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怎么就得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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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怎么就得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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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前

奥斯卡前段时间公布提名。

国内没什么反响，但海外炸了。

最大的争议——《芭比》。

有人说《芭比》没有提名最佳导演与最佳女主，也有人说《芭比》怎么也配提名最佳影片。

看来《芭比》的确是年度现象级。

全球票房14亿美元，是2023年的全球电影票房冠军。

而国内呢，2.52亿人民币，位列2023年国内票房榜的第46位，现在也没多少人在讨论。

但从《芭比》提名奥斯卡这件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更多更该值得去聊的东西。

它不仅仅是关于奥斯卡。

更是日益明显的，创作与舆论的冲突，正在爆发。

《芭比》怎么了

先说几句为什么很多人对《芭比》的提名感到不满。

表面上看。

今年的《芭比》获得了8项奥斯卡的提名，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女配、最佳男配、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原创歌曲（两项），看上去非常不错。

但如果你仔细去想。

会觉得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表面肯定。

《芭比》的核心是什么？

在它走向票房冠军的路上一直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创作出芭比这个角色的导演格雷塔·葛韦格，一个是演绎芭比这个角色的女主角玛格丽特·罗比，与一般的电影不同，她们二人几乎是可以直接代表着芭比的思想与形象的，与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部电影有着直接的关联。

可奥斯卡肯定的呢？

从女配到男配，甚至一些技术类的奖项，唯独没有这两位核心人物。

尤其是作为男配角的“肯”。

不但获得了最佳男配的提名，甚至还提名了最佳歌曲，这让人感觉，这样一部讨论女性主义的作品，让肯拾起了胜利果实。

以至于高斯林也对此提名发表长文，表达对奥斯卡忽视《芭比》里两位主创的行为感到不满——

“没有《芭比》就没有肯，没有格雷塔·葛韦格和玛格特·罗比就没有《芭比》这部电影，如果没有她们的才华、勇气和努力，这部作品的任何人就不可能获得认可......用失望形容我的感受都是太轻描淡写了。”

也难怪大家有意见。

并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肯”。

因为这戏内戏外，已经完成了闭环。

这样想有道理吗？

有。

毕竟相对于欧洲三大等小评审团制度的评选不同，奥斯卡是个工业奖，是业内人士对过去一年做出突出成就的电影工作者的鼓励，体现的是“集体意志”。

举例来说。

有媒体统计，2023年，可以给奥斯卡投票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数达到了9375人，而其中“最佳导演”这一奖项的提名，则由这些人之中的“导演分会”成员投出，他们不但包括我们熟知的那些知名美国导演，还包括李安、王家卫、许鞍华这样的华人导演。

人数之众，可见一斑。

也正因这样的投票方式所反应的“集体意志”，我们经常会说，也许奥斯卡并不能选出当年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但一定能选出代表当下的作品，就像2020年的《寄生虫》，或者去年的《瞬息全宇宙》，它们的得奖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艺术性超出了其他电影，但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价值取向，就是种族的多元化。

所以回到这届奥斯卡。

当我们看到学院“排斥”了《芭比》的两位核心主创。

理所当然会去猜想，这似乎就像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整个学院对《芭比》的蔑视，甚至于，整个影视圈的父权制对女性主义的压迫。

但真的如此吗？

虽然质疑本身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但与此同时，Sir也觉得，任何以口号来简化矛盾冲突的处理的方式本质上都是一种偷懒。

这世界本就没有那么二元对立、非此即彼。

大多数的阴谋。

其实只存在于舆论场的想象里。

所以如果要真的厘清《芭比》的问题，我们同样需放入实际情境中去仔细分析。

而不是不管事实，便扛着大旗在一旁挥舞。

和神仙打架？

讨论一部电影为什么没有被提名，我们最先应该考虑的不是这里面有什么阴谋，而是被提名的那些究竟会不会比这部电影强，以及是否有可替代性。

简单来说。

就是被提名的值不值，落选的该不该。

幸好的是，除了极个别影片，这一届的奥斯卡提名影片Sir大多都看过，从专业的角度，应该可以聊上几句。

首先是最佳导演。

“最佳导演”的提名分别是——

克里斯托弗·诺兰，《奥本海默》；乔纳森·格雷泽，《利益区域》；茹斯汀·特里叶，《坠落的审判》；马丁·斯科塞斯，《花月杀手》；欧格斯·兰斯莫斯，《可怜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肯”的有力反驳是，这份名单已经很好地诠释了并非是由于“女性主义”而将《芭比》排除在外。

因为五个提名里，有两部女性主义电影——

《坠落的审判》以及《可怜的东西》。

《坠落的审判》Sir就不必多说了，之前也详细聊过，作为一名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将女性细腻的观察力放在了这部电影里。

