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白】连载引言 

“人生自白”系列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留美旅居·作家少君用他那理性而明快率真的文字，将人生舞台上的复杂故事，缩写在一幕幕的方尺之中，每篇的结尾都带给读者一片无尽的想象的天空……

一百个人的故事，一百种充满奇遇的戏剧人生，一幅转折时代清明上河图般的浮雕壁影，一张社会断层中百态人生的风云画卷…………

让我们随着作者的视角，去碰触二十世纪改革开放之初，那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的人生自白。

感谢作者授权【留美学子】连载

附篇《女教师》

她变了。无论是谈吐、穿著、长相乃至整个精神面貌都变了，和我记忆中的她判若两人。

她叫袁丽，现在是北京一所区重点中学的数学教师，班主任。还是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我家和她家是邻居。那时的她漂亮，丰满，骄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那条在脖子上绕了一圈还能垂至胯下的白色拉毛围巾，和她与现在相比仍属高档的裘皮大衣。她骑的那辆凤头牌加快轴女车，是我们所住那一带唯一的一辆。她那会儿是有名的”顽主”，即是当年人们对常进出派出所的那一类青年的恭称。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来解释这个名词的含义，大概是地痞流氓。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她，依然很漂亮。她穿一件紫色底小白花，质地很好的连衣裙，肉色的袜子，白色皮凉鞋，整体给人一种职业性的端庄。

她说她初中毕业后，去陕西插队，文革后考上师范学院......

其实小时候我挺喜欢你的，甚至曾做过梦嫁给你，只可惜那时你比我小太多。多少年过去了？时光好可怕！我现在最想的是，怎样多想些办法，来把我这班学生带好。这是真的，你笑什么？是不是这年头儿一说这种话，就会被人认为说的不是实话，或是有点儿其它毛病。也没准儿真有这样的情况，但我说的的确是心里话。当然，我不否认现在像我这样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不是很多了。

要讲条件、私里头那谁没有？我就有。但如果你总是沉在里面，拔不出来，而条件和私下又总得不到解决或满足快活，那不也是一种苦恼吗？我目前教的这个班，已经带了三年了，从初一入校开始，带到了初三。我很喜欢他们，白天黑夜总惦记著他们。刚一入校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及学习水平参差不齐。有考进来的，有托各种门路由教导处塞进来的，还有愣是花钱“赞助”进来的，这次期中考试，全班各科的平均成绩是九十分，全校第二名，这使我很高兴，这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现在的学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主要是思想不那么单纯，想的、见的多，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管里，总要受到来自社会及家庭方面的影响。初一的时候还好，刚进中学，全是新人，新课，新环境，有点儿怕，再加上不适应，相对来说好办一些。到了初二就不行了，麻烦事儿就全来了。

女孩子们特别爱在这段时间内交朋友，而男孩子们又对新鲜刺激的事儿特别感兴趣，还有点儿小英雄主义，最重要的是不知好歹，不辨是非。我刚分配到学校的时候，接手的第一个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跟洋娃娃似的。刚进初二就迷上了跳舞，简直是疯了心，只要能搞到舞票，她场场不落。外面实在没地方，就招来一帮人在家里跳，房子里乌烟瘴气，录音机吵得四邻不安。与此同时，她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那一次期中考试，她竟考个三门不及格。她的舞到是真见长，我看过她跳，大概全校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要比跳迪斯可，她能得第一。她自己也常这么吹。

当然，她跳得确实不错。一次班上开联欢会，她和几个女同学不和大家一块儿玩儿，而在角落里跳起了迪斯可。不一会儿就招来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围观，她得意极了。我走过去对她说，过来和大家一起跳嘛！她舞步没停，头发一甩，说：“他们跳得太臭，咱们学校我还没看上一个能和我跳到一块儿的人呢，不相信您现在就出去找几个来跟我比比。”

