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高层是怎么决策放长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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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高层是怎么决策放长假的？

金融财经

7月前

作者丨华商韬略

华商韬略出品丨ID：hstl8888

近年的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论调，叫作上一代人特别能吃苦。但真相可能并非如此。

论起划水摸鱼，80、90后的父母们，也曾有过光辉历史。在90年代初的打工人队伍里，就曾经广为流传过一些划水、摸鱼之词。比如：

“下班不积极，脑壳有问题”“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过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过了星期四，不愁星期日”“过了星期五，还有一上午”。

对于记忆不佳，或者不了解历史的朋友，“还有一上午”，是需要特别解释——当时，周末是休一天半的，周六还要上半天。

从周末只休一天半到双休，再到双休了还要长假，它是怎么来的？谁是这个制度的创造者？它的初衷是什么？又可以对今天热议的五一要不要多点假有什么启示意义？

1999年春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除夕夜是在湖北武汉过的。

上一年，中国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几省，是洪水的重灾区。

灾情惨烈，损失空前。

所以除夕这一天，朱总理看望抗洪救灾烈士家属、慰问灾民、鼓励劳动模范，工作安排马不停蹄。

直到晚上，总理才和随行人员，吃了顿家庭式的年夜饭。

因为奔波一天，饭桌上又都是熟悉的随行干部，所以整顿饭，交谈氛围都很轻松。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大家谈到了一个关键话题：

能否涨工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涨一涨工资，让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似是应该。事实上，在财政领域，政府也已经做了一些准备。

但人算不如天算，1998年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用钱的地方很多。另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经济冲击不小，政府也不能不为后续考虑。

所以在这张饭桌上，涨工资的话题虽然被提了出来，却有不同意见，短期内恐难实行。然后有人提了个新方案：

涨工资有心无力，是否有其他提高福利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张国宝，想到了一个。

作为技术出身，也担任过国家能源局局长的专家型官员，张国宝的名字，日后总是和“西气东输”“特高压”“中俄原油”这些世纪工程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今天的假期幸福，也要特别感谢他。

眼看涨工资大概率落空，张国宝同志及时站了出来，向总理提出了一个他思考已久的方案：放假。

他的初衷很简单：当前这个形势，如果涨工资不现实，那么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这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办法。

尽管是在气氛轻松的饭桌上，但方案事涉全国，面对的又是素以工作严格著称的朱总理，所以即使是提一提，也要有系统地思考，绝对不允许拍脑袋。

于是张国宝同志的补充说明，很快跟了上来。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一位优秀的官员，是如何有理有据地做方案汇报的。

“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不需要像建国初期那样，靠动员大家加班加点来提高生产。”（肯定成绩，找到第一个理由）

“相反，有不少行业出现开工不足，人浮于事。”（指出缺点，找到第二个理由）

“与其这样，莫如增加大家的假期，有更多时间休息、学习，还可以起到调节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正式提出方案，指出方案优点）

“从现实情况看，不会因为增加了假日，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深入思考，打消顾虑。）

张国宝讲完，朱总理并没有表达行还是不行，甚至没有太接话茬，但他后来回忆：

我觉得总理对这个问题似乎听进去了。

总理听进去了，并不代表放假会立即变成制度。

事实上，从年夜饭上的提议，到真正的制度落实。行政体系内的实操，远比想象的复杂。

春节假期结束后，张国宝接到了国务院打来的电话，要他把增加节假日的建议，进一步具体化。同时提了三个要求：

以书面形式向国务院正式提出，以国家计委名义正式提出，了解一下其他国家节假日，做了比较再提出。

三个提出，各有原因。

书面形式，是固定工作制度；国家计委，是对口的职能部门；了解比较，是调研论证。总结就是，明确方法，程序正义，科学办事。

张国宝一直在中央工作，对决策机制很适应，但调研论证怎么解决呢？总不能把各国驻华使馆挨个跑一圈，而且也不能敲锣打鼓，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弄出很大动静。

