，张瑞敏阐释说，新在什么地方？新在对人的自主意识的启蒙。作为对比，传统企业从来没有把人作为自主人，只有海尔摸索出“人单合一”，才找到了对人的自主意识的启蒙道路。

传统的企业对人有没有研究？当然有，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理论：X理论和Y理论。这两大理论都是人类工作动机和管理的理论，由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于20世纪50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工作时创建，并在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麦格雷戈的工作植根于动机理论，与创建需求层次结构的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工作并驾齐驱。这两种理论描述了管理者在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组织沟通和组织发展中应用的劳动力激励的对比模型。

X理论解释了加强监督、外部奖励和惩罚的重要性，而Y理论则强调工作满意度的激励作用，并鼓励员工在没有直接监督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管理层对X理论和Y理论的使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员工的积极性和生产力，管理者可以选择将这两种理论的策略实施到他们的实践中。 

用张瑞敏的话说：“X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人之初，性本恶’，认为人就是好逸恶劳的，必须严加控制。Y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还是向善的，不必严加控制，只要因势利导就可以了。”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结构相关，Y理论的假设强调员工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尊重和自我实现。

但张瑞敏认为，不管哪一种假设，对人的定位都还是被动执行的人，都是需要管理的对象，而不是自主的人。而人单合一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是新的启蒙。

在2023年9月16日第七届人单合一模式引领论坛上，张瑞敏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自工业革命以来，传统企业的主体一直是股东，也就是说，企业是股东的，所以，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给股东创造价值。人单合一的新启蒙在于提出企业的主体不再是股东，而是人，是企业中的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企业的主体，这就是企业界的新启蒙运动。”

对企业来讲，这就涉及一个最重要的宗旨的重塑：从过去的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宗旨，改变成以人的价值最大化为宗旨。

为了说明人的价值最大化与人单合一的关系，张瑞敏讲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禅宗公案。

无尽藏是唐朝武周时期的一位比丘尼（女性修行者）。有一次，无尽藏尼对禅宗六祖惠能说：“我读《涅槃经》多年，但仍有许多不解之处，希望能得到指教。”惠能答道：“我不识字，请你把经读给我听，也许我能帮你释疑。”无尽藏尼忍不住笑道，“你连字都不认识，怎谈得上解释经典呢？”慧能说：“真理是与文字无关的，真理就像天上的明月，而文字只是指向明月的手指，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并不就是明月。”

在慧能眼里，佛经万卷，不过都只是指月的手指，而只有佛性才是明月之所在。

张瑞敏说，同样道理，人的价值最大化就是天上的明月，就是海尔作为一家企业所追求的真理，人单合一不过是指向这个明月的手指。

要想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经典模式进行创造性破坏，包括管理模式、组织架构、薪酬方式等。

｜经典模式与人单合一对比图 来源：海尔文化

张瑞敏画了一个图，列举了经典模式与经过新启蒙之后的人单合一企业之间的不同，图中显示出宗旨、管理模式、组织、薪酬等方面的变化，毫无疑问还可以列出更多。回顾海尔历史，自2005年人单合一模式开始创立以来，所有这些内容已经进化过多次，今后还会不断进化，因为它们都是不确定的，唯有人的价值最大化才是确定的。

那么什么是人的价值最大化呢？张瑞敏博览群书，某次引用物理学给了一个解释——

正是为此，张瑞敏在价值等式中挑战了股东至上的传统，对员工和由他们创造的价值给予溢价。他也认识到需要赋予员工更多权力，使其更加贴近客户。他认为，海尔要生存，整个组织的工作性质必须改变：从单纯的上级发号施令，转变为围绕与用户的零距离，快速回应并满足任何新出现的需求；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海尔不能再依赖像“螺丝钉”一样行事的员工，而是需要企业家，他们成为创客，自组织为小微、生态链群，在平台的支持下开展创新。

小微，就是接近最终用户、以初创团队形式出现的微型企业；链群，就是生态链上的小微群。链群分为两种：体验链群充当用户接触点，他们知道他们的用户是谁、在哪里、想要什么以及如何与之联系。他们的责任是找出用户的“痛点”和需求。他们懂得特定的用户知识是宝贵的资源，并且掌握多种方法以便从这些见解中受益。创单链群负责创建解决方案。他们可以吸引各种资源（来自内部或外部）来实现其目标。这些资源可能包括知识、特定部件，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包括资金。

