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以为他们在夸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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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史

9月前

文 | 天书

最近因为股市和房地产，大家在网上可能都看到了不少抒情文学和行为艺术，尤其在某大使馆微博的三头长颈鹿下面，堪称中文互联网行为艺术精华展。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观察到的现象是，由于23年的很多数据并不能满足一些鼓吹的论证需求，所以以前被经常重复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话术开始被替换成“股市反映的不是经济现况，而是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意思就是，虽然中国数据对比国际看着还不错，但投资者们认为股市大涨的美日印这些国家未来前景更好。笔者甚至在一些顶流互联网资讯大号下面看到鼓吹米莱的评论并获得高赞。

除了抒情，就是搞搞谶纬，影射学这类常见戏码，再不就是怀旧。这些年每当国内的发展方向不符合一些人的愿望，他们就会开始怀念90年代，认为那是个自由开放，充满信心和希望，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年代。最近，借着《繁花》的热播以及股市问题，这种90年代怀旧学又爆发了一波高潮。

相信读者们都看过这类充斥着非理性臆想的90年代怀旧文学，过往我们也批判不少，这里就不列举了。昨天看到戴老板也发了篇聊真实90年代的文，产生些感想，尝试拆解下其中的一些逻辑和观点，或许能给读者们提供一些启发。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你喜欢繁花，但你未必了解90年代》，文章比较全面地梳理了90年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对这种滤镜现象做出了精炼概括。

不过，这篇前半部分告诉你真实的90年代，后半部分也还是落到了90年代“充满信心和希望”这个命题上，并且尝试告诉读者为什么90年代充满信心和希望。这让我有一些感想。戴老板是个人感觉在国内财经媒体圈里属于比较理性客观务实的大号，但身为财经圈内的人，或许是不得不做出一些附和和平衡，或许是财经圈一些固有认知影响，这篇文章对希望与信心来源的归因仍然是片面的，其中认知上的片面正是我们当下要反复澄清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本文主要是由这篇文章产生联想，讨论的重点对象还是搞”90年代怀旧学“的那些人。

我们分别说下希望和信心这两个概念。

希望

90年代充满希望，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如果90年代没希望，中国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但这种希望到底源自何处，不同利益和立场的人从今天看向过去，得到的结论会完全不同。戴老板这篇文章将希望归因到“披荆斩棘的改革”上，认为这些改革“给90年代埋下了希望的种子，在日后成长为参天大树”。

文章回顾了南巡讲话，有限责任公司，股市，市场经济，分税制，军队不得经商，国企改革，四大资产管理公司，WTO谈判，“有人做服装，有人搞外贸，有人加入航空事业，更多的普通上海市民开小店做小生意。得益于90年代的深度改革和深度开放，2000年后的上海成为世界级的贸易、航运、物流和金融枢纽，时代的巨额贝塔最终补偿了90年代的失意人们。”

改革从来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事情。但有些叙事中的改革实际上往往设立了一个元目的，即改革是为了让国家最终靠向某一个目标。所以这种叙事会将符合他们预期的改革措施从宏观中抽离出来，以某种叙事组织到一起，将其定义为“改革”，对于那些不符合他们预期的改革，会选择无视其作用，或者将之斥为倒退。

在这条逻辑上，一切改革就成了围绕发展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本身，在意图更明显的人那里，改革就成了“必须为了私有制和自由化的进一步扩张”，元目的至此图穷匕见。

对于我国来说，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根本上还是为了如何让一个一穷二白的后发社会主义国家能更快速的发展。当初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引用翟东升老师前两天一篇文章中的话“借助他们启动本国的工业化就如同借助火柴点火一样”，作为落后国家，当时的中国技术非常稀缺。建国后我们靠自身的努力奠定了日后全面工业体系的基础，但客观上这种基础在当时仍然是很薄弱的，苏联的大规模援助让我国在初期发展中获得大规模技术灌输，随后又戛然而止。由是有了73年的四三方案，开启了引进西方技术之路。

注意四三方案中化肥技术引进和大规模投产时间与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的时间关系

改开之后，我们开始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竞争，资本稀缺又成了第二个问题。先是港台资本华侨资本，90年代西方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解决资本稀缺的目的本质上还是为了让我国能快速承接世界产能，激活巨大的工业潜力，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吸收消化和创新技术，逐步实现全面的经济和技术自主。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毛主席在延安接待美国访问团时谈到的我国经济规划蓝图——

“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将允许并欢迎外国在我们管控的区域内进行贸易和工业投资。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我们当然想自己做。而对于我们自己不能做的事，我们欢迎外国人和外国资本进入。”