从电影开头铺设的音乐细节，以及儿子与母亲之间随着案件愈发深入，而彼此出现的隔阂，或是，当母亲在审判庭上，对自己是否谋杀丈夫时，那极具玩味的表情。

甚至，在整部电影看下来，你可能都在真相中游移。也能深刻感受到导演所传递出的，对于婚姻生活与自我意识的较量。

可以这么说。

同为女性主义作品，寻求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突破口，《芭比》在文本上的深刻性，着实是与《坠楼》有着一些差距。

《可怜的东西》Sir还没这个机会能看到，所以也着实判断不好。

但你看这个题材。

故事的主旨是以一个被男性主导下的女性成长的过程，电影讨论了男性凝视下女性身体的自主权，对父权制度的批评等尖锐话题。

也是一部属于女性主义的作品。

虽然没法以奖项推导，但毕竟是拿了金狮奖的作品，想必也是有很强的导演能力。

而其他三部呢？

诺兰的《奥本海默》和马丁的《花月杀手》Sir也曾推荐过，一个是在叙事上更加精雕细琢，是其最接近奥斯卡的一次，一个是拍了部真正的Cineme（电影艺术），让我们看到了静水流深的力量，入围导演奖实至名归。

《利益区域》不知成品如何。

但看法国的网友评价，“以一种全然相反的路径进入了“大屠杀””，以及戛纳陪审团大奖的荣誉，想必这个导演奖的入围也是恰如其分的。

所以你看。

就“最佳导演”的评选规则来说，它要么是电影技术上有非常牛逼的突出之处的（如《瞬息全宇宙》），要么就是在电影整体从镜头、剪辑、演员、画面都完美符合学术派的“精益求精”的（如《犬之力》），以及就是在故事上，对人性有非常深刻、严肃的剖析，表现的（如《寄生虫》）。

这些《芭比》都不算突出。

它替代得了谁？

再看“最佳女主角”。

五个提名候选分别是——

安妮特·贝宁，《奈德》；莉莉·格拉斯顿，《花月杀手》；艾玛·斯通，《可怜的东西》；桑德拉·惠勒，《坠落的审判》；凯瑞·穆里根，《音乐大师》。

这其中有细腻表演——

比如桑德拉·惠勒在《坠落的审判》的庭审场景，描述自己丈夫有自杀倾向时，她的表情是这样的：

她开始有些慌乱，但，在深呼吸后，又宛若另一个人一样，去描述着或许“不存在”的场景。

不要忘了，她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

△ 对，这个动图我是又用了一次

这其中有难度表演——

比如艾玛·斯通在《可怜的东西》中要用一个成年女人的躯体表现出孩童时的稚气，并，在不停学习如何“成为女人”过程中，慢慢接受并进入成年人的世界。

尤其这部电影里的风格实在在太跳跃，如何把控人物表现，也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

这其中有挑战自我——

比如安妮特·贝宁的《奈德》，为了演一个马拉松游泳运动员，65岁的年龄挑战了大量的水下镜头，付出了很多。

这其中有掌控全场——

比如凯瑞·穆里根的《音乐大师》，虽然影片质量不咋地，但评论一致认为凯瑞的演技是碾压式的爆发。

至于莉莉·格拉斯顿的《花月杀手》。

看到她身上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野心与原始美，想到她是这份名单里唯一一个非白色人种演员，换做是你，你会把她换下来吗？

所以你看。

《芭比》里玛格丽特·罗比的角色，大多时间就只是维持金发碧眼、漂亮芭比就可以了。（剧情安排，并没有说不好的意思）

给电影制作人一个提示

玛格丽特·罗比还是美如画说她丑真的很难信

这么被动的角色，替换以上哪个会合适？

哪怕是以罗比自己的维度比较。

《芭比》中的角色也不如她曾提名奥斯卡女主角的《我，花样女王》来的细节丰富啊。

再加上奥斯卡一直以来对票房爆款的“轻视”（就像这一届全球票房最高的动画片《马里奥》直接连提名都没有），所以，《芭比》落选，并不是奥斯卡有意刁难而为之，只是，它并没有到“最佳”的标准线上。

它不是不好。

而是，并不适应这个“奥斯卡”的体系。

“表面”的多元化

老实说，以上的内容，Sir觉得说的其实都只是常识。

但凡你对奥斯卡有些许了解，但凡你看了入围的其他影片，大抵都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但遗憾的是。

很多哪怕是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文章，它们讨论社会、讨论政治，形而上的辩论许久，偏偏视这样的“常识”而不见。

这里不仅是电影。

甚至于整个舆论场，都如出一辙。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看《芭比》之争，其实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奥斯卡了，更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电影艺术和舆论潮流的冲突。

