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
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教育竞争压力这么大的地方，我会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也要面临一个这么焦虑的环境。那我的选择可能就是干脆不生孩子了。
一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於嘉，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我的研究领域是性别与家庭，最近几年关注的议题主要是生育。从研究范式来看，我是利用统计数据来理解各类社会现象。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如何从数据去理解，为什么东亚、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全球的生育洼地。
>>两次人口转变当我们讲到生育的变化时，一个不能绕开的概念或者框架，叫作“第一次人口转变”，指的是社会中的人口结构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变化的一个过程。在工业革命之前，大量的社会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也有非常高的死亡率，所以整个人口呈现出非常缓慢的增长。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发展，医疗水平上升，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增加了。与此同时，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但生育率又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新生人口。随着这些新生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产生了我们讲的“人口红利”。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也会快速地增长，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人口爆炸”的概念。在第三个阶段，生育率开始下降。此时人口学家们相信，生育率可能会从6、7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之后就会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生育率。什么叫作更替水平呢？指的是一个育龄妇女，她平均一生大概会生2.1个子女。这样一代人正好可以取代一代人，那人口总量就会保持相对稳定。这幅动图展示的是全球生育率的变化。深蓝色表示非常低的生育率，深红或者深橘色，代表比较高的生育率。
▲ 全球生育率的变迁（数据来源：联合国）
二战之后的50年代，全球处于一个生育的爆发期。大量国家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包括中国在内，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达到6以上。
但是进入到80年代后，大量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和北欧，它们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甚至降到了1.5之下。2020到2025年，根据联合国的预测，除了非洲和少数一些地区外，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之下。而到本世纪末，包括非洲在内，全球可能都会面临一个低生育率的问题。从这些图就可以看出来，人口学家似乎错了，生育率的下降并没有止步于更替水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的一些国家其实已经出现了超低生育率。与此同时，非常多新兴的家庭现象出现了，比如婚前同居，比如没有结婚就开始生孩子。所以“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框架被提出了，试图来解释为什么全球会出现这么低的生育率。>>两个生育洼地：东亚与南欧在全球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出现了两个生育洼地：东亚和南欧。北欧是全球最先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生育率水平的地区。但我们如果看2021年或者2022年，北欧的生育率在全球发达国家中是属于相对较高的状态。换句话说，它经历了下降之后，在这些年又有所回升。实际上全球最低的生育率，目前是出现在东亚。在中国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生育率是1.3，最近两年依然在持续地下降。包括韩国，其生育率在2021年已经降到了0.8。我经常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文章说，几百年后韩国人可能就会从地球消失。那为什么全球的两个生育洼地是东亚和南欧，这些地方有哪些共性呢？一是它们都有非常强的家庭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会让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的出生和成长，他以后发展得是好或不好，都是家庭的责任。在这个孩子的成长中，所有的成本、责任都要由家庭来承担。所以家庭有更清晰的对于生育成本上的认知，更大的压力会抑制大家的生育倾向。这种很强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东亚和南欧社会的家庭福利支出占GDP的总量较低。讲完这些共性，那东亚到底有哪些独特性？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很强的教育焦虑；第二是紧密的婚育捆绑；第三是非常强的集体主义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就从数据的角度具体来看这三方面的独特性。教育焦虑首先体现在，父母对子女普遍有着非常高的教育期望。这点大家很容易理解，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且并不完全取决于家庭背景。这张图展示了李汪洋老师和谢宇老师做的一个研究，他们想看不同国家和社会中，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图中的黑点代表父母的教育程度与教育期望的相关性强弱。如果黑点非常靠右，就表明相关性是比较强的。可以看出，在德国或者在美国的白人群体中，黑点是比较靠右的，它的相关性是比较强的。但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甚至是美国的亚裔群体中，这些黑点都比较靠左，意味着无论父母的教育程度怎么样，他们对孩子的期望都是很高的。比如说在甘肃华池，父母对于0到21个月的孩子期望怎样？其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是极小的。也就是说，当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家长几乎是普遍都期望他们未来可以取得非常高的教育成就。但是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就会意识到，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可能会变得稍微理智一点。随着孩子到了七年级、九年级之后，家长的期望会没有那么高，或者说相关性会有所凸显。这种普遍很高的教育期望，它的幅度到底有多大呢？根据2020年我们分析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到，如果家长的学历在本科及以上，那么他们期望孩子的受教育年限平均是16.93年。如果家长的教育水平只有初中及以下，那么他们期望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是15.6年。两者仅相差1.3年左右。但事实上，家长在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和初中及以下的教育，他们本身的教育程度可能差了6年，甚至更多。