“你说的全校包括老师吗？”我问她。她依然不停舞步，头发再一甩，白了我一眼，说：“全包括了。”随即还做了一个鬼脸，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当时很冷静，我说：“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出去找了，我就能和你比。不过一个好几门功课不及格的学生，没有和老师比跳舞的资格。”她听我这么一说，揭了她最怕人说的短处，脸刷地一下红了，正在扭动的身体也很不自然地停了下来，呆立在那里。我接著说，咱们班春节还开联欢会，到那时你如果取得了这样资格，我一定当著全班同学的面，好好跟你比一比。

嗡的一声，教室里开始嚷嚷：“快拉钩定合同啊。”“到时候谁也不许不认帐”，一旁的男生起著哄。看著她当时羞得无地自容的样子，我心里很不好受，但我决心要这么刺激她一下。从那以后，我注意到她每次上课听讲都很专心，作业完成得也不错。你可能不了解现在学生的作业量，如果都完成了，是不会再有时间去跳舞的。虽然从那天起，她一直不理我，走对面也是一低头擦身而过，但我心里却很高兴。

没想到，一个月后事情发生了。一连三天她没来上课，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第三天傍晚一下课，我便急忙来到她的家。她爸爸、妈妈正好全在，她是他们的独生女。我问他们，她在哪儿？他们沉著脸不回答，我急了，大声问道：“她到底在哪儿？你们这是怎么了？”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她爸爸才指指卫生间。

我拉开门一看，惊呆了！只见她站在那里，浑身上下被三道粗铁丝捆在水管子上，见我进来，她本来昂著的头，深深地低了下去。我不由分说地上去为她掰开了铁丝，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她当时就瘫软在地上。我使劲地扶著她出来，把她慢慢地放在沙发上，紧搂著手脚冰凉的她，大声质问她的父母：“你们凭什么把她弄成这样儿？别以为你们是她的父母，就可以对她为所欲为，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力？不管是你们还是我，都只有抚养和教育她的义务而绝没有迫害她的权力！”

“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天天来，只要她告诉我，你们打了她一下，我当时就带她走，还要到法院告你们。”我当时真火了！我最看不了的就是家长发狠似的打孩子。她妈妈看见我这样，哇地一声哭了，她一边哭一边告诉了我这几天发生事情。

三天前的夜里，她突然说肚子疼，给她吃了止痛片，也不管用，最后他们俩半夜起来，去了医院。医生检查一番之后，告诉说，是她怀孕了。“她三天没去上课，我们也三天没去上班了。跟你实说，我都快疯了！她爸爸整天就是喝酒，喝完了酒就打她。可她到现在就是不服软，不认错，什么话也不说，刚开始还哭，现在也不哭了，就这样昂著头，不服气的样子，也不知道她到底要干什么？问她那个男的是谁？她就是不说，她爸爸气得要死，就把她给捆上了，让她站著关禁闭。我们俩这几天没上班，就是想找个办法。这事让学校知道了，准得开除！让别人知道了，不但要笑话我们，她将来还有人要吗？我看您真喜欢她，才憋不住告诉了您，您看这事怎么办呀？”她说著，又哭了起来。

我听后的感觉是，以前模糊的预感终于被证实了。我总不相信，他们一帮人混在一起光是在跳舞。你知道，在学校里对学生的这种事情不报告，是要犯职业错误的，但为了这个孩子，我决心要犯这个错误，因为值得！我首先表态：“这件事绝不能再让别人知道，至于怎么解决才好，咱们三个，不，咱们四个人一块商量解决。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咱们先得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可能都饿透了。”听我这么一说，原先屋里冰冷的气氛，顿时就融化了。

她从我怀里扬起头，噙著泪水看著我，说了一句：“袁老师，您真好！”说著顿时一头扎进了我的怀里。我听后，心里感到温暖极了。我抚摸著她的头，心想，也许这就是一名教师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表扬和回报，也就是她所感到最幸福的时刻吧。吃过饭后，我们商定，由她妈妈负责尽快把胎打掉，由我负责搞一张肝炎的全休病假条。她休学一个月，白天在家里自习，晚上我来辅导，各科作业由我带来给她做，对外就说她去乡下养病去了。

