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曲线,乐队。
我们应该去体验不同的事物,来完成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获得一些感受,这些感受才会让我们体会到自己的存在,才让我们知道如何存在。
大家好,我们是发光曲线乐队,成立于2011年。
「发光曲线」这个名字源自一个电子电气术语——glow curve,很多人会联想到Windows系统的动态屏保,非常绚丽。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光线是以直线形向外散发的,只有到了黑洞里才会变成曲线。
我想说的是,事物背后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引力,它象征着我们的生活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驱动着。
刚才我们演的这首歌叫作《迷航》,来自于我们10年前的第一张专辑。这首歌我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写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乐队。直到2010年组建乐队之后,我们才开始编排和录制它。
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也不能说我完全懂它,我跟你们一样,对它是陌生的。
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它的命运,以及观念、价值、主张。歌词里面写的“航行在黑暗中骄傲的贼”,“黑暗”就是没有方向,没有地图,没有坐标。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处境之中,去寻找和获取一些什么,像个贼一样,茫然而又自以为是。我们乐队几个成员都是初中没有毕业就不念书了,都没有上过大学,基于学历上的平等,我们交流起来没有什么障碍。我们应该是中国学历最低的一支乐队,算是一个“反面教材”。我一直是一个没有什么远大目标的人,我通常不太喜欢设定一个锚点或者目的地,而是在游历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我认为对的点,并跟随这种方向感前行。我出生在一个北方的小县城。跟所有的小县城一样,那里最崇高和最普遍的人生目标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然后回去当公务员。在初中之前,我是没有见过吉他的,甚至没有听说过,唯一与我有所关联的乐器是小学发的一支竖笛,好像那个年代所有的小学生都有这么一支竖笛。我们家是杜绝了喝酒跟看电视以外的所有娱乐活动的,所以我对音乐也完全无感。如果非要跟喜欢音乐这件事扯上关系的话,那就是每年都会放《西游记》,主题曲一旦响起,我就会为之兴奋,因为孙悟空是那个时候所有男孩的偶像。接着是后来《水浒传》的热播。每当《水浒传》放完之后,就会衔接一个宋江武校的招生广告。那时候我第一次有了梦想,我要学武术。那段时间我爸在我身上施展了不少他的武术。我被迫放弃了这个想法。▲ 宋江武校(图源网络)
尽管如此,我还是看了不少武打电影,然后成龙替代了孙悟空,成了那个时候所有男孩的偶像。我买的第一盘磁带就是成龙的。
因为我们家是杜绝了喝酒和看电视以外的所有娱乐活动的,所以也没有播放器,那盘磁带我就一直放着,直到初中我才有了一个学习英语用的复读机。但那会儿我已经想听别的了。
初中的时候我已经对美术有一点兴趣了,就在课本上乱涂乱画,写一些自以为是诗歌的句子。我还会假模假样地去逛书店。我们那儿唯一的一家书店是新华书店,有一次我在那儿闲逛的时候,在音像制品的区域发现了一盘封面非常诡异的磁带。那是我从没见过的一种绘画形式。当时的所有磁带要么是那种主旋律,要么就是伤情的流行歌曲,没什么人会起个名字叫作「苍蝇」,当时就把我震劈了。我就马上回家拿零用钱去买,生怕被别人抢了。那段时间我开始疯狂听这些音乐,也找到了很多同类的音乐。
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梅志勇,他比我高一年级,我们是在学校的军乐队认识的。那时候学校要办运动会,老师让他教我吹号,然而给我发的那个号没有号嘴,所以一直到运动会结束,我那个号也没有吹响。但是我们两个人在此期间谈论了很多摇滚乐,虽然我们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们几乎在认识的第二天就要组乐队了,甚至还分配好了各自的职位。他告诉我说他的邻居有一把电吉他,我们就非常兴奋,连哄带骗地把那个吉他骗了过来。我俩凑了200块钱买了一个小音箱,然后就开始排练了。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我们仍然要排练。他还做了一套用油漆桶改装的架子鼓,他打鼓,我弹吉他,乱吼、乱唱、乱弹——在今天看来那可能是一种前卫的实验音乐。梅志勇确实现在还在做实验音乐,他是中国非常出名的粗噪音演奏者,还举办了上海的“一把噪音”音乐节。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是馒头机厂的老板,他在北京有很多客户,可能你平常吃的馒头就是由他的机器生产出来的。▲ 梅志勇
就在初中没有念完的时候,梅志勇就辍学去了馒头机工厂打工。我也差不多初中没有念完就辍学了,去了我们那儿一个镇子上的邮电局当临时工,做邮递员,每天骑自行车走20多公里的路,给几十个村子送报纸和信件。当时村子里的大部分青壮年都去大城市打工了,非典来临之后很多人偷偷跑了回来。我父母怕我被传染,耽误我将来当公务员,所以就让我辞职了。我就离开了那个小镇子回到了县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家里面觉得我还是需要一个文凭,以备将来当公务员,我就通过美术特长考上了一个以杂技为强项的艺术学校,被分配到了音乐班学习古典钢琴。不管怎么样,我第一次离开了我的家乡,换了一种新的生活。到了2004年,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打口的CD和磁带,我又进了一些货,成了一名街头兼职小贩,又能听音乐,又能赚一些零花钱。通过贩卖这些CD,我认识了一些听音乐的朋友,也在2005年的时候组了一支乐队。▲ 外文打口碟(图源网络)
当时我们的技术也非常差,大家在一起就是高兴,像找到了组织一样,但是这种松散的组织就是很容易解散。
在濒临解散的时候,我朋友把我们的小样给了北京一个叫作Nojiji的厂牌,是由麻沸散乐队和四线方格乐队的成员主导的专门出品实验音乐的一个厂牌。可能是因为我们当时录制的小样技术差、录音差,他们误以为我们是一支前卫的实验摇滚乐队。所以我们就收到了来北京演出的邀请。▲ Nojiji Space
