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6分的香港电影《年少日记》，获得了今年金像奖的12项提名，导演卓亦谦也凭借此片获得了新晋导演奖。尽管电影在情节和人物刻画上稍显单薄，但作为导演的长片出道作，仍然有不少可圈可点的部分。

这部电影聚焦儿童青少年抑郁和自杀问题，让很多人在观看过程中泣不成声。自卑、困惑、愤怒、愧疚……这些情感如潮水般汹涌，每一击都像是一记重拳，不仅打在电影主人公身上，也打到每个曾处在压抑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对社会单一的成功观念深感不满的观众内心深处。

现实中的相关问题屡见不鲜且日益严重，凸显了这部电影在当下的价值。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指出，从2023年初至11月中旬，香港共有306名未成年学生自杀，其中37人死亡。在内地，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超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超30%，而小学生的抑郁检出率超10%。

一场又一场触目惊心的悲剧，何时能停止重演？

💡本文涉及剧透，请酌情阅读

01.

“病态竞争”的社会，让爱变得“有条件”

电影中，一所高中的走廊遗落一封未署名的遗书，其中写着这样一行字：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正是这行字侵扰着中学老师郑有俊的思绪，使他翻出童年时哥哥的日记，上面以稚嫩的笔触写着一模一样的字。

哥哥名叫郑有杰，写下这行字时，他只有十岁。一个人何以觉得自己毫不重要？电影将这种自我认知的源头——“病态竞争”环境催生的打压式教育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郑有杰乖巧懂事，但学习成绩不够好，钢琴学得也慢。相较之下，弟弟郑有俊的成绩和钢琴均很优秀。他们的父母很有钱，对于爱却很吝啬。家里的爱是有条件的，只给予能满足父母期待的那个孩子。

没有意外，这个孩子是有俊。所有人很自然地用有俊和有杰作比较，把有杰简单粗暴地指代为“蠢的那个”。但是，学习成绩不好，钢琴学得慢，就代表一个人不聪明，“蠢”吗？

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智力多元论的观点，总结了8种不同领域的智力，包括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音乐智力、空间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关系智力、内省智力和自然智力。

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强项和弱项组合，而不是将智力仅仅归于用纸笔测验才能测出来的能力。然而，在这个价值取向单一的教育环境里，智力的判断标准只来源于成绩。在中产家庭里，标准往往只多了一项音乐智力，即钢琴。

有杰感受过第一任钢琴老师陈女士充满关爱和鼓励的教育，梦想长大做一名像她一样的老师。他知道一名合格的教育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却不可能因此批判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毕竟在这个家，父母对于是非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父亲的棍棒和母亲的无能，使有杰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护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有杰否定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努力合理化父母的想法和行为。他不断地向父母说对不起；爸爸骂他是“垃圾”，他便在天台上宣泄时大喊“我是垃圾”；爸爸喜欢实施身体暴力，有杰主动递上鸡毛掸子。

有杰做的一切，都是唯恐父母收回对他的爱护。如心理学家卡伦·霍妮所认为，孩童越被塑造得无依无助，为了存活下去，就越不敢感受和表达自己的反抗心理，从而产生一种格言式的认知，即“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家里人对有杰的心理暴力变本加厉，妈妈对有杰说“不要再叫我妈妈”、“如果我们离婚一定是因为你”。面对有杰递上的鸡毛掸子，爸爸却再也懒得打他了。对于孩子来说，心理上的控制和放弃往往造成比打骂更深的伤害，将爱撤回更意味着关注的彻底消散乃至生存可能性的丧失。正如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所言：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

在电影中，导演有意突出打压式教育的背景，即一个父权至上的家庭。象征父亲极权地位的肖像被挂在家里十分显眼的位置。父亲家暴儿子，因为儿子成绩不好还喜欢看漫画书；家暴妻子，竟是因为家里为学校捐款用的是母亲的名义。

