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壹期
东方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人所开辟，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域外文明的成果，而且使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深深受惠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交往与交汇，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发展。日本是岛国，本身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来文明接受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其自觉程度。因此，日本对横亘于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素怀炙热感情，以理性与自觉吸收外来文明一切有用的东西，来促进社会变迁，表现出博采异域、勇学先进的进取精神。“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具体生动，内涵丰富，承载了更多的内容。日本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理解深刻，内涵范围明确，更多地指向东西方海上交通大动脉，联结的不仅是古代与现代，更为重要的是联结了东方和西方，日本与世界，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向未来发展的延伸。就其范围而言，西面到达红海，中部是印度洋周边，东边是中国南海地区，甚至向东扩展到日本。日本历史学家三上次男在给三杉隆敏撰写的《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序言中说：联结东西方的道路并非只有通往西域各国的陆路。比其更为重要的道路，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中国南海、印度洋、波斯湾或红海，到达中东各国的海路。这条海路比人们想象的更早，从古代开辟，商船往来频繁。古代以丝绸为中心的商品被运往南亚和西亚，玻璃、珠香、玳瑁等珍贵商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作者把这条幅员广阔，经常使用的道路命名为海上丝绸之路。日本学者探讨海上丝绸之路，是把它作为东西方交通的载体看待的，深深触及它的内涵、意义与作用，以及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等方面，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单一的或纯粹的经济活动。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日本与海外交往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举凡海上贸易、港口城市、造船技术、僧俗往返、宗教文化、海外移民以及物种引进等都在关注之列，全方位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全貌。日本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受惠者，世界文明如滚滚洪流加速了日本走向世界、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尽可以看到一长串赴外求法者的名字，不仅有最澄、阿倍仲麻吕、圆仁、小野妹子、吉备真备、空海、井真成等人来中国学习交流，把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带回日本，也有来自世界的文化、制度与技术的引进光大，大大加速了社会发展进程。他们从理性出发，寻找社会变革的力量，反对僵化教条，很少患得患失。外来文明的引进给日本社会带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发展，从而使得它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在走向文明的速度与方式等方面也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京都大学东洋史家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中提出：从日本人的立场来看，日本文化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萌芽的，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化不光影响到日本，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各自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哪一个国家最智慧地应用了中国文化，并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些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图1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阿倍仲麻吕纪念碑位于陕西西安兴庆宫公园内，两侧柱身分别刻有晁衡的《望乡诗》和李白的《哭晁卿衡》可以说，日本从海上交流中移花接木，结出硕果，所获颇多。自古以来，日本一直在做着乐此不疲的对外摄取工作。《十七条宪法》是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的最早的成文法，也是各级官员道德训诫的指南。根据内藤湖南的研究，《十七条宪法》内容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典籍就有《书经》《诗经》《周礼》《礼记》《左传》《论语》《韩诗外传》《史记》《汉书》《后汉书》《老子》《管子》《韩非子》《孙子》《荀子》《淮南子》《墨子》《文选》以及佛教书籍，可见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之深、之巨，以至于日本今天仍对世界文明做着大量的引进工作。在借鉴外来文明时，日本也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战后曾在日本担任十年大使的赖肖尔在《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中提出：日本人却总是旗帜鲜明地区别“国粹”与“舶来品”，并使学习借鉴外国文化成为他们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日本人既给自己也给其他人树立了这种形象，即他们是独特的文化借鉴者……日本人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模仿别人，而是在学习和改造外国文化时不丧失自己的文化个性的那种特性和能力。其他民族曾这样努力过，但成效不大。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的对外交往活动几乎都是通过海洋进行的，日本受惠于东西方文明交往交汇的成果颇多，因此日本对研究丝绸之路异常重视，善于总结人类文明互动互鉴的经验，不断从历史遗产中获得社会进步的力量。他们对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意义、作用认识深刻，出现许多卓然大家，写出的著作至今仍然成为反观日本研究中国的参考书。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外交流通常是以通商、移民、使者往还、技术与文化传播等方式完成的，与世界各国互动，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几乎涉及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重大方面。据王辑五先生在《中国日本交通史》中介绍，日本引进中国的文明成果包括官制、学制、田制与税制、刑律、文字、文学、史学、历学、礼制、阴阳思想、书法、音乐、建筑与工艺，它们由小到大，由浅入深，深入到了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促进了社会进步。
图2 圣德太子与二王子像
在博采异域的过程中，日本学者提出了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终点站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合理的、求实的，符合历史实际。他们是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看待海上丝绸之路的。确实，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是一座文明的宝库，收藏的自唐代以来从海上丝绸之路引进的西域、印度、中国、朝鲜的各种瓷器、玉器、乐器、丝绸服饰、书画、铜镜、刀具、家具等艺术品多达9000余件。每一件宝物都不可多得，价值连城，真正保存了古代人类文明成果，也是了解中国唐代历史的珍贵材料。应该提出的是，遣唐使在推动日本对外交流交往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来自中国的乐器、瓷器、丝绸服饰、漆器、书籍、字画等大部分是由遣唐使带回的。日本遣唐使不仅学习中国文物典章制度，促进中日邦交关系，了解国外形势，也采购大量的中国物品回国，供宫廷享用。
图3 奈良东大寺
图4正仓院
