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女孩，为谁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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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孩，为谁而活？

7月前

封面图 | 《三十而已》剧照

今天，你给别人面子了吗？比如，本来不想喝酒，但为了给别人面子，硬是喝了几杯。类似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劳动，你可能并没有做什么体力活，但一天下来总是很累，因为这样的情绪劳动无处不在，也会大量消耗你的精力。

我们对情绪很敏感，但很难察觉到自己或别人的情绪劳动，这些情绪劳动影响着我们每天的行动，甚至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对待自我和他人的态度。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我们每天到底付出了多少情绪劳动，这些情绪劳动是怎么一点点改变我们的。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摘取《情绪价值》一书中的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情绪劳动需要时间、努力和技能，无论你是男是女、多大年纪，真正懂得情绪劳动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之后，都会改变自己对许多社会现象的看法，重塑自己的思维模式。

来源：《情绪价值》

作者：[英] 罗斯 ·哈克曼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1. 你在情绪劳动，但你不知道

为了取悦其他人，或是为了避免遭遇严重后果——如父母生气这样的社会惩罚，如失去工作这样的经济惩罚，或如暴力这样的身体惩罚——你调整并改变真实的自我，以符合人们对你身份的期望，这就是情绪劳动。这不只是单纯的情绪劳动，这是如果不做就会得到警告或更多惩罚威胁的情绪劳动。

在公共场所，有人关注的时候，社会将情绪劳动强加于弱势群体，起到使其行为幼儿化、无效化的作用。情绪劳动作为顺从、不对抗状态的主动表达，还让这种权力现状显得不可避免，使进行情绪劳动的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地位。调查这一过程得到了多彻底、多积极的实施，有助于揭露是什么让不平等得以长期存在。

事实上，能被察觉、被表达的情绪与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联，二者的交融程度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深。

过去十年间，神经科学领域已不再认为人生来就有情绪，情绪有跨文化一致性了——不再认为情绪从出生起就印在大脑上，而是开始将情绪视为大脑创造的产物，认为我们通过五感，持续、主动地同化周围的世界，而情绪会受此影响，并且与基于经验的预测相结合。

如果情绪不会像打喷嚏或膝跳反射那样突然出现，而是要经由我们的大脑构建，且大脑本身又反映了它从更大环境中收集的信息，那么情绪劳动描述的就不只是情绪产生的过程，还包括情绪管理的过程。

我们的大脑管理情绪产物，它关注环境，明白得体与否的细微差别，也能理解沉重的期待。它知道习俗规定我们应该有何感受：聚会时开心，守灵时悲伤。即使有时候，我们内心的情绪与所处的场景并不匹配，但我们知道表现情绪的社会文化规范，这些规范引导我们在守灵时表现得心情低落，以示尊敬，哪怕我们其实并不觉得悲痛。如果你评估环境，调节自己的情绪表达，甚至真实情绪，以便能适应环境或与环境互动，那么你就在进行情绪劳动。

在社会学上，调整你的内在感受以匹配环境被称为深层扮演，调整情绪表达则是表层扮演。两者都是情绪劳动。结合具体场景与文化习俗，即便是社会环境完全相同，不同的人面对的情绪规范也可以完全不同。

例如，期待女人遵守的情绪规范通常与对男人的要求有很大差异。虽然社会期待男性自童年起，就只能感受到有限的情绪，但在公共场合他们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表达空间。女性则被当作情绪温度调节装置。不管她们喜欢与否，都必须始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而且还要对他人的感受负责。

街头的陌生人通过骚扰来提醒女性她们要「微笑」。人们指责进行商业活动的女人长着「呆板的婊子脸」，提醒她们要始终为这个世界表现得热情洋溢。如果男人不笑，不会有人指责他们长着「呆板的婊子脸」。就算真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表情，可能也只会觉得他们忙碌且重要。

2. 你应该……你必须……

想要进入公共场所，就必须表现得完全不会反抗——要表现得亲切、顺从、谦恭——这样做的女人可能不会惨遭驱逐或者名誉扫地，但这样做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挑战，而这无疑是重点。

通常，将女人当作感受载体的这种物化活动，往往要求她们提供情绪和身体的双重表演。对周围人的整个情绪体验负责，意味着女人常常被迫以一种非常狭隘的方式提供陪伴——这是女人外显的情绪表达的一部分。

