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国国籍的，当时做这个决定曾考虑了很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1983年在一本书里我曾经说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 2015年4月1日我放弃了美国国籍，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一个给了我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我感激美国。而且，我知道很多美国朋友不会赞同我放弃美国国籍。 ”1922年10月1日，理论物理学巨擘杨振宁（号伯瓌，Chen Ning "Frank" Yang）出生于安徽省安庆道合肥县西大街四古巷杨家祖宅的第五进正东房。
1938年9月，杨振宁以同等学力（当时杨只有高二学历）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理学院，遵父命选报化学系。高中阶段他尚未修习物理，在准备入学考试自修物理教科书时对物理学产生浓厚兴趣，未及开学便征得理学院院长吴有训（1897—1977）教授的同意，12月1日一开学就转入物理学系。1942年7月，以英文论文《群论与多原子分子的振动》（Group Theory and the Vibration of Polyatomic Molecules）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理学学士学位（BSc），其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吴大猷（1907—2000）教授。
1943年8月（次年6月25日才正式发榜），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杨振宁参加了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生考选，顺利考中物理学门（注重高电压实验）。1944年7月，以总标题为《超晶格统计理论探究》（Investigations in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Superlattices）的英文论文获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今称研究生院）理学硕士学位（MSc），其硕导是王竹溪（1911—1983）教授。杨振宁的硕士论文由两部分组成：《相互作用能随晶格常数和有序度变化之变化》（The Vari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Energy with Change of Lattice Constants and Change of the Degree of Order，共8页，另有摘要1页）和《超晶格统计理论中准化学方法的推广》（A Generalization of the Quasi-Chemical Method in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Superlattices，共17页，另有摘要1页）。
在等待出国深造期间，1944年秋至1945年夏，杨振宁任西南联大附中高中数学教师，空暇时钻研场论。1945年11月24日抵美留学，翌年1月2日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生。1948年6月，以核物理学方面论文《论核反应和符合测量中的角分布》（On the Angular Distribution in Nuclear Reactions and Coincidence Measurements）获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PhD），其博导是“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1908—2003）教授。同年，作者基于博士论文发表过同名期刊论文。
杨振宁的主要职业履历：1948年秋至1949年夏，任芝加哥大学物理学讲师。1949年9月至1955年6月，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NJ）数学学院成员，1952年转为长聘成员。1955年9月至1966年6月，任IAS数学学院教授，其中1956年4—9月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做暑期访问。1957年与李政道以联袂合著的经典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双双荣膺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66年9月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首位物理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该校理论物理学研究所创始所长。1986年4月11日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首位博文讲座教授（属兼职性质）。1993—1998年与丘成桐联合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创始所长。1998年6月14日获颁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聘书。1999年5月21—22日，石溪分校为杨振宁举办荣休盛典后正式退休。同年10月2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4月起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竣工落成，杨振宁出任终身名誉主任（院长）并获颁清华大学教授聘书。2003年12月24日归国定居于清华大学清华园照澜院“归根居”寓所。