而这，恐怕才是当下世界电影的“大敌”。

简单来说。

电影的创作与观众的需求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对于电影创作者，他们的需求是“能不说尽量不说”，力图复杂性，多面性，深刻性，一眼看穿的电影不会是好的追求，而对于观众来说，他们的需求则是“我要什么”，以及“你有没有直接给我”，如果没有，那么显而易见，这部电影就是“错的”。

就像这次的最佳女配角提名。

很少人关心，在高斯林获得《芭比》最佳男配角的提名时，《芭比》中另外一位演员，亚美莉卡·费雷拉也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

对。

就是说出了《芭比》本片最核心观点的，那位“芭比”的前主人。

也正是因为她，芭比们才能觉醒，重新掌握芭比乐园的主权。

她对于自己的提名倍感意外，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她一度怀疑“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

她的角色与“肯”在芭比乐园里作为一个与女性对立面的角色相比，难道，她不是更具有醍醐灌顶的意义？

可惜。

声讨者们看不到这些，或者说，不愿意看到这些。

他们集中火力。

对视线之外的事情，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你可以看到，奥斯卡，也逐渐开始了“硬性规定”。

就在2020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为候选影片定下了一条规定：“如今角逐最佳影片奖的电影要坚持包容性和多样性标准”。

也就是说，如果一部电影想要获得94届、9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评选资格，就要提交一张包容性标准表格，写明该片呈现在屏幕上的画面、故事情节、剧组人员、创意领导和行业机会所体现的包容性标准。

具体标准也有所规定——

电影画面中至少有一名主角或配角必须来自代表性不足的种族；或是至少30%的小角色必须来自两个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或主要故事情节必须要围绕一个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展开。

所以，在这几部提名了最佳影片的电影里，不难看出他们遵循的“规定”。

就举几部非常典型的作品例子。

《花月杀手》，就将故事放在了原住民与白人“侵略者”的矛盾冲突点上，兼顾了电影里需要有少数派群体的规定。

《过往人生》，以亚裔为主题，看似是说成年后见到初恋时的怅然若失，但实质上，是在讲亚裔文化与美国西方文化的藩篱；

而《美国小说》的故事，就是完美契合了学院的“多样性”。

电影预告就非常辛辣讽刺，一个非裔美国作者，在他的经纪人要求下，写出一本符合美国社会对黑人刻板印象的“blcak book”，也就是关于“讲述黑人故事的书”。

作者本意是想写出一部辛辣讽刺文，但，没想到，他这本书不单单要写得像“黑人”，就连与出版商相处时，也要当一名地道“黑人”才行。

《留校联盟》里，更是加入了亚裔、摩门教徒的配角角色。

在最佳男主角的赛道里，《鲁斯丁》这部电影里叠加的buff，绝对是王炸组合：

非裔、同性恋、民权活动家，在1964年华盛顿组织大游行，为弱势群体争取人权。

奥斯卡需要以这样的硬性规定才能将这些影片提名。

但。

这样看似虚伪的、表面的、条条框框下的“平衡”的举动，大部分的时候，所带来的往往会是平庸。

甚至投机。

就拿《音乐大师》来说，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一部电影会入围7个奖项？甚至还包括最佳电影。

要知道，这部作品在豆瓣、IMDb，与烂番茄的评分都不高——

分别是5.8、6.7，与60%（影迷喜爱度）的爆米花。

但如果你看了电影就会明白。

这是一部考虑到方方面面，buff叠加到满的电影，它有奥斯卡喜欢的元素：传记片、黑白片、演技展示场景，又有着当下无比“正确”的元素：性取向、精神问题、家庭问题。

像是把优秀高考作文的金句都摘抄出来，重新组合成一篇文章。

不好看。

但又很符合各种评奖标准。

所以这样的电影，真的还是以往我们对电影创作的认知吗？

与其说它是创作。

不如说，它其实是在计算。

计算好每一个业内人士喜欢的点，成为名副其实的“私人订制”。

然而更最可怕的是。

这样的“定制”其实不止发生在冲奥的事件里，你回过头来再看，过去一年林林总总的商业电影，大多也是在“定制”。

它们迎合着当下的潮流。

同时，又生怕观众看不见，故事直给、情绪直给，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票房狂潮。

最后还是说回《芭比》落选这事吧。

很多人会从直觉上大而化之地理解这件事，比如“芭比海默”曾联袂引领风骚，凭什么最后《奥本海默》就能一路高歌，而《芭比》却只给安慰呢？

其实就像王小波说的。

“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

说到底。

我们缺失了就事论事的耐心。

甚至这篇文章，Sir相信很少人会真的有耐心读到最后，或许有人还会质疑，花这么长的篇幅，写一件在国内没有太大反响的事，真的有必要吗？

似乎事实与常识再也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抓住热点、迎合情绪。

能改变吗？

不能。

所以，你就当Sir在做一件“没必要”的事吧。

假设你看到这里。

那么，我谢谢你的耐心。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助理：小田不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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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ir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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