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企业家们要考虑的问题——“all in China”

过去一些年，国际环境巨变，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成为主体。许多企业家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二选一”的困境。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如何破题？          

内容：

1.问题的提出：大的国际环境变了

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国与美/西方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发生在华为和TikTok身上的事情让人们看到，稍有些规模、技术能力、与美国发生竞争的企业，只要被贴上“中国”标签，就可能遭到美国政府无情、无礼、无赖的打击。          

企业这样，许多平头老百姓更是一样。例如越来越多拟赴美留学的学生会发现，在越来越多的专业里，申请美国签证会越来越难。              

历史上，中美关系经历过不同时期，有好的时候，也有很不好的时候。当下，肯定是不好的，而且还在进一步恶化的通道里。如此环境，企业和个人当然会受到影响，毕竟都是大时代里的“一粒沙”。       

既然美国那边都已经进入冷战思维，对中国拿出敌对姿态，那么中国社会对美国的态度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也就很正常了。这个时候如果中国政府、社会、舆论对美国反而变得更加友好，更加热情，更加包容，那才是咄咄怪事。          

大环境变化，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也要开始考虑一些过去没有考虑的事情。                    

不妨先从金融开始说。过去二十年，中国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其中，海外/离岸资本市场（美国、香港、新加坡）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帮助中国大陆企业募得了发展所需的宝贵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央国企也是首当其冲，纷纷改制并在海外上市。当时有许多考虑，如1）在海外市场募集资金（主要来自欧美）；2）引入更多现代企业的治理模式、管理模式，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3）通过引入国际战略股东，为公司引进发展所需的战略资源；4）通过接轨海外市场，加速公司经营、市场化及国际化；5）在海外建立品牌、知名度及影响力；6）为“走出去”（拓展国际业务）做业务、财务、法律上的准备；7）上市前，需对公司的战略、业务、财务等有一个通盘整理、提炼、优化，也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一个有力契机。          

国企纷纷出海，民企自然紧随其后，密集在海外上市。除了前面所说国企考虑的因素，民企还会考虑：1）海外上市监管更加宽松，例如允许亏损企业上市（适合互联网及科技型创业企业）、没有行业限制（适合房地产等受宏观调控行业）、股权安排灵活（如“金股”、各种股权激励安排等），以及监管以信息披露为主，不要求硬性整改。2）许多行业（例如互联网）的企业在成长阶段高度依赖外资VC/PE，因外资VC/PE资金充足、风险偏好匹配、品牌效应大、投后管理能力强等。这两条因素结合，使许多行业的民企自然倾向到海外上市。               

在此过程中，外资投资人、中介机构及海外监管（例如海外的交易所）都是重要的“游说方”，希望企业家和经理团队看到在海外上市的好处。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也支持、鼓励企业合法到海外上市。毕竟，能走出去，到海外市场募资，获得国际资金的支持，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件好事，是一种被认可，也是一种能力，何乐而不为？          

过去二十多年，海外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海外上市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受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领域。          

但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政府推动的新趋势，不是进一步的金融绑定，而是金融脱钩，以及金融战。环境的变化自然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美国证券监管机构要求中概股退市，或美资机构不再投资中国等。中国也可能限制敏感行业企业到境外上市。这时，企业必须结合新的情势，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3.过去常见“模式”：企业和商界精英身份的国际化          

由金融全球化说到企业家个人。过去二十年，中国企业经历并受益于经济金融全球化，企业家当然也是一样的，积极拥抱海外化、国际化、全球化。          

这就使得不少头部民营企业家及商界精英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情况：              

1）通过“海外”/“离岸”（“红筹”、VIE等）结构控制旗下企业：通过离岸架构控制旗下主要企业。做这种安排，往往是为了准备上市，也可能是海外业务需要，或纯粹的个人/家族需要。离岸结构通常设在香港或各种避税地；

