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的温州，不变的红娘

▲ 《八月》剧照

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的温州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一是因为交通不便，二是方言难懂。

当时的温州没有机场，没有铁路，所谓最先进的国道，也只是在群山中蜿蜒的羊肠小道。温州到金华的330国道，全长240公里，长途大巴可以走上整整一天。经常出远门的人都喜欢调侃，“温州到，汽车跳。”

在家乡，大多数当地人只讲温州话，它一度被称为全中国最难懂的方言。我奶奶是北方人，曾经来温州住过几年，那段时间，我的首要任务就是给她做翻译。几年之后，倔强的老太太还是难以适应，执意独自回了北方。

可能是因为这种“与世隔绝”，造就了温州话里一些独特的词汇。比如“红娘”，这个东西在其他地方，要么叫“金铃子”，要么叫“癞葡萄”，要么直接叫“苦瓜”，唯独温州人管它叫“红娘”。

小时候，每当我肺热咳嗽，父母就会给我买红娘吃，他们认为这是清热止咳的良药。也许是因为此物性太凉，平时家长不准多吃。

对我来说，红娘不只是药，还是最好吃的水果，我很喜欢红娘那种清甜粘软的口感，吃完之后，唇齿留香，余味不散。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温州的民营经济还处于萌芽阶段，为数不多的国营企业掌握着经济命脉。能在国企中上班，就意味着捧着金饭碗，人人削尖脑袋往里面挤。我父亲就在温州国营工厂工作。

我们家住在工厂职工大院，院子里有大片的桉树林，小男孩都喜欢用弹弓打林子里的麻雀。院子沿河而建，河水清澈，常有人游泳。河对面是一大片农田，到了夏天，蛙声一片，农民摇着“蚱蜢船儿”沿河叫卖各种东西，比如西瓜，又比如红娘。

家门前有一片空地，我便想学着河对岸的农民，自力更生种红娘。那一年的夏天，我挑出一个品相最好、籽粒最饱满、味道最好的红娘，吃完后，小心翼翼地把红娘种子晾干，收藏好。隔年春天，我有模有样地开地、除草、松土、播种。

那段时间，我每天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给红娘浇水，因为离河道近，水质好，我总是直接从河里取水。

幼苗时期，我最担心的就是院子里凶悍的鸡群，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时刻威胁着那些娇嫩的红娘嫩苗。为了保护红娘，我特意在四周扎了一圈高高的篱笆，篱笆上还蒙了一层纱布。

▲ 红娘

每天放学，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家，检查篱笆和“施肥”，其实就是尿尿，整个下午我都舍不得上厕所。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年夏天，我摘下了第一个红娘，当时的心情，就像第一次领到工资一样。

那时候，邻居们都在国营工厂工作，我父亲属于技术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人一起，都住在工厂宿舍大院。工人们下班之后串门聊天，邻里之间都非常熟悉，哪家小孩父母不在，邻居们就会负责照看。小时候，我就经常在邻居家吃饭。大院里的小孩子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都亲如自家兄弟。

第一年，红娘的收成很好，自家人都吃不完。邻居小孩为了得到我种的红娘，总是说尽好话。对我来说，这些赞美比考试得满分还开心。

到了九十年代，温州的民营经济开始发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皮革业，私人制革厂和皮鞋厂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整个温州城。

我家隔壁住着“阿六”，他家里的地被工厂征收盖了厂房，所以从他父亲一代起，就在工厂当工人，父亲退休后，由他顶替。

虽然阿六没文化、没资金、没销路，但他比普通人多懂一点点“技术”，最重要的是，他胆子大。停薪留职后，找了几个朋友，开了一家皮鞋厂。

他从来不穿自己做的鞋子，因为他知道，穿不了几天就会破，但他也从不担心自己鞋子的质量，因为所有的鞋子都会卖到千里之外。他经常吹牛，中国这么大，只要价格低，就不怕没市场。

阿六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忙，没多久，他就买了一台本田125摩托车。渐渐地，我只听见那台摩托车早出晚归的引擎声，很少看到他本人。

