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洁癖困扰的人

文｜李岩

编辑｜楚明

图｜受访者供图

吃西瓜在40岁的徐亭家中算得上一件麻烦事。西瓜在案板上被切开，家里的成员需要按固定顺序进入厨房，先是两个孩子，接着是她的父母，最后是她和丈夫。

家庭成员们站在厨房水池前，身体前倾，弯下腰，脸、西瓜和手必须停留在水池的正上方，确保咀嚼时汁水或者口水不会滴落在地上。吃罢的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后面的人就会自然补上。

这是徐亭66岁的父亲定下的，4年来，全家人对于其中的流程已经相当熟络。除了西瓜，想吃橙子、芒果、薯片、瓜子、花生一类会掉渣或者淌汁的零食，都需要这样做。但由于流程过于繁琐，一家人现在几乎取消了室内吃零食的活动。

身为独生女，徐亭从小就渴望玩伴。小学三年级那年，她将一位朋友带回家中。大约两三次之后，面对她的再度邀请，朋友作出为难的样子。她有些纳闷，便继续追问，朋友犹豫着说出理由：「你家太干净了，玩得不舒服。」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

徐亭父亲40多岁以前在一家国企里当电焊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每天早上6点，父亲就会起来擦地，一直到不得不出门上班。徐亭早上起床后，总能看到父亲正跪在地板上仔细擦着地板、家具。她小心翼翼越过父亲用抹布堆起来的小灰堆，「要是踩到了，我爸就会生气、嚷嚷」。

在她的记忆里，无论哪个季节，地板、家具都是湿漉漉的，很少有干爽的时刻。

来自浙江台州的张怡然，和徐亭一样，长期因母亲对整洁的过度追求而困扰不已。不过，幼年的张怡然身处其中并未感觉到有不对劲的地方，甚至家中的整洁一直带给她隐隐的骄傲感。

小学时，母女俩住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栋三层小楼里。母亲将一二楼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和女儿住在三楼。母女俩走到二楼转向三楼的第一个台阶，就要换一次鞋子，「我妈觉得别人踩过的楼梯不干净」。等到了三楼家门口时，她们又需要换上客厅专用的鞋子。家里每个房间门口，都会摆上两双拖鞋，即便只是客厅到卧室五六步的距离。每隔上一段时间，母亲还会换一批新的拖鞋。

幼年的张怡然对这一切繁琐的流程早已习惯。甚至在别人家，她也会暗暗比较。面对朋友「去你家里玩需要不停换鞋」的抱怨，她反而有些窃喜。

生活在苏北农村，周蕊从小就敏锐察觉出家里有些「异常」。而这些「异常」，均来自母亲的个性——无法接受和一切外人的肢体触碰。母女俩生活的村子里，串门是极其常见的事情。但周蕊发现即便自己家里大门敞开，也鲜有人愿意走进来，她也因此没有朋友。母亲则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不停灌输一个观念——外面的一切都很脏。

周蕊是独生女，母亲对其格外呵护。因此，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话总下意识听从，严格遵守着母亲的一切规矩。她被路人撞到，母亲给她擦拭衣服，她同样地对路人产生出厌恶的情绪。

1997年出生的刘炎炎，在2021年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开始极其爱干净。她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她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老鼠屎。

接下来的四五天，她洗掉了衣柜里几乎所有的衣服。她被一种兴奋感包裹，「带完孩子就洗衣服，一洗两三个小时，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家人们也讶异于她突如其来的勤劳，不过也并未过多留意。

之后，刘炎炎出了一趟门。跨出家门后，她感觉到自己有些变了。她开始恐惧路面、草丛、路灯、栏杆以及外面的一切。她抑制不住地想象，外面一切物品的肮脏过往，比如路面是不是有人吐过口水、是不是还有粪便残留。想到这，她的双脚变得沉重，她想挪开，但觉得每一寸地面都有脏东西。出门对她变得困难，她总是犹疑着该如何下脚，下一步又该踩在哪里？