2）拥有一家（或多家）海外上市公司：结构为红筹或VIE等，上市地在美国、香港、新加坡等；

3）收入海外化：通过上市公司分红或减持股票等获取外汇收入，或将境内收入设法换汇出境，形成海外资产；

4）投资海外化：将一部分所获外汇在海外进行投资布局，可能是普通的财务配置，也可能是在海外置业，乃至进行实业投资及创业；

5）企业家家族成员“外籍化”：外籍，指取得中国内地以外的永久居留身份并注销内地户籍。具体而言，可能是创始人本人外籍化，也可能是直系家属的外籍化（主要是配偶、子女等）。原因多样，有的是为了财务和法律安排，有的是为了出入境方便，有的是为了海外定居，不一而论；

6）企业家二代的出生、成长及教育“海外化”：例如在海外出生，在海外成长，接受海外教育等，或在中国内地接受国际教育，以及在海外进行高等教育等；

7）家族居所的“海外化”：指企业家本人及/或直系家属在一年中有许多的时间在海外居住（但又没有“移民”）。          

上面的关键字，是“海外化”、“国际化”。除了这些例子外，还有其他具体情况，就不一一列举了。企业家/商界精英往往满足一点，或者若干点，但未必全部满足。          

这些东西，对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其实是很遥远、很陌生的。人们会问，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业精英在中国赚到了钱，成就了人生，为什么还要往外跑呢？              

对此问题，首先就不用今天的环境去理解，也不应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一定要结合过去的环境——而这也是前文介绍金融/经济全球化和海外上市的原因。在过去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家寻求海外平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主要是出于商业考虑。          

连公司都可以在海外上市，那么法律、财务、身份、教育等的“海外化”安排，也就顺理成章了，是一种匹配和“对齐”。要记住：过去是和平年代，大多数人的假设是，中美/中西还会不断接轨，世界将不断趋同、聚合、融合，终局是五湖四海，世界大同，彼此不再有界限，更不会有冲突。以教育为例，人们可能认为，孩子在美国上高中或本科，将来回到大陆也一定能够适应，而且会较“土鳖”有优势；中美趋同，美国知名大学与中学将来甚至可以直接开到中国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不断向好，这时我拥有任何一国国籍都可以，可以是美国，可以是新加坡，也可以是非洲国家、中东国家，无论拿什么国籍，我都是“中国人”；我的国籍/身份不代表我的政治认同和归属。我搞一点海外化、国际化，为的是便利性、多样性、灵活性、丰富性、开放性：我想收获来自各国的好处。其实我们看一看，谷爱凌就是这样一个代表：她曾经每年暑假到海淀补奥数，在成长中充分享受了中美两边的好处。同时“收割”中美两国的好处，代表的是一种能力，往往只有精英才能享受。          

最后，对于拥有资本的人来说，资本是“无国界”的：哪里能创造收益，资本就指向哪里。比如我觉得特斯拉好，就投资特斯拉的股票。觉得伦敦的地产好，就在英国置业。我的选择是商业出发、“非政治”的。          

各个国家的精英其实都存在这个“无国界”的倾向——他们被称为能够“自由流动”（footloose）的“国际精英”（cosmopolitan elites）。国际精英的趣味和特点是跨越国界的：北京、上海、香港、东京、纽约、波士顿、洛杉矶、伦敦、巴黎、新加坡的精英们能找到无数的相似爱好、经历，但却与本国/本地的劳动阶层话不投机，有着巨大的阶层与文化隔阂。              

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年代，国与国之间没大的冲突，不会陷入敌对。在这样的和平环境里不需要特别择边站队，国籍属性似乎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彼时，教育、居所、投资，都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只是为了收获看得见的与好处“便利”，不会认为自己在做一项政治选择。实事求是的说，大城市的上层中产里，许多都希望有这样的选择权，例如能让孩子上个国际学校（不要卷高考了），换点外汇去买个美股或保险，到海外看病，或给家人弄个海外身份，等等。他们不是“润”，只是希望以更进一步的享受全球化的好处。          