1909年派遣庚款留美甄别生首开庚款兴学之先河。民国时期，教育部主办、国立清华大学协办的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庚款留美公费生（简称“庚款留美生”）考选共举办过6届（以考试年份为准）：1933、1934、1935、1936、1940和1943年。前4届是考试当年发榜，后2届因战乱而改为考试翌年发榜，分别招录考生25人、20人、30人、18人、17人和22人，合计共132人。庚款留美留英生考选本来就竞争十分激烈，受国内外战乱影响，庚款留美生考选和庚款留英生考选均停办过多年。窃以为，竞争程度最为激烈的前三名当是第五届庚款留美生考选、第八届庚款留英生考选和第六届庚款留美生考选，它们均与前一届考选相隔时间较长。1941年2月22日，第五届庚款留美生考选公开发榜。仅一个多月后的4月10日，清华大学即着手筹备第六届庚款留美生考选，拟定24个学门各招收1名，不分性别，共招录24名学生。每名考生只能选报其中一个学门，一旦选定，不得更改。每人需参加8门学科的考试，每天上下午各考1科，历时4天考完，各科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考试科目分为普通科目和专门科目两大类。普通科目包括党义、国文和英文3科，所有考生均须参加。专门科目依24个不同学门而设置各异，均设5科。各专门科目试题以英文为主，除特别注明者外，应考人可任选英文或国文作答。第六届庚款留美生考选总分（加权总平均分之简称）计分规则如下：各科成绩均为百分制。党义不计入总分，60分及格即可。普通科目占25%（国文占10%，英文占15%），专门科目占70%（5科各占14%），研究及服务占5%（大学毕业论文亦可作为研究成绩）。最低录取标准（两者取其一）：(1)总分满60分；(2)总分满55分，且专门科目算术平均分满50分。只录取同一个学门中总分成绩名列前茅者（视每个学门的招录人数而定）。庚款留学生考选一开始就严格执行录取标准，坚守宁缺毋滥的总体录取原则，确保录取生质量。第六届庚款留美生考选最初拟于1941年10月在重庆和昆明两地同时开考，因故未及实施，12月7日便突发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先导的太平洋战争，交通梗阻，12月26日清华大学只得正式决议延期。稍后又计划于1942年2月16—18日报名，2月25—28日在重庆、昆明、桂林和城固四地同时开考。因国际战事持续不断、社会动荡不安，考试时间不得不再次推迟。1943年1月6日，梅贻琦校长呈函教育部称，因国家急需人才，拟于今春恢复考试，同年3月和5月，临考前又接连两次延迟，一拖再拖，历尽磨难，本届考试最终于1943年8月16—18日报名，报考者共计370余人，8月26—29日在重庆、昆明、成都和桂林四地同时开考。1943年8月17日，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给当时正在该校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杨振宁核发了编号为“留美滇字第2062号”的准考证（图1），他选报物理学门（注重高电压实验），需要应考的5个专门科目是微积分及微分方程、理论力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
1944年6月25—27日，“国立清华大学第六届考选留美公费生揭晓广告”在重庆《中央日报》连登3天（25—26日登在第4版，27日登在第1版）。本届共录取考生22人，全都是男生。原计划招收的农学（注重畜牧育种）和纺织二门因考生成绩未达最低录取标准，名额阙如。图2是盖有“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 民国三十二年”公章（与杨振宁准考证上所盖公章相同）的正式揭晓广告，可惜它并未像前几届那样在揭晓通告（广告）上标注出具体日期。《中央日报》刊登的揭晓广告内容是经编排过的且没有公章。1944年8月，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公布了全部22名第六届庚款留美生的基本情况和总分（表1，以发榜时的顺序为准），其中杨振宁的年龄最小（时年未满22周岁），吴中伦的年龄最大（时年刚好31周岁）。稍显遗憾的是，这次并没有像第三至五届那样公布所有考生的各科详细考分，只公布了总分，故无法根据计分规则来核实其准确性。在昆明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杨振宁和张守廉（1920—2013）是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1942级研究生，黄昆是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1942级研究生，三人的硕导依次是王竹溪、周培源（1902—1993）和吴大猷。为了改善经济窘迫状况和住宿条件，在杨武之（原名克纯，以字行，1896—1973）教授的推介和帮助下，1942年秋至1943年春，杨、张、黄三人同在昆华中学兼课且同住一个宿舍，他们志趣相投，形影不离，切磋学问，探讨时事，三位挚友还经常高谈阔论，雄辩天下一切，时以“三剑客”闻名。黄昆和张守廉在报考第六届庚款留美生考选时，为了避开报考物理学门且早已名声在外的杨振宁，只好分别选报气象学门和无线电学门，但依然落选，分别败给郭晓岚和洪朝生。