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平凡一面

生物学家说，他喜欢美食，偏爱鼎泰丰的包子，也好奇战斗的蝈蝈和金丝猴；数学家说，他喜欢谈论区块链；科学史家说，他笔下生花的著述能力让人自惭形秽。

而他的家庭影像则记录了他的活泼与平凡，在首次修复并公开的8毫米胶片镜头下，他看着大儿子在老式高大的自行车上打滑，妻子做着摇摆的骑车姿势从镜头前划过，也担忧地注视着小女儿在巷子里摇摇晃晃地骑独轮车，并反复地大叫着“又礼，Be careful，Be careful，Stop，Very dangerous，Stop，Please stop，糟糕、糟糕、糟……”在最后一个词语还没有念出口时，女儿摔在了接近主路的巷子的尽头，于是他长舒了一口气“Thank god”。

他是杨振宁，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1月24日刚刚结束的《杨振宁：百年科学之路》纪录片的首映式上，他在中国科学界的后辈们纷纷摘取与这位大师相处的闪光时刻，为我们拼凑出距离遥远新闻纸中更加鲜活、可爱、有趣的杨振宁。

他的人生可以用诗构成。首映式上，伴随着悠扬的旋律生物物理学家王志珍和清华大学教授薛澜朗诵了一段威廉·布莱克的小诗《天真的预言》，这是杨振宁先生喜爱的诗。“从一粒细沙中窥探世界，在一朵野花里寻觅天堂。掌中握无限，霎那成永恒”。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父母的臂弯撑起了一片广袤的自然天堂，杨振宁的足迹一路踏过合肥、厦门、北平、昆明，在海边捡拾精美的贝壳，用大小球凝望太阳、地球与月亮；爬过清华园里的每一棵树，研究过每一颗草，与蝴蝶或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对话；也在昆明的茶馆里与三两好友辩论量子力学，从白天论至深夜，直到谁也不能说服谁，再从宿舍的床上爬起来，翻开海森堡的书籍。

或许是这种浸染，之后的很多年，他作出的物理最终都化为了这样美丽的、强有力的诗歌，寥寥几行字藏下了所有复杂的思想。那些数不清的复杂现象都被简化为几个美妙的方程，凝练为宇宙物质结构的基本原理。四个物理分支，13项重要贡献，那个黑色大理石方块镌刻着艺术与永恒。

人工智能专家朱松纯感叹道，“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是物理的大一统理论，在对计算机建模的过程中读到杨先生的规范群和相变理论时，实在是令人钦佩。要知道人工智能很少有很美的模型，现在很多人在谈论的那些AI大模型非常丑陋”。

但诗不总是纯粹优美，作为中国之子的杨振宁，他的身世浓缩了中国百年的沧桑巨变。“我的起点即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即是我的起点”，在杨振宁看来，他的一生是一个圆圈。不论是惆怅地去国离乡，还是坚定地重归故土，分离与团聚都是这一百年来最具时代性的故事。夹在中美两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杨振宁的家庭中亦体现了这种分裂与胆怯。他回忆起1960年邀请母亲到日内瓦游玩，她却再三推辞。因为母亲幼时曾裹过脚，而她担忧畸形的脚展露着中国的落后与丑陋。时隔六十多年，这样的讲述出现在纪录片的镜头中还是无比深切的沉重。

这不仅是杨振宁自己需要回答的问题，也关于一个国家如何对未来作出选择与承诺。它需要机缘、决心与热忱，没有人比杨振宁更适合做这道桥梁。因为他本身就彰视着一种最大的平等，“科学活动向所有文化和人类开放”。无数后辈科学家被他的故事所激励，也因他的选择而开启了一波科学家流动的大潮。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这样描述这股能量，“在我接触的圈子里，很多人都会说，你看，杨先生都回来了！他会影响60岁的人、50岁的人，甚至40岁、30岁的人。也许20几岁的小伙子不会因为杨先生在清华而回来，但是他的老师会因为杨先生在清华而回到清华，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所以杨先生对中国即便是过去20年的科学进步、人才引进，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杨振宁的身份从来不局限于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敢于直言的公共知识分子、小辈们无私奉献的慷慨前辈、热心教育的活动家……更多精彩的讨论与细节都在杨振宁传记纪录片和纪录片首映式中，其中纪录片已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和抖音APP知识分子账号上线。

