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处除三害》，聊聊台湾电影与黑帮的纠葛小史

纵观台湾地区电影市场发展史，犯罪类型作为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台湾影史上留下过不止一笔难以磨灭的印迹，从对底层帮派成员与青少年罪犯生态的展示的《南国再见南国》《风柜来的人》《麻将》，到生猛粗粝挥洒少年血的《少年吔，安啦》；从矛头直指贿选政治黑幕的《黑金》，到反应台日两地黑帮勾结的《想死趁现在》（导演陈以文，没错，就是那个尊者）；从让阮经天在大银幕打开知名度的《艋舺》，到至今仍在台湾方兴未艾的《角头》系列……犯罪与帮派一直是台湾电影中再未缺席过的元素。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犯罪/黑帮/江湖片，就没有今时今日的台湾电影。

而这一切，大概要从将近半个世纪前台湾电影与黑道的纠葛说起。

“社会实录片”

台湾“黑”电影之滥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叶，台湾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期，一方面是国际环境上四面楚歌，美台，日台相继“断交”，巨大不安定感笼罩整个台湾；但与此同时，经济上却伴随业态转型，逐步迎来起飞期，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各种恶性案件屡见不鲜，一桩桩一件件，不停通过各大媒体冲击着每个人的眼球耳膜。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仍旧占据台湾电影主流市场的“三厅电影”（一种电影类型，指大部分故事场景只发生在客厅、餐厅和舞厅）和琼瑶片则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情绪需求、为他们提供宣泄渠道。一条全新的类型片赛道，自然而然应运而生。

1979 年，一部打着”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错误的第一步》上映，宣告一场即将席卷台湾电影市场的“社会写实片”潮流由此发端。

电影讲述一名为马沙的男人为生活所迫，投身妓院充当保镖，后因在冲突中误杀客人而被判刑十五年，直至出狱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于是将自己过往不堪经历写成自传，就是《错误的第一步》的原作。

本片导演蔡扬名在接触原作后，对气质极具写实性的描写产生浓厚兴趣，遂找到作者马沙，二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由蔡将此书搬上银幕，作者马沙本尊亲身上阵出演。至于剧本，则交给蔡扬名当时偶然结识的一名大学生操刀，完全没有接触过影视行业那名学生起初还颇为忐忑，但蔡导一拍大腿：“你一个大学生，写个剧本那还不是手到擒来！”遂赶鸭子上架，逼着他赶出了其生涯第一部剧本，也正式带他走上了这条路——而那名大学生，就是日后拍出《新乌龙院》，《好小子》，《七匹狼》，《火烧岛》，《逃学外传》，《刺陵》，《大灌篮》……等卖座片无数，对台湾类型片发展功高至伟，有“台湾王晶”诨号的朱延平。

《错误的第一步》上映后大获成功，不仅票房大卖，更与李行，胡金铨，徐克，刘家昌等名导作品一起入选当年影评人协会的十大佳片。而其成功，也一举带动“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大风潮。

讽刺的是，《错误的第一步》上映前夕，便被人爆出其实内容多属虚构，绝非真人真事改编，主人公马沙当年入狱也只是因为牵扯进风化案件，而非他自己吹嘘的犯下命案。

再之后，蔡扬名与马沙两人趁热打铁再度合作的《凌晨六点的枪声》；同样讲述少男少女误入歧途故事的《断指老幺》《落翅仔》《落翅的海鸥》……等片立即接连上映，1979 年的台湾影院，就此成为社会罪案实录片的舞台。

与之前 1950 年代台语片时代也出现过的真实案件改编影片不同，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量“社会写实片”虽然也同样打着“取材新闻事件，借以警醒世人”的旗号，但重心却大都放在对暴力，赌博以及色情奇观的展现上，尺度之大，别说当年台语片时代，就是后来出现的邵氏写实电影亦有不及。

而自 1981 年的《上海社会档案》肇始，“社会写实片”更是找到了另一处取得商业成功的不二法门——对女性身体的剥削。

王菊金执导的《上海社会档案》，改编自内地作家王靖的小说《在社会档案里》，以发生在特殊时期的一起凶案为线索，逐步展现出一名少女不停被社会侮辱损害，最后步向毁灭的全过程。片中陆小芬为了吓住眼前的流氓，赫然给自己当胸一刀的场面，尺度于当时的台湾电影而言，是绝对的前无古人，有人评价是“银幕上飙鲜血，银幕下飙鼻血”。