对于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日本的域外文明之于日本社会进步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原创的东西不多，但从国外引进的东西不少。为求取国外文明，日本作出了长期的不懈努力，甚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837年，日本载有651人的四艘遣唐使船从博多港出发，路上遭遇台风，其中一船140人仅有20人生还；838年，修复后的船只再次出发，又遇到了台风袭击。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没有阻止住日本向外学习的脚步。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也十分现实，就是从外来文明的引进中寻找社会进步的力量，从人类交往中采撷有益的经验，把有生命力的枝条扞插在本国社会的厚土之上。诚如罗兹·墨菲所说：虽然时常发生沉船和其他海难，日本人仍冒着危险，坚定不移地前往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求取宝贵知识经验，将一切可能得到或移植的东西带回日本。日本学者视奈良正仓院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站，是建立在对丝绸之路的作用、意义与功能的根本性理解基础上的，看到了它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历史巨变。仅仅看到沉睡在正仓院里的大量宝物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到这些域外文明引进后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变迁。这种巨变只有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看到，才能把握它的真正意义。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给世界各国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也深受日本人喜爱，为其生活增添了多样性。中国瓷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有杯、盘、缸、盂、坛、碟、罐、壶等，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些东西。中国的瓷器传播到欧洲、北非、西亚、南亚和东亚的广大地区，日本的瓷器制造技术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日本著名艺术史学者三杉隆敏在《从景德镇到海上丝绸之路：陶瓷文化史》中说，日本北九州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陶瓷碎片，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烧制陶瓷技术已经传到了日本。不仅如此，水稻也是从中国传入的。正仓院南仓所藏瓷盘，依次施青釉、白釉，采用了仿唐三彩的所谓正仓院三彩的烧制技艺，实际是陶器。
图5 正仓院南仓所藏瓷鼓，施青、黄、白三色釉
把正仓院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站有着重要意义。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文明的成果在世界各地流动，深深影响到社会生产、生活、交通与僧俗往来等方面，是社会各个方面整体演进与提高的过程，无疑促进了社会整体发展。日本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时间始于何时无可稽考，但已经清楚的是自从与世界有了接触交流后，外来文明已经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地融入了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使社会获得了不断向前迈进的力量，已有学者提出：“丝绸之路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东西方交流问题。”这是通人之言、见道之论，是符合历史经验的总结，令人信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必然要与世界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社会越发展，对外交往的范围就越大、次数就越频繁，对外交往的作用也就越大。在社会发展的众多动力因素当中，对外交往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以今天国际交往给各国带来的巨大变革而言，对交往力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所以，对外交往开放是发展的必经之路。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者们不仅把正仓院视为丝绸之路东端的终点站，而且把它视为“求道之路”。这样的理解与把握更为准确、鲜明和生动，显然是从不同文明互鉴互动与共进的角度出发的，是对文明交流的本质与作用的根本性认识。日本受惠于海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之处太多了，也太久了。正因为如此，它才对其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内容广泛，上有国家社会的大层面，下有具体而微、僧俗往来的小层面。正如宫崎正胜在《航海图的世界史》中所说：
在人类的各种行为中，再没有比渡海更具有人类特质的了。因为我们作为一种陆地生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由于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智慧才能渡过大海，而且意志与智慧可以说是“人”这一生物的特征。通过这条道路，日本被带入东亚世界这个巨大的网络中来，跟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强调，“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亚非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正仓院里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宝物极多，它作为一个古代文明集中的场所，千百年来通过引进、吸收、反馈和反反馈展现了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与辉煌。从日本历史来看，它的对外交流几乎都是通过海路完成的，世界文明在日本生根、开花和结果，促进了社会变迁。商品、物种、科技、思想随着商船和人员往来在世界流转，成为搅动世界的强大力量。正因为有了这条“求道之路”，日本才有机会引进外来文明，享受世界文明的成果。京都大学东洋史家宫崎市定对于文明交往的认识很深刻，提出：“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要素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交通往来……人类的文明通过竞争得以进步，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他还认为：“我们须知，当一个民族或国家打破沉默而开始有所行动时，常常是以与外界的接触为前提的，而世界史的发展契机也正在于此。”我国学者韩异先生在《正仓院》一书中提出：
图6 唐代螺钿镜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铜镜”。图为唐代平螺钿背圆镜，藏于正仓院北仓
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当日本列岛还处于渔猎果腹的时代，中国江南的水稻文明传入日本，使得日本社会从新石器时代一举跃入青铜和铁器并用的金属时代，国家开始形成。人类社会是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向前迈进的，也在不断地创造和产生新的文明。我国学者荣新江先生在李伯重、董经胜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史视野下的考察》“总序”中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连通东北亚、日本、南洋、波斯、阿拉伯世界，远到欧洲、东非，并以此为跳板，连接到世界更广阔的地域与国家，它不仅仅是东西方商业贸易的桥梁，也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也同样是面向海洋的国度，它们各自的发展与壮大，也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众，也曾积极参与海上贸易，特别是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逐步营建出“全球化”的新时代。日本是典型的孤岛型地理环境国家，有史以来一直在以虔诚的学习者的态度摄取一切外来文明的成果，而且具有很强的力度。日本关注人类不同文明的交往并非出于好奇，也不是应一时之需，而是出于一种自觉，从文明交往的经验中发现优劣，得出有益经验，促进社会进步。日本视正仓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站，按照我的理解，它是把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文明交流的载体来看待的，通过引进与吸收，加速了社会文明发展进程，在文明交往与互鉴中走向了时代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