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吴正:生命三部曲之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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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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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1952年的时候,顾伯伯的形象还远未在那个年记的我的记忆之中出现——尽管那时,他与父亲早已是会计师公会的仝人了。那段时期,父亲的主要往来友人还是以他解放前政府机关里工作的那批旧同事居多。其中一个我知道叫謬云洲,后任教于青岛大学。而另一个叫陆国樑的,解放后从事何种职业,我真还完全没有印象。我只知道他家住在建国西路的一幢小花园洋房里。
我喜欢父亲带我上他家去。原因是陆伯伯也很喜欢我,每次见到我,都会把我抱起来,转上几个圈再将我放下,说,这不?又长高了,也变重了。陆伯伯快要抱不动你啦。二是:他家有花园,能捉知了,还能在草地上捕蜻蜓。——城市里的孩子一旦见到有绿色的空旷地往往会变得格外地兴奋起来。
缪伯伯不仅在父亲留沪的那段时期里有往来,就是后来父亲去了香港,只要一有出差或来上海办事的机会,他总不忘来看望一下他称作为“嫂子与世侄”的母亲和我。彼之人生故事的连续情节我道不上来,但其间的跌宕起伏肯定不会少。因为他说,他几次都站在了悬边崖端,望着波涛滚滚的渤海湾,思想激烈地斗争着说,要不要就这么一跳了之了?母亲听了十分紧张也很担心,焦急的问道:
“那后来呢?”
“后来当然是没跳啦,跳了,今天还能来见你们?”
“这倒也是……”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
缪伯伯说,他之所以没寻短见的原因是因为还有一大家子人要他养,而最重要的是,他说,他还有一位80几多的高堂要他来侍奉啊。他们那一辈那一个时代的人的孝亲情结都很重,他说:
“知道我死了,她会痛心欲绝,肝肠寸断的!我再苦,也不能在母亲的面前有所表露啊,更不要说是让白头人送黑头人了——这种大逆不孝之事能干得?我就是日后真还得走那条路,那也要先送走了她老人家后再说——嫂子,侬讲啊是?”
母亲神色紧张地点了点头。她哪里说得上“啊是”还是“啊不是”呢,反正她说:
“再怎么苦再怎么难,缪先生,这条路还是万万走不得的啊。”
“咳,圣清兄好啊,圣清兄运气好。能出去,圣清兄,他得救啦——”
其实缪伯伯的这句话,从他一进我家的门,到我们送他出家门口,他不知要说上多少回。说时摇头晃脑,一付感慨万千的模样。他说,他与“圣清兄”同事的日子,无论是在赣州,还是在沙坪坝都还历历在目,恍如就是昨天的事。
“那时我与他的官职也相当,他管业务,我管人事。哎,对了”他忆及往事的脸上忽然就露出了一丝笑容来,“你俩当年在重庆资委会礼堂的婚礼,还是我当的伴郎呢。——侬啊还记得,阿嫂?”
母亲点了点头。
“当时像我们那些无家无室打光棍的,都羡慕圣清,说,他居然还从上海娶了这么个漂亮的娘子来……咳,还是圣清兄运气好哇,能出去,他得救啦……”
他说说又绕回到那句话上去了,于是又来了个愁容满面的样子。这些都是发生在62至64年间的事,再后来,十多二十多年了,他再没来过。一是他后来真蹦了崖了?二是我家也搬了,他兴许也无迹可寻了。反正,他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是:夕辉里,瘦瘦小小的一截老头儿,戴一顶鸭舌帽,已从溧阳路上哈尔滨路桥了,还不断地回过头来,向站在门口目送他离去的我和母亲挥手道别。
然而陆国樑伯伯的最后一面可要比缪伯伯的剧情化得多了。那天傍晚,我正吊在自家的那扇小铁门上悠转,自娱自乐,就见到从溧阳路“弹街石”的那端走来了一个戴大口罩的人。路上没什么行人,现在回想起来,如此场景的时间段安置应该是在1953至1954年间。后来,看来点历史书,才作出了如下推断:镇反与肃反运动虽已结束,但“三反五反”运动,那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那时代,带“反”字号的运动名堂特多,一个接一个,前一个记忆的被冲淡往往是靠了后一波浪潮更猛烈地席卷而至。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那戴口罩的人的行动有点儿古怪。第二是样貌也有点儿眼熟,尤其那颗圆光光的秃顶脑袋。我停下了悠转,望定了他。就见他径直往我家走了过来。连问都不问一声,他就从那扇开启着小铁门中走了进来,踏上两级台阶,他熟门熟路地推开了虚掩着的客堂间的大门。
“陆伯伯!”我终于把他给认了出来。
但他摆摆手,示意我安静。完全没有要蹲下身来,抱我转一圈的意思——就像他以前那样。半躺在壁炉一边藤摇椅中的父亲见到他,就“腾!”地站起了身来。而他,这才将口罩摘了下来。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圣清兄。”
父亲用惊惶的目光望着他。这是我在我这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过父亲有流露出过这种眼神来的时候。一段静默,慢慢地,它们垂了下来。父亲轻声道:
“何必呢?国樑兄……”
“没路可走了,就此一条。”
父亲望着他,无言。能说什么呢?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了五块钱来(必须注明:当年的五块与今日的,在币值概念上完全是两码事)塞在了他手中:
“算是一点心意吧。”
“不了,圣清兄。钱对我如今还有用吗?——我只是来向你言别的。”他苦笑道。但他还是拿了,顺手塞进了他外衣的上口袋中去。
大概就是这么些动作与对话。他说,他要走了,呆久了不好。还说,他还是往后门走,这样安妥点。他经过楼梯口时,正逢母亲从楼上下来,见是陆伯伯,忙说:
“陆先生,要走啊?怎么也不多坐会儿?”
正在将口罩重新戴上去的陆伯伯只是向母亲说了声:“嫂子,珍重!”便头也不回地朝后门口走去了。母亲莫名其妙,正打算追上去,就被接踵而至的父亲用目光给制止住了。唯我还是跟了出去。
我站在了77号的后门口,望着陆伯伯的背影从“兰葳里“一街的弄口走出去,拐了个弯,便告消失。就那么个拐弯的背影,在我的记忆里一直保留到我六十七岁的今天。因为从此之后,真的,就再没见到过陆伯伯的那颗光秃秃的脑袋。
其实,应该说还是有下文的。一天还是两天后的晚报报页的中缝间登有一条“認尸启事”。说是,黄浦江面上发现一具无名男尸,50上下,中等身材,秃顶。
经有关部门打捞上岸后,找不到任何可供证明身份的文件,仅在其上衣口袋里发现一张五元面值的纸钞,云云。当然,当年的我还没识字,再说,我也没见到过这张报纸。这是我成年之后,有一次在同母亲的闲谈中,不知何故,说到了父亲还有这么个叫作“陆国樑”的同事兼好友时,母亲才告诉我听的。
承上母亲所述,我便启下了另一段似有似无,印象已十分模糊了的联想细节。那天晚上,好像是父母两个面对面地坐在了壁炉架前。静默,一段长长的静默。半响,
父亲才说道:
“想不到哇,国樑竟是这么个结局……”
他摘下眼镜,掏出手绢来,在眼洼深处按了按,吸干了那几滴正准备溢出眼眶来的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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