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堕落，美国由盛而衰的40年，特朗普和芒格看到了什么？

周末旧文放送：这篇四年前的文章，大家重新读一遍，和美国当下再比较，会有很多感悟，会更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会更珍惜我们当下所拥有的。

周末重读了巴菲特合伙人查理芒格《穷查理宝典》，书中记载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乔治舒尔茨是尼克松时代的财政部长，在里根的两个任期中，他都是国务卿，比芒格的年龄还大，在美国广受尊敬。查理芒格遇到乔治舒尔茨的时候，他问舒尔茨一个问题，和中国贸易将使得中国国力快速上升，最后要超过美国，怎么办？

舒尔茨是这么回答的：“查理，我认为呢，就算我们停止和中国进行贸易，其他发达国家也会继续的，我们无法抑制中国相对我们的上升势头，而且我们将会失去李嘉图提出来的贸易优势。”

芒格说：“好吧，乔治。你刚刚创造了一种新的公用品悲剧。你深陷其中，却无能为力。你将会遇到一种极其糟糕的情况，因为你的祖国原本是世界领袖，最后却失去了对世界的领导权，被笼罩在其他国家的阴影之中。”

舒尔茨说：“查理，我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

芒格当然对中国没有敌意，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时间周期很长，从穿透周期，从结果导向的投资理念和人生观，他看到了美国正在不可逆的被中国超越。

因为李嘉图理论遇到中国这样的有才华又穷又有志向的族群是失灵的，这也是芒格想和精英们探讨的。可惜的是不仅仅是舒尔茨这样美国顶级的政治精英回避这个问题，经济学教授也回避。

芒格试图和经济学教授们三次谈论这个话题时，他发现他们会吃惊的回避，好像冒犯了他似的，因为经济学家不喜欢这种让他们的漂亮学科变得一团糟的讨论。

芒格看到美国这个国家精英中存在的问题和特朗普1988年接受奥普拉采访时的论调一模一样，特朗普在那时已经敏锐的发现了美国政治精英的问题，为了自身利益让美国处于每年2000亿美元的逆差中。

特朗普，芒格，大卫史文森（耶鲁基金创办者，张磊的导师）虽然他们的政治理念不见得相同，但他们对美国金融和政治的关注点，对于美国问题的认知却非常相似。

代理

其实就一句话，美国社会的代理人成本越来越高，而代理人为了维持代理人的利益，只顾短线的利益，并且用僵化的过程控制（所谓的专业化和程序正义）来控制美利坚这艘大船。但对于航线的偏离却视而不见，即使有人提出航线偏了，也无人理会，继续喝酒作乐，活在当下。

查理芒格的《穷查理宝典》和大卫史文森的《非典型成功》都提到了代理成本，他们这些美式资本主义中的真正赢家看的很清楚问题在哪里。

对于金融行业，大卫史文森说：当事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是。当事人对于所取得的金融服务，希望支付公平，合理的费用。而代理人则希望收取偏高而不透明的报酬。

也就是说经营者为追求自身利益，往往牺牲了股东的权益。

而芒格对于基金管理业的批评更直接，没有增加价值：

“开放式基金每年收取2%的费用，然后那些经纪商让人们在不同基金之间转来转去，多付3%到4%的费用。可怜的普通基民们把钱交给专业人士，却得到糟糕的结果。我觉得这很恶心。本来人们买你的产品，你应该让他们的资产增值。但在这个国家，基金管理人员却只顾着自己赚钱。

这个行业很滑稽，因为从净收益来看，整个投资管理行业加起来并没有对全部客户的资产提供附加值。这就是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

钱去哪里了？钱去了基金管理人和投资银行聘用的各类证券分析专家,这些证券分析专家常常领取年薪高达七位数的薪水，为的是这些人有网红大V效应，从而能更好的把证券卖出去。

所以芒格说：

“结果就是股票投资者将必须忍受这样的情况：他们每年赚的钱有一部分落进了荷官的口袋。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同样不可避免的还有，在支付了荷官费用后，正好有一半的投资者的收益率将会低于平均线，而这条平均线（未来）完全有可能落在一般和糟糕之间。”

2000年初，美国的共同基金业丑闻频传。史文森在批判共同基金失败的时候，他写道：基本上共同基金产业没办法达成主动管理的目标，绩效不能稳定击败市场。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同时扮演两种相互冲突的角色：资金受托人与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的事业。在照顾投资人的利益以及追求自身的获利这两者之间的冲突，甚至没办法跨过最基本的门槛。自家利益绝对优先。”