而这种破格尺度，本来绝无可能突破审查，只是因为这部电影打起一面“批判对岸水深火热黑暗现实”的大旗，便最终得以堂而皇之走进影院，更掀起一阵“社会写实电影”的风潮。

自此，一大批同质影片打着“女性复仇”的大旗粉墨登场，挥洒漫天的血浆，极尽裸露之能事。

经常在这一类型中出现的陆小芬，陆仪凤，陆一婵和杨惠姗这“三陆一杨”四位银幕女煞星，更是以大胆的裸露镜头，狂野残暴的血腥复仇彻底颠覆过往银幕上文艺爱情片中被固化的女性形象，琼瑶女星相形失色，银幕变成复仇女神的天下。

短短一两年间，“社会写实片”便对台湾影坛形成横扫态势，拳头枕头噱头的三头，彻底打败客厅餐厅咖啡厅的三厅。而考虑到当时社会矛盾加剧，大众急需精神渠道宣泄，台湾当时的审查机构也在上峰授意下对银幕上的色情暴力内容采取实质上的放任方针。而此类影片成本低廉，质量粗糙，周期不长，也有利于当时的片商以流水线形式大批量产。

如此业态环境下，制作出的影片质量自然可想而知。台湾片商们将观众看作影院座椅上的动物，以为只要供给无限量的血（暴力）肉（色情）便可使他们餍足。但事实却毫不留情地予他们以痛击——这些如恒河沙数般粗制滥造的B级片，很快便倒尽观众的胃口。很快，此类影片便再无观众问津。台湾影坛继而迎来名垂影史的新电影时代。

虽然，这些所谓的“黑电影”大多质量堪虞，以致被后世研究者带几分轻蔑的称为“黎明前夕最深沉的黑暗”。但却也真真切切的给后来的新电影以启迪，让电影人意识到社会版的真实案件，也可以作为一个展现当代都市的切口，冲着噱头走进影院的观众，未必就不懂得欣赏创作者的自我表达。

另一方面，这段时期虽然时间不长，但的确也在一段时间内保证了整个电影工业体系得以有效运转，使得不少优秀的幕后人才得以平稳过渡，而“台湾黑电影”在八十年代初的整体崩坏，客观上也起到了瓦解旧有制片体制的作用。

电影演“兄弟”，“兄弟”拍电影

从社会实录片开始，犯罪与帮派已成为台湾电影中再未缺席过的元素。几部甚至十几部同类影片同时开拍的场面，在当时可谓屡见不鲜。这般有利可图的生意，讲的又是自己的黑道日常，那些所谓的帮派人士们，自是要来分一杯羹。

当时已经入行的朱延平回忆，当时他们拍戏时，就常会遇到来轧戏的道上兄弟，经常是停下一辆车，下来几个人，一身标准的社会人装扮，拦下导演就问演戏缺不缺人手，哪个导演敢说不缺？缺就好办，哥几个来给你助助阵，于是开拍动作戏时，几个人就站在远景处，随便打上两下收工，然后便要剧组现场结账，每人五千块。收完钱立即起身就走，赶奔下一个剧组的拍摄现场……想让他们留下帮你连戏，那万万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电影公司不少也有黑道撑腰，碰见有背景的监制或制片坐镇，当然不会答应这种无理要求，双方经常是坐地开片、刀光剑影。

后来已成大导演的朱延平回忆起那段日子，还是会心有余悸的表示“现场的黑社会，可比电影里的黑社会精彩得多了”“我们在现场碰到这种情况，常常要劝那些（有黑道背景）的制片，就给他们几千块，打发走算了，千万不要开打，一开打，这一天又拍不成了……”

可想而知，既然搞电影这么赚，道上兄弟们又怎么会满足于只是轧个拿几千块的群演？

前一年的《上海社会档案》一炮而红后，嗅觉敏锐的蔡扬名立即紧跟潮流，炮制出这部同样以受侮辱和损害的女性向男性社会复仇为主线的女性动作片《女性的复仇》。

这部电影有几位制片人，其中一位看起来在当时似乎寂寂无名的叫吴敦。十年之后，他成立了一家名为长宏影业的电影公司，连拍数十部商业片，一手带出和捧红包括徐若瑄，林志颖，郝邵文，贾静雯……等一众明星，并在新世纪转战内地荧屏，是多部古龙金庸剧的幕后推手……

