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伤自己的孩子，成为家庭中的沉默疼痛 | 谷雨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用针刺，用刀割手，割大腿，用头撞墙……这些没有自杀意图但试图伤害身体的行为，医学上称为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显著。世界各地青少年群体中NSSI的发生率在5%到37%不等，在中国，不同地域的青少年NSSI检出率有所差异。一篇2017年发布的论文测算，中国大陆中学生NSSI总体检出率为27.4%。NSSI常伴随着抑郁，双相等精神障碍，严重时可能会让青少年失去生命。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护理团队访谈了19名自伤青少年的父母，他们发现，青少年自伤的原因来自多方面，其中家庭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父母控制欲过强，孩子试图通过自伤来释放痛苦；一类是父母疏于陪伴，孩子用自伤来博得父母关注。这两种模式都折射出父母和孩子沟通的问题，父母觉得孩子不愿意沟通，但站在孩子的视角，认为父母总在批判自己的选择。一些父母不知如何应对，试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抑制孩子自伤，却适得其反；一些父母深感愧疚，想极力补偿、盲目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却使得自伤变成孩子威胁父母的筹码。

我们采访了护理团队的李惠平，谢美香和孙春艳等。在她们看来，自伤青少年父母的困境同样需要关注，他们的病耻感甚至比孩子更强烈。因为担心孩子的病会遭到歧视，大多数父母向亲朋好友隐瞒孩子的病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没人可以倾诉，到了医院才能找到宣泄的出口。看见孩子的伤口，有人愤怒，有人自责，更多人陷入迷茫，甚至有人整日以泪洗面。

接触到不同家庭的困境，她们愈加感受到社会支持的匮乏。理想状态下，医院、学校和社区应该共同搭建起支持网络，但现实情况是自伤青少年成了学校里的“定时炸弹”，一些青少年都被迫休学或退学，父母感受到孩子不被接纳，但父母更害怕开口求助，将社区、社工资源拒之门外。断裂的社会支持网络，让自伤青少年的家庭成为一座座孤岛。

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从2017年开始，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来科室就诊的病人群体更年轻了。此前（我们遇到的）大多是中年人群，现在有大学生，甚至还有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目前病房收治的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大多都有非自杀性自伤的行为。很多孩子表达过，自伤时的痛感让他们感觉自己还活着，通过躯体上的刺激释放痛苦。

网上有自伤相关的群聊，这些孩子在群里分享自伤方式和血淋淋的照片。一些孩子最开始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偷偷自伤，后来想要寻找同类，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自伤的经历。出于自救的心理，也有人会主动告诉父母老师，或直接在他们面前自伤。

听一对父母说起，一次争吵后，孩子用刀在手上划下深深的伤口，父母吓坏了。除了心理治疗，他们还带着孩子去缝针，做医美，把疤痕祛掉。和我们聊天时，他们说着说着就会哭，“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抱怨着孩子太脆弱，不能体谅父母的辛苦。

一个住院的男生在和母亲吵架后试图自伤，他当时正在给暗恋的女生拍照发信息，说自己因心理问题住院了，想得到女孩的一点关心。恰好被他妈妈看见，妈妈不希望学校知道这件事，让男孩不要再发。没想到这个男孩一下子情绪失控了，开始了自伤行为。

他妈妈完全没料到会这样，抱着儿子痛哭。她儿子情绪很激动，说妈妈控制他，什么都不让他做，“我的人生都被毁了！”

临床工作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孩子的父母非常困惑和无助。有一次我们邀请家属们聚在一起聊聊，那场活动没有主题，只是想给家属们提供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很多人都哭了，担忧孩子的未来，不知道出路在哪里。2022年，我们访谈了19位自伤青少年的父母。没有人拒绝我们的访谈请求，一些父母说起自己的经历就停不下来，聊一两个小时还不够。

很多父母的病耻感甚至比孩子更严重，一些孩子住院了发朋友圈，希望能得到朋友的关心，朋友圈评论“你怎么了”，孩子还会很认真地回复。但父母不认可这种行为，害怕孩子被学校勒令退学，害怕孩子因自伤住院而被标签化，污名化。家长们通常对亲朋好友隐瞒孩子生病的事，到了医院才能松口气。