1944年9月，黄昆考中第八届庚款留英生物理学门（注重光学）。1945年1月，张守廉考中教育部公派电机工程电讯器材制造组留美研究生。1944年10月6日，“第六届留美公费生拟入美校及研究计划一览”出炉。清华大学给杨振宁留美配备的专业指导教师是赵忠尧教授和王竹溪教授，指导意见摘要是“研究原子核物理（注重高电压实验）”，拟入学校是普林斯顿大学，杨振宁后来实际入读的学校是芝加哥大学。在上述“研究计划一览”出炉的前一天，杨振宁的指导教师赵、王二教授就其研习专业方向事宜，专门致函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兼考试委员会主席梅贻琦（1889—1962），极富远见卓识地指出：“前奉函嘱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经与杨君数次商谈，以目前美国情形高电压实验较难进行，可否略予变通以应时宜。查高电压实验之目的在研究原子核物理，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1943年8月16日，何炳棣（1917—2012）拿到的准考证编号是“留美滇字第2025号”，他选报西洋史门，需要应考的5个专门科目是西洋通史、西洋近代史、明清史、史学方法和世界地理。“1943年8月参加第6届清华中美庚款公费生考试，1944年3月发榜，何炳棣以优异成绩金榜题名。事后多年，一次美国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与何炳棣聊天，杨说，我记得咱俩是同一年考上的庚款公费留学生，你当时比我还多3分。何说，老兄，你记错了，不是比你多3分，是比你多7分。说罢俩人哈哈大笑。”这段描述中的“1944年3月”显系“1944年6月”之误。所谓的何炳棣的考分比杨振宁多7分的说法广为流传，实则与史实相悖。以考试成绩总分论，当年何炳棣以78.50分名列第一，杨振宁以68.71分名列第十一，郭晓岚以58.39分垫底。何炳棣比杨振宁多考得9.79分而非7分，比第八名白家祉多考得7.10分（最接近于“7分”说）。实际上，因何、杨二人分属于人文社科和理工科，所考专门科目性质迥异，不可类比，故这种比较没有多大意义。第八届庚款留英生（1944年2月开考，同年9月发榜）的出国启程日期比第六届庚款留美生（1943年8月开考，翌年6月才发榜）稍早，1945年8月10日前后，考取第八届庚款留英生的黄昆从昆明乘飞机赴加尔各答再乘火车转赴孟买候船时，杨振宁曾到巫家坝机场为好友送行，当时杨的行程尚未确定。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11月3日第2版报道：首届穆藕初奖学金已揭晓：农科一名中央大学刘有成、理科一名西南联大杨振宁、经济一名西南联大周大昌，每人各获奖学金法币300元。当时18岁的杨振宁正在西南联大念大三，这是他首次获得的较有影响力的奖项。显然，所谓的“杨振宁以极其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的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在攻读完硕士之后获得了穆藕初奖学金，得到了赴美留学的机会”和“1945年，获穆藕初奖学金，赴美留学”的描述都出现了比较离谱的失误。在等待出国留美期间，1944年秋至1945年夏，杨振宁任西南联大附中高一（四）班兼高二（五）班数学教师，所用教材是《范氏大代数》。杨夫人杜致礼（Chih-Li Tu，1928—2003）正是他任教该校时高二（五）班的学生。1945年3月，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1893—1963）给杨振宁签发了派往美国的公费留学生证书（编号：第21号，图3）。
杨振宁离开祖国远赴美国深造前，已公开发表过4篇期刊学术论文，均是英文论文，第1和第3篇发表于美国，其余2篇发表于国内《中国物理学报》。在这4篇论文中，唯一被1983年出版的英文版《杨振宁论文选集及评注》（论文总目录只收录到1981年）收录的是发表于美国《化学物理杂志》的《超晶格统计理论中准化学方法的推广》，它也是“杨选”全文收录的第1篇论文。《关于量子化的时空》是杨振宁抵美后发表的第一篇期刊学术论文。第六届庚款留美生考试结束已近两载，同学们连出国护照等最基本的手续都尚未办妥，行程似乎变得遥遥无期，大家都心急如焚，鉴此一直在昆明静候校方通知的张建侯、杨振宁、张炳熹和何炳棣等16位同学于1945年6月12日联名致函时在陪都重庆的梅贻琦校长，呼请校方出面协调、催办并解决有关事宜，以尽快成行。6月25日，梅校长批示：“诸君如愿举代表一人赴渝接洽，本校可资助机票二万三千元。”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以后，中美之间的民用直航客轮已全部停运，直到1946年才恢复。“二战”期间，盟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航行的商船经常遭到德军和日军潜艇发射鱼雷、轰炸机和水雷等的袭击，数百艘商船曾被击沉。“二战”刚结束时，太平洋航线尚存被水雷或鱼雷袭击的危险。据与李政道同船赴美的化学家魏惟诚（1914—1991）的旅行日记记载：“（9月13日）下午二时半参观本船的机器房，共设有锅炉四只，每只九千匹马力，每日用柴油二万五千加仑。所有机件都分二组，一在船前部，一在船后部。因此即使中了一个水雷，船仍然可以开行。”因经太平洋赴美的东线客轮尚未恢复，杨振宁一行就只好选择耗时长、路途远、旅费贵的经大西洋赴美的西线。