｜链群合约生态图 来源：海尔文化

如果双方能够共同为用户创造价值，就可以分享利润。协作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他们无法为用户创造价值，就根本得不到报酬。换句话说，海尔在整个企业内部存在纳什均衡，这意味着不同部门的人员不会互相破坏。以前，在传统组织中，人们占据不同的筒仓，互不交谈。这些部门经常与最终用户疏远，孤立地开展业务，通常以机械且冷漠的方式。现在，关键人员的分配、聘任、解雇、奖励和报酬的决定，都由独立的小单位决定，而不是由上级决定；关键的运营合作伙伴关系是在内部市场中自主发生的，该市场由链群合约培育的创造价值与分享价值一体化机制所主导。 

11月初，总部位于伦敦的管理思想家排行榜Thinkers50向张瑞敏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该组织的使命是识别、突出全球范围内的思想者对管理思想的贡献。张瑞敏领导的海尔四十年来致力于抵制官僚主义，并在大型、复杂的现代组织中推动人的价值的最大化。《管理百年》(The Management Century, 2000）作者、Thinkers50创立者之一斯图尔特·克雷纳（Stuart Crainer）表示，如今海尔模式成功实践的故事正在欧洲乃至全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颁奖嘉宾、著名管理大师加里·哈默（Gary Hamel）致辞说：“海尔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管理学上的定论：企业不可能同时做好探索和盈利两项工作。大型机构可以像初创公司一样具有创业精神，而官僚主义也并不是宇宙中的常数。”

对张瑞敏成就的这种认可并非轻率之举，大奖将他置于一个非常独特的获奖者群体之中，包括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罗莎贝丝·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和理查德·达维尼（Richard D’Aveni）等人，他们都深刻影响了我们看待企业及其行为的方式。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管理思想家当中，张瑞敏是唯一的实干家。

新启蒙的教训

回到斯奎恰里尼和沃伊特兰德的论文，他们所捕捉到的造就繁荣的关键点在于：科学技术知识及其有效应用的重要性。两位作者假设早期采用者利用他们全新获得的知识来建立基于技术的企业，从而推动区域繁荣。这种说法确实还有其他支持。 

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和丹·威尔逊（Dan Wilson）两位经济学家撰写了关于明星科学家对高生产力科技行业的影响的文章，而专注于创业的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研究主管丹·斯坦格勒（Dan Stangler）则认为，“瞪羚”（gazelle）初创公司（用来比喻高增长的企业）对经济增长有着超乎比例的影响，尽管它们的数量较少。

以上这些研究共同指出：当知识在经济上变得“有用”时，不论是工业化的开启也好，还是数字化的成长也好，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就开始促进增长。其关键作用在从旧经济体系向新经济体系的过渡时段，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果我们想要未来的成长，就的确需要发动一场管理新启蒙运动，让更多的企业成为我们时代的新《百科全书》的订阅者——其中可能包括技术知识，但也包括正确的心态，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创客”“黑客”“开放式创新”，等等。而这，就是海尔正在做的，也是它企图向全球推广的。

在旧时的启蒙中，关键词有两个：一是理性，二是自由。启蒙运动有时被称为“理性时代”，特点是对人类理性充满信心和热情，这种热情主要不是为了理性作为独立的知识来源，而是为了人类普遍的认知能力。理性时代与宗教信仰时代形成对比，而并非与感官体验时代形成对比。科学实践和知识理论中经验主义的兴起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其次，启蒙运动也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学习的价值、教育的综合作用和范围及其作为社会的根本力量的信念。例如，《百科全书》中包含的知识在其制作上自觉地具有社会性，且在定位上也具有社会性——它主要被看作是用于教育和改善社会的工具。而这一切的底层基因包括批判性思维和自由辩论。在政治上，自由也意味着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免于不合理政府的自由。整个启蒙运动当中，理性人类的目标被认为是知识、自由和幸福。

狄德罗将《百科全书》的目的描述为“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新启蒙的目的。启蒙运动的基础是通过教育和知识获得解放的理想。在新启蒙运动当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为了这种解放，必须对旧时的启蒙实施怎样的更新。

