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生活在了不同的城市,做了不同的工作,切换了不同的身份。这六年对我是一种摸索的过程。有时候会觉得好玩,有时候会觉得迷茫,有时候会觉得着急。我当时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现在回头知道了,那是我的成长。那六年,《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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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ale,来自意大利,是一名写作者。
屏幕上这三个名字都是我。ale是我的小名。亚历是中文老师给我起的名字。Alessandro是我爸妈起的。Alessandro有保护人类的含义。所以说,不要小看意大利父母。他们也知道怎么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今天,我想尝试回答一个多年以来我一听就头疼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来中国?”
我真的很想说:我也不知道。有一天醒来,我就在淮海中路,骑着共享单车,还被交警罚款了。
因为这样讲会比较省事儿,如果真的要讲的话,要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具体是从2014年的夏天,在南京。
地球村
我那时候20岁,是一个大学生,在意大利罗马读传媒专业。当时我还在做体育记者的兼职。那年夏天,有一个去中国的机会,去报道在南京要举办的青奥会。
在南京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七天,工作的内容也比较单调,就是写一些体育比赛的报道。但我每一天有很强的早点下班的动力:我想走出办公室,和这里的人交流。我想验证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执念: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幸福;就算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它会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希望。所以在南京那些天,我下班以后会去奥运村逛逛,跟那些志愿者闲聊。
当时有2万名志愿者,甚至申请当志愿者的都有10万多人,主要是一些在南京或上海读外语专业的学生。他们很珍惜和来自两百多个国家的年轻运动员交流的机会。好像世界就在他们面前,而等毕业后,他们也想接着去看世界。因为他们的穿的工作服,当时会被称为“小青柠”。
我跟他们的交流很简单,就像他们教我的中文,“你好”“谢谢”,但是它给我了一种乐观。我坐在回罗马的飞机上会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渴望跟世界连接的地方,是这个地球村的一部分,而在未来我们会越来越走到一起。
两年之后我还真搬到中国了,在北京学了一年的中文,然后打算留下来学电影。本来是准备读电影学院的一个老外友好、用英文授课的国际项目,但是我在学校认识了一个法国人,叫利诺,我们开始卷起来了,因为他也学中文嘛。他每天在背成语,而我那个时候勉强能在食堂用中文点菜,他还会把重要讲话的PDF全文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挑战我们翻译成英文。
然后他又说他要用中文读研,那我能输给隔壁的法国人吗?
显然不行,所以我也读了中文研究生。他去了动画学院,我去了导演系,我们……都有了美好的未来是班里唯一的外国人。
还在上汉语班的时候,利诺会天天在宿舍里学中文,他有一次和我说:“还挺矛盾的,学语言是为了和人交流,结果我天天都关在屋里。”
但是读了研究生之后确实变得更好:终于可以和同学一起做事情,进剧组,拍片子,演戏。在剧组里面,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国籍界限淡掉了,被更现实的剧组分工代替了。在剧组,老外可以是“摄影老师”,也可以是没有任何称呼的打杂的。我们实现了约翰·列侬的无国籍乌托邦。他说:“你可能会说我在做梦,但我不是唯一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当时那个剧组有点像这样。
当然列侬忘记说,前提是你愿意连续工作十八个小时,收工时间听导演安排,打车报销截图发给制片。
外国人和自己人
那时候的相处是很和谐的,但不一定那么平等。
我还记得我的研究生同学来留学生宿舍喝咖啡时说:“天呐,你们这过的是精致生活。”因为中国学生住六人一间的上下铺的宿舍,再看到留学生住两人一间带电视的标间,会形成物理上和心理上的隔绝。
考学校的难度也不一样。我那年考的时候,虽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中国学生是要争取进入面试环节的机会的,而留学生不管笔试考得怎么样都能直接参加面试。中国学生进入学校要走更长更难的路,所以在学生剧组里,确实中国人会更优秀。
而在学校外面、社会里的剧组也一样。镜头后面的岗位——灯光、制片、导演大部分是中国人做的,而老外是剧组里最不专业的存在,一般都在镜头前,做演员或者模特。入职门槛比较低,待遇偏高——为什么不做?🤷♂️
以前中国品牌喜欢用老外主要是因为显得比较体面。去中国的县城,那些比较旧的商场还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广告,特别是服装广告,或者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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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是因为品牌想出海,主要是手机和电子产品。我有一次被专门从北京派到上海拍一个手机广告,因为说在上海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头发。
所以说这样一个中外之别的思维,在中国社会是很普遍的,以至于我们经常忽视它,但是它很关键。其实也是因为它,我们看到老外想要靠近中国文化才会觉得很新奇,然后春节的时候让他们穿唐装写春联。说实话,我在中国的六年时间也是这个文化的一个结果——我在其中是很被动的,一会儿会从中受益,一会儿会被它阻碍。
在尝试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我的外国身份像一个脱不掉的外壳,对方没法看到它的背后,我们对话的范围也因此受限。像那些跟出租车司机的对话:
“哪国人啊?”