1945年8月28日清早，杨武之亲自将长子送至拓东路航空公司，杨振宁一行从昆明巫家坝机场乘坐DC-3小型运输机，经停“驼峰航线”中的缅甸（当时系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北部腊戌，当天飞抵英属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当时美国把退役军人和平民（含传教士）撤回国内的任务繁重，船票十分紧俏，空位难觅。杨振宁一行只得在印度静候，寻机赴美，苦等两个月，10月27日终于登上美国“斯图尔特将军号”运兵船从加尔各答启航，途经今斯里兰卡（时名锡兰）首都科伦坡、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一部分）、红海、苏伊士运河、埃及塞得港、地中海和北大西洋，11月24日，一个阴郁日子的下午在位居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中城的哈得孙河曼哈顿西42街码头登陆。杨振宁一行所搭乘的“斯图尔特将军号”运兵船实际载客共3178人，其中平民201人（含女性49人），华夏学子的铺位在甲板下船舱的最底层，与退役回国美军士兵同住在统舱（即军人仓，troop class）。统舱铺位共设4层，显得很拥挤，船票单价是250美元，比东线上海到旧金山的船票（100美元）贵很多。1943—1944年，杨振宁和三位晚一级的研究生凌宁（黄昆的姨表弟，1919—2019）、顾震潮、金启华在西南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同住一室，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杨、凌二人是意气相投、观点一致的密友。凌宁的父亲凌宴池（字霄凤，Yen-Chih Ling，1892—1965）是一位知名银行家、诗人、画家和收藏家。在家族网这趟海轮航班的档案资料第219页中，凌宁（编号：63）的直系亲属记为父亲“Yen-Chih Ling”；第228页中，杨振宁（编号：114）的直系亲属也记为父亲“Yen-Chih Ling”，这显然是搞错了。1989年8月25日，黄茂光回忆说，中国人在船上受到过美国大兵的言语侮辱和种族歧视。“斯图尔特将军号”（General M. B. Stewart）自由轮运输船（图4）以美国将军兼作家默克·斯图尔特（Merch Bradt Stewart，1875—1934）的名字命名，斯图尔特夫人捐助过造船费用，1944年10月15日首次下水试航。该船长159.36米，宽21.79米，吃水深度7.32米，航速31 km/h，空载排水量9950吨，满载排水量17250吨。船舱只分房舱和统舱两级，房舱住官，统舱住兵。船员定额：房舱34人，统舱391人，合计425人。乘客定额：房舱229人，统舱3114人，合计3343人。1945年3月3日被美国海军征购用作运输船USNS（United States Naval Ship），改装后即成运兵船（troopship），1946年5月24日退出海军现役，移交给美国战时航运管理局WAS（War Shipping Administration），用作美国陆军运输船USAT（United States Army Transport）。1950年3月1日被美国海军军事海运局MSTS（Military Sea Transportation Service）重新征购并编号为T-AP-140，1958年5月21日再次从海军退役，移交给交通部海事局。1967年出售后被改建为货轮。1987年7月报废后被拆解。第六届庚款留美生共录取22人，其中黎禄生还考中第八届庚款留英生经济门（注重工商管理），他首选英庚款资助，1945年夏取道加尔各答和孟买赴英留学，1947年秋再转赴美国求学。1943年4月，吴仲华和李敏华在昆明喜结良缘，同年11月吴仲华偕已身怀六甲的妻子（因第六届庚款留美生考选尚未发榜，夫妇俩决定先行申请自费留学护照并获批）从昆明启程，途经缅甸和加尔各答，最后从孟买乘船于1944年2月8日先期抵达洛杉矶。抵美仅两周后，即2月22日，李敏华在纽约便产下长子吴明。吴中伦1946年1月离开昆明飞抵加尔各答，等待近一个月后通过在货轮上打工启程赴美留学。张炳熹迟至1946年8月才抵美留学。除上述4人（黎禄生、吴仲华、吴中伦、张炳熹）以外，包括杨振宁在内的其余18人都是从加尔各答同船抵美，另有教育部公派留美研究生和实习生以及自费留学生若干同行。20世纪40年代中期，经印度转赴欧美留学，通常是从昆明巫家坝机场或重庆白市驿机场乘坐飞机到达加尔各答，若转赴孟买候船则需换乘火车前往。1945年8月28日，何炳棣和杨振宁等同机飞抵加尔各答。“洪朝生等22名庚款留美公费生就于8月30日先乘这些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然后乘撤离太平洋战争的美军运兵船赴美。”该书作者连同行的庚款留美生并非全部而只有18人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所谓洪朝生等乘机日期“8月30日”这个“孤证”，在没有找到其他证据佐证之前，笔者暂不予采信。除何炳棣和杨振宁以外，其余16人中还有几人与何、杨同机飞抵加尔各答，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查证。“1945年10月26日，乘U.S.S General Stewart运兵船赴美”中错误的日期显然是受到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书中的误导。请看当事人何炳棣和杨振宁对这次赴美过程细节的回忆。考试是早在1943年八月下旬即举行了的，考试结果是1944春夏之交揭晓的，可是我们要等到日本投降之后，1945年八月二十八日才能搭一货机自昆明出发，在缅甸腊戌小停，飞抵印度加尔各答候船赴美。在加尔各答等了几乎两个月，因为船期无法预知，也因为行囊羞涩，我们只好在加尔各答“死等”，根本无法游览任何印度的古迹和名胜。
杨振宁《曙光集》：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郊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