▲ 不同教育程度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这种非常高的教育期望最直接的一个反映，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补课。我们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去投资孩子的教育。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5岁孩子在校外每周参与数学辅导的时间。在韩国，有超过80%接近90%的孩子，他们每周都会接受数学的课外辅导，并且平均会超过5个小时。在中国大陆的北京和“包邮区”，包括中国香港和其他的东亚地区，孩子都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了学校教育之外。除了补课时长，教育期望的另一个最直接的反映，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下面这张图中，橙色表示家庭在课外教育上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黑点是课外教育的支出费用。很遗憾，这个调查没有覆盖中国大陆地区，但是它显示出，无论是在韩国也好，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也好，家庭的教育支出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也占据了家庭收入较高的比例。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教育焦虑呢？因为教育焦虑或者说教育竞争压力，会直接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研究。第一幅图的横轴是GDP总量，代表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纵轴是这个地区的人们平均的理想子女的数量。
第二幅图的横轴是教育竞争压力，我们用教育培训机构的密度来进行计算，也就是在这个地区中，每万名小学生大概对应多少个课外教育培训机构。这个研究用的是2018年的数据，是在“双减”政策之前。可以看到，一些地区比如北京确实是非常卷，每万名小学生大概会对应500到600个课外培训机构，换算出来大概是20个小学生就对应1个课外培训机构。我们经常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大家都不想生孩子了。经济发展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确实一定程度上是负向的，但是其实教育竞争压力对生育意愿的抑制程度可能是更高的。比如鹤岗，大家对于鹤岗的认知可能只是买房很便宜，5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房子。从上面两张图里可以看到，鹤岗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那么高，它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它的教育还是有点卷的，所以鹤岗居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量其实不是特别高，几乎和北京上海持平。我认为主要是通过两个机制。一是如果教育非常卷，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教育资源，父母就会想尽量少生，把家庭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不想再去生两个或者三个。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在考虑生育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仅仅考虑我当下的状态，比如当下的收入高低、工作好坏、是否养得起孩子，我们也会考虑孩子成长之后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教育竞争压力这么大的地方，我会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也要面临一个这么焦虑的环境，我的选择可能就是干脆不生孩子了。第二个造成东亚低生育率的原因，是婚姻和生育的高度捆绑。人们就像去麦当劳买套餐一样，买汉堡就一定要搭配一个薯条。婚姻和生育这两件事情，在东亚是非常紧密地被绑定在一起的。一定程度上，人们进入婚姻就意味着一定要生育，或者说生孩子就是人们进入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这张表格是中国、韩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数据。第一行展示了2010到2015年结婚的女性从结婚到生出第一个孩子的间隔时长的中位数。中国的间隔非常短。十月怀胎，婚后第11个月孩子就已经生出来了。韩国会稍微长一点，但也没有长到哪里去，是15个月，日本是18个月。其次，在婚后一年之内中国已经有大概超过一半的女性生了孩子。中国和韩国在婚后两年内可能有大概3/4的女性都生育了子女。这种高度的婚育捆绑还反映在不结婚就不生孩子。其实全球的结婚率都在下降，为什么对东亚社会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因为在东亚，婚姻依然是生育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这张图展示了各个国家（地区）婚外生育的比例，也就是在当年出生的新生儿之中，有多少比例的父亲和母亲是没有婚姻关系的。中国大概有10%左右，日本和韩国相对更低，可能只有3%到4%。和中国处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拉美国家，比如在墨西哥和智利，有70%、80%的孩子都出生在婚姻制度之外。和日本、韩国的经济水平相类似的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有很高的非婚生育的比例。不结就不生一定会带来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因为东亚社会都在不断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甚至有更多的人选择了不结婚。