上初中时，张怡然偶然了解到「洁癖」的概念后，立刻将这个词和母亲的行为挂上了钩。家里所有物品都被整齐地关进柜子里。地板和玻璃洁净得反光，光影里总有个黑影起起伏伏，那是母亲佝偻的身影。

她想要分担一些，但总被母亲判定为「添乱分子」。比如，每次洗完碗，母亲都会嫌弃她把水滴在了地上；她去买水果回来放在灶台上、餐桌上或者冰箱，母亲总是说放得太乱，但她至今都不清楚怎么放才是正确的。于是，在母亲充满怒气的劳作中，女儿先是心疼，然后是忐忑不安，最后，她只剩些麻木。

长时间下来，张怡然偶尔会产生叛逆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她逆着母亲的「命令」坐在客厅吃饭，或者进卧室的时候「偷懒」不换拖鞋。两人经常因此拌嘴，随即升级为争吵，然后是人身攻击。她忍不住骂母亲「有病」，母亲则用差不多的话语回击她。

洁癖带给家属的痛苦是具体的，家庭内部的情绪斗争很容易被这些细碎而无法被理解的行为点燃。

21世纪初，徐亭许多同学的父母也和父亲一同下了岗。在她记忆中，那些叔叔阿姨都在想方设法地赚钱，而父亲似乎满脑子只有擦地。不久后，徐亭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她的生活费很少，衣服款式总是过时。

一次，徐亭在和父亲的争吵中，说出多年的委屈：「你有那个时间擦地，怎么就不能用来赚钱呢？」父亲生了很大的气，指责起家人忽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那之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变。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在父亲的观念里，这就是正常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他还将是否爱干净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品质。

刘炎炎和家人的矛盾也在隐匿生长。当她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掌控家里的清洁时，她开始向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求助，或者发号施令。她要求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后换衣服、洗衣服、洗澡，家人们配合了一段时间，便不再有耐心。

女儿还小的时候，刘炎炎给其换衣服基本不需要经过同意。两三岁后，女儿有了自己的想法，从外面回来穿着鞋子在家里来回走动。她要求女儿换衣服，女儿不肯，她只好拿出零食央求对方做一笔「交易」。

洁癖深深影响着代际关系，参与访谈的8名家属都曾表示，在成长过程中因此困扰颇多，很多人甚至无法正常交友，也曾在某个阶段产生恐惧回家的情绪。

周蕊母亲见不得她和朋友们过分亲近，因此，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周蕊几乎都没有朋友。她的第一批朋友是在中专时住校才交到的。她从未对朋友们说起这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她和朋友们一起逛街、下馆子，但这些行为却被母亲视为反叛。有一天，她和朋友们玩到晚上快10点才回家，期间母亲一直打电话催问。回到家，她发现母亲坐在椅子上等她。母亲立刻嗅到了她身上的烟味和饭菜味，要她脱完衣服再进屋子。

或许是太累了，也或许是想对抗母亲，周蕊坚决不换。又一次，母女俩开始争吵、推搡，多年来的委屈一下子冲上来，她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

刘炎炎清晰地知道洁癖在折磨自己的同时，也将家人拉进「泥潭」。

她和洁癖抗争过，方法是不洗这些衣服鞋子。但每看到一次，她就忍不住洗一次手。大多时候她都处于一种极度疲累的状态，吃不好也睡不下。当她强迫自己起来做家务、或者运动一下，「总感觉桌子、椅子啥的很脏，不想去碰」。于是，她又陷入对自我懒惰的批判中。

她还尝试过用工作来转移痛苦。她在一家服装店工作过几天，店里来往的客人多，她逼迫自己不去想太多。但店里的马桶她从来不用，能不喝水的时候不喝，想上厕所也会尽量憋着回家。就这样，她坚持了几天，感觉到自己似乎好一点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店里上厕所。对方出来后，刘炎炎发现马桶上全是尿渍。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决定收拾马桶，清洗过程中，她觉得那些尿液一点点侵蚀自己的身体。

接下来的时间，她一直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想着要赶紧洗澡、洗衣服、洗鞋子。第二天一早，肮脏的马桶不停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她没力气再挪动一步。于是，她拨通了店长的电话，放弃上班。