即使在政治等领域中，宜人的行为与外表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当人们看到女人时，首先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自己感受如何，而且这个因素能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

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因笑得不够、不够讨人喜欢、外貌令人厌烦而持续受到攻击。在葫芦网（Hulu）2020年出品的名叫《希拉里》的纪录片中，克林顿解释道，与她的男性政敌不同，她感觉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每天花一个小时准备妆发。在竞选总统的600多天里，她光是损失在妆发上的时间加起来就有25天。

你只是希望自己头脑中的想法能得到倾听，却要花整整25天化妆、做头发。这听起来像恐怖片的情节：就像乔丹·皮尔2017年的电影《逃出绝命镇》的女权主义版本，你陷入了一场无法摆脱的噩梦。

女人被迫进行这些性别化的工作，被迫在各种随时可能失败的陷阱之间寻求平衡，这是女人进入公共生活的入场费，而这一费用男人无须支付。这给女性带来了真切的障碍。在希拉里的例子中，这种障碍浪费了她几近一整个月的时间。但障碍不只是简单地榨干时间和精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女性进入公众视野的机会大幅增加——此前进入公共生活的形式壁垒已得到移除——因此，观众强加于她们的反馈总量也大幅提高，反馈水平也有所变化。无论观众是社交媒体上的熟人朋友，还是政治辩论的电视观众，都是如此。这些观众认为自己有权获得女性的情绪劳动，这种观点创造了一个反馈循环，该循环将任何能看到女性的时刻都变成了管教的机会。

女人踮着脚一路走来时，人们观看她，评论她，等待她摔倒或磕绊，这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其中的羞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因为女人被迫做出的表演——从调高或调低吸引力，到让声音更甜美和露齿而笑——很容易被视为浅薄、淫荡或愚蠢，所以想要居高临下地嘲笑或指责她们实在太容易了。这种现状并没有随着女性在法律上的进步而减少，反而增加了。

今天，女性比以往受到更多审视，也比以往更容易受到羞辱。年青一代的女人，非常熟悉惩罚的双重标准，她们曾看到自己的母亲应对这种双重标准，她们勇敢而直接地对抗僵化的性别规范，寻求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自己。

她们需要做出选择：是该冒着在敌对世界中航行的风险完全拒绝限制性规范；还是拥抱它们，内化这些习俗；抑或在两者之间开辟自己的道路？对她们来说，无意识审查意味着面向公众的情绪劳动——即使在拒绝规范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是要主动权衡的事情。

有人认为，在公共场合展现的情绪劳动和女性气质的美感，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形式。这些人坚称不需要分割女性化表现与权力。这是公众喜欢的那种演出：由愿意参与游戏的女人表演。她可能会因此受到称赞、暂时得到奖赏和更多空间，但她通常也会受制于比他人更多的嘲弄和尖酸刻薄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认为最初选择打破现状的女人理应面对社会规训。

3. 无法摆脱的凝视

全安琪涉足了这一领域：她进入公共场所，展现女性气质，以此作为肯定自己、赋予自己力量的方式。2016年，全安琪当选密歇根小姐，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赢得该头衔的亚裔美国人。打破障碍是她参与选美的动力之一。

作为成长在密歇根城郊白人居多的社区的华裔美国女性，全安琪总觉得自己身处边缘地带：感觉自己不能适应生活、不够漂亮。参加选美比赛可能赢得奖学金，她可以用这笔钱支付大学学费，而且她也希望能感受到自己的美，并接受自己的美。这两个因素让她决定参加比赛。

为赢得州冠军，用短短几年时间从小型地方的比赛进军到美国小姐，她集中精力完善自我，培养了一系列理想特质。她努力提升自己已经令人惊叹的钢琴技能；多年来坚持每天在健身房里、按摩台上花费数小时，锻炼出苗条的体形；练习用最有说服力、最易于理解的方式回答问题，以呈现自己敏锐的思维。除了这些技能，她还额外进行了情绪劳动，让自己的所有行为显得礼貌且镇定。她知道，这是理想女性应呈现的核心特质。

对她来说这很合理，即使在密歇根小姐决赛前的几个月里，「有礼貌」的概念开始逐步扩大。评委会成员反复对有望获胜的选手描述过去的获奖者「忘恩负义」「态度可怕」「缺少礼貌」。