父亲对孩子如此苛刻，对妻子如此打压，是因为在他的世界观中，世界就是一个大型的荣誉竞技场，社会上的人和他争抢金钱和资源，在家里妻子也“觊觎”他的地位。

卡伦·霍妮将之称为一种“病态竞争”的人格。在优绩主义盛行的功利社会中，尤其催生这种人格特征。在这类人的世界里，“只有一个人能成功”，并且“只有我才会成功”。任何剥夺他这一信念的行为，都会让他产生强烈的焦虑和怨恨。

我们无法确定母亲对儿子在捐款人一栏上填她的姓名是否知情。尽管无论是否知情，她都不应遭受如此恶劣的待遇。而即使我们假设母亲知情，她对于“被看见”的渴望也需要被理解。

在阐释病态竞争的文化背景时，卡伦·霍妮提到，由于我们的文化把成功归于男人的领域，因此男人如果持有这种病态竞争的态度，就不必加以伪饰，可以直接表现出来。对于女人来说，却往往需要掩饰和压抑自己的竞争欲望，从而直接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霍妮举例道，在一种常见的婚姻冲突中，一个女人把自己压得过低，在婚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并发展出一种依赖他人的态度，似乎完全放弃了她的野心。但是，她还是会在内心隐秘地抗拒放弃自己的潜力和野心，并陷入这样一种冲突：

她因丈夫的成功而爱他，同时又因此而恨他。她压抑自己的敌意，在这个过程中，成了虽生犹死、可有可无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文化中的竞争气氛，碰上传统的性别角色认知，严重侵蚀了两性关系和谐的可能性。

一个价值观单一和权力至上的“病态竞争”社会，不仅容易造成亲子关系和婚姻关系的不幸，还会无差别地对社会中的弱势成员充满戾气，对“掉队”的人失去理解和同情。电影中，新闻播报一名高中生自杀，在评论区留言的人纷纷指责这个孩子不为家人着想、心理太脆弱。

指责自杀者心理脆弱，就好像同意把所有老师从温暖友爱的陈老师（有杰的第一任钢琴老师）换成机器人般刻板的Simon老师（有杰的第二任钢琴老师），认为教育只需要依靠孩子自己心理强大，实则无视了教育者和社会的责任。

“病态竞争”的病态之处在于，它像病毒般被从社会中带进学校和家庭，将越来越多的人吸纳进同一条队伍里，形成一种一个人应该自强起来打败其他所有人的氛围。人类学家项飙认为，这种白热化的社会竞争问题在于没有退出的机制，“你要往下走，要退出竞争，过自己的生活，你面对的道德压力是非常大的”。

一个良性的社会需要有退出的机制，接受并鼓励所有人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孩子上学不好，让他有别的好的出路。在学校教育应该要涉及到这一块，所谓教育家是说培养一个公共教育体制，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快乐，都能够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个不容易。”

有杰的父亲在决定放弃教育有杰时，说了一句“我不是教育家”。这句话似乎揭示了“不容易”的原因。父亲其实意识到教育家会以不同的方式教育孩子，但在社会压力下，他认为孩子要融入社会，走符合社会期待的道路，就需要尽快适应社会。

在赛道单一而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大部分教育者难以看到走其他出路的可能性，对“掉队”的孩子也容易失去耐心，爱成为了需要争取才能得到的成功的附属品。

02.

原生家庭问题，电影如何深入把握？

《年少日记》的导演似乎在暗示，父亲这种“成王败寇”的观念，是从上一辈那里传承下来的。父亲从小家境贫寒，在家人的严格要求下，他拼命努力才成为了香港的大律师。这段艰辛的成长经历使他相信，教育只有通过逼出来才能取得成功，按他的原话说，“你不行打到你行”。

在官方放出的剪辑删减片段中，母亲试图安慰被父亲用藤条打伤的有杰，说父亲小时候也被爷爷的烟蒂烫过。导演将这一片段剪掉有他不为人知的考量。可以想象到，每当电影为观众展示罪大恶极之人在童年时期的家庭创伤，不免有质疑的声音出现，担心这样做是在为作恶者开脱和“洗白”。