至于那个男的，我说：“大家谁也不准再逼问她。到了想说的时候，让她告诉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我怕她爸爸又冲动起来，找人家算帐去，那样的话，事情前功尽弃，毁了孩子的名声，也把我的饭碗给碰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这些办法，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我总这样想，干嘛偏要学校处分她呢？处分是帮人才制定的，可一个女孩子要是因为这事儿，背上个处分，很可能要被开除。让一个有著如此境遇的女孩子漂流到社会上去，那结果不是可想而知吗？我说的对吗？

　实践证明我这样的处理是对的。她打胎很顺利，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功课一点也没拉下，反而进步了一大块，一跃成为班上的第五名。期末考试结束后，她们一家三口一块儿来到我家。他们带来了许多礼物，还说了许多感激的话。礼物我全收下了。我想，他们送来的礼物一定要收下，才不会伤了大家的一片好心。然后我留他们吃饭，大家一起忙活，说笑，高兴极了。从此，我又多了一个小朋友，还有两个大朋友。

在那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我当著同学们的面对她说：“来呀，咱们比跳舞，不是早就定好了合同吗？我可没忘。”她却没有了当初与我挑战的娇狂了，变得害羞起来。来吧！在我的鼓励下，我们俩终于对扭了起来。她显得生疏了许多，大概是半年多没跳的关系，而我却从邻居家一个在舞厅工作的小伙子那里，求教了近两个月而显得潇洒自如。

跳著跳著，只见她眼里噙著泪水，一下子扑在了我的怀里。同学们见此，都有点儿犯愣，大概觉出了什么不对劲儿。我抑制著自己的激动，马上反应了过来。我说：“大家看，她比不过我，就哭，还玩儿赖的。”听我这么一说，她哭的更厉害了。现在，我每当想起那一刻时，自己也很激动，也真想哭出来。

她现在已经快大学毕业了。她对我讲，她想到外地去工作，我表示支持她。她离校后，我们一直有来往。那件事后，我总想，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无论你怎么打她，还是用铁丝把她捆起来，她都忍著心中的痛苦，而不出卖别人，这样坚强的性格，在当今的独生子女中，是多么难得呀！当然，她那次做的是件坏事。

你没有见过她，你要是看见她那张甜甜的娃娃脸，说什么也不会相信她会如此坚强。我就喜欢这样的性格。那个坏小子的名字，她始终也没有告诉我，我也从不过问。应该允许人家有点儿隐私权嘛。有时我想，也没准儿她还在爱著他？我到现在还是独身一人。为了这事，父母及同事们，甚至还有些学生家长，总想替我张罗，但我都回绝了。我不是不想结婚，而是因为心底里总有一个他在那儿，使我很难再看上其他的男人。

文革的时候，在咱们住的那个地方，不少人背地管我叫顽主。其时我算什么顽主啊？不就是有了个男朋友，而他又是那一片的闹将头头罢了。可他们那帮小伙伴，人都挺好的，就是爱起个哄，打个架什么的，并没干过什么坏事。

他们对我都很尊重，甚至有点儿怕，大概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头儿的婆子。我们是在马路上相识的。那是个冬天里难得的好天气，在家里闲著没事，我就穿上了妈妈早年穿的衣服，打扮了一番之后，到街上去闲逛。我想买一串糖葫芦，东西拿到后，正待掏钱的时候，一个人先把钱递了过去。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男孩子。他说：“这正好是两串的钱。”他拿起一串，然后冲我笑一笑，说：“咱们走吧。”我当时有点犯傻，竟稀里糊涂地跟著他走了几步，然后才明白过来。我停住脚步，一下子把那支糖葫芦扔到地上，说了句：“谁要你给我买东西？”“没有谁，我自己愿意的。”他说著把地上的糖葫芦检了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说著他一点儿也不嫌脏地吃了起来，看著他那份傻样，不知怎的，我憋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没过多久，竟好了起来，那一年，我才十四岁，他比我大一岁。