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杨振宁到印度后不久就得了急性虫媒传染病登革热（dengue fever），不过稍后便痊愈。因船期无法预知，等待过久，同学们都很焦虑，于是凌宁便自告奋勇地说他愿意到新德里的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去打听消息，但他执意要杨振宁陪同他同往。据凌宁回忆，在乘坐火车去新德里的路上，杨振宁生病发烧并住进了医院。杨振宁则回忆说，他是到印度不久就生了病，病好了才去新德里。结合其他信息综合来看，1999年9月9日，凌宁在纽约的访谈回忆恐不确，应以杨振宁的说法为准。杨振宁非常仰慕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教授，很想拜他为师。杨振宁在纽约市待了3周左右，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系和天文学系所在的普平大楼（Pupin Hall，该楼地下室设有在当时来说规模较大的物理实验室）打听费米教授的行踪未果，大失所望，转而想投奔普林斯顿大学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1902—1995，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教授门下求学，接着他就来到普林斯顿市待了1周左右，借宿于在昆明攻读研究生时的授课教师张文裕（1910—1992）和王承书（1912—1994）夫妇家中。可是不巧，维格纳教授下一年度已安排了学术休假。不过，张文裕告诉杨振宁，费米教授即将到芝加哥大学领导创建一个新的研究所，即核研究所（今费米研究所），故杨振宁追寻费米教授于1945年圣诞节前后抵达其首次美国之行的最终目的地芝加哥市。最初，杨振宁想跟芝加哥大学费米教授做实验物理研究，但当时费米所在的阿贡国家实验室（ANL）是保密单位，对外国人审查严格，故费米教授建议并推荐杨振宁跟爱德华·特勒教授做理论物理研究，实验物理研究则可以到艾利森实验室去做。李政道对杨振宁未能成功拜费米为师有不同说法。1949年圣诞节前后，杨振宁和单身同事卢廷格（Joaquin Mazdak "Quin" Luttinger，1923—1997）一起去默瑟县（Mercer County）普林斯顿市威瑟斯庞街（Witherspoon Street）当时新开张的唯一一家中餐馆“茶园饭店”（Tea Garden Restaurant）进餐，偶遇几年前的学生杜致礼和友人尤桐（Tung Yiu，1898—1959）正在聚会。当时杜致礼时常从纽约来普林斯顿探望那时正在那里念中学的大弟杜致仁（1934—1956）并顺访友人尤桐。杨、杜两人邂逅后很快就熟络起来并迅即陷入热恋中。两情相悦，水到渠成，1950年8月26日，杨振宁和杜致礼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教堂举行婚礼，喜结秦晋之好。1947年秋，杜致礼进入纽约天主教私立女子文理学院——圣文森特山学院（College of Mount Saint Vincent）攻读英国文学，因结婚并怀孕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作为全职太太在家相夫教子，1951年6月28日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香槟市（City of Urbana-Champaign）生下长子杨光诺（Franklin Yang）。
1952年9月至1953年9月，杜致礼携长子回台湾探望奶奶（杜聿明之母高兰庭）、母亲（杜聿明之妻曹秀清）和弟妹们，与亲人们分别五年后再次团聚，大家都分外高兴。杜致礼先住在花莲，并在花莲中学教过一段时间的英语，以贴补家用，后搬到台北同安街居住。杜致礼原本是准备1952年圣诞节前携子返美，《杨振宁传》作者杨建邺介绍说：“本来，杜致礼没有打算在台湾住那么久，想早一些回美国，但是12月份到美国领事馆去时却拿不到签证。当杨振宁得知这一消息时，很有一点着急。幸亏在奥本海默的大力帮助下，美国移民局才在每年的105个中国人可以获得移民签证的名额中，挤出了两个名额，但按规定杨振宁必须到美国以外的地方申请签证。”1953年9月14—24日，理论物理学国际会议在东京（前半程）和京都（后半程）两地举行，这是“二战”后在日本举行的首次物理学国际会议。主办方邀请到3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会者中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竟然高达15位之多，日本人眼光之独特，令人钦佩，会议获得圆满成功。杨振宁借受邀参会之机，颇费周折才终于办妥妻儿返美签证事宜。因思念妻儿心切，频繁写信，再加上找律师弄移民签证手续繁杂，牵扯精力太多，根据1983年版“杨选”论文总目录统计，1953年是杨振宁在1947—1981年期间唯一没有发表过期刊学术论文的年份，这种现象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十分罕见。杜致礼滞留台湾无法返美风波发生以后，为了出国访学和旅行方便，杨振宁夫妇急需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俗称美国绿卡）。1953年9月26日，夫妇俩从东京返回，入境美国途经火奴鲁鲁（即檀香山，1959年夏威夷州成立后成为其首府）时就顺利双双取得美国绿卡。