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为什么喜欢拍上海?
文 | 洞中观察
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上海人。
王家卫,1958年生于上海,5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
在《繁花》之前,王家卫就拍过《花样年华》,这片子虽然以香港为背景,但里面充满了浓浓的上海调调,张曼玉在片里换了26套旗袍,为人津津乐道。
《花样年华》里面为什么很有上海调调?
因为电影发生的地方,在香港岛的北角。1947-1949年鼎革之际,大量上海人携家带口涌入这个小小的地方,杜月笙、孟小冬、张爱玲,大量有名有姓的人物都来了。北角一度成为香港人口最密集、最繁华的地方。
他们不仅仅人来了,还带来了上海的理发馆、面馆、裁缝店、夜总会,北角最著名的丽池餐厅,由著名的上海德兴馆大厨主理,在香港能吃到最正宗的上海味道。
关于这个小上海,许鞍华说:
“我对上海一点不陌生啊,香港我住的地方是北角,我好多同学是上海人,香港的文化有一部分是上海文化,好多是上海人在香港开企业。”
”尽管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却仍然坚持着要过精致的生活,穿着旗袍,搓着麻将,生活的窘迫好像根本是不存在的问题,或许至少在外人面前,他们永远要那么精致“。
关锦鹏回忆:我的同学很多父母都是上海来的,广东人的妈妈总是穿着拖鞋睡衣去买菜,而上海来的妈妈,却任何时候都很精致。
《花样年华》中孙太太的饰演者潘迪华就曾生活在北角,她曾说:“1951 年我初到香港,住在上海人集聚的北角,一到香港,我想怎么香港这么落后,和上海比起来,根本就是乡下的渔港嘛。”
许鞍华说得没错:“香港的文化有一部分是上海文化”,他们不只搬来了餐厅和理发馆,他们实际上搬来了一个上海社会。
1937年香港人口不足百万,1941年日本占领前有160万,1945年日本投降时香港只剩50万了。不过迅速恢复,1946年有了150万人口,到了1951年,香港人口突破了200万。
香港这么一块小地方,成了收留乱世流离的避风港。
比如学者钱穆。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他亲自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了钱穆的名: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这三个人,胡适去了美国,傅斯年去了台湾。钱穆则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正式合并组成香港中文大学。
钱穆是无锡人,生平履历与上海交集不多。但无锡、苏州、宁波,可能是贡献上海“土著”最多的三个城市,也都争先自称“小上海”,都在一个文化圈里。
钱穆是堂堂正正的学者,堪称一代儒宗,至于文人就更多了。
最著名的当然是张爱玲,张爱玲在1952-1955年间,居住在英皇道继园,这张最有名的照片,于1954年拍摄于北角兰心照相馆。
还有一个最著名的,是的,两个并列“最”,就是金庸。1946年秋,22岁的嘉兴人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并被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他来到了香港,再没有离开过。
金庸《明报》最初的办公地址,就是北角英皇道。和金庸齐名的,并称“香港四大才子”的倪匡,也是上海人。
还有刘以鬯,上海人,1948年到香港,获铜紫荆星章,被誉为香港的文学泰斗,去世时特区政府致哀。1972年写的小说《对倒》,描述一个移居香港的上海男人与当地女子的情爱,成为《花样年华》的原型。
除了文化,还有从上海过来的资本。
这种资本转移过程,内战爆发前就已经开始,当时上海一些民族资本家纷纷将资金转移到香港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专门为此做了一个《资金逃避香港之调查》。
香港四大船王,都是上海来的。
董浩云和包玉刚是宁波籍的,赵从衍是江苏无锡人,曹文锦是上海本地人。董浩云1947年从上海移居香港,当时董建华才10岁,2017年的时候,董建华接受了东方网的沪语采访,上海话依然流利且地道。
除了航运,还有纺织,是香港50-70年代的两大经济支柱,都是南下的上海资本打下基础。