很快，越来越多的“能人”离开了国营工厂，职工宿舍的院子里也开始出现一些陌生的外地人，比如北方汉子“大耳朵”。

那时候国营企业经营逐渐恶化，国家开始推动各种承包改革，大耳朵就承包了职工大院的环卫工作。他是一个种蒜的农民，对于垃圾和污水处理，毫无经验。他的方法简单粗暴，就是把所有的垃圾集中起来，填埋在河道边，然后集中焚烧。没过多久，反复焚烧后的垃圾残留，就掩盖了原来妇女洗衣的石头台阶，河道越来越窄。

大耳朵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但大家都忙着赚钱，无暇顾及这种“小事情”，抱怨了几次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温州私营企业越来越多，污染也开始出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河里就没人游泳了，河水越来越臭。后来，我只用自来水浇灌我的红娘。

对我来说，种红娘似乎成了一种习惯。每年夏天来临之前都会种上一些，但打理远不如以前勤快，好消息是，没人养鸡了，我再不用担心鸡群破坏我的红娘。

熟悉的小伙伴陆续搬走，新来的外地人，生活习惯差异很大，很少交流，向我要红娘的人越来越少。种好的红娘，要么自家人吃，要么挂在藤上，自生自灭。

到了我初中的时候，温州的名气越来越大，一夜之间，这里已经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1994年，农历春节初八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开始涌向温州。一时间僧多粥少，私人老板只要解决吃住，哪怕不给工钱，也可以招到成群的工人。找不到工作的民工只能到处搭简易帐篷，有些甚至连帐篷都不搭，铺盖一摊，倒头就睡。

一天早上，我打开门，家门前的空地上居然睡满了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农民，衣衫褴褛，身材瘦小，老实木讷。

没过多久，国家开始出面干预，一方面鼓励私企多招工，另一方面，开始遣返没有找到工作的民工。几天之后，院子里的民工渐渐散去，但我家门前的那片“自留地”已是一片狼藉。

随着外地人的增多和小作坊的出现，原来互通的职工大院被分割，各种违章建筑，如雨后春笋。对我来说，曾经熟悉的职工大院，已经面目全非。

那一年的夏天，一天早上，我去收红娘，发现几乎所有绿色的嫩果都不见了，只剩下金黄色的熟果。

后来我才知道，红娘和苦瓜长得几乎一样，在外地，苦瓜是一种蔬菜，而我们本地人很少吃，那些嫩果十有八九是被人偷了。不过这对我来说，也不算损失，有人来偷摘总比烂在藤上好。

温州城像一个大饼一样，越铺越大，本来位于郊区的工厂，已成了热闹的市中心。国营工厂换了好几任领导，试了数不清的改革方案，但经营情况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后来管理层发现，出租厂房才是最好的经营策略，稳赚不赔，远比干生产赚得多。没多久，生产完全停止，工人被停薪留职，厂区几乎完全被出租。摇身一变，成了各种餐厅、歌舞厅和酒店。

相比厂区，宿舍大院的结构松散，都是平房，不适合商业出租，最好的出路就是开发商品房。在当时的温州，拆迁是效率最高的行为。从提议到拆迁完成，只用了短短数月，拆迁队就把我的“自留地”变成一片瓦砾堆。

从那以后的二十几年里，我再也没有种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吃过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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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我去朋友的新家做客。他家在23层，我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以前的职工大院。

原来的那条河，已经成了一条臭水沟，大院和对岸的大片农田已经被杂乱、拥挤的居民楼替代。

我甚至开始怀疑，记忆中那些美好的童年是否只是一个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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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那年暑假，带我儿子回温州。路过菜市场，在街角处遇到一个摆摊的老太太，穿着老式的盘扣衫，脸上布满皱纹，时间在她身上仿佛是凝固的，一切都没有变化，她依旧是我儿时常见的摆摊老人。而时间却让温州变得飞快，两三年不回来，我就不认识路了。

儿子很好奇地问她，“这是什么东西？”

老太太用温州话回答，“红娘。”

我儿子转头，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我说，“这是爸爸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叫红娘。”

我买了几个带回家，和我儿子一起，用勺子挖出红娘里的红色籽粒，送入口中。我一口气吃完了所有的红娘，味道和记忆中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