1963年9月16日，杨振宁夫妇在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Trenton）同时申请入籍美国（图5），为夫妇俩入籍提供担保者是2位美国公民（图6）：男性担保人是犹太数学家戈德斯坦（Herman Heine Goldstine，1913—2004），时家住纽约市著名富人区恰帕夸干草耙巷18号（18 Hayrake Lane，Chappaqua，NY），曾是杨振宁在IAS的同事，时任IBM研究实验室的总部——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数学科学主任。女性担保人是秘书戈尔曼（Elizabeth S. Gorman，1908—1992），时家住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雪松巷128号（128 Cedar Lane，Princeton，NJ），时在IAS数学学院分管物理学教授的秘书工作。1964年3月23日，杨振宁夫妇的入籍申请获得批准而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图7、图8）。杨、杜伉俪共育2子1女：长子杨光诺，计算机工程师，后转行从事私人金融投资工作，专业级桥牌高手；次子杨光宇（Gilbert Yang，生于1958年11月19日），实验分析化学博士，先在大学任教，后改习企业管理，遂转行在华尔街从事财务金融工作；独女杨又礼（Eulee Yang，生于1961年10月18日），医学博士（MD），美国县级医院临床医生。杨家子女均事业有成，家庭和睦美满。
图6：杨振宁的入籍担保人宣誓书
杨振宁夫妇1963年的入籍申请书（N-405）中显示：1922年9月22日，杨振宁生于安徽合肥（Hofei）。时年身高5英尺10英寸（1.78 m），体重130磅（59.0 kg）。1928年1月21日（阴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九），杜致礼生于陕西米脂（Meechee），系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1904—1981）之长女。时年身高5英尺0英寸（1.52 m），体重108磅（49.0 kg）。关于杨振宁入籍美国的心路历程，他曾说：“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九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的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他（杨武之）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荣膺诺贝尔奖时，都是中国公民，系最早赢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杨李荣获诺贝尔奖迄今已长达66年之久，迭创获诺贝尔奖后生存年限最长之世界纪录。同年12月10日，一年一度盛大的诺贝尔晚宴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金厅举行，杨振宁在发表晚宴致辞时，主要篇幅是讲述清华大学和庚款留美的由来以及自己的受益情况。杨振宁1948年博士毕业后，居无定所，屡次搬家。有据可查，9年间杨振宁至少搬家过6次，直到1957年第6次搬家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默瑟街284号（284 Mercer Street，图9）才终于安定下来，当时整栋楼的外墙是米黄色。这套独栋高级住宅建造于1929年前后，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房屋分为两层，房内面积约300平方米，内设5间卧室和3.5间翻新过的浴室，现市值估价157万美元。1966年，杨振宁因工作单位变动而搬迁到风景秀丽的纽约州长岛石溪定居。1947年9月至1966年6月，“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出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奥本海默很是欣赏杨振宁的为人和能力，两人性情契合、关系密切。1965年春，奥本海默告诉杨振宁，一年后他将退休并准备向IAS董事会举荐杨振宁做他的继任者，因杨振宁不想做院长而婉言谢绝，稍后他致函奥本海默：“我不能肯定我会成为一个好院长，但我肯定不欣赏一个院长的生活。”1966年秋，为了给新任院长腾住宅，刚从IAS荣休的奥本海默需要搬离原来居住的院长专用别墅——奥尔登庄园（Olden Manor）。在杨振宁家搬离默瑟街284号以后不久，奥本海默全家就搬进去住了。当时奥本海默已罹患重病（喉癌三期），他在默瑟街284号只住了几个月，1967年2月18日晚10时40分许，睡梦中的奥本海默在寓所与世长辞。1981年起，杨振宁经常到访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被聘为荣誉教授（客座），1986年被聘为首位博文讲座教授（兼职）。“博文讲座教授”这个职衔是港中大专门为杨振宁首创特设的大学讲席，“博文”出自该校校训“博文约礼”，“博文约礼”源出《论语·子罕篇》中的“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意即知识深广，遵守礼仪。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教授是杰出的数学教育大师，他深谙教育之真谛，其教育思想先进，教育理念科学，注重通识教育，高屋建瓴，眼光独到。杨振宁的成功与父亲杨武之秉持文理兼顾的科学教育理念并言传身教、躬身实践和正确引导密切相关。为了工作讲学方便起见，20世纪80年代杨振宁就取得了香港永久居留权。