对于一心求胜的全安琪来说，负面反馈意见传递了很明确的信息：要进行额外的情绪劳动才能获胜，这些情绪劳动与「服从」的关系尤其密切。

她预先就向导师发誓会听话。她记得自己热情洋溢地告诉他们：「噢，如果我赢了，我一定态度良好。我会心存感激。我一定把工作做好。」回想起来，很难不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恐怖的准备仪式，为的是让她接受日后的艰难困苦。她胜利后遇到的第一种后坐力很是奇怪，好像纯粹是运气不好，不过这残忍的后坐力是可以预料的。

2016年，她赢得了州冠军。几周后，她获胜的消息传到了她出生的中国，并激起了舆论。她的照片遍布新闻网站，而原因与你预测的正好相反。「这在中国引起了轰动，因为第一位代表密歇根州参加美国小姐角逐的亚裔美国女人很丑。」她解释，「我不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这个故事在网上疯传。

她祖父母还住在中国，记者找到了他们的住址，并在他们家外面扎营。回到美国，媒体追逐她，打电话给她的学校、同事和朋友，而且她收到了死亡威胁。远在中国之外，全安琪的故事得到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每日邮报》甚至《人物》杂志的报道，读者热切地在媒体评论区展开讨论：美丽还是丑陋？「我实在无法摆脱它。」她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

在此期间，在她的家乡，她的顾问兼密歇根选美负责人质疑了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她代表自己家乡所在的州得到加冕，但她亚裔的身体外貌仍让她受到他人一时兴起的怀疑。「这是个奇怪的悖论。他们（中国人）不接受我，然后这里的选美社群也不接受我，就因为我不是白人。多诡异。」

全安琪故事中的这一部分，不只反映了固化当地种族和阶级的理想美具有主观性与文化特异性，而且证明了社会会鼓励女人进入展示自己的情境，而这种展示又使她们成为可公开羞辱的目标。

这整个机制表明：我们责怪女人，将女人物化，只是因为我们渴望消费她们的表演。

有人会觉得，女人的选美经历似乎是件老派的事情。但它远没有过时，它与现代生活的巨变息息相关。你在观众面前登台，观众则准备好评价你的情绪表现、外貌和智慧的呈现方式，而不是评价你的智慧。对现在的大多数女人，特别是职业人士而言，这已经成为线上、线下生活中的常态。甚至也会影响到那些避免成为公众关注焦点的人，像全安琪这样的故事只能进一步阻止她们打破现状，寻求更高的地位。

4. 难以察觉的胡萝卜陷阱

可能很难理解要求女人好看、甜美、善于安慰，优先关注其他人会是一种让女人感到沮丧的破坏性力量。毕竟，时刻微笑，照顾他人，让别人感觉良好能有什么错呢？难道世界不需要多些友好吗？难道欣赏漂亮的东西、漂亮的人不是人之常情吗？

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心理学家彼得·格里克和苏珊·菲斯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他们区分了两种形式的性别歧视——敌意的和善意的——一个用仇恨的权杖威胁女性屈服，一个用崇拜的胡萝卜引诱女性屈服。

敌意的性别歧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性别歧视是公开的，与偏见、负面刻板印象和差别待遇紧密相关，包括指责女性好指使人、妇人之仁、愚蠢，说女人当不好领导者，称不符合传统性别标准的女人为婊子和妓女，指责女人不道德、靠不住。敌意的性别歧视并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为人们所接受。

克里斯·布朗2014年的歌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该种性别歧视的广泛性。这首歌误导性地叫作《忠诚》，其中副歌部分用「婊子」描述女人：「这些婊子不忠诚！」共计11次。这首歌非常朗朗上口，其视频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已超10亿。

善意的性别歧视不太为人所知，往往是针对女性的赞扬、幼儿化、哄骗等言语或行为，这些言语或行为强调了性别刻板印象中女性的角色和特质，促使女性接受弱势地位。这种性别歧视更加隐蔽。包括将女人描述为需要英勇保护的，纯洁、体贴、道德高尚的存在。这包括叫成年女性「宝贝」或「女孩」。她们是无私的母亲、天真的女儿，值得尊敬和珍爱——这种方式最初似乎是在宠爱女性，而非限制女性。

