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谁为你哭泣？
2023年12月10日，阿根廷当选总统、自由党极右翼政治家哈维尔·米莱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誓就任，开启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米莱的竞选政纲强调一系列极右翼、极端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包括大幅削减政府部门，减少政府支出，废除形同废纸的比索，改用美元作为国家货币，私有化重要的国企部门……米勒在就职演说中指责“自2015年以来执政的庇隆主义者留下了阿根廷历史上最糟糕的遗产”，并警告称，随着“财政重组”对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受到庇隆主义者大肆印钞的影响，阿根廷可能会出现一段“滞胀”时期。
阿根廷在20世纪初曾经是发达的农业国，一度是“世界第七富国”。一个世纪后，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形势，何以发展至此？我们可以结合近年来阿根廷研究的国际成果，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做一个概览。
阿根廷是拉美第三大经济体，是南美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经济体。二十世纪初期，阿根廷人均所得水准曾是世界领先水平，一度跻身于全球“七大富国”之列。但是，阿根廷经济表现起伏很大，在20世纪后半期，经济增长严重下滑；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爆发一系列棘手问题：经济停滞、严重通胀、长期失业、政治暴力和尖锐的阶级冲突……
阿根廷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状况，使很多政治、经济观察家感到困惑：二战前，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相当；半个世纪之后，阿根廷深陷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中，从曾经的“发达国家”沦为一个“欠发展国家”甚至是“失败国家”。这究竟是为什么？究竟谁该为阿根廷的衰败哭泣？这就是著名的“阿根廷之谜”。
对于“阿根廷之谜”，众多研究者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视角，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见。
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C.布朗在《阿根廷史》中指出，“阿根廷之谜”的答案在于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高度一致。阿根廷社会阶级结构僵化，从来没有克服过种族主义、社会歧视和政治傲慢这些殖民遗产。伊里戈延和庇隆的民主改革把社会公正引入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但他们未能成功地为改革建立坚实的制度基础。因此，歧视和特权的老问题反复出现，结果是1970年代左派的恐怖袭击和右翼军政府更加暴力的“肮脏战争”交替上演。1983年，军政府在马岛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还政于民，恢复了民主制度，但这并没能使阿根廷走上政治经济发展的坦途。
阿根廷学者佩拉尔塔-拉莫斯（Monica Peralta Ramos)在《阿根廷政治经济学：1930年代以来的权力和阶级》一著中，从权力斗争和阶级利益冲突的角度，探讨了阿根廷1930年以来重要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她认为，阿根廷国家政策在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之间、资产阶级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引发了挪用、转移国民收入和控制国家的权力斗争。随着权力斗争而产生的政治不稳定，导致经济政策进一步波动，侵蚀了阿根廷国家制度的合法性，最终导致完全失去政治道德的国家恐怖主义（肮脏战争）兴起。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战争和军事统治，以及日益外流、萎缩的资本，加速了阿根廷经济“螺旋式坠落”。
阿根廷历史学者路易斯·阿尔贝托·罗梅罗（Luis Alberto Romero）在《20世纪阿根廷史》一著中则认为，阿根廷当代史可以分为两个“庇隆主义政权”：1946年至1955年是第一次“庇隆主义政权”时期；1989年梅内姆上台以来是第二次“庇隆主义政权”时期。
罗梅罗指出，1983年恢复民主制度后，一度是充满理想的时期：阿根廷的民主建设结合了全民投票和共和制度、法治、多元主义和理性辩论等元素，政治派别学习达成妥协，控制分歧，参与的也是有政治权能的、积极的、不被派系激情分裂的公民。但30年后，除了全民投票权之外，“民主幻想”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见多识广、深思熟虑、积极参与的选民一直在减少，共和体制、公共舆论甚至法治越来越弱，全民选举的作用，仅限于使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政府合法化。
罗梅罗指出，当下的阿根廷，国家正在失去其专业官僚机构（奥唐奈所说的“官僚威权模式”）的法治程序、监管机构和道德规范。国家能力的退化及其残余机制，导致第二次庇隆主义政权得以巩固。它毫无顾忌地将国家解体，尤其是国家的监管权力。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选票”，以使统治者合法化，利用国家的资产，行使被滥用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使职业政客当权，个人发财致富。它懂得使用民粹主义的号召，在一个贫困的社会中运作自如。
但是，罗梅罗也强调，第二次庇隆主义政权缺乏推动阿根廷国家前进的“国家能力”。考虑到阿根廷20世纪末以来的痛苦经历，阿根廷人民需要它能够做到但从未做到的——保证国家的正常状态和国家治理能力。
米莱在就职演说中严词斥责的“庇隆主义”，是一套带有极端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政策。
庇隆在1946年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大幅增加工人阶层的福利，获得了工人、中下层公民和部分实业家的支持。庇隆致力于推进国有化和工业化，把他的主张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后人称之为“庇隆主义”。庇隆主义及随后长期执政的正义党，对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庇隆主义，评论者褒贬不一。褒之者称其为“社会民主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贬之者称其为“法西斯主义”“极端民粹主义”“阿根廷法西斯主义”。
庇隆主义对于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发展，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果没有庇隆主义，阿根廷会怎样？
法律学者马泽蒂（Maximiliano Marzetti）和经济史学者斯普鲁克（Rok Spruk）在合著的《民粹主义法律改革的长期经济影响：来自阿根廷的证据》（载于《比较经济研究》2023年第65卷）一文中力图证明，如果没有庇隆及其庇隆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阿根廷不会从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七雄”之一，沦落到今天的穷困国家。
