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妞花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复仇」

策划｜《人物》编辑部 

大家好，我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李素燕，一个是杨妞花。

5岁到31岁，我一直被叫李素燕。这26年里，我上学、打工、结婚、生子，过着一个普通女孩的最普通的生活。但我一直记得我5岁以前的名字——杨妞花。

我一直想找回从前的名字。于是，在我丈夫的支持下，我踏上了一趟长达9年的征途。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1995年的冬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被隔壁的女人从贵州贵阳带来河北邯郸，是父母卖掉我了？还是我被拐卖了？这样的疑问几乎每天在我脑海中循环，这种感觉就像慢性病，让我常年忍受着好奇和思念的折磨。

2012年，我开始去公安局采血入库。当针头扎进我的手指，我真的希望这滴血能够帮我找回亲生父母、找回姐姐。

但九年过去，一直没有回信。我一度感到绝望，也许我真是被父母抛弃的，这个念头我也有过。但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我又强烈地觉得自己应该是被拐卖的。

我5岁以前的家总是充满欢声笑语，爸妈总会给我们买零食和水果，还会买单独的鸡腿给我们，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并不常见。

所有的猜测都会有一个指向，它告诉我，想要知道答案，就去寻找真相。

2021年3月，我开始在互联网上寻亲。随着热度越来越高，一个多月后，我的堂妹刷到我的视频，把我姐姐的联系方式推了过来。我激动得手都在抖，我和姐姐立刻开始核对记忆里的细节，发现都对得上，当时就确定是找到家人了，也确认了我不是被父母抛弃的，而是被拐卖的。

人贩子把5岁的我卖到了邯郸农村后，我经常挨打，小学没毕业就辍学，村里还谣传我是聋哑养父的童养媳，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养父充满敌意。我一直幻想着，等我找到父母，我要哭唧唧地跑回去，把这一切委屈都告诉他们。

我立刻问起父母的状况，姐姐直白地说：你爸妈死了。我当时脑子嗡地一下，完全不敢相信，我父母那么年轻啊。后来，我才知道爸妈在我被拐后，带着姐姐、背着棉被在火车站、汽车站住了七八个月，但最后也没找到我。回老家后，爸爸妈妈总是喝酒，喝完酒就大哭。爸爸一喝醉，觉得所有人都是人贩子，看到人就问：你把我们妞花卖到哪里去了？

我们苗族老家有一个习俗，家里有人去世家属需要买一头牛。小时候我跟爸爸一起去吃席，我跟爸爸说：他们家牛太小了，好小气，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爸爸听了没责怪我，还一直看着我笑。后来，我去贵阳爸妈打工的地方生活，我在街上看见骆驼，我心想：可比牛威武多了。我转头跟爸爸说：以后给爸爸买个骆驼。我丢了以后，我爸经常喝醉酒，好多次喝完酒边哭边在地上爬，问：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

我丢了不到两年，爸爸因为长期酗酒导致胃出血去世。爸爸去世后的下一年妈妈郁郁而终，我姐姐不到12岁的年纪就成了孤儿。妈妈去世前精神状态就不太好，有一次住院期间大半夜跑出去，在山里被找到的时候，妈妈手里的瓶子回了半瓶血。妈妈一直说：我听见我们家妞花在找我。

跟姐姐相认没几天，我们就回贵州给爸妈上坟。我看着坟头，才对父母去世这件事有了最真实的感受，那种冲击到现在我还一直记得。在刚开始寻亲的时候，我只想找到家，跟家人团聚。姐姐告诉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也还没有抓人贩子的想法，更多的是一种无力和认命感。

等我真正见到父母的坟，我自认为的这么多年的委屈什么都不是了，我那么年轻的父母孤零零地在冰冷的山头躺了二十多年了。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抓到人贩子，给我父母报仇。

回到邯郸，我去找公安求助立案，但是立案需要证据的，我找到了当年给余华英提供落脚点的王某付，我清楚的记得余华英的名字和长相，我也知道是王某付牵线把我卖到了河北养家。我恳求他为我作证，但是他不肯，我多次求他，希望90多岁的他能在人生将要走到终点时认清自己的错误，我说，你今年90多岁，你比我妈妈多活了60年。最终他答应出来作证。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有力量的一段时间，我被一种无比强大的信念支撑着。小时候父母对我的爱，我对父母的思念，对人贩子的恨，这一切都支撑着我。如果不能将人贩子绳之以法，我一辈子都无法安心。