那我们的非婚生育比例是不是在未来也会有一些上升呢？可能并不会，因为还有一点在于，生了还要补结。这张表格反映了中国不同出生年份的女性在婚前生育的比例在6%左右，但是这个群体中超过一半的人在生了孩子后的一年之内就赶紧补上了结婚，三年之内，2/3都结婚了。生育捆绑的另一个体现在于，我们选择结婚对象和生育对象的时候几乎采用了一样的标准。下图是我们做的两个研究，想要探讨中国人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婚育对象。我会问，这样的一个对象你跟他（她）结婚理想不理想？这个人他（她）作为你孩子未来的父亲或者母亲，理想还是不理想？图中的点如果位于虚线右侧，代表这个条件有着正向的效应，在左边是负向的效应，点所对应的横轴数值则反映出这个条件的效应强弱。可以看出，在中国，人们选择结婚对象和生育对象的标准几乎是一致的，甚至对于生育对象的要求更高。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家庭的“子女中心主义”的影响，家庭的资源都是向着子代的方向去流动。大家会觉得这不是废话吗？我跟这个人结婚当然要跟这个人生孩子了。但事实上只有在东亚的语境下，我们才会看到如此严格一致的标准。这本书是两位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她们试图去理解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的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会选择在婚姻之外生育。这些女性没有结婚就生下孩子，并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和生孩子的对象结婚，或者很长时间都没有进入婚姻。Promises I Can Keep:
Why Poor Women Put Motherhood Before Marriage
在美国的一个街区做了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并且访问了非常多的单亲母亲后，两位学者得到一个发现——这些女性对结婚对象的要求远远高于对生育对象的要求。对于这些单亲母亲来说，孩子是生命的一个延续。她们不要求孩子的父亲一定要长相非常好、工作非常好，或者智力非常高，因为她们对于孩子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地成长就可以，并不一定要是一个被精心打造的作品。但对于结婚对象，她们会认为这是对一个成年人的要求，所以会采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比如我会要求你有经济能力，要求你忠诚、认真负责等等。因此，她们可以选择跟一个不那么理想的人生孩子，但会在后续的很长时间里，以非常严格的标准挑选结婚对象。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讲，孩子是必需品，而婚姻是奢侈品。当然在这里讲这个，并不是鼓吹大家一定要选择非婚生育，只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前几年，好像大家在网上一聊起来生孩子这件事情，就会说“不婚不育保平安”，但是这两年我发现大家的论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有更多的人在讨论“去父留子”，其实它也是一种可能性。女性如果真的做好了这种准备，是可以选择在婚姻之外生育的。只是在如此严格的婚育捆绑的社会规范之下，她们可能不敢走出这一步。又或者我们的社会没有提供非常好的福利支持和制度支持，来支持婚外生育的选择。东亚社会面临低生育率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了很强的集体主义的影响，使得我们会经历非常同质化的生命历程事件。我们都知道要受教育再工作，然后恋爱、同居、结婚、生孩子，这是一个次序。除了这个次序之外，我们有非常严格的社会时钟。大家可能从小到大听的非常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我讲完这句话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窒息了。这就意味着你和你同时出生的这一代人，从生到死都要卷。你们要持续地竞争，要先在一起高考，又一起找工作，现在就业也很难，然后要一起去谈恋爱，一起结婚，等生出来孩子之后，孩子又要在一起去竞争。这种同质化会使得大家非常焦虑，压力也会非常大。而且它还会造成一个现象，一旦你错过了这些生命历程事件，没有在所谓正确的年龄做正确的事情，你仿佛就被这个社会落下了，没有办法再追赶上去。一旦我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结婚对象；或者我错过了大家都认为应该进入婚姻的年龄，就没有办法顺利地进入到婚姻中。由于不结婚就不生孩子，就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这种集体主义也反映在数据之中。下表是我们做的一个研究，显示了不同国家、出生在不同年份的男性和女性，其结婚年龄的中位数与标准差。括号内的标准差显示了结婚年龄的变动范围。通常来说，平均结婚年龄越晚，变动范围是越大的，你可以18岁结婚，也可以50岁结婚。但是从数字中可以看出，比如1960到1964年出生在日本的这些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是超过美国的，但是它的变动幅度是更小的。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更年轻的日本男性群体中，标准差从5降到了2.8。也就是说社会越来越严格，大家结婚的时间越来越同质化，可能都集中在那两三年的年龄范围之内去结婚。包括结婚之后，人们要非常快速地在一年之内、两年之内就把孩子生出来，如果你没有生出来，就会承受到非常多的社会压力。这其实也是集体主义带来的同质化的生命历程事件。说完东亚低生育率的三方面原因，那中国的低生育有哪些独特性呢？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在于，我们执行了40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使得人们已经失去了对大家庭的想象。这张图展示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中，人们理想生育子女的数量分布，橘色代表只想生一个孩子的比例。在中国，大概有1/4的人只想生一个孩子。（注：其他国家的数据为国外迄今能够获得的公开数据。）
▲ 不同国家15-49岁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量分布