“意大利的。”
“埃菲尔铁塔是你们那边的?”
“那是法国的。”
“意大利足球。”
“对的。”
“罗纳尔多。”
“那是巴西的。”
“那你们吃辣吗?”
“还行。”
“那你们房价高不高?一平米多少钱?”
我有一次住了个新小区,下楼走出电梯,路过几个在那边闲聊的年轻人。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就不说话了。等我走远一点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生说:“我就是很怕老外。”
我装作没听见,出去吃东西了。碰巧回来的时候又在电梯里碰到他们了。然后我就坐着这个电梯,等跟那个女生对视的时候,我就跟她说:
“不用怕嘛~”
当然,你们可能会觉得也无所谓,都陌生人嘛。但是有一次还真认识了一个这样的老外,就是在中国出生长大、讲北京话的,要是他不能融入,我不知道谁能。他跟我说,他参加聚会的时候,谈到特定的话题,他还是会被说那个著名的话:“老外不懂。”
然后我就觉得挺沮丧的。好像你不管花多少时间了解这个文化、了解这个社会,最后对方看到的还是你这张老外的脸,你永远都无法成为自己人。
不过,自己人这件事情可能也有它的两面性。
我有一次在北京,有一个不算很熟的中国朋友约我吃饭。他带了他的老婆,他老婆是意大利人,还带了他们的孩子。然后就聊他们的生活、工作、带孩子的事情。然后话题转向了我。这个朋友问我:对了,亚历你多大了?
我想怎么了?“我28岁。”
然后他就说:那也差不多了。可以考虑结婚,稳定下来的问题了。
那个时候我想,成为自己人,也有它的麻烦。
世界分裂了
当然2020年之后又觉得那些事情也不算什么。疫情开始之后,虽然地球没变,但我们好像变得离彼此更远了。
疫情那三年我都在中国,当时在意大利留学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在米兰坐地铁,会有本地人看到中国人就往后走几步,挡住嘴巴和鼻子。我在中国也一样。在上海坐地铁,会有人宁愿站着也不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准备下车的时候,我会给他看我的绿码。
2021年,我去了北方的一个小县城拍电影,拍了半年的时间。那个电影外国群演特别多,光我们酒店就一百多个。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小县城突然满街是老外,而且看电视、看抖音它就跟你说国外疫情多恐怖,本地人被吓坏了,也可以理解。
他们会报警。报警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会报警。然后咱们剧组也开始担心是不是电影拍摄会受影响,所以他们想的是从根本解决问题:不让老外出门。他们就派人守酒店大门,所以我们开始用后面的那个小门。
情况好点的时候,我会在小县城散散步,去看个电影什么的。有一次一个女生就把我叫住了,她说:“sorry——”
她看起来有点担忧,但是她很礼貌,看到我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她说:“我想问下,你们这么多外国人来这里是干嘛的。”我就说:“我们是来拍电影的,会待几个月的时间。”
“噢,”她说,“知道了。”
然后走了。
我就想,其实我的理想也没有像约翰·列侬那么高。能好好说话,有问题就问,有事情就解释,也足够了。
有一次坐在那个小县城的麦当劳里,偶然翻到了我七年之前写的关于南京青奥的志愿者的报道,我面对电脑就哭了。我意识到,二十岁的自己预见的世界好像并没有实现。
在那个比较心酸的时期,我在写作上找到了一些安全感。疫情一个人留在学校的时候,身边没有什么朋友了,我会跟宿舍保洁阿姨聊天,聊怎么切菜,聊她回老家郑州的车票多少钱。
放在疫情之前,可能这些对话不会给我留下印象,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小小的相处会让我觉得很平静,很踏实,也是一种陪伴。我开始用中文把它们记录下来,写成日记发到豆瓣。
当时大家都同样和外界隔绝,所以很多人对我这些日常碎片感到了兴趣,留下评论,给我接着分享的动力。因为我当时在豆瓣上也没有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老外,我们相当纯粹地以文字本身去交流。有一个河南读者就因为在日记里读到了自己的老乡,要了我的地址,给我寄了一箱辣条。
2021年我搬到上海,发起了一个写作俱乐部。每周三晚上会在我家聚齐十几二十人,每个人分享自己的作品,相互给反馈。人多的时候还会怕邻居觉得我们是在搞传销的。
这样的活动并没有太高的专业性质,大家并不是在比写作水平,而主要是在相互给一个能够被倾听的空间。我记得当时有人——他今天也在现场,会觉得自己被看到了。还有人平时白天在公司不怎么说话,到写作俱乐部朗读了几千字的小说,感到很幸福。
有时候会有人开玩笑说,竟然一个中文写作活动会要一个意大利人发起。但写作俱乐部消除了我们之间那些表面上的差异——学历,工作,社会身份,甚至国籍。大家一般不会自我介绍,会直接让文字替自己讲话。
在写作俱乐部,我们终于可以放下身份的负担,看到彼此的内心。
后来也是因为我在豆瓣上的写作,我认识了我的女朋友刘水。
当时是2022年的夏天。我刚度过了在上海的那两个月,想去海南放松放松。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做梦,但我不是唯一一个。
