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小波的笔下，浪漫不仅是性与爱

《黄金时代》和“不可触碰的禁忌”

1997年4月11日凌晨，北京市朝阳区一栋居民楼内，作家王小波因为急性心脏病，独自倒在家中。

死亡总是在开着荒诞又残酷的玩笑，对于王小波的读者来说，每当想到那个明亮而浪漫的文字世界的缔造者，以这样痛苦而孤独的方式过早离开这个世界，恐怕内心都会隐隐作痛。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有两个作家是不能轻易谈论的，一个是张爱玲，另一个就是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一方面，两人都有数量相当庞大且有些狂热的粉丝群体；另一方面，这两人的影响力已然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能够折射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风云际会的象征符号。

人们爱读张爱玲，甚至喜欢她表面上读起来有些刻薄的聪慧，以她为镜子，可以映射出我们的某种僵化和单薄。同样地，王小波的读者们追捧他，一方面是倾慕他创造的瑰丽的文学世界，另一方面也是为他追讨迟来的荣光。

王小波生前心心念念的小说，就是《黄金时代》。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黄金时代》是一部小说集，其中同名的中篇小说篇幅大概只有五十页左右。《黄金时代》的内容涉及大量性爱描写，所以作品在完成以后，始终没有机会在大陆正式出版，直到1991年才在对岸宝岛台湾的《联合报》上连载。

1992年，这部作品在香港出版单行本，书名被书商改为《王二风流史》，而且据说被归入一套“风月文学”的丛书当中。作品出版的消息传回北京后，王小波自己极为沮丧，反复强调自己的小说“无关风月”。

王小波和李银河都曾在美国接受过社会学训练，他们是中国大陆性社会学研究（尤其是性少数群体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他们曾在北京的性少数群体当中开展过严肃的调查，王小波本人还曾经跟著名导演张元合作，创作过描写北京“同志”群体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也许正因如此，王小波和他的作品总是无法摆脱“性”这个标签。

《东宫西宫》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他开展文学创作的年代，性已经不是文学当中的禁忌，他的同龄人贾平凹、莫言以及年龄稍长的陈忠实都曾在各自的书写中直面过与性相关的主题。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王小波，偏偏是《黄金时代》，会接连碰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在王小波最受追捧，以致于他的热心读者甚至自命为其“门下走狗”的年代，我并不能算作是他的读者，总觉得那些平实中掺杂着火辣、那些时时处处赞美理性和思考的文字，填不满当时读书的胃口，甚至会幼稚而故作成熟地认定他用性爱铺陈荒诞年月的手法有些过于刻意。

然而，阅读总是会犯错误，不是认知错误，而是某种“错位”。唐诺曾在《求剑》一书中，以“年龄”这个透镜重新审视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那时我才意识到，原来当年的误会，是缺了“时间”这个要素。因而直到三十多岁，我才渐渐体会到《黄金时代》的韵味和其中的惊天动地。

以原始的力量抗拒沉重的现实

《黄金时代》描写了“文革”时期发生在云南的一段知青往事，故事的主线并不复杂，讲述了王二和医生陈清扬之间的情爱缠绵。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国文学界，“知青文学”衔枚疾进，成为新时期文化复苏的一道耀眼景观。如果仅就题材而言，《黄金时代》似乎也应被归入这个序列。但无论从文学技巧、美学基调还是书写意境来看，《黄金时代》都和一般意义上的知青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

在整部作品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当事人对历史的控诉。书中虽然讲述了很多荒诞和凶狠的故事，但是经过作者的处理，好像读起来也都是些“不过如此”的琐事。

虽然裹着动荡年月的外壳，但好像人间的那点丑与恶，都敌不过亚热带旱季浩荡的风和细碎如云母片一样的尘土。在这部小说里，“政治”并没有获得豁免和原谅，但是却被什么更重要的东西轻易地跨越了。

熟悉王小波“作品宇宙”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主人公“王二”。这个身材高瘦、“饿纹入口”、面貌丑陋、始终保持着一种荒诞戏谑气质的男人，他的身上毫无疑问有作者自己的投射。

这个在王小波小说里多次出场的男人，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总是以一幅不屑的神情“晃荡”在世界的边缘。作品中的王二不善言辞，也没有激烈的反抗或者辩驳，遇到事情时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躲或者逃。无论是面对革命的烈火还是改革的激情，王二总会选择冷眼旁观。但我们从他的内心活动中，又能理解他真正的赤诚。