以下为1月24日《杨振宁：百年科学之路》纪录片首映式圆桌讨论实录，主持人是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钱颖一。 圆桌嘉宾有：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家谢心澄，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

杨振宁的平凡一面

钱颖一：这一节请四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观看影片之后的感想，先从施老师开始，您是三位出品人之一，刚才的影片中也出镜了，跟杨先生有许多交往，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跟杨先生交往中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事情。

施一公：因为时间关系，我举一个特别小的事例。在我刚回国不久，2009年9月，北大饶毅、清华杨振宁一起组织了一场科学艺术论坛.那是唯一一次听杨先生讲了足足60分钟，讲物理学之美。他自己做的幻灯片，用的都是最原始的资料。每一位大师级的物理学家，从爱因斯坦到狄拉克，他对他们每个人学术的看法、为人的看法、学术进展等等，都做了很好的分享。虽然我的大学物理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听完那节课，我感觉不仅恢复了，而且对物理学的感受力和对世界的理解，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的语言非常简洁，但是很有洞见，观察问题非常细致深入，他是一个天才。

钱颖一：一位生物学家听物理学家讲了一小时的课，之后印象深刻。谢心澄老师是物理学家，请谢老师分享一下对杨先生的印象。

谢心澄：一开始准备讲一下对杨先生物理的理解，但实际纪录片特别是刚才朱（邦芬）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时间关系不再重复。我自己的领域实际不是杨先生的主流领域，即使这样在我自己的科研生涯中，也有好几次不得不看杨先生的原著（大概三四篇），虽然不是最著名的文章，但在我的生涯中一直需要仔细学习，可见他在物理学领域的广度，纪录片也有反映到。

纪录片中提到杨振宁先生90多岁后，还继续在原子领域写文章，刚才朱（邦芬）老师提到很多文章是在他的杂志上发表，实际有些文章发表在国外知名杂志上还是遇到困难的，但是他坚持不懈地继续工作在第一线，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通过我跟杨先生的接触和讲话，我觉得他对整个科研大环境，相对更乐观一些。氛围的改善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希望我们的广大科学工作者，一直要工作在第一线，真正在工作中有突破。

钱颖一：谢谢。下面有请朱松纯， 他是研究人工智能的。

朱松纯：今天和大家一起观看《杨振宁：百年科学之路》纪录片， 我很有感触。我从小向往物理学，1986年我高考报的是咱们中科大的近代物理系，被大一统的梦想所吸引，结果我家里到招办把我的志愿改了，当时大家都觉得未来科技的前沿可能在计算机方向，所以我就进入计算机专业。但我一直认为，计算机跟物理比起来， 还是肤浅了许多。

刚才杨先生在纪录片讲到，他有1/3的论文是在统计力学（统计物理），2/3是在宇称。我很有幸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研究的时候，有两个机会接触到了杨先生的工作。在计算机视觉建模过程中，我读到了两篇杨先生在统计物理方面的文章，当时非常地惊人。

第一篇是规范群（renormalization group）。当时我们想要构建一个视觉的模型，人看世界的视角走近走远看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感觉是不变的，所以，视觉的模型应该是尺度不变的。有人指出物理学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找到了他的文章，看了之后是非常的震撼。

第二次是相变（phase transition），他在影片中特别谈到相变理论。相变就是在某个特定的温度， 比如零度，冰水汽的状态转变，这是个很复杂的物理现象，他们居然能够把这个现象解释成为统计物理的模型中的一个特征，就是，概率模型的熵率的函数（entropy rate function）在某一个点上的一阶导数不存在，就是有奇异点存在，在那个点上不可微分， 而对应有多个导数值，从而出现相变。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建模，也经常有从一个模型转到另外一个模型的时候，比如逻辑（像冰）、概率（像水）、神经网络（像汽）同时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当中， 这是如何切换的， 我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