刘炎炎发现自己无法出门后，将自己对外界的恐惧告诉了母亲，母亲在网上查阅后发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并劝她就医。而在其他受访者的描述里，很多当事人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意识到这一点，而简单地将其归纳为爱干净，甚至认为这是优良的品质。

由于认知的匮乏，强迫症的就诊率很低，近些年来随着科普的增加，就诊率才有所上升，但也仅仅略高于十分之一。而作为强迫症其中一个小分类的洁癖，因被很多人认为只是「爱干净」而就诊率更低。

没多久，刘炎炎在丈夫的陪同下去县里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最初的几天，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情绪有一些好转，但恐惧并未减少。一星期不到，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

确诊后，刘炎炎不愿和他人聊起那些令她感到恐惧的细节。她曾向姐姐具体描述过，姐姐回家后发消息告诉她，自己也开始担心路上有没有口水、粪便。这让她心生愧疚感。

刘炎炎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逼仄。她先是减少出门的次数，后来觉得家里对她而言，也不再安全。家人们从外面回家，如果衣服鞋子不立即洗就摆在门口，她就无法抑制地认为整个家都被污染了。

从前的她性格开朗，外面的世界对她充满了吸引力。春天的花草、夏天夜晚的烧烤、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花，一切都会是她出门的动力。但如今，外面于她而言，几乎只是一个由肮脏物组成的世界。

在家人的鼓励下，刘炎炎从县里到市里辗转多个医院寻求治疗，但病情总是反复。唯一一次让她彻底忘记强迫型洁癖症的经历是在一个晚上，她从外面回来后想着马上又要出门，「干脆不换衣服、不洗澡了」。于是，她第一次穿着「脏衣服」再度出门。她骑着电动车去了小区楼下附近，总共路程也就五六分钟。那五六分钟里，她没有想到口水和粪便。

在治疗过程中，刘炎炎曾被医生仔细询问童年以及过往的经历。但她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村家庭，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普通，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也从未获得格外的关注。她唯一能联想到的，是和自己生产后的激素分泌以及成为母亲后的压力增大有关系。

生下女儿后，刘炎炎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些无法适应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她会看着怀里的小人出神，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生的。丈夫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抱着女儿在家务之间穿梭。持续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常常担心未来的事情，比如女儿的未来，将来家庭的经济，自己要不要出去工作等等。

产后患上强迫症的患者在王振的门诊里也十分常见。「生产之后，女性的内分泌变化加上照顾孩子的需求，会让有些妈妈压力加大，从而造成情绪上的紧绷和焦虑。如果她原本就有患强迫症的风险因素，很容易导致心理应对阈值降低，造成强迫行为的发生。」他说，洁癖也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

家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洁癖？很多人也试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

一种说法是，这种属于强迫症的洁癖往往和遗传有关。王振解释说，有人具有天生的强迫症易感性，往往和遗传因素有关。但如果生活平顺，心理应激较小，即便易感性高也可能不会发病；但如果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和心理应激过大，易感性低的人也可能会患上强迫症。

张怡然曾在17岁无意间翻到母亲抑郁症的确诊单，她并不意外，她早就感觉到母亲的痛苦状态早已超出常人。母亲总在做家务时候充满愤怒和焦虑，夜里总是失眠。或许，母亲不是不想躺下好好睡一觉，或者悠然坐在沙发上看个剧，母亲无法控制自己。但崭新的药瓶并未拆封，那代表母亲抗拒药物治疗。

张怡然听说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有洁癖，在人生的前30年，母亲一直表现得很正常。母亲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时因外公生意破产被迫退学。退学后，母亲仍然坚持学习，据说在杭州一家大公司当起了职员，事业风生水起。那时的母亲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未想过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

外婆眼看着母亲接近30岁还没成家，便找了借口将母亲从杭州骗回家，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外婆已经安排了一门婚事，母亲被锁了一段时间后，被迫成家。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母亲怀孕生下她。

张怡然无意间曾翻出过父母离婚官司的资料，发现母亲从怀孕期间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父亲恶劣行径不少——赌博、骗钱、出轨等等。这场离婚官司一直打到张怡然五六岁才结束，她猜测母亲的精神就是这段时间被击垮的。