所以美国21世纪初共同基金之所以丑闻迭出，行业失败的原因普通小散不一定清楚，大卫史文森心里面却是雪亮的，即美国的各种金融法律规则，台面还是台下的都是有利于共同基金产业这些代理人的利益，却有损真正投资人的利益。

而大卫史文森发现相比较这些代理人，家族控制的私有非上市的基金公司表现的却比上市的还要好。在非典型成功中，他写道：

“2003年初爆发共同基金丑闻，华尔街日报发现，三家规模最大的私有企业的基金家族涉及丑闻的程度相对较轻，相较于十大共同基金业者中其他七家纯营利为导向之同业，市占率也相对增加。”

大家不用神话上市公司让审计透明从而让公司更加规范化运作这样的说法，这些都是有利于职业经理人精英群体来忽悠股东，忽悠企业真正的持有者股东的。事实上，灵哥总结为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律，即这个组织有主还是没有主，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有主的会愿意长期发展，没主的经理人只想把家产赶紧分掉各奔东西。

造假

其实美国金融业的道德败坏也就是这几十年的时间，很多老一辈企业家都是讲究了一辈子的诚信。如果是仅仅在基金管理中作为代理人赚点代理费，让股东少赚钱或者不赚钱，扩张代理成本也就算了，但更夸张的是层出不穷的造假。

芒格记录了一个很可悲可叹也很经典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宽特科技，美国最大的纯工程企业如何被管理层造假而搞崩溃的：

“1982年去世的时候，创始人宽特留下的是一家非常繁荣和有为的公司。宽特科技唯一的业务是设计新型的发电厂，这种小型发电厂能够改善电力供应，而且超级清洁，超级节能，备受世界各国欢迎，给该公司带来了不菲的设计收入。

在1982年，宽特科技营业收入为10亿美元，盈利高达1亿美元。他的成本主要是支付给参与设计的技术员工的薪酬。直接的员工薪酬成本占到营业收入的70%。在这70%里面，30%是基本工资，40%是依据创始人设计的一套复杂方法计算出来的奖金。所有的薪酬都以现金支付，该公司没有股票期权，因为宽特先生认为对股票期权的法定会计处理方式“软弱，腐败和令人鄙视”，他不想企业做糟糕的账目，正如他不想做糟糕的工程设计。

等到1982年他去世的时候，宽特科技完全没有债务，如果不是为了提高公司知名度，不管业务增长有多快，他的运营根本不需要股东的资金。1982年，宽特拥有5亿现金等价物，大概是年收入的50%。”

但是传奇创始人宽特的政策带来的是宽特市值很低，1982年的宽特科技市盈率只有15倍，市值只有15亿美元。所以宽特去世后，董事们迅速聘请了新的CEO和CFO。

新管理层上台之后意识到他们很难快速提高年收入，也很难增加利润率来提高市值，但他们发现一个漏洞，即采取股票期权制来替代之前的现金分红制。先给员工认股权，公司便可以将股票低于市场价卖给员工，折让给员工的部分就相当于现金，但在做账的时候并不用记为薪酬支出，从而不会影响年报披露的盈利。

也就是说，啥都不用调整，只要用期权制度代替现金奖励，就能获得市值上升，真是无本买卖，但问题在于，企业真实的利润和增长并没有增长那么快，但公众错误以为利润增长来自于真实的利润增长。

当然这种激励机制的改变不是一年完成的，而是分了20年逐渐推进。但实际的盈利和销售增长只有4%一年，当市场最终发现被骗的时候，2003年年中，宽特科技股票市值蒸发了90%。

这次大丑闻之后，公众对各种专业人士非常反感，遭到最多谴责的是会计专业人士。制定会计师准则的机构的缩写是“F.A.S.B（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金融会计标准委员会”，之后被公众说这四个字母代表“Financial Accounts Still Bogus”（金融会计还作假）。

而经济学教授也受到非议，大家责怪他们未能敲响警钟，没有提醒公众广泛作假行为对宏观经济带来的糟糕后果。

为此芒格写道：他们每年在葡萄干里掺一点大便，他们以为到了某一天即使全部都是大便，也不会被发现。

操控

为什么美国的企业精英们不惜造假呢？因为他们拼命想要更高的薪水更高的待遇，为此他们就把受托人责任抛之脑后，把资源用在那些能帮助他们权力和待遇提高的地方，而不是用在真正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地方。

大卫史文森写道：“经营者经常不考虑企业经营成果，处心积虑只想支取高薪。由于大型企业的薪酬通常优于小型企业，所以很多企业经营者为了赚取高额薪酬而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完全不理会规模扩大对于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

