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奋斗者宗庆后

“娃哈哈”商标的所有权一直属于娃哈哈集团，只不过允许合资公司使用；非合资的代加工企业则是娃哈哈人的共同财产。范易谋所谋夺的是全体娃哈哈人的利益，而这把娃哈哈人彻底激怒了。

不久，达能将宗庆后告上法庭，而且是在全球各地，理由是宗庆后曾在一份有关非合资公司的意向书（没有法律效力）上签字，事后又反悔了。达能不但告了宗庆后，还告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范易谋甚至扬言，“我要让他（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

那一年宗庆后61岁，此前从未遭受如此折辱。他决定跟达能“拼了”，就是打到破产，也要把官司打下去。

这之后，宗庆后开始自学法律，并组织了庞大的应诉团，与达能在全球各地仲裁庭和国内各大媒体上博弈。他坚信自己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有道理的。2008年7月，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庭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仲裁庭驳回了达能试图清理非合资企业的请求。

大约两年半时间，宗庆后在全球各地参与了七八十场这样的诉讼，并最终取得胜利。不过，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光是诉讼费，他就花去了超过1亿元人民币。

2009年9月30日，疲累不堪的达能决定与娃哈哈“和解”，将所持合资公司股份悉数出售给娃哈哈集团，“达娃之争”宣告结束。

与达能“离婚”之后，娃哈哈再次走上高速增长道路，如今更已稳坐“中国最大饮料巨头”宝座，其经销网络已渗透到全国各个地区，包括本文开篇所提到的西藏那曲县——在那里，地上除了牛粪就是娃哈哈的瓶子。

宗庆后何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他自己的回答是，因为“能走”。

在宗庆后的办公室，摆放着一堆布鞋、几个拉杆箱和一张简易床。一年之中，他有200多天处于出差状态，随时准备换上布鞋、提起拉杆箱上路，回来后就在简易床上休息。这些年来，这种高频度的出差节奏从未改变，他靠走遍神州建立了一个企业王国。

每到一地，宗庆后通常先去拜访当地政府官员，然后召开分公司或经销商会议，之后则跑街串巷，与普通民众聊天。聊天时，他能得到很多有用信息，比如哪家的饮料卖得好，人们会在什么情况下去买，对于价格感受如何。有时候，他还能问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资讯，比如，一位老大妈曾告诉他，“你们这饮料好是好，就是瓶子太小了，在我们这儿不方便。”

可以说，宗庆后是娃哈哈的第一“侦察兵”。通过这种零距离的沟通，他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市场需求，以及竞争对手动态。

宗庆后不但在国内走读市场，到了国外也一样。他创业早期就出过国，在2010年被福布斯评为“中国首富”后，就更是频频受邀出访。每到一座城市，他不是先去看那些名胜古迹，而是到处逛超市、买饮料，然后把这些饮料打包运回国内。

有人开玩笑说，宗庆后应该是中国喝过饮料种类最多的人。

因为了解消费者和竞争对手，所以娃哈哈的新产品都是有的放矢，也就没有犯过战略错误。对于一家大企业而言，这非常关键。

走读市场的另一个收获是，它让宗庆后了解底层心声，也就能够处理好与娃哈哈普通员工的关系。在他看来，普通员工对企业的需求无外乎三个：一、要有钱赚；二、要有人情味儿；三、要有凝聚力。

第一点自不必说，娃哈哈的生意蒸蒸日上，员工的待遇自然水涨船高。此外，他还会给员工提供一些额外福利，包括整体性的，比如建立了“廉租房”，还包括针对个体的，比如帮助某高管解决了其女儿的入学问题。

宗庆后坚持在娃哈哈建立“家文化”，他的名言是：凝聚小家，发展大家，报效国家。他认为这三个“家”在利益是统一的，大家应该守望相助，共创大业。

在管理问题上，宗庆后则表现得非常独裁，集团董事长是他，总经理还是他，一切大事都是他说了算，连个“副总”也不设，全公司唯一能跟他叫叫板的只有他的女儿宗馥莉。不过，他认为这样挺好的，公司历次重大正确决策都是他独裁的结果，他说中国干得好的企业都是一把手独裁，当然独裁而开明。有报道称，在娃哈哈，但凡有关钱的事情都得找宗庆后签字。宗庆后承认这一点，但补充说：不签字的老板不是一个好老板。

▲宗庆后与女儿宗馥莉

此外，宗庆后也不像某些企业家一样迷信西方的管理和营销模式。他与达能合作过，他觉得西方人的那一套在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优势，反尔耽误决策，损失大把商机。比如，1998年，他曾向达能建议“响应国家号召”，“到西部去”，“对口支援当地”，这本来是向外发展的一种模式，但达能一听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就觉得肯定会亏钱，予以断然拒绝。后来宗庆后想明白了，外国人不懂中国，你怎么能去请教外行呢。

从1987年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开始，宗庆后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娃哈哈。平时，他不打高尔夫球，不玩游艇、赛马等，除了偶尔看看影视剧外，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日子乏味至极，但宗庆后却乐此不疲。即便过完70岁生日之后，他也依然坚持着超强度的工作，并且说自己还可以干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