大部分父母在发现孩子自伤后的第一反应是不知所措，“整个人都懵了”。有的家长说，感觉眼泪都流干了，自己也像得病了。一般来说，孩子生病后，父母有一方要辞去工作全程陪护。一位母亲时刻都在警惕孩子自伤，孩子洗澡，上厕所，她也要求全程开着门。为了不让孩子接触到尖锐的物体，连易拉罐都要亲自拉开扔掉。

在紧绷的情绪中，一些家庭内部矛盾随之爆发。一对父母天天互相指责，父亲怪母亲平时对孩子太凶太严，报了太多学习班，让孩子压力太大；母亲怨父亲大多数时候都在外面忙工作，给孩子的陪伴太少。接受访谈时，这位父亲描述家里现在的生活“一团糟”，他自己也因为担心孩子再次发病，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

自伤行为反复发生，有的父母渐渐失去耐心。前面提到的一父母，刚开始还能来医院陪护，后面就全程请护工，再后来就让孩子自己来医院。吵架时孩子又开始划手，说要去自杀，父母不耐烦了，“你要死就死在外面”。

这句话是孩子来医院时告诉我们的，我们打电话问父母，怎么跟孩子说了这样的话。父母承认是一时气话，也向我们倾诉他们的无奈：工作顾不上，家庭顾不上，孩子的病反反复复住院不见好。见到孩子自伤，他们也控制不住情绪。

青少年自伤的家庭原因

我们访谈时，有一位妈妈哭得特别伤心，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她是一位全职妈妈，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发现女儿自伤时，她不敢相信，在她心中女儿一直是乖顺且优秀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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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多见于留守儿童家庭，父母疏于陪伴，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孩子想通过自伤的方式获得父母关注。2018年至2019年，我们也发现因为家里生“二宝”，孩子感觉父母给的爱和关注少了，导致孩子发生自伤。有个女孩在家里有了妹妹后变得易怒，觉得父母不再关注她。她毁坏妹妹的玩具，试图通过自伤的方式重新获得父母的关心。

一项巴西的研究表明，青春期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72.73%的NSSI青少年都是女性。从生理角度讲，女性进入青春期后情绪更容易波动，比如月经期间的激素变化会影响情绪。社会上重男轻女的想法也对这一现象有影响，在我们接到的一个案例里，这样的伤害来自女孩的奶奶。

无条件的陪伴是最好的解药

但我们在日常接触中，感觉到孩子们有很强的倾诉欲，愿意和我们分享秘密。很多父母不能接受孩子有自伤的观念，习惯性地批判指责。而我们会愿意听孩子讲，当时为什么要自伤，具体感受是什么样。不管他们有怎样的负面情绪，我们都能接住。

有次我们问一个男生，感觉妈妈还蛮关心你的，为什么不和她沟通呢？他的表情很不屑，说自己和父母根本没有共同语言。他喜欢打游戏，刚开始还会和父母分享，打过这一关很开心，在游戏中交到了朋友。父母当即一盆冷水泼下来，“这有什么好骄傲的？你都荒废学业了。”在父母的一味否认下，他也把自己的倾诉欲收起来了。

我们的父母和孩子不太擅长主动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和需求，比如说，孩子抱怨“如果你像我一样学习，你早就崩溃了”，他想听到的是父母的鼓励和理解。但父母会觉得我花那么多钱让你学习，最大程度地给你提供条件，你的状况比我那时候好多了。这种否定式的沟通，将彼此理解的桥梁堵住了。

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不要批判，不要粗暴地判断“你这样不对”，用感受取代对错判断。以经典的“妈妈觉得你冷”为例，如果母亲表达的是自己的感受，“妈妈担心你，希望你多穿一件衣服，能不能为了满足妈妈的需要多带一件衣服出去？”孩子或许更容易接受。

访谈中，一位父亲的改变让我们印象深刻。他是打零工的，经济不稳定，脾气也不好，经常喝了酒就打老婆小孩。他最早知道孩子自伤，是发现床单上有血。听说网上的自伤行为会让孩子们跟风模仿，就禁止女儿玩手机。孩子不愿意，他一气之下把手机给砸了，女儿大哭一场。那次冲突之后，女儿的自伤行为升级了，当着他的面划破手臂，还一下子划了好几刀。

父亲这才意识到冲突和对抗只会让女儿的自伤行为更严重。他开始克制自己的脾气，要求自己对女儿不能大声说话，主动去孩子房间找她聊天，找她散步，花更多时间陪伴她。现在女儿愿意和他沟通了，看病也都是父亲陪着来。