经营者甚至可以为了私人用途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假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的享受牟利，比如公司的艺术收藏，商务飞机，豪华办公室，豪华公寓等，实际上这些都代表股东受损，公司资源浪费。

大卫史文森批评了GE传奇企业家杰克韦尔奇。他退休的时候，终身使用GE价值1500万的公寓，还包括公司的波音737飞机，公司直升机。GE还帮他的老婆安排汽车和专用司机，提供美酒鲜花厨师管家与其他服务，包括顶级运动比赛与歌剧的门票等让人咋舌的待遇。

如果只是拿公司的资源给自己享享乐也就算了，更加过分的是企业精英管理层用企业金钱去操控结盟，去形成自己的权力基础，利益边界的扩张是无上限的。

1999年，花旗银行的总裁桑迪威尔希望花旗子公司所罗门美邦研究分析员Jack Grubman重新思考AT&T股票的持有投资评级。

评级提高，就有利于花旗拿到AT&T的生意，还有一个好处是AT&T当时的CEO也在花旗董事会上，而当时花旗是联席CEO制度，当时威尔和另外一个CEO约翰里德正在你死我活的权斗中。

所以威尔搞定AT&T的评级，就能获得AT&T CEO投桃报李支持他把里德斗倒。

Jack Grubman一直对AT&T不感冒，他觉得他就只值那个评级。但桑迪威尔开的条件让他无法拒绝，只要更改AT&T的评级，就可以让Grubman的双胞胎去92街Y托儿所上学。

当时曼哈顿的名流中有人开玩笑的说，上Y托儿所的几率比上哈佛大学还难。

桑迪威尔打电话给托儿所，由花旗银行捐款100万美金，结果Grubman的双胞胎顺利进入该托儿所，而AT&T的股票评级也获得提升，威尔拿到了他想要的权斗结果。

买单的是谁呢？当然是股东，投资人了。

扭曲

代理人利益驱动企业越来越庞大，代理人利益也驱动美国政府越来越庞大。规模越庞大，就会导致庞大、笨拙的官僚机构，导致不合理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类监管和政策，然后裹挟了更多的代理人，形成更大的代理人利益，然后形成更大的官僚机构。

芒格写道：“最糟糕的，弊病最多的官僚机构当然是各种政府部门，它们的激励机制真的很差劲。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政府--因为我们确实需要。但要让这些大型的官僚机构办点事是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

政府越大，监管条例就越多，社会代理成本就越高。美国的精英们发明了一个词，程序正义。即相比较结果，过程更重要。

谁在程序正义中得利呢？当然就是律师。

芒格在和巴菲特合伙做投资之前，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父亲也是开律师事务所的。可是在他那个年代，律师行业没有那么好赚钱，也没有那么堕落。

但在过去几十年，几乎所有美国公司的诉讼费用和为了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支出的费用都比20年前高出了一大截。每个大企业都为法律成本叫苦，为规章制度之多叫苦，为公司事务的复杂性叫苦，为控方律师--尤其是集体诉讼的控方律师--叫苦。

以至于有很多很好的生意，巴菲特和芒格都无法投资。他们控股的一家子公司发明了一种更好的警察头盔，能更好的保护警察或者橄榄球队员，但是芒格他们看了下头盔，然后对那个发明的人说：“考虑到各种风险因素，我们不能生产这种头盔。”

为什么呢？芒格举了个例子，在高中橄榄球比赛中，难免会有球员因头部受伤而导致半身麻痹或者四肢麻痹。除了那家最有钱的头盔制造商，伤者还能找到更好的起诉对象吗？

从利益上来讲，马上会有律师跳出来帮伤者告头盔制造商，从社会舆论角度，每个人都会同情伤者，指责头盔制造商的质量不好，所以制造商输掉官司的概率很大。

芒格的结论是：也许法律不应该让那些起诉头盔制造商的人轻易胜诉。

但事实是，美国社会过去几十年来就在建制派的手中逐渐变得扭曲。

芒格认识两个医生，他们的婚姻都很美满。但是后来医疗责任险的保费升得太高，他们就把绝大部分的财产转移到他们的妻子名下，然后他们就都离婚了。他们对社会制度不满，他们就找到他们的求存方式，也就是不再投保医疗责任险，然后继续执业。

反正如果说出了重大医疗事故被告，老子没钱，最多破产，反正财产已经转移到妻子名下了。

这就是美国版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芒格和巴菲特的对策就是干脆不要投资生产这个更好的头盔就好了，省得赚的钱还不够赔的。