“国内经济要由国家控制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同时监督私营企业不得损害社会利益；国际经贸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不允许把中国变成外资买办的跑马场。”

最终，在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正常往来后，在不断改革发展中，我们大体走在了毛主席当年规划的经济蓝图中。可见，经济上的改革，说到底是为了让我国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成为独立自主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还会有很多人拿“巴菲特大量买入日本，外资不再看好中国”来说事？为什么一些经济学神棍们还在反复扯私有化自由化？因为这些人为改革设立的元目的就不是独立自主，甚至也不是为了中国最终能实现全面工业化。这从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中就可见一斑。

这里再引用翟东升老师那段话“外资带来的好处是有巨大的成本的，借助他们启动本国的工业化就如同借助火柴点火一样，虽然很有必要，但是你不能总靠火柴把自己的锅烧开吧？”

所以，如果你只看到90年代为了扩大市场经济和引入资本的改革，那你就看不到事情本身。

《你不了解90年代》那篇文章在谈论希望时还说到“王家卫要讲的故事一言蔽之，即上海阿宝是如何变成宝总的。但这不仅是阿宝一个人的故事，也是百废待兴之际无数个阿宝的故事”。

其实只通过市场化改革，在很多国家都可以让阿宝变为宝总，但这样没有办法回答后发国家中当有一部分人变成宝总后，剩下的人要怎么办的问题。

八九十年代大搞经济改革的后发国家何其多，他们最终都怎么样了？没有独立保障的所谓经济改革，往往都难逃被收割的命运，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90年代真说希望在哪里，其实是在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的同时，在困难情况下坚持住了公有制基础和独立自主的方向，我国2010年以后诸多快速发展的军事和工业领域都源自90年代的技术布局，这些又可以溯源到我国建国后早早打下的工业基础。

在举办奥运会的08年，我们看到坚持独立自主何等重要。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3468美元，是举办过奥运的国家中，在举办时人均gdp第二低的。但这样一个国家却成了让世界度过经济危机的关键，同时，后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铁，基建，通信，互联网，新能源，国防工业，庞大的制造业大工业等等，在当时就都已经全面打好了基础。这在全球经济史上都是独此一家。

但这些基础性保障在繁花式的改革叙事中往往都是被隐形的。

信心

戴老板在文章尾声写到“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指望甚至依赖时代的贝塔。很多人之所以在看完《繁花》后，会对那个不完美的时代产生滤镜甚至怀念，是因为我们早已经知道“苦”的后面紧跟着“甜”，知道90年代埋下的种子，最终会在新世纪成长为参天大树。”最后点明主旨“是时候蓄力下一轮的改革攻坚了，它们会给民众注入强烈的信心——只要信心在，国运就永远在。”

抛开这篇文章，当下的90年代怀旧学核心逻辑差不多都是”虽然90年代苦，但因为大力推动改革，所以当时的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套怀旧学是与“股市反映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话术相配套的。现实真的如此吗？不提下岗工人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谈谈宝总和宝总之上这个阶层，宝总们当时真的对中国有信心吗？

《繁花》中宝总原型之一是周正毅，强总原型是阚治东，A先生原型是吕新建。这些人的共同点都是野蛮生长时代的产物，前两位都曾入狱，吕建新则生死未知。我们再数数90年代那些商界奇才，牟其中、管金生、唐万新、张少鸿……以及国企中禇时健之类的人物，这些人对当时的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希望和信心？

再说说那些在90年代借着国企改革名义侵吞优质国有资产，贱卖给外资的，那些从国企厂长摇身一变成为民营企业家的，这些人给共和国创造了巨大的时代伤痛，他们对当时的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希望和信心？

一言以蔽之，真能让这些人对未来有信心的事情，只能是他们在野蛮生长之后，不用担心被追究清算，高枕无忧。

希望和信心，其实根本用不到这些人身上。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不可能是人民想要的。

有人可能会说，改开弄潮儿们并不都是这些人，更多的是本分企业家和个体户，90年代给了他们希望和信心。其实，困于那个物质和信息不发达的时代，绝大部分普通人很难有足够的智力资源去判断国内国际到底在发生哪些根本性的变化，经营者的主流更多是随波逐流，走一步看一步。

中国从改开之后开始出现移民潮，到世纪前后达到高峰，2010年之前开始回落，在那个时代，移民率远比现在高，所谓的高净值人群总是移民的主力，他们对中国的信心在哪呢？最终，社会总是由留在自己土地上的人们发展建设起来。

