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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人的腐化与堕落

满洲人的腐化与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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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的贵族对皇权没有威胁。

这一阵,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何骁勇善战的满洲武士,在入关后不到几十年,就迅速腐化了。

《红楼梦》描写的,其实就是满洲军功贵族堕落的过程。

第一代宁国公、荣国公都是上阵砍人的,到第三代,就弃武从文了,能考取功名还好,考不上就只能降级沿袭爵位,到了第四代,书也不读了,直接骄奢淫欲,不学无术,整个贾府,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差。

满洲人的腐化过程也差不多,第一代是能无双明军的武士,第二代就开始退化,到第三代开始玩弄诗词歌赋,很多旗人诗词比汉民都好。到第四代、第五代,旗人更加堕落,最后成了一群手无缚鸡之力、只会遛鸟的废人。大清灭亡时,过得最惨的就是曾经的旗人,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劳动技能。

乾隆就发现,很多八旗士兵连马都骑不了了,这才强调“骑射乃满洲根本”,初衷不是要清军放弃火器,而是希望八旗能学习祖先的勇武精神。乾隆时期,为了防止满人继续汉化,一方面倡导满洲旧俗,厉行节俭。另一方面也对汉文化进行打压。

但是乾隆折腾了几十年,也没什么大用,到晚清时,八旗已经完全不堪用了。太平天国之乱爆发时,八旗完全没有可用之兵,最终大清只能依靠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和汉族军阀的地方部队。这种对军权的下放为今后大清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而且晚清史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满人往往比汉人更强调“华夷之辩”,那些最保守,最反对西化的大臣,往往不是汉臣,而是满臣。这与大清初期的开明,不拘一格形成鲜明对比。

明末清初时,迂腐的是明朝,而大清则是开明的一方。明朝有多迂腐,从几个事情就能看出来。

我们知道,明朝和蒙古是打了很多年仗的,尤其是俺答汗在位时更是兵临北京城下,最后怎么解决的,是明朝以封贡的名义开设了双边贸易,蒙古人能和汉地做贸易,自然不抢劫了。俺答汗也在名义上效忠明朝,以换取明朝的岁赏。

也就是说打了近百年,其实就是一个贸易问题,俺答汗根本没有入主中原的野心。那为什么明朝就不能和蒙古人谈判呢?

就是因为明朝是一个非常迂腐的朝代,近乎顽固的执行华夷之辩,谁提出要和蒙古人议和谁就成为众矢之的,而且明朝也不屑于了解蒙古人,对他们缺乏起码的尊重,这让明朝的外交极度缺乏弹性。

到崇祯年间,明朝内忧外患那么窘迫,都没人敢主动提出议和,崇祯在松锦之战后曾动过和议的念头,便推陈新甲试探,结果事情败露,陈直接在舆论压力下被下狱。

与明朝的迂腐相比,大清则不拘一格,为了拉拢蒙古,皇室之间可以搞联姻,用平等的姻亲关系巩固同盟。为了控制辽东,大清可以大量任用汉人,并吸纳辽东军功集团进入八旗,扩大力量。大清甚至能让李永芳做额驸,给吴三桂封王。

大清这些政策,明朝几乎都无法实行,比如明朝也一度想拉拢蒙古制衡后金,但明朝因为华夷之辩最多只能给岁赏,不可能联姻。在汉朝时,汉人王朝还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匈奴,结为亲家,到明朝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明朝对番将的任用也很僵化,番将始终不被信任,而且晋升瓶颈很大,一出事就把责任推到番将上。比如李如松出塞兵败身死,很多文官就把责任推到一同战死的副将李平胡身上,硬说他是奸细,为何?只因为他是蒙古人,大臣们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但到了晚清,大清顿时变得堪比明朝,也十分的迂腐、缺乏弹性。

晚清虽然不少汉人也是保守派,但是也能找出张之洞、郭嵩涛、徐继畲这样的开明派,而满人开明派屈指可数,奕䜣已经是天花板,当时奕䜣开设学习西洋学科的同文馆,本来想把宝贵的机会给予八旗子弟,结果八旗子弟没人愿意去,只能招了一群贫困汉人子弟学习洋务。

在与洋人的外交中,满清皇帝也显得十分迂腐,乾隆因为洋人拒绝双膝跪地而大不悦,从咸丰到同治,更因为跪拜礼的问题死活不见洋人的使者。到慈禧,更是偏执的相信洋人吃小孩,洋人亡我之心不死等谣言,最终酿成了大祸。

(庚子国变中,刚毅这样的八旗贵族起了极坏的作用)

就是对汉臣的任用,也有所退步,比如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对大清有再造之恩,也没能给曾国藩封王,到清末完全依赖汉人了还不愿意分权,最终在辛亥革命中被汉族军阀一同埋葬。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满洲人腐化得如此彻底,为什么明明不是汉人的他们,居然变得比汉人更迂腐、更贪图享受。

乾隆帝认为满人的腐化全是因为感染了汉人的奢靡生活,忘记了艰苦朴素的传统。乾隆这么说,要么是蠢要么是坏。

他说的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最重要的是,大清入关后立即学习了明朝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专制主义最忌讳的就是强势的军事贵族阶层,他们宁肯自己的基本盘变成废柴也不愿让他们拥有武力积极参政。