那这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吗？显而易见。

掠夺

过去几十年不仅仅美国逐渐丧失了社会财富创造的能力，既有的财富还随时可能被掠夺。

都知道罗姆尼和特朗普不对付，除了罗姆尼和布什家族世代的交情外，恐怕双方的价值观分歧在于，不管社会上给特朗普扣多少顶帽子，好歹特朗普家族的钱是一套套房子卖出来的，一间间酒店房间租出来的，一杆杆高尔夫球打出来的。

罗姆尼的钱是通过搞并购基金贝恩资本掠夺来的。

掠夺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前共和党大佬金里奇在和罗姆尼进行总统初选的时候，通过广告片指责罗姆尼是贪婪的“掠夺的企业洗劫者”，是秃鹫资本主义，是有钱人想出来掠夺一家公司的聪明办法，是无情掠夺美国中产阶级财富的代表。

因为贝恩资本的神话是经不起考验的，1994-1998年贝恩投资了77个公司，其投资回报的70%，来自于10个公司，而这10个公司中有4个在贝恩资本退出后破产。

也就是说贝恩收购的大多数企业不成功，人家不需要被你收购也可以活的很好。在股市获得很好回报的“成功”标的有40%在贝恩退出后直接就破产了。

说白了，一群玩钱的人的手法其实是很粗糙的。钱都是杠杆来的，自有基金是募来的，然后再加上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给的钱，收购公司之后，再简单粗暴的用贝恩拿手的“短期刺激增值方案”-大裁员，来获得企业利润的短期提升，在股票市场上放大后退出，然后留下一地鸡毛。

要知道那些被裁掉的员工，受损的是当地的社区，家庭，地方政府税源。

罗姆尼他们拿着钱拍拍屁股就走了，他自己也知道他做的很不地道，在他从政后他不愿再提起贝恩经历，凭着盐湖城奥运会的成功躲到犹他州去搞了个参议员，在其他州竞选估计会被骂死。

对于那些投资贝恩基金的人其实回报也很差，《福布斯》杂志曾经进行了一项独家分析后发现，贝恩资本除了炒作，名不符实，投资了该公司06到08年募集的规模最大的几只基金，回报还还不如去投资指数型基金。

大卫史文森在《非典型成功》中评价道：

“偏高的费用是收购基金投资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除了每年收取的昂贵管理费用之外，收购基金还收取偏高比例的绩效奖金。除了管理费用与绩效奖金，收购基金经理人通常还收取交易费用。这些层出不穷的费用使得收购基金经理人可以囊括大部分的获利，投资人只能期待还有剩菜残羹。”

结语

前一天，国内一位市值几百亿的制造业企业家跟我吃饭聊天的时候，一起笑话国内一些想做成中国黑石的基金。

因为黑石等并购基金的崛起背景就是80年代后，美国很多家族企业因为后继无人，被职业经理人掌控后，与华尔街内外勾结，把家族资产忽悠给拆分低价卖掉，再拿到股市上去忽悠圈散户接盘。

今天中国出不了黑石，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家第一代还在，另外一方面是社会风气和财富观念在转变。我的朋友说我有三个孩子，还好孩子愿意接班，不会被所谓的职业经理人，所谓的专业人士轻易骗。

萧伯纳笔下有个人物曾经这么解释专业的缺陷：“归根到底，每个职业都是蒙骗外行人的勾当。”

过去四十年的美国就是在专业主义，程序正义，金融至上，政府监管这些看起来很美好的理念和诉求下逐渐步履蹒跚，反应缓慢，从而丧失了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给了中国迎头赶上的机会。

一度专业精英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但代理人无限制的对自身利益的扩张让他们逐渐成为社会的笑话。

芒格在一次演讲中说道：

坊间有各种律师的新笑话，肉贩说：“律师的声誉最近下跌了好多啊”收银员说：“他们的声誉本来就只有薄饼那么点，哪有好多可以跌啊。”

公众对专业人士的敌视并不仅限于会计师，经济学家和律师。许多向来洁身自好的专业人士的声誉也遭到了“池鱼之秧”，比如说工程师，他们本来不懂得在这个国家已经泛滥成灾的金融诈骗。

但到最后许多对美国有益的，也是它未来的福祉所需的行业都遭到了公众广泛的，不明智的仇视。

这就是中国人理解不了的美国一半人的“反智”的原因，这种对精英阶层的丧失信任最终带来了特朗普的上台，如果特朗普这次被政治金融和媒体精英搞下去，那只会带来美国更右翼更民粹的崛起。

如果说美国的故事对中国的精英有所启发的话，那就是一句话，应该创造价值，而不是沉迷于代理利益，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国代理利益更不持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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