没过几年，母女俩遇到继父。在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照顾她的那些年里，继父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张怡然说到这一段有些难过，她可以想象曾经那么独立的母亲，最后不得已向他人要钱，是多么挫伤尊严的一件事。

或许是对女儿倾注得太多，母亲对张怡然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母亲总是给她打来电话查岗，询问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打上十几个。

王振还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恐惧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在周蕊眼里，母亲身世坎坷。她是外婆的长女，刚生下来看着就病怏怏的，外婆认为活不久，就把这个女儿扔进烂泥沟里。外婆的母亲看不下去，才捡回来抚养了几个月。母亲年幼时，因为发烧没有及时医治得了脑膜炎，「从那之后就看着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母亲有两个弟弟，弟弟们被送去上学读书，母亲从三四岁开始就帮忙做一些家务。母亲有时候只能偷偷溜到学校旁边偷听，还学会了算数。外婆也总是在教母亲如何做一个好姐姐，比如一定要让着弟弟，有什么好东西要先给弟弟。「我妈是被洗脑得很成功的『扶弟魔』」，周蕊这样总结。她认为，母亲之所以对外界那么恐惧，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足的关爱。

或许更多隐密的因素还难以挖掘出来，但在理解这个病症的过程里，一些妥协与和解在产生。

徐亭工作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之后和丈夫在日本定居、生子。她曾不止一次为自己逃离那个湿漉漉的家庆幸。随着小儿子出生后，这个双职工家庭实在运转不动，父母不情愿地离开家乡来到日本帮女儿带孩子。

起初，徐亭丈夫早起看见岳父跪在地上勤恳地擦拭，常常感到愧疚，便和岳父一同进行这场劳动。坚持了几天之后，他发现岳父每天都要擦地，「不知道在擦些什么，屋里哪有灰啊？」之后，他便不再帮忙，对于之后家庭因卫生问题频繁产生的争执，也逐渐不耐烦。

徐亭家在三楼，父亲每天起床后，都要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拿到阳台，抖上好几下，他坚称上面有灰尘。他还把用完的抹布伸到窗外去拧，「这样自己家里就不脏了」。楼下邻居不乐意，光是因为抖被子，就举报了徐亭家5次。后来，在徐亭的严令禁止下，父亲「收敛」许多。

由于长时间跪着擦地，父亲的膝盖和腰都患上疾病，严重时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行走或者弯腰。看着父亲这样，徐亭又生气又心疼。

从前她总是埋怨父亲，自从知道洁癖是疾病后，如今她多了一些理解：「可能他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没什么发泄渠道吧。比如下岗后的一事无成，再到现在60多岁，可能也开始恐惧死亡了。」父亲不看球赛、不下棋，也不爱交友，总是孤零零在屋子里待着，擦地好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她除了忍让，似乎也别无选择。

这条分界线在周蕊家堂屋中间，白色部分只有母亲和娘家人能踏入

许多子女在长大后，都动过带父母去治疗强迫性洁癖症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着不少障碍。能让父母接受这是一种病症就尤为困难，何况还要受个人表达能力、经济因素的限制。

周蕊曾经想带母亲多出去走走，别太恐惧外面。但母亲出门后，她需要时刻提防母亲是否会因为和其他人触碰发生争执，实在疲惫。还有一次，她带母亲去隔壁城市旅游，但母亲从高铁站的安检员到路边等车的路人都给骂了一遍，让她十分难堪。她还计划过带母亲去治疗，但母亲智力方面有障碍，甚至无法清晰流利地表达自己。如今的她，已经放弃治疗母亲。

作为患者，刘炎炎仍在寻求治疗。去年年末，她转去北大六院强迫症科求医。医生告诉她，很多洁癖症患者因为恐惧，根本没有勇气走到医院来，长时间就被困在一个自认为干净、安全的地方，「能来医院的都很勇敢」。