两位作者深入探讨了阿根廷独立后两个主要制度变化——1853年宪法和1946年开始全面生效的“庇隆主义接管”——对阿根廷政治经济的影响。1853年的“阿尔韦迪宪法”建立了重要的国家制度，如法治、经济自由和政治稳定；但1946年开始的“庇隆主义接管”，实施了大规模的民粹主义再分配政策，通过社会和劳工立法、国家广泛干预经济、高度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以及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等来实现。
对阿根廷经济影响最大的事件是阿根廷内部的政治事件——庇隆及庇隆主义政党（正义党）的长期执政，在上述两位作者看来，阿根廷的经济衰退既不矛盾也不令人费解，只是政治经济体制不断“退化”的结果——庇隆主义改革侵蚀了法治，增加了国家对经济的任意干预，通过各种手段(如国家强制修改合同关系)限制了企业家的经济自由，削弱了对于产权的保护。
阿根廷独立后(1810年至1852年)经历了长时间的暴力和不稳定，为了摆脱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长期依赖，阿根廷终于在1853年效仿美国制定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阿根廷宪法之父”阿尔韦迪的心血结晶，将法治、制衡和经济自由等包容性制度纳入其中，其宪法蓝图是阿根廷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经济上创造“黄金年代”“美好年代”的关键制度因素，其中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制度层次，即法治和经济自由。从1880年到1910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不可阻挡，一度发展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但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逐渐削弱了阿尔韦迪宪法保护经济增长的潜能，“庇隆主义接管”消除了阿尔韦迪宪法提供的经济增长的制度保证，引发了普遍和持久的“增长崩溃”。这包括1930年第一次军事政变发生时的宪政制度中断，以及随后的胡安·庇隆统治及庇隆主义运动。自1943年以来，阿根廷的衰落势不可挡——阿根廷成为唯一“过去比现在更繁荣的发展中国家”，“不幸地从富裕走向了贫穷”。
阿根廷经济的失败和崩溃，表明民粹主义政府代价高昂，因为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扭曲的经济政策，破坏了国家经济比较优势的来源，导致极高的生产率损失。庇隆主义政府统治下的阿根廷提供了一个“社会实验室产品”般的实例，表明国民收入从阿根廷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集团，被迫向寻租联盟进行了大规模的倾斜性的再分配；再加上法律改革削弱了合同的低成本执行和产权安全，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关键制度性触发因素，其负面影响持久而深远。
当然，指出放弃法治是阿根廷长期经济衰退的因素之一，并非首创。马泽蒂和斯普鲁克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提供了“反事实推演”，即：如果庇隆没有上台，阿根廷的长期增长和发展轨迹会是怎样？估算结果是，如果没有庇隆主义的民粹主义治理，阿根廷当代的人均收入将高出30%左右，与今天的西班牙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相当。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庇隆主义政权长期的民粹主义治理，阿根廷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富国”。
产权保护与平等分配：永恒的难局？
马泽蒂和斯普鲁克的研究，与经济学者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等人关于“包容性制度”“榨取性制度”及“可信承诺”的理论分析，可谓遥相呼应。
阿西莫格鲁等人在《制度是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原因》《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实证调查》《为什么国家会失败》等著作中，探讨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宗主国在拉美殖民地留下的政治、经济遗产对于这些国家的长期影响。他们指出，宗主国在殖民地的制度建设对后殖民社会的发展有着长期的作用。在一些殖民地，殖民者建立起了掠夺性、榨取性的制度，既缺乏对财产权的保护，也未能限制政府的专断权力。这些制度的目的主要是尽可能地将财富从殖民地转移到宗主国。而在另外一些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欧洲人迁徙定居下来，建立起了与宗主国类似的保障财产权和制约政府权力的包容性制度。
他们还强调，从长期来看，拥有能够促进要素积累、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和保证“可信承诺”的宪制制度的国家将更加繁荣。只有在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支持下，经济增长及发展才能长期持续。实行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投资新技术和新技能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比掠夺性和榨取性的经济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马泽蒂和斯普鲁克对阿根廷1853年宪法大加赞扬，对于庇隆主义的民粹主义法律改革则强烈抨击。他们认为，1853年宪法建立起了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和效率的宪法体制，而1946年开始的“庇隆主义接管”，使得短期性、任意性的民粹主义政治纲领和法律改革摧毁了保护产权、鼓励创新的宪法精神。
当然，针对“庇隆主义”“民粹主义”再分配的负面批评，也有一些研究提供了“反论”。比如，经济学者阿特金森（A.B.ATKINSON）、拉瓦雷（M.RAVALLION）等人的研究表明，收入（财富）不平等和贫困会妨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初期的高度不平等和贫困，会对未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减少不平等可以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平等主义的道德目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冲突并非绝对，二者可以是相容的，甚至是可以互相促进的。当然，平衡这两种力量的临界点在哪里，需要科学而谨慎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
综合来看，阿根廷将近一个世纪的“庇隆主义-反庇隆主义”的争论，并非不可调和，水火不容，“阿根廷之谜”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只是提醒我们，从长期来看，在保护产权的法治上的“可信承诺”与“减贫”“亲贫”的社会财富、社会福利的再分配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难局，需要我们谨慎平衡，悉心操持。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
疯狂的“鼎益丰”：资金大盘正崩塌 实控人自称有“北斗七星护体”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