黄绍伦在《移民企业家: 上海工业家在香港》里统计:香港的上海人总数1961年达到10.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4%。上海企业家认为90%以上的纺织工厂为他们同乡所有,黄绍伦自己统计,至少有近80%的份额归他们所有。
比如香港前政务司司长,竞选过特首的唐英年,其父亲唐翔千,就是1950年从上海来到香港,后来成为纺织大亨。
除了航运与纺织,还不得不说金融。
1949年,国民党撤离上海前夕﹐由华商所改组后的上海证券交易关闭,很多股票经纪人远走香港,也为香港带来很多上市资源,比如洋行会德丰1949年将总部迁至香港,太古股份1959年在香港上市,怡和洋行1961年上市。
最著名的当属汇丰银行,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HSBC,H是指香港,S就是上海,汇丰的全名是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中文直译为“香港和上海银行有限公司”。
1955年,汇丰撤出上海的外滩10-12号,这栋“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最考究的建筑”,成了上海市政府办公地,香港成为汇丰唯一的业务重心。
1949,是一场大分流,大裂变。
大上海,裂变出了小香港。东方明珠,裂变出了东方之珠。
安尼尔.金斯伯格说:“中国的政治事件在香港历史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中国内部严重的政治事件往往使大量人口和资本涌入香港寻求庇护。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际,正是香港百年历史中第一次繁荣之期,1937年殖民地的税收,由预算的350万港元一跃而增加了100万 ” 。
二、南下影人创造的“上海滩宇宙”
我们回到香港的电影,结论过于明显,南下香港的上海电影人,成为东方好莱坞的奠基者。
上海电影人南下香港主要有三波:
第一波是在抗日战争开始上海沦陷,大量影人到香港避难。
第二波是抗战胜利后,当时出现了审判“附逆影人”的政治风潮,田汉甚至提出“一个也别放过”,很多在敌占区工作的电影人受到审判,不得已避祸香港。
第三波就是1948年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结果逐渐明朗,各路电影人根据各自的见识与立场,就自己的未来做出了选择。
有名有姓的南下上海电影人有:导演孙瑜、导演朱石麟、岳枫、李萍倩、方沛霖,还有后来成为香港国语片四大红星的周璇、李丽华、白光和王丹凤,以及男演员刘琼、舒适、顾也鲁、严化、吕玉堃、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瞿白音、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张瑞芳、王为一、戴耘、万籁鸣、万古蟾等等等等。
最著名的当然是宁波人邵逸夫的邵氏影业,1925,邵氏四兄弟于上海虹口横浜桥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1934年后在香港成立公司分厂。1937 年结束在上海的制片活动,将全部资金、设备转移香港,成立南洋影片公司。
1958年,邵逸夫与邵仁枚在香港成立“邵氏电影公司”,最辉煌的时候,号称“香港电影王国”,几乎垄断香港的电影市场。
手下两大导演,张彻出生于杭州成长于上海,李翰祥是辽宁人,但1947年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上学,他虽然上海就待了2个月就南下香港,但正是因为上海,让他有了参演第一部电影的机会,有了进入电影业的机缘。
不只这些,还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上海人。
姜大卫1950年3岁到香港,沈殿霞1958年移居香港,林正英出生香港,但父母1947年从上海移居,他上了粉菊花、林占元开办的京剧科班春秋戏剧学校,这个戏剧学校还培养了洪金宝、成龙、元彪,几乎垄断了香港影视业的武行。
洪金宝出生于香港,但祖父洪济,1930年代就已经自己在上海开电影公司当导演了,后来加入邵氏。而洪金宝的曾祖父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凶洪述祖,1919年被判处绞刑。而洪述祖是清朝名臣洪亮吉的玄孙。
改革开放后,又有一波上海人来到香港,因为社会关系在,他们来到香港非常便利,比如张敏、杨恭如、利智、陈慧琳、杨采妮等,当时的上海女子,也以嫁给香港人为荣。
这么多人从上海来到香港,资本、学者、文人、电影人,这些“香港人”怎么不热衷拍上海题材?