首先是一种对于人性的新理解。也许旧启蒙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我们坚持认为自己是“理性个体”。然而这种理性个体模型是错误的——错误不仅在于理性部分，更在于个体部分。我们的行为受到周围人的强烈影响，这是我们大部分智慧的源泉。个体的蓬勃发展能力要归功于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换言之，我们不是个体，而是社会物种的成员。 

事实上，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观察开始，“理性个体”的概念就达到了目前的形式，即人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推动社会利益，并提供物种繁衍的手段”。这也就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的起源，即把人看做关注自我、物欲横流的生物，总是独立于他人而行动，不断试图通过理性计算以达到效用最大化。 

其实，亚当·斯密还说过：“人类的本性不仅是交换商品，还交换思想、协助和恩惠……正是这些交换引导人们为社会的利益创造解决方案。”马克思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即所谓社会就是我们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

大多数经济学和大多数管理体系的假设是，人们独立做出决定，并且不会相互影响。这是完全错误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架设的社会桥梁才是创新和增长的源泉。新启蒙运动认为，最好将人类视为一个不断寻找新机会、新想法的物种，而他们的社会网络是寻找机会的主要资源，也许是最大的资源。

这种社会学习方法还有一个对于社会物种来说绝对独特和重要的优势：个人的行为既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也符合社会网络中每个人的最大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新启蒙运动相信个人激励和组织激励的一致性。这意味着，最佳个人收益和组织收益是相同的，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他人来学习最佳行为。

城市是寻找新机会的过程如何塑造人类社会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城市是社会的主要生产中心，正如我们在斯奎恰里尼和沃伊特兰德的论文中所看到的，善于寻找新机会的城市更加繁荣。长期经济增长主要由社会创新驱动，而城市能够促进良好想法和新机会所需的人际互动和思想交流。

张瑞敏喜欢引用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一个说法：“所有的公司都难逃一死，所有的城市都近乎不朽。”为什么？因为公司总是企图自成一个自闭系统，目标是做成一个帝国，而帝国没有不垮的。而所有的城市都近乎不朽，是因为所有城市都是生态系统。

这就引出了张瑞敏的生态系统思维，这种思维使海尔能够创建按单聚散的、动态的、响应迅速的组织，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重点是协作和吸引新资源来解决用户的痛点，而不是试图自己发明、创造和拥有一切。这大大降低了成本、时间和失败的风险，也导致了海尔员工从理性经济人到自主人创客的颠覆。

其次，在从经济人到自主人的转换中，有一个价值凸显出来，那就是尊严，这也是新启蒙运动的要义。尊严本身可以由九项需求构成，包括理性、安全、权利、责任、透明度、公正、机会、创新和包容性。基于尊严的治理是企业进步与社会合作的最佳预测因素，而尊严甚至比自由更重要。

在新启蒙的21世纪（以及未来的世纪）需要关注个人和集体的尊严。人类历史最宝贵的教训之一是，任何一再忽视人性属性和人类尊严需求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统治都会失败，即使有时需要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消亡。为了让新启蒙能够通过时间的考验，它们必须考虑到人的基本属性，并在这些属性同相应的九种尊严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加里·哈默在为张瑞敏颁奖时还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想为人类的未来创立一家企业，你必须首先创立一家适合人类的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人人都是主体，人人得享尊严，就像张瑞敏所说的：“人单合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人性的解放。”人性的解放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企业从本质上忽视、放弃组织内99%的主动性和独创性，而转为依靠高层的少数人去寻找未来，这在当下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赌注。

通过新启蒙，我们会了解到，我们对自身和社会运作方式的许多传统观念都是错误的。拥有最好想法的，不仅是最聪明的人，而且是那些最善于从他人那里获取想法的人；推动变革的，不仅是最坚定的人，而且是那些与志同道合者充分合作的人；最能激励人们的，并不是财富或声望，而是来自同伴的尊重和帮助。也许，张瑞敏的一句名言，可以最好地解释新启蒙运动的精髓：“我希望一个组织能让所有在这个组织里工作的人都做出不平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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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59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胡泳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开白名单 duanyu_H｜图片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