刘水当时是我豆瓣上的读者,通过ip地址看到我也在海南。她也在,所以就给我留了言,说她在文昌下面的一个小镇已经待了一个月,很悠闲,推荐我去玩。
一开始我也没多想,就说好呀好呀。但是过了几天,我所在的地方开始有一些疫情的苗头了。我有一个在上海培养的肌肉记忆,在做出理性的决定之前,我已经收拾行李了。到了火车站我还不知道我要去哪,我就想,要不就那个网友豆瓣网友推荐的那个地方。我买了票,上了车,给刘水发消息,说我一个小时后到。
这个小镇确实像她说的很悠闲,而且没有出现疫情。本来只想在海南待十天左右,结果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我们在小镇的生活比较简单——去老爸茶吃点心,骑电动车去海边。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简单是最奢侈的,也是最幸福的。准备离开、回上海时,刘水对我说:“记得来成都找我。不来也行,但最好是来。”
离开海南之后,2022年底,我的中文写作开始受到一些关注。我被媒体采访,被约稿写公众号。那篇公众号出来的当天,有一位图书编辑联系我说,要不要拿你在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写一本书。
我一开始对这个想法是挺害怕的。万一写了发现这些年我什么都没干呢?毕竟这是很多老外的现实——来了就会失去时间感,二十、三十多或四十好像过得都差不多,教英语,踢球,喝啤酒,叫滴滴回家。在这里,你能感觉到每一天的匆忙,却感觉不到每一年的逝去。
但是我还是把这本书写了。挑书名我们挑了半天,因为这本书很难被一句话定义——这些年我生活在了不同的城市,做了不同的工作,切换了不同的身份。这六年对我是一种摸索的过程。有时候会觉得好玩,有时候会觉得迷茫,有时候会觉得着急。我当时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现在回头知道了,那是我的成长。那六年,《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跨过隔阂,与人连接
确定要写书那会儿,疫情刚结束。我确实去成都找刘水了,我们都挺想出去转转。正好我可以写我的书,她要写她的论文。所以我们决定去泰国透透气,然后一透就透了一年半,去了六七个国家,上个月才回了一趟中国。
前一段时间是在印尼,我在小区的电梯里认识了一个巴勒斯坦女生。她叫荷巴,在印尼那边读性别研究的博士。后来我跟刘水约了荷巴喝咖啡。荷巴跟我们讲了她前一段时间努力帮助父母从加沙逃离的经历,一万美金一个人头,才能够让他们安全到埃及,她和妹妹一起凑了钱。逃离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荷巴是联系不上父母的。她经常失眠,在社交网络上查最新爆炸案的地点,去推测是否涉及到父母所在的位置。她也和我们讲了那些没有能够逃离的朋友的故事。
我坐在那边认真听,但是我发现荷巴对我有很重的防备心。因为我是意大利人,她很怕我支持以色列,反复问我是否支持巴勒斯坦。在后面的交流她基本也不跟我互动,主要跟刘水讲话,还在我面前直接吐槽西方人伪善,支持女性,爱护动物,却不在乎加沙人的生死。
那天我挺沮丧的其实,带着认识一个新的人的心态,却因为我的身份受到了这样的敌意。那天我对于能够跟人连接的信心是受打击了。
但没想到过了一两个星期,我们又在印尼的另一个城市跟荷巴碰到了。一开始是她发现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给我发消息说要不要见面。刘水说我们还是见面吧,说如果情况不妙,我们可以离开。
我还挺庆幸我去过。那天晚上,我们吃了披萨。荷巴和第一次比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一上来就开玩笑说,ale,那天要是我不在电梯开口的话,你肯定不会跟我跟搭话,也没有再提关于支持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事情。
我想了想这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上次心情不好吗?还是因为今天她的男朋友也在吗?最后我想,应该是因为她信任我了。通过第一次见面,她确认了我的立场,她起码知道我不会忽视她的痛苦,所以那天我们还是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关于荷巴的故事,我写在了我的专栏《随笔ale》,刘水是我的编辑。这一年多以来,我用专栏来记录我们在路上的相遇。有自学成为裁缝的宗梅,她的父母是50年代从云南逃离到泰国的;有Eric,一个在70年代拒绝参军并选择禅修的美国人;有Arthem,一个俄乌战争开始以后流亡海外的俄罗斯青年。
前一段时间我们回中国,在广州跟专栏的一些读者见面。有一个读者说,这些故事给她了一种力量,让她觉得不管经历了多少绝望,人是有改变生活的可能性的。
我很感动。在这一年多的旅居生活,经常和当地语言不通,无法像在中国那样自然和别人交流,我有时候会感到孤单,也怀疑过我这样的生活。不过那天晚上,听那位读者的反馈,我觉得到处在外面跑这段时间有它的意义,这个意义有可能是我10年前在南京感受到的、后来让我想要来中国的一个理由——跨过隔阂,与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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