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患肾上腺皮质癌，我在美国MD安德森医院治疗了近八年时间。关于中美医疗的区别，我感受很深。因美国实行首诊制，我不需要像在国内时，四处换医生寻找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我有三位从2013年至今的固定医生。在2019年停止治疗后，至今复查中遇到任何问题，他们三位都会在第一时间回复并帮助解决。即使我已临床治愈过了五年，仍然会去这家医院复诊。这种信任已维持了12年。首诊时，哈勃大夫见我第一面，即给予了一个拥抱，这个拥抱让我非常温暖。对于一个无助的病人来说，安慰也是一种治疗。我曾问过医生“我可以活多久”这个癌症病人时常问到的终极问题，在国内，医生告诉我的家人只有半年时间的存活可能。但哈勃告诉我，在我之前，刚有一个活了将近8年的病人来他这儿复诊。“你说你可以活多久？”他的反问给予了我很大的信心，尽管多年后，才知道只有这一例病人存活了下来。但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给予了我很大的希望。其后，哈勃医生在得知我经济困难后，向药厂申请，免费赠送给了我价值五万多美元的癌症药物米托坦。素昧平生，价值几万美金的药物说给就给了，我至今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的放疗医生张玉蛟是癌症中心的终身教授。治疗期间，张教授共给我做了两次肺部、两次肝部的立体定向放疗（SBRT），我还参加了他的免疫+放疗临床试验。2019年，我参加了两年的K药临床试验，出现了局部进展和复发。张教授强烈建议我出组放疗，但其他医生不同意我出组，于是他与同行们展开了“激烈的争吵”，我才最终在农历大年三十的晚上做了放疗。这次关健的放疗加免疫治疗后，我的治疗出现了转折，一直稳定到了现在。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医生会愿意为了病人的治疗，与其他科室的医生激烈争吵？当然，国内也有很多关心患者，并有同理心的的医生。我记得在协和医院手术期间，主治大夫，包括管床医生，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位管床医生几乎每晚都去看我，帮我普及在国内的各种看病常识，至今仍然是我非常尊重的医生与朋友。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好医生的标准除了可以治病，如何用专业以及同理心，给予病人希望的谈话，也是一种治疗。“话疗”，应当也成为医生治疗的一味良药。
中美医疗之间最大的差异，有人归结为收费差异。确实，美国的医疗费用高过国内至少5~10倍以上，但我个人觉得，中美之间最大的不同，是看病体系的不同。美国实行首诊负责制，病人在一家医院找到一个主治医生，就会得到一个全方面的照顾。首诊医生会安排你的放疗，手术，包括临床试验在内的所有治疗。病人可以安心治病而不需要为此烦恼。但在国内，病人需要做自己的治疗负责人，做完手术后，还得去找内科医生去做化疗，或者到处寻找最新的治疗方案。这是国内看病难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问诊时间长，医生每次都会把病人的问题回答清楚，告知治疗方案的优劣，并征求病人的治疗意见，让病人有知情权，同时也可参与治疗意见。我每次看诊平均都在半个小时以上。国内则相反，医生每天要看很多病人，很辛苦，但诟病最大的也是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这三分钟，我认为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尤其是在癌症这样复杂的治疗方案上。站在病人角度，医院应把治好了多少病人，而不是把看了多少病人，当成医生的一个重要绩效。举个例子，我们的手术医生听说我们是自费医疗，本来放假在家，特地从家里骑很远的自行车过来跟医院协调处理，并跟我们道歉说她之前没有了解清楚。法国医生也很注意孩子的感受，聚焦让孩子更舒服地接受治疗。为此他们会做很多辅助的工作，例如我孩子手术前一天，医生知道我孩子来自于中国，特地在她自己的手机下载了一个中文的动画片，她自己都看不懂，还是请女儿帮忙下载的。这样的医生很让你感动。还有一点，他们医生和患者沟通的时候总是给予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 “模棱两可”的回答非常少，让患者很放心。沟通过程中，医生有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也没有经验，但会和其他医生一起讨论决定后面的事情。这让患者觉得医生不是神仙而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们会不断学习和积累。我们孩子治疗结束6年多了，法国的主治肿瘤医生还是会发邮件来跟我们要孩子的照片，想看看孩子现在什么样子了，他看到照片后特别的开心，他说这个是他工作的意义。每次在国内复查的资料发给他们，他们都会协调放疗和手术医生一起看，然后告诉我们结果，快速而专业，让我们很放心。为什么在中国和欧洲的感受差别很大？除了很多人说的外国病人少以外，我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欧洲医疗不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在相关指南的规则下进行的团队工作制度，这就避免了过度依赖个别医生的作用，最终解决患者疾病的是整个医疗团队长期的努力和积累，这样犯错的机会更少。另外，欧洲医生只需要关注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治疗状况，医院其它的一切都跟他们关系不大，他们不需要太多的分心，而中国医生要做的“杂事”太多了。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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