必须指出，确实有些人寻求海外身份、居所及转移财产是为了“安全”的：他们可能涉及了某些事情，因此希望随时能够离开中国。我个人认为，这些人即便要“润”，也还是为了规避监管，逃脱法网，保全自己的“逍遥”。但这种选择不一定是政治意义上选择。          

总而言之，在“和平年代”，追求国际化是很普遍的，通常也能被接受，在一定的圈层里，甚至是普遍的潮流。                    

4.新的环境下，过去的常见模式可能引发中国公众的不信任          

开题时讲到，经历了华为和TikTok，中国企业会发现自己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即无论自己多么的全球化、海外化、国际化，只要触发了一定的条件，都可能遭到美国政府的围堵和打击，回到在中美之间进行“二选一”的情景。          

国际环境骤变，中国社会对企业家海外化、国际化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更愿意将中国的企业精英们放到聚光灯下，检视其对祖国的政治忠诚。归根结底，公众想问：现在国际形势如此。你内心深处是站在哪一边的？你对中国有没有足够的信心？你能不能对中国给出你的承诺？真的面临“二选一”的抉择时，你会选哪边？你是否愿意为中国奉献和牺牲？你可能还不错，但你的家教如何？下一代如何？他们会放弃中国么？你们是否应该被信任？              

公众希望看到企业家能够全情投入（“all-in”）中国。在今天，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问题。          

如果两个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非常相似，可以相互替换，那么公众很有可能更愿意选择购买对中国全情投入的企业家/企业旗下的产品，这是一种“用脚投票”。          

而如果公众发现一个企业家/商业精英同时满足以下多个条件，可能留下不好的印象：          

——旗下的上市公司在海外；

——收入海外化；

——投资海外化；

——商业关系海外化（商业合作伙伴）；

——身份海外化

——居所海外化；

——下一代海外化（身份、成长、教育、文化气质、政治价值等）。          

（另外，在今天的环境里，“怕”就“怕”两个国家，除了美国外，还有一个日本。其他的，则根据与中国地缘政治关系的亲近好坏“排序”）         

上述这些“海外化”因素，肯定无助于让公众相信企业家能够全情投入中国，相反，会让公众怀疑企业家对中国是否有长期的专注、承诺、忠诚。这种怀疑会变成企业家和企业面临的舆情风险，成为企业的“负担”（liability）、“定时炸弹”。一不小心，就可能爆发，并且往往会伴随企业其他的争议行为。              

今天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企业家和商界精英们其实不用对新的环境“大惊小怪”，不用感叹“营商环境恶化”，或着急给批评者贴标签（指责“民粹”、“极左”等）。委屈、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并不能解决问题，核心还是看清环境，积极调整适应，同时一定要摆脱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思维范式。          

建议看看美国。美国对待中国是朝着麦卡锡主义发展的，美国企业家一定会注意和中国保持“一臂距离”，否则会在国内惹上巨大的麻烦。马斯克只因为在中国设厂造电动车，为中国说了些好话，就在美国被骂成狗，甚至直接被MAGA共和党说成是“中国共产党”。          

5.哪些企业需要特别加以注意？          

国有企业已经有“360度”的监管监督，这里主要说民营企业家。          

首先，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要考虑这些问题：如果企业规模和名声不大，企业家也非公众人物，就不用考虑太多。那么哪些企业需要特别注意呢？可能包括：          

1）规模较大的企业，有一定规模的业务量、客户群的行业头部企业；

2）有知名度的企业：有一定的公共影响力、品牌影响力的企业；

3）敏感行业或敏感领域企业：与国家战略蓝图相关，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及敏感性的企业；

4）上市公司：需要对实控人/高管信息进行详细披露的企业；

5）2C业务企业：涉及庞大的终端消费者，品牌的社会认知度一般也较高，易被关注；

6）竞争环境激烈的企业：同行商战可能不择手段；

7）容易引发舆情争议的企业，争议来源多方面的，例如业务模式、薪酬高低、与公序良俗的关系、企业家/经理人的风格等等。如果企业陷入争议的风险高，那么企业家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检视的风险也更大。             

