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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年轻村官们,在夹缝中求生

体制内的年轻村官们,在夹缝中求生

9月前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过年期间,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纪芳回了一趟湖北乡下的老家。她观察到,今年村里有了不少新变化。其中最让她吃惊的,是村里的4个干部,3个都是90后的年轻人。在乡镇政府,她发现情况也是如此。而年轻的干部们上任之后,面临的是一个“日益庞大而悬浮”的乡镇体制,他们在夹缝中,对那些不切实际的工作充满困惑。

以下是纪芳的口述:



口述|纪芳

记者 | 薛永玮

编辑 | 徐菁菁

回乡新变化

年初四,我从武汉出发,打车回了位于湖北东南部的乡下老家。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村民们大多冬季种油菜,夏季种水稻,最近几年少数人也种茶,村里经济条件算还可以。村里十年前就修好了水泥路,村民们也都陆续盖了新房,大都是三层。2020年,这附近还修了一条省道,我们隔壁村更是铺上了柏油路,还在墙上装饰了很多喷绘。
和村里大多数家庭一样,我和我弟都在武汉工作,只有父母、我大伯和奶奶住在村子。我常年在外求学,农村生活经验也没以前那么丰富了,但在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读博期间,我关注起乡村治理,并且频繁下乡调研。2022年来到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做博士后,也经常去乡里走访。
今年我发现,村里其实发生了挺多变化,其中最出乎我意料的,是村干部的人员结构变了。我记忆中我们家和村干部打交道不多,但这次因为正好想到去年调研时提到的一些问题,于是去借机拜访了村干部。一聊才知道,现在除了村支书年龄稍长,四五十岁,其他的都是90后的年轻人。
在省道边上的村庄(纪芳 供图)
其实,村官年轻化的趋势从2014年左右就开始了,上面也一直在倡导干部年轻化,但我没想到,年轻化的程度原来是如此之高。
在我小时候,村干部都是五十多岁的本村人,一般都是因为爱帮忙、脑子活泛,被村民们票选成村干部的。对他们来说,当这个干部只是搞个“兼职”,而“本职”还是忙农活,只有村里有事的时候,才去帮着处理一下。因此,那时候村干部拿的是“误工补贴”,工作时间也非常灵活。
而现在,村干部需要经过“选拔”,他们被村民选出来后就成了行政体制的一员,他们的工资由政府发放,工作时间由政府规定,每天有特定的任务要完成,并且接受上面的考核,当干部是他们的“本职”。
这4个干部里,有3个都是女性。可能因为村里也没什么其他的年轻人了,村书记对她们有印象,就叫来帮着做事,然后慢慢以干部身份做了村委员。她们以前都在外地打工,是为了带小孩才回来村里。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初六我又坐车去了一趟乡镇,得知整个乡镇干部队伍有五六十人,其中年轻人的占了有60%~70%,很多是90后,甚至95后。
一位33岁的乡镇年轻干部告诉我,这些年轻人多是以“聘用干部”身份进来的。他说,2018年之前乡镇的人挺少,聘用干部不到10个人,但后来这三四年,光聘用干部就增加了20人左右。
《大江大河》剧照
一些部门是以“新”替“老”, 在老干部退休后,空出的编制就会用来招年轻人,填充编制。一位50多岁的乡镇老干部说,他们部门除了她,就是新招的一个95后。
但越来越多的新设机构才是吸纳年轻人的主要阵地。上面有改革,有新要求,或者是上面机构有变化了,那下面就会跟着设一个相应的机构,紧接着就需要更多人手。总体来说,国家重视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下面的机构相应就越庞杂。
我之前在全国各地调研看到,有的乡镇这几年新设了“退役军人服务站”,是因为2018年左右国家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所以从国家到省、市、县,再到乡镇,每一级都要成立相应的部门。还有的乡镇这两年内新设“应急办公室”,也是因为上面最近几年特别强调控制突发事故,安全为先。
也有的地方新设了“综合执法中心”,对应的是最近两年,我们国家推行执法改革,其中执法下沉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以前乡镇一级是没有执法队伍的,执法力量主要是在城区,因为城区的事情比较多。最近几年,基层流行一种说法,叫“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意思是基层没有权力、没有资源进行开展工作。
最近几年,最忙的一个部门是“农业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居环境、产业发展、荒地整治、厕所革命之类的事务。相应地,这个部门扩充的年轻人也比较多。
这种体制扩张、人员年轻化的大形势,在2017年十九大提“乡村振兴”之后愈加明显。在那之后,“人居环境”“厕所革命”“美丽乡村建设”等等,都在加大资源下乡。因此基层的任务也大大增加了,再加上很多材料需要“电子化”,会操作电脑,年轻人的优势就凸显了出来。
村里新建了一些地标建筑(纪芳 供图