在一些经济收入较高的家庭里，父母为了阻止孩子自残，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盲目满足孩子不合理的需求。一位妈妈发现孩子在旅行时心情更好，辞去工作带孩子旅行，孩子想去哪里，想要什么，都有求必应。从短期来看，这种行为可以疏解孩子的情绪，但从长期来说，如果自伤能让父母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孩子就像得到了奖励，自伤行为可能会强化。

我们访谈的案例里，有的孩子用自残甚至自杀来威胁父母要钱，“像个无底洞一样”。如果要500元父亲只给了300元，孩子就割手腕。还有的孩子反复用自残来抵抗上学，父母没办法，只能顺着她。

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关于如何适度地满足孩子的需求也没有绝对的答案。一个共通的思路是，父母要和孩子共同建立一套规则，然后一起遵守。

孩子们在住院时，我们会制定一些计划表，例如几点到几点下跳棋，几点到几点踢毽子。有的孩子玩手机的时间太长，我们会和他们建立小小的契约，玩手机不要超过一小时。契约完成得好，我们有时还会投其所好送一些小礼物，如一本书、布娃娃等作为鼓励。

一位单亲妈妈曾经在家属照护群中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她最开始情绪也不稳定，看不得孩子的伤口，一度不想管了。直到她在一次心理咨询中被打动，心理咨询师能平静地和孩子探讨，伤口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要自伤。咨询师告诉她，母亲解决了自己的情绪问题，孩子也能慢慢地好起来。

她决定做出改变，孩子再谈论死亡相关的话题时，她要求自己保持心平气和，尽量表现得自然。孩子说想割死自己，妈妈就问，“你打算怎么割？你死了，我可能也很难活下去怎么办？”孩子说先把妈妈割几下，妈妈又说怕痛，两个人假装认真地探讨一番，最后孩子说，“算了算了，你这么麻烦，我不死了！”

缺位的社会支持

访谈时，大部分父母提到希望获得学校的帮助，但在现实中却经常受到来自学校的阻力。孩子出院要复学，学校怕孩子和老师、同学起冲突，怕孩子在学校里再度自伤或发生自杀等要担责任，会要求医院开具证明，说孩子已经符合上学的条件。

我们没办法专门出符合学校要求的复学证明，只能出诊断证明，说明这个孩子的状态已经达到出院标准，建议尽早回归学校和社会。即便如此，一些孩子由于很难融入到集体或学习很难跟上，还是会被劝退，有条件的父母为了孩子能继续学习，让孩子去读昂贵的私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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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初步访谈了14位老师，总体印象是老师在面对学生自伤时也很无助。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预警学生的心理问题，学生自伤后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想要给予更多关注，却又顾虑这会让学生有“被监视”的感觉。学校做出让学生休学的决定，而老师作为决定的传达者，免不了和家长起冲突。

老师们称自己为“弱势群体”。实际上他们知道学生自伤后，内心也很恐慌，甚至有些老师出现失眠、焦虑，但没有人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学校里有开设心理咨询室，但同在一个学校上班，他们觉得不方便向同事暴露自己的心理状况。

听香港的同行说，香港的学校不会轻易让学生退学，且应对青少年心理问题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后，先转介到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由治疗师评估是否需要吃药，是否需要转介到精神专科。如果不需要吃药，他们会评估这个孩子需要多长时间看一次咨询师，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还可以选择免费的社工服务。心理治疗的结果会同步给学校，学校也会充分考虑医生的意见。在香港，是家庭，医院，学校和社工共同托举这个孩子。

香港多数医院的官网上都能找到关于如何应对青少年自伤的指南，上面会清晰地列出，家长和老师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如果出现了某些症状，可以拨打哪个机构电话寻求支持。这些都是具体且有操作性的，而我们现在网上能看到的指南大多还停留在喊口号的层面，类似于“多给予关爱”“多沟通”，家长和老师其实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

我们这里的社工也可以上门随访，为个案定制心理咨询，但这些资源都需要将孩子的病情上报社区。父母们选择隐瞒，是因为担心孩子受到歧视，担心孩子未来求学求职甚至结婚都会变得艰难。这其实还是与社会氛围相关，香港以前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也很严重。专家做了大量宣传，用“思觉失调”这种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词取代“精神分裂”，告诉大众如果有思觉失调症也不要害怕，可以打电话向谁求助。大众的认知是可以一点点改变的。我们相关的科普和宣传还是太少了。 （来源：腾讯新闻）

◦ 头图、封面图为AI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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