善意的性别歧视认可和接受行为正确的女人，让她们获得短暂的满足，但只要有一步行差踏错，认可就会变成制裁。

流行文化中有一个完美的善意的性别歧视的例子，就是1965年披头士乐队的歌《逃命吧》（Run for Your Life）。这首歌为性别威胁裹上了糖衣。歌中男性叙述者16次称呼他的女性伴侣为「小女孩」，同时，他告诉她，如果她离开或欺骗自己，他就会杀了她。这段寓意不祥的副歌旋律轻快得反常：「如果可能，你最好逃命，小女孩/把头藏在沙子里，小女孩/抓住你和另一个男人/这就是结局……小女孩。」是的，没错：据说这首歌，基本上是由传奇的约翰·列侬创作的（尽管保罗·麦卡特尼也署了名），这是一首自豪的杀女颂歌。

尽管上述两首歌曲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词语描述女性——「婊子」和「小女孩」——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描述的都是相同的恐惧，害怕女性会行使自主权，离开与她们在一起的男人。

出乎意料的是，敌意的性别歧视可能还对女性更友善些。其主要是嘲笑一文不名的男人，警告他们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女人，输给更有前途的男性候选人。

为了将自己不切实际的自私要求合理化，男人将女人当作替罪羊，称她们为婊子。体现了善意的性别歧视的那首才是真正更加残暴的歌。这首歌没有影响到披头士乐队的名誉。这是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的污点，也是对仇恨女性——厌女——的全面认同与接受。我想不出还有哪类人——除了女人——能接受这种事：有支乐队唱了明确威胁要杀死她们的歌，而人们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仍旧铭记这支乐队。

究其根本，这两种明显对立的性别歧视都基于荒谬的本质主义信念，都会控制女性，限制她们的行为、情绪和生活选择。但善意的性别歧视会给女性一些选择——一点胡萝卜作为激励。她们可以成为乖乖女，接受她们的次等地位，保持微笑，表现出所有甜美、端庄、顺从的特质，这可能会让她们免遭男人和社会的伤害。

她们可以做情绪劳动。她们可以接受这种对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限制。或者她们可以拒绝，然后成为坏女孩并遭到放逐。当然，这是个错误选项。但好女孩离被贴上「坏女孩」标签只有一步之遥。

女权主义者安德丽娅·德沃金在她1987年的《性交》（Inter-course）一书中指出，女人面对着不可能的选择，被迫选择处女或妓女这两种被极大简化的类别。处女，或乖乖女，被视为完整的人类，但缺少权力；而性对象能得到更多权力，但不再具有完整人性——社会再也不会将她们视作完整的人类了。

这本书颇有启发性，且放在当代仍很惊人。「受损品」不只是虚构的20世纪20年代英格兰唐顿庄园里的表达方式，至今仍有人用这个词描述因性行为导致潜在市场价值下降的女性。这很令人费解。这种沉迷区分好女孩和坏女孩的观念延伸到了所有群体中。

我早就沮丧地注意到，以这种方式憎恨女性，属于最后一些社会完全能接受的性别歧视。进步的圈子无疑仍深陷厌女的泥潭，他们似乎想出了自己的「处女—妓女组合方案」：好女孩使用头脑赚取金钱和影响力，而坏女孩使用身体，特别是性别化地使用身体，赚取金钱和影响力。

我有段时间留过圆寸发型，那时偶尔会有男人将我与作家、女企业家兼「洛杉矶荡妇游行」（LA Slut Walks）组织者艾波·罗斯相比较。她当时参演了MV，与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约会。她毫不避讳地展示性，而且开始以模特身份崭露头角。几个男人好心告诉我：「不过不用担心。我们不认为你和她是同一种女人。」

另一个人评价说，做这种比较对我来说一定很糟糕，尤其我还是已婚的女权主义者。这一点也不糟。我把这当成极大的赞美：她无法无天而且超级性感。这些人大概是想说，我使用我的大脑赚取收入，而不是使用我的身体，这使我在某种积极意义上与艾波·罗斯有所不同。

其实并没有不同，现在也没有不同。

5. 处女-妓女二元论

几年后，我震惊地听说，有位男性记者同事认为啦啦队劳资纠纷不值得担心，也不值得关注。

报告显示，如果你把在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比赛中取悦观众的专业啦啦队队员用在训练、准备和表演的时长加起来，就会发现她们的酬劳通常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而NFL的球员往往签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这位支持工会、支持工人权益的同事告诉我：「如果不喜欢，她们可以离开，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这让我非常震惊。即使女人从事国家等级的正式工作，她们也会被告知她们女性化的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以NFL啦啦队队员为例，这份工作需要极高的运动能力和技巧，需要大量训练和审美劳动，更不用说还要付出大量的情绪劳动。即便如此，她们也会被告知：离开，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仍有人觉得她们不值得获得基本劳工保障。