更不用说90年代中国面临着美国严峻的霸权压迫。在苏联解体后，美国转而压制我国，从93年银河号事件，96年台海危机，99年轰炸大使馆，直到01年南海撞机事件，美国的手段一步步升级。90年代复关谈判一度被中断，回复谈判后美西方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

俄罗斯自宫之后都没融入西方经济体系，当时对于我们能不能平等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官方和民间都是提心吊胆。

这一过程在911事件之后被打断，美国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中东地区，两国关系恢复到弱平衡的状态。

90年代有希望，但你说信心，当时是不太可能出现在如今这些搞90年代怀旧学的人身上的。

从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开始，整个90年代外部大环境让民间战战兢兢，高层如履薄冰。基层民众承受巨大牺牲，国家战略上一直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低调发展，才最终迎来J20一飞冲天，海军下饺子，可以完全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时代。那些只知道短视逐利的人真的会在这样的90年代中有多大信心吗？

那些看不到坚持公有制和独立自主重要性，只以市场和资本改革来衡量希望和信心的人，在世纪之交有多少真会对中国有信心？或者说，他们的信心来源是希望中国彻底被美国压倒，取代日韩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回顾我国公知发展史就知道了，2010年前后那几年，是国内公知和推墙党声量最大的时代。当时这批公知多数都与90年代以来的各种反对人士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一直是私有化自由化的坚定鼓吹者。如果说90年代让人充满信心，那经过入世开始的十年高速增长，这些人怎么反而就没信心了?

事实就是，80年代也好90年代也好，新世纪之后也好，贸易战开打之后也好，这些人从来就对国家没有信心，因为国家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希望发展。这也可以解释，这些人平常以民企鼓吹者自居，但为何仇恨华为，比亚迪，大疆这类企业，因为他们想要的那个中国，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中国。

改革不是为了宝总

不再提买办公知之流。就像我前面说的，个人感觉像戴老板这种在国内财经媒体圈里属于比较理性客观务实，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他们搞得是产业经济研究。二十年高速发展之后，正常人都会承认中国的实体企业已经与中国模式密不可分。

我国在90年代守住了公有制和独立自主的底线，在新世纪迎来了高速发展。这种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首先还是国内的产业经营者和资本，他们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属于“民族资本家”。从国家发展中真实获得了利益，而优先发展实体和企业，导致劳动者的收益增长相对于他们来说是远远落后的。所以分配问题是我国民众当下最为关注的问题，分配不公到今天也还没有解决是基本现实。

戴老板文中说“蓄力下一轮改革攻坚，给民众注入强烈信心”，话没错，不过这个前提是要先说清楚“民”指的到底是什么群体？

别忘了，中国的根基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更好的发展，企业家和资本增值只是发展中间或必要或错误的过程，而不是目的分身，改革的目的不可能是为了让企业家甚至资本家永远过的更好。最终，在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之后，在发展中仍然需要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私有化鼓吹者也喜欢谈分配改革，喜欢谈论“国”和“民”，然而给出的药方无一例外都是要如何削弱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这几天一些人动辄拿“2亿股民”的概念代表民意来呼吁无节制放水，实际上，我国的活跃投资者数量很可能只有5000万-6000万。

诚然，我国的股市是很有问题的，是需要整顿和改革的，但改革的方向是不是就需要彻底的以美为师？我国股市设置之初的目的是盘活企业融资，现在的宗旨也是服务实体经济。诚然投资者的利益当然需要同等保护，但某些投机者也大肆号丧，绑架民意。何况，美股也没有让所有人都赚钱，何必在“友邦”那里上演行为艺术？那些在三只长颈鹿下面整活的人需要把电影《大空头》复习一下。（其实股民在美使馆微博下面申冤这事，前几年也发生过几次）

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曲折式探索给了很多人一种错觉。他们可能认为经济政策如何，政治就会如何。实际上，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三个大框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一个统一体，至于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多理论是在列宁和苏联那里完成的。这导致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们在经济上的探索都颇为曲折。

如同前文提到的，当年毛主席那一代对经济建设这个问题的考量，如果大环境允许，并不拒斥与欧美的经济往来和合作，但这一切有根本的前提。

八九十年代不光只有经济改革，没有在根本上的坚持，一切都是无本之源。

公知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的原因除了互联网发展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认清了经济上的改革并不会让国家向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在政治属性上，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初心反而不断受到人们更强烈的召唤，网络上对于污名化的反击也是这十几年间的事，这就是那时的公知喜欢说“现实越来越保守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