这么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份很平常的演艺圈人士简历。

但如果你要是知道中间那十年他都干了什么，恐怕就会改变想法——他去了趟美国，杀了个人，回到台湾，蹲了六七年大狱。而这次跨国暗杀，更在日后直接影响了台湾社会接下来几十年的命运。

说八十年代电影演职员表上的吴敦“寂寂无名”，那是针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事实上，当时的他已经是涉足电影圈有段时日的制片人，另一个身份，则是台湾大名鼎鼎的“竹联帮”的“总护法”。

1984 年，吴敦跟随其“大哥”竹联帮总帮主陈启礼，以及帮内“忠堂”堂主董桂森一起赴美，犯下臭名昭著的“江南”案，由吴敦和董桂森动手，在停车场枪杀了华裔美国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事后三人逃回台湾，却在当局随后发起的“一清专案”行动中尽数被捕，

在台湾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的告别仪式上，几千名黑衣人士前往送别，台湾警方出动近千名警力，居历年来黑帮丧礼之最

而他们的被捕，也改变了另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被董桂森拉拢加入竹联帮忠堂，后来又被陈启礼看中，当了他贴身保镖的刘焕荣——江湖人称“神经刘”，专杀道上大哥的“老大杀手”，也是电影里那位“当代周处”陈桂林的原型。

但就在这时，江南案发，“一清专案”打击下，竹联帮命运风雨飘摇，身为帮中骨干的刘焕荣也只有连夜“着草”，跑路离开台湾，随后数年辗转东南亚各国，也犯下一些大案，最终还是在日本因为牵扯进毒品交易被捕，而后被遣送回台湾受审。经过长达七年缠讼后，于 1993 年被执行枪决。

刘焕荣敢于如此招摇过市的杀人越货，一方面显现出他的胆大包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足以反衬出当时台湾社会治安状况之摇摇欲坠。

为亡命徒树碑立传的“枪击要犯片”

而在社会舆论巨大压力下，当局也被迫订制“重大枪击要犯查缉专刊”，对这些涉及重大枪击罪案的案犯加以通缉，而在这份专刊上名列前十位者，也被称为十大枪击要犯。

但讽刺的是，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助力警方追捕在逃通缉要犯的同时，反而也助长了枪击要犯们的嚣张气焰。更有逃犯为了让自己的名次能在榜上攀升几位而屡屡犯案。

刘焕荣本人就曾在入狱后撰写的回忆录里痛斥“十大枪击要犯排行榜害死人！”，逼得那些逃亡的道上兄弟“即使不愿意，为了面子，只有拼命表演亡命……本来不是死罪，到最后也都变成死罪”。

或许是意识到这一举动的不智，台湾法政当局从 1990 年起，也停止了对十大枪击要犯名单的发布和更新。但曾经上榜那些悍匪们，名字与事迹却还是在岛内被不少人津津乐道，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据说为了找到江湖人物的感觉与声势，蔡扬名特意动用自己的人脉，让主演万梓良亲身跟随某位角头大哥好几个月以体验生活，揣摩人物。而彼时正值黄金状态的万梓良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这部《大头仔》不仅大卖，更助万梓良摘获一座金马影帝，自此，“大哥大”的绰号也跟随了他数十年（本片在香港上映名《大哥大》）。

本片的火爆，也直接带动一批以真实帮派人物，江湖枭雄或枪击要犯为原型的犯罪片及人物传记片再度回潮。

首批枪击要犯里有个身为中美混血儿的林博文，是驻台美军遗留下的私生子，绰号“美国博”，曾加入雄霸台中的“十五神虎帮”，为了树立威信，他专挑大角头大赌场抢，一进门就开枪，如果对方不听话，就直接拿出手榴弹。再后来，他一缺钱就去抢赌场，甚至连自己帮派的场子都抢。