大清在入关前,实行的是八王议政,各个旗主都有投票权,皇太极和顺治皇位的产生都是妥协的产物。比如顺治,为啥他作为皇太极九子反而能成为皇帝?就是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

皇太弟多尔衮后面是两白旗,皇长子豪格后面是两黄旗,互不相让,最后多尔衮拉到了统领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形成了对豪格的优势,但是两黄旗的底线是必须是先帝的儿子继承皇位。最后多尔衮也退一步,改立九子福临做皇帝,这样自己和济尔哈朗都可以作为摄政王掌握大权,支持豪格的两黄旗也不至于太过不满。

(鳌拜按照入关前的标准并没有篡权)

入关后,顺治和康熙开始重用汉臣,借助汉臣的力量削弱满洲贵族,这才破坏了平衡,多尔衮和鳌拜在新的时代下都成了权臣逆臣,但实际上在八王议政时代,这俩人的行为并无不妥。

不是八旗贵族变了,而是满洲皇帝逐步汉化了,他已经不接受自己部落共主的旧身份,已经开始习惯中原皇帝的新身份。

康熙开始,君主专制逐步建立,满洲贵族的权力逐步削弱,到乾隆时,满洲贵族和汉臣一样,也只是皇帝的奴仆了,只是还有一些经济特权和优先提拔的优势。

可以说摧毁八旗“美德”,让满洲人腐化的不是汉人,而恰恰是满洲皇帝自己,他已经将这些拥有武力的人视为威胁,急于剥夺他们的权力。

这种故事,也不只大清有,大明朝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都出现过。

大明初期,朱元璋设计的制度是让藩王守边,藩王拥有领地和军权,那会的藩王都骁勇善战,和明末那群待宰的肥猪完全不一样。但是朱棣造反成功后,很快意识到藩王是个威胁。

朱棣为了维护皇权,剥夺了藩王的政治权力,但给予他们经济特权,他们不用出去工作,不能随便离开所在州县,拥有优厚的俸禄。他们成为了丧失自由但被精心豢养的吉祥物。

不是藩王们自愿堕落,而是皇帝就希望他们堕落,他们不堕落皇帝反而不放心。就跟当年萧何为了保全性命贪污一样,只有你自污,皇帝才会认为你没有野心,放你一马。

路易十四的法国也是如此,路易十三、十四时期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了中央集权,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今后法国各地区,由国王任命的总督治理,他们都是流官,权力来自于国王的恩宠,不会违抗国王的命令。贵族在司法系统中的作用也被持续削弱。

失去权力的贵族都被国王集中在凡尔赛宫,为了弥补他们在政治上的损失,国王给予他们免税的经济特权,并发给他们优厚的俸禄。没有政治义务,只有经济特权让法国贵族迅速腐化。现代法餐的诞生,正是因为这一庞大宫廷群体的消费。

托克维尔提到,贵族权力的削弱也加速了封建庄园的解体,在法国大革命前,大部分的法国农民都是自耕农,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进一步降低了贵族和农民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中世纪时,农民之所以舍弃部分自由是为了换取贵族的保护,在遭遇外敌时贵族需要带领骑士上阵砍人,和平时,贵族也要承担司法职能,处理日常琐碎的民间纠纷。但到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已经丧失了以上所有职能。农民不再和贵族发生关系,而是直接和中央政府的官僚打交道。

托克维尔就对比过英法贵族的区别,他说英国贵族依然参与地方治理,并仍以参军为荣,他们受到民众的尊敬,而法国贵族因为不承担任何政治义务,只是单纯的消耗纳税人的税金而被法国民众厌恶。

在这个专制主义的新时代,衡量贵族忠诚的标准不再是军功,而是对国王的顺从程度,在中世纪,法国贵族将英勇杀敌当作荣誉,但到18世纪,却以伺候国王如厕为荣。

看完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腐化并不全是贵族阶层主动的选择,而含有相当的被迫成分。毕竟,虽然追求好生活是人的天性,但享受不意味着就一定要穷奢极欲、完全躺平,美国的企业家,不也是一边享受一边做事?英国的贵族不也是一边享受下午茶一边上阵杀敌?

贵族阶层或许会有一些人贪图享受,但不可能所有人都做如此选择,总会有想要做事的人。比如明朝正德年间,离朱棣圈禁藩王已经快100年了,明代藩王中还有朱宸濠这种意图招募死士造反的人,到明末,还有隆武、永历这样想中兴的藩王。

可见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群体都不会缺少有野心、想做事的人,关键是你的制度是否允许。

贵族的腐化,与其说是他们自己堕落,比如说是皇帝希望他们堕落。明代藩王、清代八旗、法国贵族,皆是如此。回过头来,再看乾隆所谓的“恢复满洲旧俗”,便觉得十分可笑。

真正造成八旗腐化的,从不是汉人,而恰恰是乾隆他爷爷,他爹和他自己。率先抛弃满洲旧俗的不是八旗,恰恰是皇帝自己。乾隆的话,是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是莫大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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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沉思的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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