我们经常讲“只生一个好”“独生子女好”，这是计划生育对人们生育观念的塑造。但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正常。比如韩国，它的生育率即便已经下降到这么低的程度，仍然只有非常少的人只想生一个孩子。比如日本，有大概一半的女性都想要生三个及以上的孩子，但在中国只有不到10%。我上课的时候经常问我的学生，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最普遍的或者最典型的三孩家庭是什么？我的学生给我的答案是《家有儿女》。但《家有儿女》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组合，它是重组家庭，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下，还得有一个孩子生在国外，才有了这个“三孩家庭”。下面这张图的橘色柱形和黑点，显示了中国不同省份的生育水平和平均想要生育的子女数量。可以看到在东北地区，一方面它的生育率是很低的，另一方面大家的生育意愿也非常低。因为东北有大量的国企，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产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即便是在东北的农村，独生子女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乡村爱情》里，老一辈的家庭除了谢广坤之外都只有一个孩子。生育观念的塑造其实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如果你成长在一个周围都是独生子女的环境下，你就会认为这种小家庭是非常理想的。除了地区差异，我们还可以看到代际间的差异。在1995到2003年出生的群体之中，有更高比例的男性和女性都只想生一个孩子，其中女性不想生孩子的比例也非常高，大概占到1/5。
但中国当前并不是生育意愿的快速下降带来生育率的走低，而是因为生育实现率的快速下降。这是中国目前面临低生育率的另一个独特特征。生育实现率就是我们实际生育出来的数量，除以我们想要生育的数量。当实现率大于1的时候，它代表没有满足的避孕需求；当实现率小于1时，它反映的是没有满足的生育意愿——比如我想要生两个，但是只生了一个。之前中国的生育率还可以，虽然不是特别高，但也是1.5、1.6。而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出来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进入了极低生育率的国家，生育率只有1.3。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张图中，蓝色柱体是理想生育子女的数量，红色柱体是实际生育的数量，这些圆点就是生育实现率。
我们发现从2018年到2020年，中国经历了生育实现率的非常快速的下降，总共下降了百分之十几。而在其他的工业化国家中，这个下降幅度是十几年、二十几年才会经历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实现率这么重要呢？因为对于个体而言，生育意愿是非常难以改变的。我们每天呼吁年轻人要多生孩子，年轻人根本不会听，还可能会有更多反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很多人的生育意愿不能够被实现，必然会面临生育率的下降。中国之前的生育实现率是比较高的，有90%。但如果中国降到了日本和韩国，甚至美国的水平，降到50%，我们只会面临一个比日韩更低的生育率。比如在刚刚这张图上，韩国和日本虽然生育率非常低，但人们的生育意愿还是挺高的。如果政府有非常大力的措施去满足大家的生育意愿，它的生育率依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但是在中国当下的背景里，在短期内，我们的生育率上限也只有如此了，很难再去提高，只能尽量避免生育实现率继续下降。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研究，想要去探讨，哪些因素会使得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提高一些。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提供了一些条件。结果显示，如果有长辈来带孩子，其对于生育二胎的促进效应，相当于这个家庭的年收入大概增加12万，也就是每个月大概会增加1万块钱左右。这和我们市场中一线城市育儿嫂的价格几乎是相当的。所以在中国的家庭中，长辈的照料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现在又面临延迟退休的问题，所以到底是顾老还是顾小？这也是一个困境。
市场化的育儿照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家附近有价格较低、质量较好的托幼机构，它对于生育二胎的刺激效应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4万左右。2021年中国开放了三孩政策之后，一直希望去鼓励生育。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呢？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一个是女性友好，一个就是儿童友好。不可否认的是，生育的大量的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都是由生育主体也就是女性来主要承担的。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政策的层面，通过社会和国家的层面，去为她们提供一些扶持，不让女性因为生育就没办法找到工作，或是因为照料子女没办法在职场之中有更多发展。另一方面我认为，在家庭内部而不仅仅是社会之中推动性别平等，作用可能更大。除此之外，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在新闻上看到大量关于儿童的冲突，比如儿童上厕所、高铁上儿童吵闹、饭店内有儿童跑来跑去等等。这些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是这些家长没有把孩子带好，还是这些没有孩子的年轻人容忍程度太低了，太自私了？我觉得既不能去怪家长、儿童，也不能去怪这些人，更多的是这个社会没有给儿童提供更好的活动空间和足够的资源。比如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母婴厕所，高铁上没有儿童专用的车厢，于是就让这两部分人直接产生了冲突。所以无论是在硬件设施还是在观念上，我们都要提供一种儿童友好的环境，才不会使社会产生厌童的情绪。最后我也想提到，不要过分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在一些厌童现象中，有非常多的人会说，孩子没有教育好就是家长的错，如果你的家长没教育好你，我就来教育你，社会会替家长来教育你。这是在无限地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下，大家觉得就是这样的。但事实上，儿童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s），养育孩子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说，穷人就不要生孩子了。因为家庭要无限制地为孩子投入，如果你不能给孩子非常好的教育资源，不能提供非常好的环境，你就不配生孩子。这其实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会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所以在我们从数据的角度、论证的角度，认清了中国面临低生育率的这些原因之后，如果依然想去提高生育率，应该让国家、社会和政府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何雨辰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张春雪在数据分析与图表绘制中的帮助。
文字版根据试讲有所增补。
▼ 看看其他演讲
▼ 万象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