如此一来，林博文也就成为黑白两道同仇敌忾的公敌，最终终于在警方的围捕行动中受伤被俘，困兽犹斗时还打死了一名刑警队长。在枪战之前，这位刑警队长把自己的防弹衣让给了部下，而林博文却因为身着防弹衣免于一死，直到四个月后才被判处死刑。

而林博文也成了柳松柏导演的《美国博仔》的人物原型。

而那位在追捕“美国博”过程中以身殉职的刑警队长的事迹也被拍成了电影《洪队长》，出演演员就有《周处除三害》的监制李烈。

除了“美国博”，被拍成电影的枪击要犯不胜枚举：

比如高捷主演的《杀生状元》，其原型是陈新发，他也是《周处除三害》中“香港仔”的原型人物，当年为了围捕他，也确实如电影所言，打空了信义分局的所有弹药；

还有由红极一时的台湾动作明星王冠雄出演主人公的《禁海苍狼》，原型便是竹联帮著名的“白狼”张安乐；

在《周处》之前，阮经天最惊艳的大银幕亮相大概就是《艋舺》，他所饰演的“和尚”的原型人物则是曾名列十大枪击要犯之首，在歌舞伎町开枪打伤过日本警察的“小四”王邦驹……

这些“枪击要犯电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台湾电影市场上也算掀起一股风浪，似乎以当年“台湾黑电影”余波的方式，再度为影坛带来冲击。

虽然同样都聚焦于悍匪巨盗的亡命传奇，但本质上，“枪击要犯电影”却不同于我们熟悉的港式枭雄片，“美国博”和“阿龙”们，也全然不似大毒枭跛豪和黑白通吃的五亿探长雷洛一般，有着运筹帷幄的算计与审时度势的精明，而只是一群纯然的亡命徒。他们如野狗般凶悍撕咬，最终却总免不了被组织或兄弟所出卖，终究难逃横尸街头的命运。破坏这个规则化的世界，似乎只是他们唯一所能掌握的抒发自己郁结的方式。

或许同当年的“台湾黑电影”一样，观众们借助这些角色宣泄的，依然是对彼时在国际上“四面楚歌”“屡遭背弃”的台湾，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性。套阿尔特曼那部经典反类型犯罪片的片名形容，或许再合适不过——从几十年前的大头仔到今时今日的周处，其实都是“没有明天的人”。

而放眼望去，电影行业与黑道缠夹不清并不是台湾的地方特色，对台湾电影业影响至深的香港无需多言，时下正火的综艺“无限超越班”里，从导师到选手都对向佐的极尽礼遇已经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出身梗；即便是跟着角头大哥混了那么长时间的“大哥大”万子，在他和帮派兄弟们关系正铁的 1989 年，也还是要乖乖的被其他帮派的弟兄押去荷兰拍电影，和他共同出演的刘德华，据说是被人用枪指着脑袋，从别的片场绑来的。

而那个猖狂到敢绑架天王来拍自己电影的制片人蔡子明，三年后则被人枪杀在香港街头，彼时他已经成了李连杰的经纪人，刚刚帮李连杰搞定与嘉禾间的合约纠纷。他的死，也让刚准备大展拳脚的功夫皇帝一蹶不振。直到后来得台湾影剧大亨杨登魁相助，才凭借《方世玉》系列东山再起。

而杨登魁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台湾“本省”最大帮派“天道盟”的创始人之一和著名的“蓝宝石大歌厅”幕后老板。昔年台湾最红的歌星高凌风，笑星猪哥亮（李连杰《新少林五祖》中的鸡婆大师），都曾在这家歌厅演出时被黑道分子枪击。

而襄助李连杰也远远算不上杨登魁对华语电影的最大贡献——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监制正是杨登魁。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在这块大陆的很多角落都曾发生：经济腾飞期伴随与之俱来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频发。为黑帮与有组织犯罪的生长提供土壤，也倒逼大众娱乐产品必须提供宣泄的情绪出口，黑帮与犯罪题材电影自然应运而兴；

而最重要的一点——电影业因其本身投资收效快，税收政策优渥，成本不易审计……等特点，堪称天生的洗钱温床，而其大众文化产业的公共属性，又极为适合为厕身其中的帮派分子们提供洗白自己的伪装……电影与黑帮，沐浴着同样的时代机遇，于是如青藤与树枝般缠夹不清地野蛮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