杨振宁母亲罗孟华1896年生于合肥，原名罗梦花，1920年与杨武之结婚后即改为现名，1949年起定居上海。作为家中长子的杨振宁很小的时候曾一度与母亲相依为命，母子俩历来感情深沉。1982年和1983年春节前夕，杨振宁曾把母亲接到香港小住，母子俩还专程到沙田一影楼合影留念。1984年夏，杨振宁偕米寿高龄的母亲到美国东西两岸探亲游览4个月，饱览异域风情，还特意偕母亲去拜访自己的“学术圣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并合影留念，这是杨母平生唯一一次美国行。罗孟华被确诊患多发性骨髓瘤以后，1985年夏杨振宁就把母亲接到香港定居，斥巨资购房并请来亲戚精心贴身呵护，极尽孝心。1987年1月春节前夕，杨振宁乘到新加坡主持陈嘉庚基金会首届青少年发明奖颁奖典礼之际，特意偕已逾九秩高龄的老母亲到狮城观光游览，一睹花园城市的独特魅力，此时杨母已行动不便，外出需要乘坐轮椅，这是杨母平生唯一一次到访热带地区。杨母弥留之际，杨振宁更是天天到病榻前精心侍奉饮食，悉心照料，孝心满满，无不令人动容。1987年9月12日，杨家慈母在香港新界沙田区威尔斯亲王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1岁。不久后，罗孟华与夫君杨武之、幼子杨振复（1937—1985）合葬于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一墓园。1994年6月8日，杨振宁获选中国科学院首批14位外籍院士（不分学部）之一。1998年6月14日（1997年6月19日校务会通过），杨振宁获颁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聘书。1999年10月2日，杨振宁获颁清华大学教授聘书，全职回国效力。2001年11月，经公安部批准，杨振宁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2004年11月2日（同年9月15日提交申请）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俗称中国绿卡）。2015年4月1日，杨振宁恢复中国籍而放弃美国籍。2016年9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暂行办法》。同年12月，已是中国公民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不分学部）杨振宁和姚期智先后提出按规定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请求。2017年2月21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获知，依照上述“暂行办法”，杨振宁已转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资深院士，姚期智已转为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开外籍院士转为资深院士或院士之先河。新闻媒体的报道立刻在社会上引起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当晚，杨振宁在回复记者问询时说：我是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国国籍的，当时做这个决定曾考虑了很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1983年在一本书里我曾经说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
2015年4月1日我放弃了美国国籍，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一个给了我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我感激美国。而且，我知道很多美国朋友不会赞同我放弃美国国籍。
2003年10月19日，杜致礼因软组织肿瘤恶化病逝于纽约石溪，享年75岁。同年12月24日，杨振宁自纽约石溪迁回北京清华园定居并将其寓所自命为“归根居”，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落叶归根”。1929—1937年，中国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杨振宁却在这个“世外桃源”般宁静的清华园度过了8年幸福愉快的少年时光，81岁时重新回归魂牵梦绕的清华园，化解了他毕生无法割舍的“清华情结”。正如杨老自己2014年4月在杭州接受蔡天新教授访谈时自喻那样：“我的一生可以看作一个圆。”
退还庚款时间最早、历时最长，运用效果最佳，对中国文教事业影响最大，当首推美退庚款，其次则是英退庚款。庚款留美留英生负笈海外求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成就斐然，贡献卓著，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思想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和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世界顶级理论物理学巨擘杨振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最杰出的代表。