医生给她推荐暴露疗法（指的是通过让患者频繁接触自己恐惧的东西，从而达到脱敏的效果）。

王振有多年的强迫症临床治疗经验，他向《人物》解释说，目前关于强迫症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其中使用更多的就是暴露疗法）、神经调控。

把自己暴露在不洁的环境里，刘炎炎在家尝试过，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在医院，医生陪她进行过一次暴露疗法，她恐惧垃圾桶，吃完饭医生要求她自己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她成功了，因为她不倒就没人倒。但那之后，医生只是偶尔过来询问病情，没有再陪她做暴露疗法。她认为这和在家自我治疗区别不大。一周治疗费用是7300元，钱是丈夫出的。虽然多年来，丈夫在治疗费用上很慷慨，但她总忍不住自责。在北京治疗不到一周，她就出院回家。

对很多强迫症患者来说，治疗的过程艰难而漫长。王振透露，根据国际报告的数据，强迫症的临床治愈率仅约20%。这里的治愈率指的是药物治疗后症状减轻到对生活基本没有影响，并非症状减轻达到35%的有效率。王振团队开展的一项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显示，规范治疗后临床治愈率能达到约50%。但他强调，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不仅治疗方案要恰当，还需要患者谨遵医嘱。但对患者而言，由于治疗过程漫长、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常有症状波动，很多人难以坚持下来。

三年反反复复的治疗下来，刘炎炎感觉身边人都不抱希望了。有时，她觉得这个病正在夺走自己的一切，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甚至「意志力」。

她和丈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洁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邀请她出门约会，她怕脏不去。三年来，丈夫的话越来越少。

她想再次步入社会，找一份女装店销售的工作，但几乎所有店主听说她有强迫症后，都拒绝了她。徘徊一周后，她找到一个录音的兼职，干了半天，赚了50元。来回的路程上，她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流浪汉，她立即感觉到自己「脏掉了」。她回去洗了澡，第二天又完全失去出门的信心。

最让刘炎炎内疚的是母亲。谈起母亲，她忍不住在屏幕那头啜泣，母亲是家里唯一无底线包容自己的人。患病后，父亲和哥哥都指责过她：「这病是闲出来的，矫情。」只有母亲仍然坚持替她分担，总是在她脱掉衣服、鞋子后，立刻默不作声地洗干净、晾起来。

也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包容和支持，刘炎炎时常还是会燃起希望，劝自己好好治疗下去。

张怡然原本担心母亲会一直陷在痛苦和不安全感之中，好在这几年母亲有了一些转变。母亲在几年前养了一只小猫，那之后她的状态好了不少。后来，母亲又养了第二只猫。在她看来，母亲正在慢慢被小猫治愈，虽然「疗效甚微」。她明显感觉到，母亲更有安全感了。她曾经很难想象，母亲这样一个洁癖患者居然能够养猫，还养了两只。

母亲对猫比对她有耐心的多，将猫也养得和年轻人一样精细。母亲每天会给小猫用宠物湿巾擦拭身体；小猫每天都能和母亲一起在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掉毛，母亲经常给小猫吃鱼油；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有母亲为小猫置办的玩具，猫爬架、猫抓球、猫沙发，这些玩具上几乎没有猫毛，「我妈每天都擦」。张怡然每次从外面回家，母亲都会要求她喷完酒精、消完毒才能摸小猫。

猫只要一拉屎，母亲就会冲过去铲起来，然后下楼扔掉。如果睡前猫没有拉屎，母亲会对小猫念叨：「你快去拉，拉完我就可以睡了。」第二只小猫曾被五六个主人转手，尤其没有安全感，夜里总是喵喵叫。母亲常常抱怨这只猫太吵，但从来没有表达过把小猫送走的意思。

王振表示通过养宠物治愈洁癖的案例还并未有过，但对部分人来说，确实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她把关注点转移到宠物身上了」。

张怡然觉得母亲的洁癖可能无法治愈，但能感觉到母亲幸福了一些。她并不想强迫母亲去改变强迫症，「妈妈已经很累了」。从几年前开始，每年张怡然都许相同的生日愿望：希望妈妈开心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亭、周蕊、张怡然、刘炎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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