进步人士可能急于争取护士和教师（「好女孩」）的权利，但不为使用身体发展事业的女人（「坏女孩」）争取权利。

长期存在的好坏分类和围绕这种分类的无穷无尽的讨论分散了人们对社会实际情况的注意。人们做出分类，进行审查，发出嘲笑。但这些做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剥夺女性完整的自决权，特别是经济自决权，来阻止女性崛起，剥夺女性的权力。此类奖赏与羞辱惩罚了所有女性，因为其将我们置于虚假的道德幻想中，使我们忽视了自己的底线。

由于我们仍认为「美」是个人私下进行的活动，而非社会上的正经工作。将审美劳动视为私人活动，其功能与贬低市场上的其他女性化劳动（如护理、服务、性或家政工作）相似。但如果想要利用与美相关的工作来赚钱，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会觉得这种工作不重要，在最坏的情况下人们会觉得它不合法（因为其与性工作有相似性），因此观众仍旧只关注从业者的品德，而不会热心解决造成剥削劳动的制度。

为达此目的，社会体系再次哄骗我们相信推动这数十亿美元产业的女人根本不是工人。因为除了像全安琪这样的女人，还有谁会推动这些产业：为了他人的娱乐和消费，为了收视率，女人将自己置于舞台之上，接受公众审视，有时是现实的舞台，有时是像Instagram、YouTube、抖音这样的虚拟平台。我们没有认识到她们在经济中的作用，反而继续把话题转向荒谬的方向，恶毒地监督着我们看到的钱与性、钱与女性气质的交换。

社会经济体系引导我们相信，我们只是在讨论一小部分地位最高的女性是否有权得到她们所得的待遇，这些女性（真人秀明星、网红、歌手、女演员）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身体获得名望。即使我们非常推崇她们，但社会还是教导我们要憎恨那些从女性化工作中赚取真金白银的女人。

但这样的女人是例外，而非规律性的。他们幸灾乐祸的妖魔化和轻视只会让大多数女性化工作者所处的困境变得更糟，而这些人既没特权，也没财富。女人被迫进行这种具象化的情绪劳动，为他人创造情绪体验，被迫把自己包装成可享用、可消费的商品——让他人用以盈利。

人们心照不宣地认为，好女孩应该慷慨地为他人而活，不能庸俗地索取金钱，否则就玷污了她们自己。一旦她们敢于要求薪水，要求分享她们创造的财富和价值，她们就成了坏女孩。

我们把女性推上虚假的道德高地，同时要求她们持续展现女性气质。这虚伪得难以置信，而且完全是在退步。这也是对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支持和辩护。父权制资本主义营造了一个假象，好像从使用身体盈利的女性那里扣留金钱是道德行为，而不是市场剥削行为。毕竟，有人打算把这笔钱——女性创造的价值——带回家。

我们可以为这样的世界而奋斗：在这个世界中，女人可以不仅仅依靠身体来获得权力，但同时，我们也不否定通过身体获得权力的女性的价值。关键是摧毁处女—妓女二元论，而不是选择其中一边。关键是谴责对女性行为的管教，并看到其本质：对打破现状、寻求权力的女性的阻碍。

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仍停留在中间阶段。

在此期间，女人努力争取权力，希望被聆听、被接受；在此期间，女人寻求在领导桌上占据一席之地；在此期间，女人试图为她们相信可以存在的世界而斗争，为进步而斗争。进行这些斗争时，她们用情绪劳动当防御盾牌，但这盾牌同时也被用作对抗她们的武器，来衡量她们是好是坏。在此期间，她们被迫长期忍受凌辱，她们被嘲笑胆敢戴上面具，胆敢继续努力争取更多、更好的东西。

一起聊聊：

你最近做了什么让你特别累的情绪劳动？
你的情绪劳动，有人看见、认可、给过回报吗？
你觉得女性所承担的情绪劳动中，哪些是原本不需要承担的？

欢迎留言，谈谈你看见的情绪劳动带给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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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冯仑风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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