《黄金时代》开篇，是陈清扬下山找到王二，倾吐自己被无端指认为“破鞋”的苦恼。面对这样的倾诉，王二装模作样地用一种逻辑推演的方式加以应对。实际上，他越是貌似认真，越是揭开了事件本身的荒唐。

这个有些木讷、常常装疯卖傻的人之所以会被指认为“恶棍”，大概也是因为周围的人看穿了他一脸严肃地解构嘲讽的底色。荒诞和恶意有时候不害怕激烈的对抗，但却会在理智的不动声色之间慌了手脚，这就是王二本人的力量之源。

《最爱》

王二身上的第二重“蛮力”，来自于身体深处喷涌而出的、近乎于原始的生命力。在《黄金时代》里，尤其显著地表现为“小和尚”一次又一次蛮横的勃起。

《黄金时代》之所以被书商贴上“风月”的标签，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它对于性之力道的描写。尤其是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王小波对性的描写非常特殊。以王二的生殖器作为载体，性在王小波的笔下有一种健康的张扬之力，猛烈而动人。

在很多作家的笔下，“性”是一种难以控制的、自带毁灭倾向的阴鸷之力，是“文明”的暗面，是伦理的掘墓人。性的出场只能够被窥视，我们无法与之四目相对。性燃起的色欲之火，只有焚身这一条出路。

但是在《黄金时代》里，寄居于王二身体上的性独立于世事的污秽浑浊，没有沾染任何邪魅气息，强硬、健康、阳光，不为征服，只图舒展。

《黄金时代》曾经因为“性”而屡遭碰壁，或许是因为在当时一众作家对性的描写当中，只有王小波为性赋予了一种正面的、值得颂扬的美感，这种美感无法被编码进入当时流行的“色欲-文明”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说，王小波并不用诡异泛滥的性去形容文明光芒背后的暗疮。

从这个层面说，王二的“身体突围”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王小波为性的力量涂抹上了一层知性的色彩。在他看来，性之力的强悍、猛烈，像山峰、巨石和阳光一样，完全可以超越人世间不堪的蝇营狗苟。除了始终冷眼、始终保持距离的社会判断，“恶棍”王二能够横行世间的第二重保障就是身体的原始生命力。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槌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槌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槌不了我。”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金时代》违背了“解冻年代”的政治正确。多年以后，导演姜文推出了自己的首部长片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同样给那个很多人眼中的黑暗岁月打上了明亮的标签。

《阳光灿烂的日子》

王小波和姜文都没有为时代翻案的意思，他们只是强调了一个常识而已，那就是权力的纪年并非历史的全部，我们身体抽枝茁壮的节奏从来不会被外力完全控制。

因此，“黄金时代”既是对历史的否定，也是对历史的超越，在荒诞岁月的残酷磨练中，真理既存在于头顶的星空，也存在于两腿之间不受控制的生长。权力当真厉害，一根小指都可以改变万千人的命运，但权力也真是无用，它管不住“小和尚”。

爱情在坚硬和柔软间流转

在《黄金时代》这部字里行间处处暗藏机锋、常常于无声处将世界稍加扭曲的作品中，主人公王二反而看起来很真实，贴近我们对世界的常识。

王二距离我们很远，他被命运捉弄，在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只能在亚热带的山上种水稻。但是王二距离我们又很近，他的旺盛的性力量的另一面，是一种无声的坚硬，只有这种坚硬，可以让他把残酷转化为狡黠一笑，把赤裸的荒唐改写为一道逻辑练习题。

王二好好喂猪，好好地在旷野中呼吸天地灵气，他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力，抗拒着现实的沉重，自动地发育出某种人生的钝感。直到他遇到了陈清扬。

小说里的陈清扬在很多方面都构成对王二的消解和平衡。如果说王二是能量的蛮力对世界的抵抗，那么，陈清扬无疑要更柔软。但微妙之处就在于，随着情势的变化，坚硬和柔弱常常在两人之间流动游移，这种动态关系的诱因看似是现实局势，实际是爱情本身。

换言之，《黄金时代》中的爱情故事，更带有现代人特有的暧昧和拉扯，而不是“两个金子般的人”的彼此成就。在他们彼此纠缠的那段人生里，确认往往意味着错过，热烈往往掩盖着孤独。