杨振宁的家国情怀浓郁：1945年在加尔各答候船时，他非常想念家人并细心体谅双亲的艰辛，为此特意把母亲亲手给他编织的唯一一件白毛背心寄回昆明，给大弟振平、二弟振汉穿。1971年7月20日至8月17日，他开启了举世闻名的“破冰之旅”，阔别26年后回到祖国，先后在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等地参观访问并探亲访友，系美籍华裔知名学者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人。8月4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切接见并宴请了杨振宁一行。1977—1980年，杨振宁出任全美华人协会（NACA）创始总会会长，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卓越贡献。龙绳文（抗日爱国将领龙云四子）和何炳棣分别出任NACA创始总会总干事和副会长。1979年1月30日晚，杨振宁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欢庆邓小平副总理和方毅副总理一行访美的盛宴上致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欢迎词。1998—2006年，杨振宁出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名誉会长。杨振宁是1995年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技合作奖得主，2007年获颁“世界因你而美丽——2006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
1995年1月28日，杨振宁在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曾智华访谈时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在历届庚款留美留英生323人中，笔者已知硕果仅存（即尚健在）的两位都是年逾期颐的百岁老人，除杨振宁以外，另一位是第五届庚款留美生汽车工程门（注重发动机）叶玄（Hsuan Yeh）：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人，生于1916年12月1日，1936年6月获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本部（1937年8月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工学学士学位，195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MIT）理学博士学位（ScD），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应用力学教授，曾任该大学工学院院长，1970年7月获选台北“中央研究院”工程科学组院士。1982年从宾大荣休后回到台湾兴办实业，晚年定居台湾。
美国的家族网（www.familysearch.org）是一家由摩门教负责运营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其前身是1894年成立的犹他家谱学会（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总部现设在犹他州盐湖城，1999年5月开始上线，免费向公众开放，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族谱收藏组织。家族网的同类网站祖先网（www.ancestry.com，其前身成立于1983年）的搜索功能更为强大。家族网和祖先网与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局NARA（俗称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均有合作关系。家族网中所记录的档案资料时间跨度大，包罗万象，尤其是外籍人士入境和入籍美国的信息记录周全而翔实。借助于家族网，可方便快捷地查询得到各种各样的史料，进而可澄清许多讹传和史实错误。家族网是学者们查询考证史实尤其是研究中美早期交往史和中国留美史的绝佳工具，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和学术价值，其声望日隆。本文所附图5至图8均源自于家族网，特此申明，以符合规范及家族网的要求。
杨振宁的首次美国之行及国籍变迁是其生平事迹中的重大事项，本文基于发掘的大量相关史料以及精心的细致考证而写就，通过文中的介绍和探讨对丰满杨振宁的形象以及加深对他的全面了解与认识不无裨益。
致谢：笔者对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Pomona）历史学教授王作跃先生长期无私的鼎力相助和专业指导、在交流讨论中的启发以及审阅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诚挚谢意！族居芬兰的周琦霜女士帮忙查到杜致礼首次入境美国的详细信息，特向她的热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朱安远，1964年生，湖南邵东人，工学学士，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诺贝尔奖学及相关科技史。
Email：[email protected]
原文刊载于《科学文化评论》第20卷第4期（2023），责编刘晓，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国科大科技史与科学文化“，《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