悬浮的治理

年轻的干部来了,但村民是否认账是另一个问题。
以前干部在村里获得威望,都是通过和村民朝夕相处,不断帮村民做事,才会得到认可。村里选举的时候,村民根据印象去流动票箱投票,只有真正有威望的人才能当上干部。
现在乡镇上的年轻干部,可能很多是大学生选调进来的,他们的目标本来也不是留在乡村,大多数住在县城,他们可能连最基本的乡村常识都很缺乏。不每天去田间地头,也不和大家打成一片,那乡村经验可能就积累不起来。
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不一样,一方面,两者经济基础不同,乡村因为有土地,涉及集体经济,所以除了要处理像小区居委会常做的那种服务性事务之外,还要处理农业生产、矛盾纠纷等农村特有的事务。
另一方面,两者的社会基础也不一样,乡村是熟人社会,很多问题可能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两兄弟有纠纷了,很可能不是因为当下的某个事情,而是因为之前就有的“陈年旧账”。如果你不了解来龙去脉,就很难找到恰当的沟通方式,解决问题。
而且在乡村,人们很在意一个人是不是“自己人”,不是长期在本村的,很难获得信任,干部想一下子补齐这些“渊源”也很难。比如处理征地这样的复杂事情,如果是一名老练的干部,他发现自己说服不了村民A,但他知道A和B关系好,那他就可以让B出马来做工作。年轻干部未必知道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些不接地气的治理政策也在给年轻干部的工作带来困难。我的家乡,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禁烧秸秆。这几年,村干部在田间地头看见农民烧秸秆了,就要过来阻止,但其实,烧秸秆是农民在农耕生活中总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它是有利于增加土地肥力和方便农业耕种的。所以村干部前脚来阻止,很多村民明面上可能也听了,但后脚接着烧。
往年四五月份的湖北村庄(纪芳 供图
这种脱节,在一些大修大造项目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我之前去调研时,有的村正在挖地,要在地下埋污水管网,建大污水池,搞“自动污水处理系统”。对于一些已经修好水泥路的村子来说,要重新给地下埋管道,意味着又要重新翻修道路。
施工中,管子只能接到家门口,从室内到家门口的这一段需要村民自己接。村干部们就得动员村民,但村民不乐意,因为农民的生活废水,比如洗澡水、厨余水,本来是直接泼出去就行,还能给花园、地里施肥。现在搞“集中处理”,不仅要外面挖,自家也得折腾,那人家肯定觉得费时又费财。
而且,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建好了给谁用?现在村里面的人口都出去了,常住的人口其实是非常少的,最多可能只有一半人在。像我们乡镇,总人口4万左右,但常住人口不到2万。
所以最后,这些设施运转不起来,上面的人来检查,污水的排放量也没法达标,相当于是钱投进去了,但没产生什么效果。
这几年农村大搞的“厕所革命”也是如此,要把露天的旱厕换成室内的厕所,但我们去年走访就看到,村里建好的公厕,平时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人去,利用率很低。有村干部就告诉我们,因为没有人手去专门管理公厕,清扫卫生,所以为了避免打扫以及公厕被弄脏,平时干脆把公厕锁起来。