能不能像杨先生这一辈物理学家那样，用简单的物理方程来解释非常复杂的现象，物理学家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令我们佩服。要知道， 现在搞人工智能很少有美感的模型，现在很多人在谈论的那些AI大模型非常的丑陋，这些模型是什么，都还说不清楚，更不要谈美感。

杨先生给我们这些非物理专业的人， 在山顶上树立了一个标杆。因为我一直念念不忘大一统理论，当时在中国科大读书的时候我没死心，我就想智能也是各种现象（认知智能、感知智能、具身智能、心智、社会智能等等），跟物理学中的各种现象（光、电、磁、重力等等）是类似的。我就相信在这么多复杂的、说不清楚的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简单很美的数学理论， 这是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所共有的。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思考这个问题，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今天仍然还相信，这是为什么我后来搞通用人工智能AGI，我认为AGI一定不是一个几万亿参数的大模型能够做出来的这么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一定是一个非常美的、简单的东西。影片中， 杨先生一直在谈物理之美，这一点，我觉得从精神上受到杨先生他们这些人对美的追求和信仰的影响，就是你相信这个东西一定要存在，所有的科学都是追求用最简约的模型来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

我相信现在科学的前沿确实是在往信息科学、智能科学转移，从物理空间转向信息、思维和认知的空间，在这些新的空间，它们的复杂度和模型，和物理的模型显然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希望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一个机会。

我们希望北京建成世界的科创中心，这个科创中心必须有原创的思想，原创的技术路线，不能跟着人家的大模型、AlphaGo跑，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建成一个世界科学中心的。我们要有这种胆量、气魄与定力， 在新的科学花园中去构造自己的理论，有可能我们这一代人也只是做一个转移和铺垫，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做成杨先生那样的大师级的、领先世界的成就，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或许我们有机会做出可以贡献给全人类的成果。

钱颖一：刘钝老师是研究科学史的，科学家向前做工作，他说他们科学史是向后看，但往往有时候向后看的时候看的更清楚，而且刘钝老师跟杨先生有很多交往，请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刘钝：你已经把我要说的说了。其实这话是我们老院长路甬祥说的，我们科学院的研究所，大多是做前沿的往前看的，你们所是往后看的，往后看也有往后看的用处，急匆匆赶路的时候稍微停下步回头看一看我们怎么走过来的，看看周边的环境怎么样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历史感。历史感是一种高级的思想体验，不是知道唐宋元明清，不是能说出清朝十个皇帝的庙号就是懂历史。

我觉得杨先生就是一个特别有历史感并在前沿工作的科学家，我跟他接触还是比较早（有三十年）。九十年代初，他就通过在石溪访问的张奠宙老师，问能不能提供一些关于中国近代科学的的文章，后来张老师就跟我说，我就给他寄了几篇小作，不成样子的。

后来杨先生就在他那篇有名的“中国近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里引用了，而且以后他就记住了我这个小人物。在不同场合有人介绍，因为我这个人很shy，不太愿意主动打扰大人物，没想到杨先生总是说“我认识”甚至“很认识”。

刚才我们看片子也知道他还保留着一些物理大家的视频，刚才朱老师的话特别好就是“白银时代的一些物理学家们”。这话我也问过杨先生，我说可不可以说你们是白银时代，杨先生本人就是物理学白银时代的代表。他研究了很多物理学家，从黄金时代爱因斯坦开始，到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之间的那批人，包括那些量子力学的建造者们，对他们的研究风格都有非常中肯的分析；同时也对他同时代人像施温格、戴森等都做过研究。

