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喜欢但钱不多的工作和不喜欢但钱多的工作，怎么选？

梁永安，男，山东威海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教授，硕士生导师。文革中曾至云南怒江峡谷傣族村寨插队劳动两年。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1984年11月起在复旦大学任教，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现为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文学博士，教授。

曾经有年轻朋友问我，一份自己喜欢但钱不多的工作和一份自己不喜欢但钱多的工作，怎么选？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但我要说的是，年轻人以为自己对某份工作很喜欢，这个喜欢实际带有虚幻性，它受成长过程中的所看、所感影响。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份工作是不是你本性里真正喜欢且愿意投入的事情呢？

年轻人要将自己的喜欢变成真实的行动，那就是去工作。对一种事物到底喜不喜欢，我们不能仅在表面判断，还必须经历对它专业化的渗透，投入专业分工的劳动深度里去。

一种事物穷极到深处就会有自由，就会升华到艺术层面的享受。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广为流传，据说他曾在不同光线、不同角度下画，画了很多年。

这个基础阶段是很苦的，但苦过那个阶段，你觉不觉得快乐呢？你会不会由此喜欢上观察人，喜欢上观察这个世界？如果那个时候不喜欢，就说明自己当初声称的喜欢并不是由衷的喜欢。

现代社会都是高度分工的，一个人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工作，在正规的生产劳动里能不能获得自由，获得一种生活的艺术性，这需要一个非常艰巨的探索过程。

你自己的特性天赋，对世界的感知，它能不能统一到你的工作里来，能不能让你在工作里获得一种真正的愉悦，首先是需要你将工作做到一定的深度后，才会认识到工作魅力的。

伦纳德·伯恩斯坦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家。晚年他总结自己一辈子过得不幸福，因为他从小的梦想是作曲，结果做了一辈子指挥家。这一辈子都不是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但他成了一名很伟大的指挥家，这说明什么呢？

有可能他对自己喜欢的定义判断失误，我们很难相信做指挥家这件事他一直不喜欢，但一直做了一辈子，而且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

政治家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民奋勇抗战，历尽艰辛。二战结束，他在大选中落选。国家仗打完了，却不需要他了，他很落寞，感觉价值感没有了。他觉得英国人民真是忘恩负义，心中一团怒火。他被迫离开伦敦海军部，搬去乡下。

一个周末，他撞见了弟妹谷尼在画水彩画。谷尼劝说丘吉尔试着画一画，结果从未接触过绘画的丘吉尔一下子就被绘画迷住了，后来这个爱好陪伴了他一生，让他多多少少接受了自己已经暗淡的政治前途。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持续寻找、持续探索的过程。年轻人在追寻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很多，苦不是要回避的东西。有的人觉得这份工作很苦，所以不喜欢，这样就错了，没有任何工作是不经过一番辛苦就能易取易得的。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人要先把一个事情做透，做到专业领域里最好的状态，然后这时候才能说你到底爱不爱它，才能说你到底真正适合去做什么。不能因为一开始艰苦就退避。生活从不轻松，苦的过程是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的。

佛教里面四圣谛中的一个就是苦谛，苦谛形容人必须经历的各种苦。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苦。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的苦是额外的，苦的意义在于价值，关键是要找到价值所在，而不单纯是苦不苦的问题。我们所追求的幸福感是生命有投入才会获得的，这种投入就是价值感。

再进一步讲，是否喜欢一份工作，你要明白一个关键问题：做这件事情，这辈子会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工作不仅仅是一份工作那么简单，生命须臾，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度过这些岁月，这是最有价值的。

唐僧师徒四人去取经，一路上打打闹闹，有分歧也有团结，最后八十一难过去了，彼此才知道大家共同经历了这么好的岁月。这种一起奋斗的情感最珍贵。

还有文学史上的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文学把两个人联系到一起，二人互相慨叹，互相心疼。

海明威百思不得其解菲茨杰拉德怎么娶了那样一个老婆，太影响菲茨杰拉德的文学创作了。后来海明威写《乞力马扎罗的雪》，书中写到作家在非洲肯尼亚的最后时光：他腿上生毒疮生命垂危，弥留之际回想自己一生，好像荒废无用，本来是个好作家，结果却和妻子成为怨偶。

这个情节描写，海明威就是在写菲茨杰拉德，甚至书稿最初就是用的菲茨杰拉德的真名，只不过后来菲茨杰拉德的家人、后裔极力反对，才改成另一个名字。海明威能这样写，恰恰说明他们二人不是“塑料”情谊。因为有更深的友谊，他才会抱着这样一个心情，以这样的笔触写一个作家。

做任何工作，你历经千难万苦，最后让你不放弃的，实际上还是人，当然这工作首先是你自己喜欢的。和对的人一起做对的事，这可以作为一个衡量标准。但现在很多年轻人选工作，首选工资高，其实方向都走错了。

年轻人所说的“摸鱼”“社畜”“打工人”，其实是一种自我表达方式。我们没有产生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那样一种大的社会运动供年轻人表达，但是他们的社会情感又需要释放，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自我重生。

在原来的价值体系里，年轻人对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不满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与它们的距离，并通过自我调侃的方式，表达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生活细节、工作方式等的急切欲望。

这一代年轻人所处的社会，转型刚缓慢起步。起步阶段，一个人在社会大环境里，应该有怎样的站位，有什么样的价值？

现在年轻人表达、关注的，不是衣食住行等表层的物质问题，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生存，而是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干什么的深度思考。当投石问路无果，他们就用这种方式获得一个自我反思的途径。