过年回乡期间,拍摄的田间地头。(纪芳 供图

其实,乡村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像我们村,这些年可能没拿到什么项目资金,没搞过“厕所革命”,但因为很多人都外出务工过,所以回来建房的时候自己就安了室内厕所。但为了方便施肥,室外的旱厕也会保留着。农村就是这样,农民自己需要了,自己就会想办法,不需要的话再怎么搞可能也没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污水设施要维修,公厕要管理,投入了大量的钱搞基础设施之后,管护的成本谁来承担?这也是乡镇干部们都很头疼的问题。
有乡镇干部就和我们反馈,上面要改造乡镇环境面貌,可是一个乡镇涉及十几二十多个村,然后还要发展产业,做出规模,普通的乡镇没办法争取到这么多项目资金,与此同时,村里基本上又没有什么产业,没有什么收入,所以也没法由乡镇自己填平这个缺口。 
一些老干部也感叹说,别看虽然现在乡镇体制规模扩大了,干部结构更年轻了,但实际上乡镇做的事情是和乡村社会本身越来越脱节的。
用一个比喻讲就是——以前基层跟乡村社会或者说群众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不可脱离,但现在可能变成了油和水的关系,基层人员像浮在上面的油,虽然搞得很忙碌,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浮在上面的,浸不下去。
《鸡毛飞上天》剧照

夹缝中的村干部

实际上,大部分普通的农业型农村,当前的现实基础是两个:第一,人口总体上是外流的,村里面主要是一些留守的中老年人,老龄化、空心化比较明显。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里没有什么可发展的产业。就算有的村有特色产业,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搞起来的。
所以对这些农民来说,现在最重要是进城务工,去市场里挣钱,提高收入能力。这也是农民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的。而这也意味着,农村之于农民,最后更多的是像一个“退路”,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一个“养老场所”。能让老年人在这里舒心的养老、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这种情况下,农村发展的重点,应该思考的是怎么让干部搞好养老服务,这才是燃眉之急。
但现在我们调研看到的,至少湖北、湖南一带的大多数农村,村干部并不是真的不想做实事,而是没有这种精力和空间,去做村民真正想让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的压力既来自于下面,也来自于上面,危机是双重的。
最难做的就是环境卫生这一块的改造。这些都是要深入群众生活的工程,涉及到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观念、行为方式,想一下子改掉很难。有次一个乡镇干部就和我抱怨说,村民坟头上祭祖时插的花,也被列为不符合“创建卫生乡镇”的其中之一,这要怎么处理?难道给拔了吗?这让他很是头疼。
《都挺好》剧照 
还有一个干部说,有的村不让老人在院子里堆东西,但老人不配合,干部们只能去磨,第一天去不行,过两天再去几次,实在不行再换个办法(有的只能选择给钱让老人来配合)。其实干部也能理解,一些老人可能七十多岁了,常年一个人生活,东西放在门口好取,你非要说这样就不整洁,要给人家换地方,人家当然不干。
去年12月,还有一个干部告诉我,他们上面管森林防火的干部,为了响应“防止山火”,要求他们把老百姓坟头上的杂草都给清理掉。他就吐槽,为什么非要现在这个时候去把坟头的草给清理掉?其实过年前后,村民祭祖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把那些草都清掉,非要这个时候清,村民就不愿意。 
和主要受困于没钱的乡镇干部不同,村干部们最头疼的是材料工作太多。比如,现在“精准扶贫”结束了,但要防止已经脱贫的人又“返贫”,所以村干部们还需要继续挨家挨户做统计,不只是统计基本的数字,也要填写大量的整改资料等等。听村干部说,他们针对一个贫困户可能就要做一本资料。
尤其是每年的9月和10月,国家和省里会下来抽查,一些平时没到位的材料,都要临时补齐,以满足“事事留痕”的要求。这一加班,就要到晚上九十点。 
而忙完这些,还要面对严格且常态化的考核。季考核,月考核,年底考核轮着来,每个月考核完还要排名——前三名表扬,后三名约谈。而被约谈也意味着,后面的升迁可能就悬了——在乡镇,35岁是一条“副科线”,到了35岁还没有升到副科,那后面基本就没有机会了。
《花开山乡》剧照
年轻人们因此都被搞得很紧绷,刚来工作时可能还很有积极性,但慢慢就开始退缩,对工作充满困惑。有的忍不了,辞职了,有的继续忍,但又觉得工作累且没有意义感,所以索性“躺平”。
我们调研就发现,不少年轻干部一两年内就辞职不干了。像我们乡镇,最近几年基本上每年都有人走。有干部告诉我,五六年里走了十个人。只有个别每一步都赶上趟的人,才能一直升,一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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