作为这个级别的领导，当然有的是办法。

他找到在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工作的内弟，托他向公司各驻外办事处打听，不单要问发达国家，也要问一问和中国情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欧美国家动辄放假、名目繁多。而当时的中国假期，只有春节三天，五一劳动节一天，国庆两天，元旦一天。全年七天法定节假日。

包括很多发展国家，也是假日经济不发达，但假日很发达。一番看下来，当时和我们一致的国家只有两个：

朝鲜、越南。

把这些工作做完，张国宝和计委政研室一起起草了放假方案，也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方案：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从一天增加到三天，国庆假日从两天增加到三天，其余不变。

保守在于，这样一来，全年实际上只增加了三天假期。但也不只是保守，张国宝和同志们也做了更多进取，提出了一个但是：

但可以将前后两个周末合并使用，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三个七天长假。

是不是感到很眼熟？今天早已习惯的“拼假”，来源就在此处。

草案交上去了，作为谙熟于决策机制的老同志，张国宝很清楚这事绝不简单。果然，国务院召集了十三个部委，共同开会听取计委汇报，而且还要提意见。

让张国宝没想到的是，到会的十三个部委，竟然有十二个当场赞成放假，每个部委还都讲了一套自己的理由。

教育部的理由是，增加假期，不会影响学生学业，学生反而可以在节假日和父母家人同学一起，更有利于学生增长知识。

公安部的理由是，根据统计，节假日犯罪率反而比工作日低，如果要公安干警在节假日加班执勤，还应该做好调休，考虑干警待遇。

民政部和民委表示大力支持，还带来一个意外之喜：

能否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比如清明、中秋也放假。理由是清明节很多人祭扫先人，有利于海外华人来团聚。

唯一提出反对的，是经贸委来开会的两位同志。

这两位同志提了两条理由：

一是钢铁厂、化工厂要连续生产，加班要给双倍工资，会增加劳动成本，二是官员会利用节假日到基层游玩，助长不正之风。

张国宝的回忆录，记述了当时的场景——经贸委的意见遭到了与会者的反驳，大家认为这些问题需要考虑，但不是不能放长假的理由。

绝大多数是支持，这事儿基本上就有谱了。

但反对的意见还是要重视。

会后，经贸委对那些必须连续作业的工矿企业做了个调查，发现因节日加班需多付的加班费，在钢铁行业只需要2000万元。

对于这个数字，长期搞规划的张国宝的看法是：“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讲，不算什么。”

从年夜饭上的提议，经过认真论证、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到长假方案基本成熟时，已是8月末，秋日将至。

而且，大家论证到最后才发现，朱镕基总理可能比提出意见的张国宝对这件事更着急。比如，他出乎很多人意料地提了一个要求：

1999年是建国50周年大庆，长假能不能赶在大庆时实施？

从时间上看有点紧，但各部委都同意，似乎不是问题。然后，总理决定：这么大的事，必须提交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听一次汇报。

要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插入这样一项议程，而且只剩这么点时间了。唯一的办法，是走一走捷径。

时任中办副主任胡光宝被请到了会场，总理代表所有的部委同志向他提出：

想办法在9月份插插队，安排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一次汇报。

9月20日，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结果是：

“一致同意，顺利通过”。

9月23日，在距离国庆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正式文件终于下发。

就这样，1999年国庆，长假开始了。至今还有很多人记得，那一年秋天，不期而至的长假通知，带给大家先是惊愕，后是喜悦的感受。

但作为一手推动这项工程的人，却在全国人民享受第一个七天长假时，始终捏了一把汗。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长假期间，千万别出事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长假期的做法一定会受到指责。”

幸运的是，第一个国庆长假不仅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故，而且举国欢庆：

全国人民在电视机前反复目睹了扬眉吐气的世纪大阅兵；国务院办公厅监测到交通运输和消费零售服务业的增长，“假日经济”这个词，应运而生。

此后几年里，清明、端午、中秋小长假陆续设立。现在，让我们用一句话，来结束本文：

长假很好，要是不倒休，那就更好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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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毕亚军责编：周怡

美编：宋晓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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