在澎湃的性爱的背后，是两个生命渐渐向对方的敞开，但是这敞开后的生命，又找不到被这个世界理解的语言。于是王二继续是王二，饿纹入口，眼下乌青，是一个被命运槌打过的恶棍。

《双城故事》

小说的开头描述的是一件怪事，十五队的医生陈清扬下山与王二探讨自己为什么被认定是破鞋。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可以发现陈王两位主角身上一组奇妙的映射关系。如果说王二身上有一种莫名的、不受控制的生命原力，表现为性欲望的喷薄，那么陈清扬则同样有一种情感和认知意义上的纯净。

一般说来，面对“破鞋”的污蔑，当事人的态度或是愤而反击，或是默默隐忍。但陈清扬的反应却是，要把这个说法“搞清楚”。这和王二把问题转化为逻辑推论有同样的效果。

人人皆知的荒唐，经过近乎装憨卖傻式的“分析”，就会显得更加可笑。这样处理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上是当事人显得疯傻，但他们借助一套虽然不合时宜但却在形式上充满“理性”的语法，一方面拆穿了攻击者的恶毒，另一方面也没有让自己被迫卷入与恶毒的肉搏。

陈清扬并不是一个处处高呼要直面人生的人。她只是近乎执拗地发问，以此避免那些需要直面的问题被王二或者干部们的语言所掩盖。或许可以这样说，王二虽然有生命力的加持，但是他也常常回避对于荒诞命运的凝视，假如实在躲不开，那么就用一套半是混账、半是疯傻的话搪塞过去。

但是陈清扬不是这样，丈夫在监狱里，自己没有偷过汉子，为什么就成了破鞋呢？这件事难道不值得好好讨论一下吗？

小说第二部分的结尾处，陈清扬深夜去后山赴约，跟王二初试云雨。刚刚还让王二自豪的“小和尚”，在这里却和所有欠缺经验的男性一样，不一会儿就垂头丧气。王二一直引以为傲的生命力，在这里第一次遭遇挫败。

在这桩不算享受的性事前后，王二处处显示自己的玩世不恭，处处想把此刻的相逢处理为一次色欲诱发的越轨。但这一切算计，终究在陈清扬冷冷的发问面前败下阵来。她说：“喂！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美剧《权力的游戏》里，红发的耶格蕊特有一句名言，“You know nothing, John Snow”。在整部作品中，潇洒到甚至无法被杀死的英雄雪诺，只有一个真正的对手，就是他的野人女友耶格蕊特说的这句话。

《花样年华》

《黄金时代》里有这样一段故事，因为被村民打伤，王二跑到山上躲了起来，而山下的很多人也不希望此事暴露。所以一时间，“王二”这个人是不是存在居然都成了一个问题。在简短的描述之后，王二说“我对自己存不存在的事不太关心”。

一个不算离谱的猜测是，如果按照王二的本性，他和陈清扬之间的纠葛，最好应该高速驶向欲望翻涌的那片水域。换言之，他们应该停留在欲望本身带来的释放和快乐当中，就像在旱季里享受风的吹拂一样。

但是王二的策略却很奇怪，他并没有刻意强化关系中的色情成分，而是反其道行之，把自己活成了透明人。

就像在面对军代表的逼问时，王二以沉默回应，最终彻底破坏了这种变态权力所一手打造的“指控-认罪”游戏。在和陈清扬的关系中，王二的理想状态，或许是最终成为“不存在的王二”，是最终剥离所有的社会属性、历史牵绊，只化作一具充满蛮力的肉身。

所以在小说的中段会存在这样一种略显奇怪的关系：随着陈清扬下定决心成为名副其实的“破鞋”，他们事实上已经结成了某种盟友关系，一起躲避权力，一起享受身体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

但在章风山上挣脱了道德束缚的性爱当中，陈清扬确认了生命的孤独。显然，这种孤独只能被理解为她的不断贴近和王二的缓慢后撤之间形成的错位。

《黄金时代》布置了一种障眼法，小说的演进完全依赖于叙述者王二对于往昔故事的再现，甚至在细节上也给人一种由王二主导关系的错觉。但是王小波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会在一些关键节点上释放出事实的真正面向。

我和你的关系，这个世界无权插手

在王陈二人的这段关系当中，王二所扮演的一直是那个供应原始生命力的角色，但这段关系之所以没有流于声色的浅表，而且逐渐显露出反抗和凸显生命意志的色彩，全在于陈清扬的担当。