以上其实不仅适用于企业家，也适用于许多行业的公众人物。          

要看到，在今天的大环境里，中国社会对“爱国忠诚”这根绳绷得是非常紧的，这一套一旦被牵扯到，就可能引发很大的舆情事件，损害公众对企业家的信任，并伤及企业。今天，许多行业竞争环境激烈，商战往往也是不择手段的：企业家如有 “扣分项”，都有可能被利用攻击。这时，企业家应该将注意力多放在如何减少和冲抵“扣分项”上，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再被动反应          

6.企业家应该如何应对？提高政治“对齐”，把“扣分项”补回来                    

假设企业家（及家族）因为历史原因，已经高度海外化了，该何应对以上情况呢？以下是一些做法，仅供参考。有些落在企业家个人身上，有些落在企业身上。可以举一反三。          

1）慷慨捐赠：捐赠是最直观，最容易量化的。可以通过各种捐赠回馈社会。例如给受灾群众捐赠钱财或物资；给学校捐赠设备、奖学金或楼宇，等等。捐赠应尽量以企业家个人/家族名义进行，而非通过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2）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例如善待员工，保护消费者，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序良俗等等；

3）创始人/家族及接班人保留中国内地身份（国籍/户籍）：这是一项最直观的指标；

4）中共党员身份：结合实际情况，企业家不一定积极向社会展示自己党员身份，但党员身份肯定是一个有效的加分项。

5）担任有政治属性的职务：在人大、政协、青联等担任职务    

6）政府互动：与政府积极互动，包括参观拜访、会议、战略合作，以及带头维护并参与向社会解释政府/监管政策等

7）企业党建：在企业内部引入更多的党建元素；

8）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发展蓝图：在新时代新质发展转型里，为国家切切实实地做出贡献：譬如关键行业的创新，关键领域的攻坚，关键短板的补缺等；

9）下一代（企业接班人）：民营企业家要考虑下一代接班人的身份、教育、文化等。怎么培养孩子，其实也说明了企业家自己的价值观。应该让子女接受充分的中国文化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即便孩子已在海外留学，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孩子回到中国内地大学进修研究生学位，或进行某种教育补足。总之，要让公众相信企业接班到下一代之后，对中国仍能保持始终的专注与忠诚，要让公众相信，企业家的接班人后代也是和中国未来绑定在一起。          

无论何种形式，核心思想就是努力向中国公众说明自己与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的关系。归根结底，自己与中国“一条心”，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没有骑墙主义，没有机会主义，全情投入，随时准备把一切都“押”给中国（all-in China）。          

最后，有的企业家认为，我已经合法纳税，带动了就业，也贡献了GDP呀。问题是公众会认为这是企业家应做的义务，基本的责任。这些固然都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但可能不能局限于此，而要想到更进一步，能不能在基本义务之外有更多的使命担当。          

最后补一条：一定不能摇摆、抱有“侥幸心理”，避免最坏的情况。          

何为最坏的情况？即美国社会认定你是中国人，认定你的企业是中国背景企业，对你的企业进行打击和制裁。这时你所做的“海外化”的一切，都被看作是掩盖中国身份的企图，背后藏着什么更大的阴谋。 

偏偏这个时候，中国社会也不信任你了，认为你跑到了国外，对中国缺乏忠诚。 

如果这样，就落到了一个“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是一定要避免的。          

但到最后，谁最有可能接受你呢？会是美国么？不会的。还是祖国母亲。我比较乐观的相信：只要企业家还有那颗赤子之心，愿意回来报效祖国，最终还是能够得到祖国的拥抱。

临了。最后一句话：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很多事情和原来不一样了，很多假设不再成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必须因势而变，调整适应，与新的时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作为植根中国的企业家，最好的选择，始终是对中国的全情投入（“all-in China”）。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