最有名的当然是1980年的《上海滩》,这几乎创造了一个上海滩宇宙,在黑帮、军阀、英美殖民者、日本侵略者等势力夹缝中挣扎求生的各色人等,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但这个上海滩宇宙,不可能一下子就冒出来。
早在1947年,从上海南下的电影人任彭年就在香港拍了以上海为背景的《76号女间谍》,1972年,张彻导演了《马永贞》,同年,李小龙拍了《精武门》。1977年,佳艺电视拍摄了以杜月笙为题材的《顶爷》,在《上海滩》横空出世之前,实际上上海滩宇宙的元素早已经集齐。
1983年,张彻拍《上海滩十三太保》,徐克1984 年拍《上海之夜》,许鞍华拍了《倾城之恋》,1987年有张彻的《过江龙》,1993年潘文杰拍了《岁月风云之上海皇帝》和《雄霸天下》,1994年关锦鹏改编了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陈嘉上让李连杰扮演的陈重现《精武英雄》,黎大炜拉来刘德华奉献了大片《天与地》。1995 年,徐克导演了由吴奇隆和杨采妮出演的《花月佳期》。1996 年则有两部重拍片,分别是元奎、刘镇伟的《马永贞》和潘文杰的《新上海滩》。1997年,许鞍华拍了张爱玲的另一部小说《半生缘》。
直到2004年的周星驰的《功夫》,实际上都是上海滩宇宙的一部分。
如何评估一个文艺“宇宙”的强大程度?它塑造人的观念,足以让人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对那些流亡香港的上海人来说,“上海滩”的记忆,早已经融入血液,刻入骨髓,而那个”上海滩”,却只截止到1949年。
他们只对1949年以前的上海滩有记忆,1949年之后,那个上海早已经变成个另一个世界。而5岁就到香港的王家卫脑中的上海滩来自哪呢?
来自那个位于香港北角的“小上海”。
三、超越“上海滩”宇宙的新上海在哪?
这个“上海滩宇宙”,实际上是一个旧上海,在1930S就已经静止的上海,一个被历史大潮暴力拆迁而到异乡安置的上海,是流亡者、反叛者、“不服周”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故土。
对1949年以后的上海,他们没有记忆,也没了感情,因为缺乏实实在在的物质链接与感官认知,他们更无从谈起。
上海滩宇宙积累了大量的文本与影像,张爱玲刘以鬯的小说以及大量的影视作品,这个宇宙强大到就像一个黑洞,足以扭曲现实的光影。
所以王家卫在《繁花》第一集拍出这样的桥段丝毫不奇怪:
改开春风吹到了黄浦江,
和平饭店皮包公司重开张。
犹太老法师收了个小徒弟,
老克勒手把手教你穿西装。
一张纸条写上财富密码,
两个礼拜后站上人间繁华。
主打一个旧上海的一夜复活,所谓润人脑子一发电,上海就变成了上海滩。王家卫拍出这个片子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这就是他认知极限所能理解的上海。
最大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已经70多年,上海的新故事也足以层累成一个宇宙,上海也早就发展成一个与“上海滩”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新旧世界泾渭分明且高下立判。但为什么的我们自己的脑子,依然被流亡者开发的上海滩宇宙所设定,成了被这个流亡者宇宙脑控的牵线木偶?
你不觉得尴尬?我反正觉得挺那啥的。
当然,除了新上海被旧上海脑控,还在于,两个城市一个位于珠江入海口,一个位于长江入海口,以贸易金融起家,天生就是中西交流、冲撞的场域,干的也是作为中西中介的生意,于是有基于社会功能上的同气连枝,继而惺惺相惜?
只是,上海除了那个金融贸易的上海,它还是造C919的上海,造航母的上海,宝钢上汽的上海啊,新上海这扎实硬核的另一面,却很少在上海的宣传,上海的文艺作品里提及。它们变成了沉默无声的上海。
上海滩宇宙当然可以继续拍下去,但我更想看到那个沉默的上海,那个新中国缔造的新上海新的那一面,一个更伟大的上海。
参考资料
张秀丽:香港工业化进程中的上海人
李晓昀:从移民视角看香港电影的历史流变与影像表达
张元卿:北角昔称小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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