出于某种虚荣心,我们也想来大城市走一走,长长见识。那也是一个冬天,是跟现在差不多的时候。那场演出只卖了三张票。当时Nojiji的很多成员住在北京东五环到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子附近,我趁机考察了那边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成本。那是一个外来打工租客最多的一个村子,每顿饭大概一两块钱就能解决,一两百块就能租一间小破平房。我一算比我老家还便宜,就在2007年特别有信心地来了。我也没有想待那么长久的时间,能遇到我现在乐队的成员,能够做音乐到今天,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说生命有一个真正未知的齿轮,在推动着我们从一个节点到另外一个节点,音乐就是一个引擎。接下来我们演奏第二张专辑的歌,叫《无限引擎》,谢谢。继续接着上回书说,2007年来了北京之后,我就一直生活在东五环之外快到六环的一个村子里面,跟当时的伙伴每天排练、办一些活动。办活动的场地叫「小雷音俱乐部」,是麻沸散乐队和四线方格乐队的排练室,像个庙一样,也像一个学校。每个人都是学生,也都是老师。▲ 小雷音俱乐部
我们当时办了很多小活动,也出版了一些诗刊还有油印杂志什么的,像现在所谓的独立出版。它更加原始,更加粗糙,非常野生。小雷音就像大城市边缘生长出来的一堆乱草,开春就长出来,非常顽强。它也不断地被城市的扩张、大规模的拆迁驱赶着,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当时我们租过一个门卫室,被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毁灭了。那是在一个元宵节的第二天早上,我接到电话说小雷音失火了,然后我们就匆忙赶到那儿,去的时候都已经烧得焦黑了,四处都是灰烬。只有架子鼓的镲片是铜的,没有烧坏,但是也烧得漆黑,只剩下了这么一点遗产。▲ 大火之后的小雷音
我们处理完这件事情之后想寻找新的场地,就发现了鱼塘边的一栋房子,是鱼塘老板过去用作农家乐的一个小楼。它一直闲置着,房租也非常哇塞,所以我们就租了下来。我们在里面设置了演出场地、画廊、排练室,还有厕所、宿舍,宿舍里面经常住一些身怀绝技却又无家可归的朋友,他们会在那儿过渡一段时间。▲ 小雷音的朋友们(左下为薛大染)
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外国人,他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的,他的那辆自行车比我送信的那辆自行车要高级、专业得很多。他说他是波兰人,骑着自行车环游了世界,刚从日本过来,身上的盘缠快见底了。他不知道从哪听说小雷音可以借宿,我们就让他住了下来。他本身是一个建筑师,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去北京市里面上班了。他发了第一笔工资之后就回来请我们吃饭喝酒,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他了。直到去年我听说他去世了,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都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去世了。我们都非常想念他。当时北京的独立空间是不多的。小雷音虽然在北京郊区的郊区,但还是举办了大量的演出和一些艺术交流活动。当然好景不长,拆迁队又来了,那个农家乐被夷为了平地。紧接着一些朋友陆陆续续离开了北京,这样一个大家的共同记忆体就此消散了,从实体变为了精神体。小雷音就像我的一个大学,在我上大学的年纪,我在小雷音度过,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朋友都是我的老师。我非常地感谢大家,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 舞台上读诗的薛大染
发光曲线2013年出了第一张专辑《迷航》,第二张专辑《荒野星》是在2019年出的,中间跨越了6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一度不想做音乐了,想去探寻更多的可能性,想去体验更多的生活。我也曾试图去拯救一下我的创作。那段时间我们不想重复过去,但也没有找到新的路径。我们尝试了大量的方法,有时候一首歌能有十几个版本,所以大家一度都非常沮丧。我就去寻找其他方式来缓解这种沮丧。我认识了一个老师,跟他学习古代陶瓷的修复。这个工作可以让我非常快速地进入一种专注的状态,一天的时间非常轻松地就过去了,非常治愈。但因为我对生漆过敏,所以很快我也没有再继续这个工作了。我还和一个朋友开了一个饭店,做川菜。总之做了很多跟音乐没关系的事情。▲ 薛大染用于陶瓷修复的桌子
我始终想在其他的生活体验中获得一些感受,然后把这些感受通过音乐转接出来。所以我认为体验很重要。它就像小时候老师讲过的一个猴子的故事,大概是它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捡了玉米丢了火腿肠之类的。这个故事教导我们要专心致志地吃西瓜。我觉得不对,你捡到西瓜肯定是要尝的,但你不可能一生只背负着那个西瓜,你捡到了芝麻也要尝一尝,火腿肠也要尝一尝,川菜也要尝一尝。我们应该去体验不同的事物,来完成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获得一些感受,这些感受才会让我们体会到自己的存在,才会让我们知道如何存在。如今我们乐队5个人分居在不同的城市,吉他手波波、鼓手申岚在北京;贝斯手王甄妮、键盘手孙堇暄在山东;我是薛大染,我在浙江。我们2023年出版了最新专辑,叫《但愿人长久》,是对前几年生活的一个回应。前几年,当你说“希望你一切顺利”,对方一般会回答“但愿吧”,非常无奈,但又充满了希望。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这些希望、欲望还有绝望,这是跟机器人、跟AI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我认为摇滚乐应该成为一面现实的镜子,如果它成为不了镜子,那它至少可以成为标本,去反映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之中作出的种种反应。最后我想说,生命就是如何度过时间,我想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做一条漏网之鱼,去探寻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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