他也很关注中国近代物理学，曾批评中国在这方面一塌糊涂，弄得有些同事觉得脸上挂不住。我觉得一方面是他口头禅，另一方面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做得很不够，达不到他那个深度。他提出中国近代物理学起码有五个人值得研究，一个是王守竞，两个姓吴的吴有训、吴大猷，后两个更重要就是赵忠尧、王淦昌。后两人的工作是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做的，特别是王淦昌是在抗战时期，他们在物理学前沿提出的想法与后来导致诺奖的工作有关。这些人我们中国的科学史家当然应该做，所以我是口服心服的，最近他又对吴健雄的贡献也有很精彩的评论。我看了这个影片觉得是非常好。

刚才朱老师还提到杨先生2005年那篇文章，我可以讲一点小故事。2005年是国际“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恰好我们在北京举办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我是大会组织委员会的负责人。我跟杨先生说，看过他前一年在乌尔姆写的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请您做一个大会报告。他说不要，我给你重写，我有一篇新的东西给你，后来不到三个月他就写出来了，而且他在大会开幕式后作了主题演讲，就是那篇《爱因斯坦：眼光和机遇》。

施一公：大家讲的都是杨先生对学术的看法，我给大家说说杨振宁先生学术之外的一些事情。他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一位老人，而且童心未泯，特别喜欢美食，尤其是鼎泰丰小笼包。有时候我们在清华吃饭，会专门从鼎泰丰订一笼小笼包送过来。我第一次和杨先生出去吃饭，也是在鼎泰丰，就在中关村当代商城6楼。

还有一次，杨先生要去范曾先生家里吃饭，请我们一起去。范曾先生养了一笼蝈蝈，应该是会叫会打架的那种蝈蝈。杨先生特别感兴趣，想打开像保温杯一样立着的笼子看看，结果一碰到笼子就倒了，盖子也开了，蝈蝈暴露在外面！大家一阵手忙脚乱……其实杨先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很普通、很平常，但是很亲切。

不圆滑的科学家

钱颖一：下一个问题问四位，杨先生是除了诺贝尔奖得主身份之外，在你们看来哪些工作努力和付出外界不太了解，你们比较了解的给我们分享一下。

谢心澄：我可能不知道大家不了解的，但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了解。我觉得对国家事情的关心，有的事情哪怕是可能会得罪人的事情，非常率真，非常真诚，这点我是有体会的，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

朱松纯：我们很多顶尖的科学家都不敢说话，科学方面有争议的事情不敢站出来说，怕得罪人。有的时候是怕冒犯了领导，有的时候是怕得罪我们同行，所以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团和气。特别是年轻人讲话中规中矩，让他们发言吧，基本都是讲废话、客套话，这个气氛对科学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我非常佩服杨先生几年前论证高能物理大项目的事情，我这里不评论他说的是否正确，但他站出来敢于说他不同意，他提出反对的理由。敢于站起来说得罪很多人的话，这种精神是当代缺失的，我觉得在科学争论上能够不那么圆滑、不那么世故，这一点，我国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做不到。

我现在的很多发言，有好心人就来提醒：“朱老师，为了保护你，你这个话就别说了”。我常常需要“被保护”，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科学文化的缺失，是科学共同体的问题。科学的争论最后还是需要科学家出来说话，敢于辩论。年轻人要敢于否定前辈，不要在发言或者写邮件的时候，开口闭口“尊敬的某某院士”。我觉得杨先生在这件事上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我再多说一个感触，现在中国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正在走向世界科学舞台的中央，但是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世界级大师出来？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一直都在否定我们自己人。你说霍金是不是个大师？你说图灵是不是大师？在中国的社会舆论中，都说他们是世界级大师，都是科学的顶峰。

但是，学物理的人都知道，杨振宁的科学贡献远在霍金之上，这是客观的事情。但是，为什么霍金在中国受到这么大的崇拜，而杨先生受到这么大的非议？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能去保护我们的科学家，不在世界舆论中宣传我们的优秀科学家，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代表，我们只能永远去崇拜国外的科学家。