那年夏天，他要去陕西插队了。我说死也要跟著他，而且还真去了。后来我想，当初要是不和他相好，没准我会因独生女留在北京的，可我到现在也不后悔。到了陕西后，我们就在一个集体户里，大家都知道我和他的事，隔三差五地总给我们腾出一些方便来。他在集体户里很有威信，在村里，也和乡亲们处得很好，只是没改掉在城里的坏毛病，总也短不了与外面的人打个架。就这样，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

一九七五年秋天的时候，一天，村里民办中学的几个学生到县城去买东西，和县高中的一帮学生打了起来，结果被人家打得够呛，其中两个还挂了花。他听说后，立刻带上几个人上去，把人家又给打了，也让两个挂了花。

回村后，大家都以为完事了。没想到这以后不久，他到县城去办事，一个人去的，正好撞上了那帮人。他们见他只是一个人，便蜂拥而上，二话没说就是好几刮刀。目击者说，只见他捂著肚子没走几步，就倒下了，他就这样死了，就这样死在一个陕西的小县城里。那年他才十九岁。村里人赶著三辆大马车把他接了回去，按当地的风俗厚葬了他。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我们村西边的坟地上，他那长满了荒草的小坟包。

细想起来，他到底有什么可爱之处呢？可我就是无法从心底里抹掉他。没准是因为初恋吧！也许是因为总想起他，我才加倍地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决不能让我教出的学生再落得他那样的结局。

当教师不容易，当个好教师更不容易。我现在马上又得去家访。学生是人，而不是机器，一次调适好了，它会正常工作下去，人总会产生，碰到新问题，这些都要我去解决。现在的学生可不象以前那样盲从，我得在各方面为人师表。什么是为人师表？我认为就是要震得住他们，要让学生从心里服你。

作为一个班主任，光会教课不行，还应该会许多课外的东西，这么说吧，学生们课余喜欢做的东西，你都要懂，都要会。我就为此看过好几部琼瑶的小说，学了好几个月的舞，自费参加过摄影学习班、中级美术学习班，还得看我以前不爱看的球赛，不然的话，他们说起来，你真插不上嘴。游泳、滑冰、郊游，我总是尽量和他们在一起。还有一点，就是老师的长相最好要过得去。师范学校招生的时候，这应该算是个条件。否则的话，不好开展工作。

我现在带的这个班上，有个男同学，他学习成绩不好，还流里流气地带坏了好几个同学。听说他爸爸前年死了，妈妈又改嫁了，家里现在只有个当倒爷的哥哥抚养他。第一学年，召开了四次家长会，他哥哥一次也没来。我曾让这个同学带回家几次条子，以期建起联，但都没有回信。

有一次下课后，他和几个同学躲在学校附近的角落里抽烟，被我发现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想把烟藏起来已经来不及了。没想到，我还没说话，那个同学竟壮著胆子冲我来了句：“老师，您也来一根吧。”当时给我气的，真想扇他一溜嘴吧。你注意，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中学教师的时候。小学和大学的教师，不会面临这样的考验。

在这时，你得把他们震住，要是让他们把你给耍了，那你算是栽到家了。在他们哆哆嗦嗦地把烟递过来的时候，我不由分说地把他手里拿著的一整包都夺了过来，揣进自己兜里。我把烟一叼，一屁股坐在了马路牙子上，说：“点上。”他又哆嗦著给我点著了烟。烟是红山茶牌的。

我抽了两口，边吐烟圈儿边说：“从明天开始，你们几个轮流每天给我带一包烟来，而且是红山茶的，希尔顿、万宝路的更好。你们不是给我上烟吗？我从今天开始就不禁抽烟了。”几个同学一听我这么说都急了，直向我解释：“袁老师，我们这是头一次，下次再不敢了，我们也没钱，哪给您弄烟去呀？”我说：“找你们家长要。”他们一听更急了，使劲地说：“我爸要是知道我抽烟，还不给我打废喽。”