21年5月我在河北报案，直到11月才有了消息，邯郸警方让我去事发地贵阳报警。我再次出发贵阳，我在派出所哭着跟他们重复：我妈妈走的时候才32岁。

我把酒店定在派出所附近，我告诉他们我可以配合他们一切的调查，什么时候立案我什么时候走。那时候，我因为寻亲成功有一部分粉丝了，我就经常开直播，希望有更多人关注这件事。

2022年6月，贵阳警方终于立案了。立案24天后，余华英就被抓到了。

在她被抓前，警方叫我过去指认她，当时一排十几张照片，我一下就认出她了。经过审讯，余华英在1993年到1996年期间，从四川、贵州、重庆等地共计拐卖11名儿童。

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是一个公诉案件，我当时很想参与进去，就咨询了我的律师，对余华英提起了民事赔偿。去年7月，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开庭，隔了28年，我又见到了这个让我家破人亡的人贩子。我当时很想冲上去打她，告诉她我的家变成什么样子了。同时，我又希望余华英能向我、向所有的受害者以及家属道歉，但是她没有。但是在整个庭审前期，她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对证环节，我问余华英：你记得我吗？她说记得。我又告诉她：你记住我，是我把你告上法庭的。我一一讲述她对我的殴打行为，她抬起头来大声指责我撒谎，我当时就明白她对我一点歉意都没有。

我在法庭上跪下来，请求判处余华英死刑。一审庭审结束后，我走出法庭，门外拥挤着很多媒体和寻亲人士，我跟他们宣告余华英一审被判处死刑，天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

很多人形容那时候的我像个战士。不过，我还是认为我是个普通人，能把我变成战士的只有我在乎的人。为人父母，我会为了孩子成为战士；为人子女，我会为了父母成为战士.

一审后，余华英提出了上诉。二审庭审结束后，我跟余华英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她被两名法警押着去签字台签字，我就站在和她两步距离的地方。她还是用28年那样凶狠的眼神瞪我，但我这一次一点也不怕，我用同样的眼神瞪了回去。

二审之后，我得知了余华英丈夫的线索，第一时间提交给公安，余华英丈夫被抓后又有两名被拐儿童被找到，被拐过程依然有余华英参与。因为案件增加，二审案子又要重新审理。我很想让案子快点结束，但还是要尊重法律。

余华英案件之后，我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人物》之前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叫《复仇的决心》，更多人看到了我的故事。我没事就去翻看文章下面的留言，大家的评论让我更坚定我三年前的决定有多么正确。还有很多评论认为我很强大、很坚韧，说是大女主什么的，但事实上我确实只是一个普通女性，我只是去做了一件非常想做的事情。

我也慢慢明白，这不是我杨妞花一个人的复仇，这是一起社会公共事件。我不仅对我的家庭有责任，也要为其他家庭努力。

之前，每次去贵阳开庭，我都会把手机留在外面直播，从各地过来的家长就举着牌子争取露脸的机会。他们中很多人因为寻亲导致经济格外困难，我就给他们订酒店。我们经常一起蹲在街边吃着自己带的饭。有时候看着他们，我会幻想如果我父母还在，会是什么样子。

网上对我会有一些骂声，质疑我炒作苦难。看到这些，有时候感觉挺累的。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手机里每天会有多少寻亲家长给我提供线索，有多少寻亲的孩子把我当作希望？一想到这些，我就会鼓励自己振作起来，保持热度，万一哪个寻亲的家长就在我的账号里找到了孩子呢？我由衷地希望，我家庭的悲剧不要再上演！

就这样，我找回了我的名字。这一切发生后，这些经历确实重塑了我。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命运一次次被改写，很多时候我都只能顺应。但现在不同了，我尝试对抗，也成功了。这样的成功哪怕就有这么一次，就可以给我以后的人生不断补给能量。我相信未来我依然能够用我微小但执着的力量，在命运转弯的地方，对它奋力一击。

我叫杨妞花，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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