表面看，陈清扬有一股憨气，连男人们看她的身体时有生理反应，她也要表现出困惑。但是正是这个看似不通人情世故的陈清扬，却以自己的行动不断定义着她和王二的关系的性质。

“敦伟大友谊”，是王二和陈清扬之间关于性交的暗语。这个说法是王二对古文里“敦伦”一说的挪用，但重心在于“伟大友谊”的定性。

在小说的后半段，王二暗示说，两人结交初期，自己大谈“伟大的友谊”，用意在于以“友谊”为路障，防止关系向前进展。

友谊，再往前是什么？是爱情。

多年后两人重逢，在旅馆里再续前缘。陈清扬说，王二在河边小屋里谈到伟大友谊，那她一辈子可以说只交了这么一个朋友，以后就不再和任何人有交情。“同样的事做多了没意思”。在后文当中，陈清扬进一步解释说，伟大的友谊意味着承诺，而信守承诺肯定不是一种罪孽。

如果爱情一定意味着排他性的忠诚，那么这种忠诚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划界，更不是我们彼此宣称对对方拥有身体和精神的控制权。在陈清扬这里，忠诚可以被理解为，我顺着你的说法看去，发现了仍未被言明的事实，以及我和你的关系就是我和你，这个世界无权插手。

《苏州河》

在这个沉溺于和权力进行猫鼠游戏的王二的身上，很难说我们看到的是精明还是懦弱。化身为“作家”的王二用自己的笔刺激着窥视者的涎水，并且对经由自己涂脂抹粉而扭曲走形的故事很是得意。但是王二自己也承认，真正终结了“写材料”这件事的人，是陈清扬。

陈清扬到底写了什么，整篇小说一直欲言又止，直到末尾才最终揭开谜底。

陈清扬的交代材料里写的是她的“真实罪孽”。什么是“真实罪孽”呢？就是她穿着傣族筒裙和王二一起走山路，雨后泥泞，过河时王二把自己扛在肩上，险些失足。恼羞成怒的王二在自己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两下。“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原来如此。最终让团长面红耳赤，让所有人面红耳赤，并且据说“一个字都不能改”的材料，原来说的是爱情。是爱情最终击碎了荒诞而下流的窥探，是爱情让污浊的人自知理亏。

从打屁股到“爱上我”，关键之处是“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爱情被确立的那一刻，就是面向世界的大门落锁的那一刻，而且关门的人心里清楚，这种拒绝的姿态换回来的，可能是更大的羞辱、更恶的报复、更毒的诅咒。

时隔多年，二人再次重逢的时候，陈清扬回忆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作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就算是罪孽，她也不知罪在何处。更主要的是，她对这罪恶一无所知”。

陈清扬还说，王二颇有些欣赏且自豪的“小和尚”，在她眼里像是丑恶的刑具，丑到不应该出现在梦幻里。她走向那刑具的时刻，已然下定决心接受这东西的摧残。

《重庆森林》

因为陈清扬的回忆，“黄金时代”的定义有了两种不同的理解。无论是王二对自己原始生命力的赞美，还是陈清扬自觉无愧于世界的坦然，各花入各眼，怎么讲都对。

对于陈清扬而言，“伟大友谊”从来没有一刻是欲望的狂欢，而是用身体的庆典瓦解宏大叙事中的暴力。接受伟大友谊，就是接受丑陋刑具，就是坦然感受山风钻进白大褂，就是在云南的山坡上爱上一个丑陋但却认真帮自己分析“破鞋”指控逻辑漏洞何在的恶棍。

无论是身体的欲望，还是登高远望时感到人生难免孤独的悲怆，都像山和河一样，只是事实，无关罪与罚。但是陈清扬也明白，只有爱是真正的罪孽，是真正的越界，因为爱的力量远胜于荒诞和暴力，可以终结罪恶，可以燃尽羞辱。这样终极的武器，一旦被盗取，就是凡尘的普罗米修斯，就该被锁在山崖，任饿鹰伤害。

爱王小波的人昵称他是“浪漫骑士”。人们难免会觉得浪漫就是他那些略显天真但十足甜腻的文字。

然而，真正的浪漫里总藏着用血肉反抗命运的勇敢，总是注定要湮灭于历史尘埃的脆弱个体勇敢地向某些永恒美好的愤然一跃。没有这些，哪来白马长枪的命运突围，哪里有什么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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