我说：“好吧，咱们下不为例。不过你不行。”我指著那个给我上烟的男生说：“你哥哥不是练摊儿的吗，准有钱，你让他一天给我带一包来。”他听完我的话，还愤愤地不服。说：“您甭总跟我过不去，反正这个学我也上不了多少日子了。我哥说了，上这个学就为了让我认个数、写封信什么的，实在混不下去，大不了跟他一块练摊儿去。”说完，转身就走了。

到了晚上，我越想越不是劲儿，老是坐立不安的。我想，这个孩子已经被毁成了这样儿了，难道就没有我这个当老师的责任吗？发现了这样的同学，难道能任其下去，撒手不管吗？到他家去，马上就走，不然我会睡不著觉的。

当我敲开他家的房门，只见屋子里乌烟瘴气，一帮人正在桌子上搓麻降，那个同学也站在一边看得正来劲呢。一见我进来，那帮人愣了一下，随即站起一个来。他对我说：“您大概就是袁老师吧？我正要给您送烟去呢。这年头上个学还真麻烦，交完学费还得上烟，这倒好，您还是麻杆儿打狼---真急，还找上门来了。”

那帮人听了他的话，一起哄笑了起来，我说：“您大概就是他哥哥吧？我找您有点急事，跟这哥儿几个说说，算是给我个面子，今天别玩儿了行不行。”那帮人一听，真哄起来，嚷著：“嘿，这姐们儿说话还真他妈的给劲！”

他哥哥冲他们嚷道：“都他妈的快点给我滚，少给我找点事儿，这是小二的老师。”他们走后，我和他哥哥谈了许久，谈得很好。我发现他是粗野，但人很好，很疼他弟弟，道理也听得进去。那天晚上临去他家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用心收拾了一下，化了妆，穿得也挺新潮，看来效果不错。

他对我印象不错，走时一直送我到车站。在路上我对他说：“你能不能不招人来你家玩儿麻将，太影响你弟弟了。”他说：“那可不行，我现在就剩这么点儿享受了。”我说：“我也妥协一次，你继续玩儿你的麻将，但每天你弟弟要到我家补习完功课，做完作业后才能回家。”我本是将他一军的意思，没想到他竟说：“行！”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那位同学做完作业已经是九点多了。我看著外面阴沉的天气，决定送他。屋外刮著风，不一会儿又下起大雨。从公共汽车下车后，风雨更大了。我们的伞被刮得歪歪斜斜，根本撑不住。我索性把伞收了起来，将他搂进怀里。他搂著我的腰，我用外套将他罩住，揽著他的肩。我们就这样互相搀著，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他家走。到了他家门口，我忽然听到身后喊了一声：“袁老师！”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他哥哥。我说：“正好，你们赶紧进去吧，我回家了。”他哥哥说：“您就这样走了？”我一笑：“说，那还怎么样？”说完转身就跑了。当我跑出老远后，回头一看，只见路灯下，那哥俩儿还站在那儿。

第二天，那个同学对我说：“我哥昨天晚上说了，从今天以后再不招人到我家玩儿麻将了，他禁了。昨天晚上，我哥也去车站接我，但看到咱们后没言语，一直跟在咱们后边。告诉您，他还哭了呢。他还说，您是他见过的最好的老师。他说就冲著昨天晚上你搂著我，为我挡风，送我回家，光那一招，就值得送您三万、五万的。”我听后说了句：“别逗了”，转身走了，可心里却暖烘烘的。那个同学还追著我说：“袁老师，真的，没跟你逗，我哥可称(富)了，他说话算话。”

算来我已经教了十几年课了，但我依然乐此不疲。我感到这项职业有意思，有意义，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职业，能比培养人更有意思吗？我的爸爸、妈妈是教师，我现在是教师，而且打算还做下去。

你要是教师，你就会体会，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学生，各式各样的家长和家庭。什么出国、做买卖、当倒爷、赚大钱，我都没兴趣。你别咧嘴，前些日子，在美国开公司的我大舅来信要我去，我不想去。

我问我爸：“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想出国呀？”我爸说：“只要别搞政治运动，中国比外国强，再过二十年这世界是中国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