刚才杨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中国人有自信，自信可以在国际科技前沿做出杰出贡献，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到今天在科学上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我们这个社会总是否定我们自己的天才人物，抓住他们的小事情不放过。我要在这里呼吁一下，中华民族在科学上不是没有人，只是自己不推崇我们的人。

刘钝：我很感佩他的码字能力，我们很多文科编辑，甚至记者、写手，现在写的东西不能看，不妨看看杨先生给我们的范文，“邓稼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真的是非常漂亮，去国多年在美国肯定不会常用祖国文字，结果笔下生花，很了不起。还有他的艺术造诣，片子里有很多范曾先生的镜头，其实杨先生的艺术家知音还有很多，如小时候的玩伴、后来成了著名书法家与雕塑家的熊秉明，还有目前担任国家美术馆馆长的吴为山。杨先生的审美品味是非常高的，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

施一公：大家讲的我都同意。刚才纪录片这部分讲得挺好，就是没有强调，在杨先生和李先生获得诺奖之前，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没有足够的自信，不觉得中国人可以把科学做得很好。原因很简单，世界上代表科学最前沿的发现，由中国人做出来的非常少，当时诺奖中国人还没有得过。所以对中国而言，1957年两位先生得诺奖是历史性的事件，对当时那一代人，甚至后面几代人的触动都非常大。现在的孩子也许不这样看，他们只是看教科书，可不要忘记，现在孩子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都是那个时代过来的。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比我年长的同事跟我讲，他们都认为杨李对中国人甚至对亚裔的贡献都很大，他们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并不笨，我们也可以做最前沿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杨振宁李政道对中国的贡献可以说是无人出其右。

第二，杨先生在回来之后，经常有人说他年纪大了，这也是片面的看法。杨先生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是定海神针，帮助清华引进了一批原本不可能回来的大师级的科学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而杨先生回到国内、回到清华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对海外资深学者的影响非常大。在我接触的圈子里，很多人都会说，“你看，杨先生都回来了！他会影响60岁的人、50岁的人，甚至40岁、30岁的人”。也许20几岁的小伙子不会因为杨先生在清华而回来，但是他的老师会因为杨先生在清华而回到清华，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所以杨先生对中国即便是过去20年的科学进步、人才引进，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提携后辈

钱颖一：时间差不多，接下来问一公一个问题，请另外三位每人用一句话简短概括。问题是，杨先生出任西湖大学董事会的名誉主席，这对你、对西湖大学意味着什么？

施一公：其实就一句话，西湖大学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大学，但是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极大的支持。杨先生2016年在接待西蒙斯（James Simons）夫妇来清华访问的时候，专门让我从杭州回来一起晚餐。杨先生告诉我说西蒙斯很有钱，并且愿意做慈善捐赠，也许可以帮助西湖大学。杨先生也不止一次表示，如果年轻30岁，他会加入西湖大学，就像当时去参加石溪分校一样，创建一个新的学科。当然我相信在杭州这样的好地方，西湖大学会走得更远一点，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谢心澄：杨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惜字如金，总是抓住问题的关键，没有废话，所以我也不讲了。

朱松纯：感谢施一公、饶毅和潘建伟发起制作这个纪录片，我认为意义非常重大，中国需要热爱我们民族的杰出科学家，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当下关键的十年，涌现出更多原创的科学成果和大师级的科学家。

刘钝：重复施一公的话，杨先生是定海神针，爱因斯坦在德国，德国是世界物理学中心，爱因斯坦到了普林斯顿，美国是世界物理学中心。愿杨先生这根定海神针长寿，继续为我们做榜样。

钱颖一：刚才影片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杨先生说的，这个世界最神奇的地方是，这么复杂的物理世界居然可以用这么简单、这么美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出来，我想这是所有科学家非常嫉妒物理学家的一个方面。

影片中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画面是杨先生在海边捡贝壳，他自己说捡到几个贝壳，相信我们的中国科学家应该会捡到更多的贝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