这些话语不是新词，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达，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属性、劳动属性发出的疑问。“佛系”“摸鱼”“打工人”这些热词看似反映出他们对工作不积极，但其实他们的人生态度并不消极。

这些热词的传播还隐含了代际的问题，上一代人对当代青年人失去了示范性，日本也曾有过这样的历史境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年轻人是奋斗的一代，他们工作特别勤恳，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批人升到中层，也习惯于晚上九十点不离开单位，但底下的年轻人难办了，领导不走，大家也不好走。

代际之间的节奏很不一样，上一代人的示范下一代人根本不想接受，但又碍于面子不得不跟着，自然要“摸鱼”。

回到中国来讲，上一代人勤奋，他们勤奋的价值是确定的。当时公有制占主体，一切劳动都为了国家，具体目标也很清楚。现在这一代年轻人却不以这个为主要考量了，他们陷入了价值断裂，前人的模式不可遵循，这一代年轻人要自己去摸索，但哪有那么简单。

日本有个广告，一个霸道总裁掌握着偌大一个公司，大家对他毕恭毕敬，他在公司威风八面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小姑娘走进来，顿时吃惊，表现出对她很畏惧的样子，毕恭毕敬地帮她拿包。

办公楼里的员工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觉得简直是魔幻景象。原来霸道总裁在游戏房里打游戏，遇到这个小姑娘，在游戏里小姑娘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你看，换了个文化环境，人的身份一下子倒置了。

场景置换也是时代置换，所以要相信年轻人，如果不摸鱼就坏事了，说明他固化了。他有这个状态，说明他还在思考，在摸鱼中探索，还算是清醒的人、有真生命的人。

19世纪工业运动之后，人们好不容易才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年轻人在8小时之外，他的生命应该去欣赏艺术、谈恋爱，如果这些时间被侵占了，等于让他丧失了生命旅程真正的完整性，这是很残酷的事情，于道义上也是很不应该的。

但这也不是资本本身的选择。19世纪的时候，世界还有大量的空白之地，资本家还可以去建立殖民地，因为有很多抢来的钱，所以不用过于剥削本国人民，“客观”上改善了本国无产阶级工人的生活。比如英国，1830—1880年，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是因为资本家们在印度、非洲取得一些超额利润，这时候可以实现8小时工作制，取得国内阶级之间的平衡。

今天的时代大不一样了，基于领土的全球扩张已经完成，国家之间文明冲突不断，归根到底是利益冲突、资源冲突。作为一个后起国家，中国要强起来，富起来，特别需要力量，这个时候依赖什么人至关重要。

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我们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鼓励的是能人，改革开放是让能人释放出力量，并不是释放弱者的力量。以前我们是压抑了强者的力量，但实际上这个力量很宝贵，我们国家现在还处在需要很多能人的力量得到释放的阶段，需要这个动力。越是过小日子的人，越没有很强的奋斗精神。

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还是在那些不甘心的人、创业者，有创新精神的大公司上。他们都有很强的主动精神、创业精神、奋斗精神，正好符合国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

实际就产生了一个问题，60后、70后的奋斗观念，跟后面起来的95后、00后这一代人，差距非常大。

我曾问过一些公司老板，你那里年轻人要不要加班，老板回答得很干脆：年轻人不加班是要自取灭亡。对老板这一代人而言，他们绝对是天然要奋斗，但是他们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理念、生命态度在变化，工作之外还有更高的价值。

人有完整性、全面性的要求，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自由时间。衡量人的解放，最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的自由时间。年轻人的自由时间没了，艺术心情、空间渴望、情感权利也全没了，创造性匮乏，老板们这么做无异于杀鸡取卵。

我们国家需要活力满满的人，需要有创造力的人，但这些年轻人已经被机器压榨得迷茫了，将来也没什么真正的活力。而调侃自己是“社畜”“摸鱼”的人，最后有可能发展成“局外人”，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从长远看。

国家现阶段的发展成果是靠上一代人的人口红利，集中起来拼命干出来的，而现在这一代人弄不好也要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国家与自我，到底怎么选择？

上一代人，他们的原创力其实还不够，一个真正好的企业家、好的企业文化，是可以宣扬不加班的，关键要挖掘出企业的活力，如流程的合理化、高效的管理制度、优秀的激励机制等方方面面。企业要有这个眼光，使人在整个群体里获得尊严感，获得一种价值感，人才会产生一种创造力量，才会优化、提升生产力。

生产力的根本说到底还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

面对想象的时候，我们从现有的技术和各种可能性里获得一个新的、富有创新精神、富有科技性、富有知识支撑的可行性方案，关于公司微观经济，跟社会广义联系有很多可以兑现的东西，比如人的内部调动、优化，等等。

优秀的企业家，要下这个功夫，而不是简单把人困在工位上加班，那只是简单劳动的方式。

作为年轻人，大家要意识到，自己不是悄悄地、静态地被动等待，你跟老板也是命运共同体。上一代的老板，他们有自己时代的局限，而新的一代，聚集了很多新的文化财富、社会知识，等等。你觉得目前自己的生命状态不好，要摸鱼，但也要有基本的转变思想的能力。

年轻人不要总是感性地说这不好那不好，而是要理性地好好想一想，什么叫“好”，因为“不好”是在“好”中比较出来的。你说加班不合理，但怎样可以不加班，有什么样的潜力可挖，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式，哪些地方可以贯彻科技知识，哪些地方可以改变，你要动脑筋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难题的方法。

如果年轻人有这样的状态，老板也会很高兴，你也在改变老板，于是双方都获得了成长，生命的宽度也就此展开。这是一个好态度。爱思考好在哪里，怎么才能做到好，年轻人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思想与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