然而，司法心理学家格温·阿谢德认为，理解暴力行为背后的原因不一定是为了获得原谅，而是帮助我们理解人性。这样做不仅可能改善加害者的行为模式，以减少对受害者的伤害，还能帮助我们识别其他潜在的高危个体，从而寻找打破恶性循环的可能。

除此之外，电影是故事的载体。这种做法也让观众了解人物的过去和心理动机，让人物更加立体和饱满，赋予故事更强的逻辑性和真实性。这一公开的删减片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家暴行为的其中一个常见来由，即父母的教养方式和童年创伤往往具有代际传递效应。来自家庭的心理伤害，通过模仿和认同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的身上，像被传下来的没有伤口的疤痕。

然而，电影没有选择展示父母性格和行为背后的个人成因。结果是，原生家庭中的母亲角色也面临被脸谱化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个在前期深感无力的母亲，无法保护自己和孩子，甚至成为父亲实施心理暴力的帮凶，却不清楚造成她这种无能的原因。

我们也难以了解，在家庭失去一个孩子后，母亲突然决绝地离去，抛下丈夫和另一个孩子这一股强大心理力量的来源。我们能以性格的软弱、过度的绝望、事故发生后独立意识的觉醒这些普遍的原因来做出解释，却看不见这些可能存在的抽象原因背后具体的思想和情感变化过程。

除了父母之外，其他角色的刻画也值得被进一步深化。为了帮助有俊摆脱原生家庭的创伤，导演选择让有俊陷入一段恋爱关系。这样的设置本身比较明智，脱离原生家庭束缚的有效方式之一，可能是找到一个能够理解和包容自己的伴侣。

然而，电影在处理有俊女友角色的情感上显得有些勉强。无论是第一次分离时对恋爱经历进行总结式的旁白，或是第二次重聚并怀孕后意识到男方没有准备好组建家庭，亦或是在男方准备好后立即回到他身边，女友的角色都显得有些过于被动和工具化，让观众难以窥见她的独立性。

类似地，另一个被工具化的配角是父亲身边突然出现的一位非常关心他的女秘书。我们看到她日夜照顾着病危的父亲，负责将录有有杰琴声的收音机交给有俊，却不是很清楚秘书的忠诚和情感源自何处。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常常为了推动剧情或传递特定信息而出现，却牺牲了她们本身的深度和鲜活性。

通过成年后的有俊，电影似乎也在寻找这一问题的可能答案：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原生家庭问题的难解之处在于，受过原生家庭伤害的人尽管意识上感到痛苦并想要摆脱这种痛苦，却往往在潜意识上难以脱离，并在新的关系中反复重温过去的痛苦体验。

就像有俊的女友说，有俊从未真正开心过。可惜的是，这里采用的仍然是一种讲述而非展示的方式。除了生育恐惧引发的矛盾，电影没有再多用影像呈现原生家庭如何让有俊在伴侣关系中也无法开心。

而无论是有俊从爱打架的少年变成关爱学生的老师，还是在怀孕的插曲后，某天决心写下剖白信交给女友，实现与自己的和解并挽回女友的理解，都难免让人感到，获得摆脱原生家庭伤害的力量，似乎完全源于有俊天性中的爱与善良。

电影大概想借此传达，直面伤口的勇气是自我救赎的关键。然而，这样的结论也让人不禁追问：面对原生家庭爱的缺失和暴力伤害，一个人如何学会爱与善良？选择摆脱创伤并积极寻求改变，这种勇气来自何处？是否仅能依靠个人禀赋中的良知和偶然获得的觉醒意识？

通过电影来呈现和探讨社会问题难能可贵，但只有通过更细致地描绘人物，包括呈现不可复制的个人经历和行为变化的具体动因，才能使被探讨的社会议题更具深度。罗伯特·麦基认为，不同的电影类型需要不同程度的人物复杂性。

动作/探险片的人物刻画要求简单，因为太复杂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惊险动作或滑稽笑话上分散开来。然而，关于人际和内心冲突的故事，例如教育和赎罪情节，则必须要求人物的复杂性，以免剥夺我们对人性的洞察。对于后一类型作品来说，肤浅的肖像刻画，其面具也许会惟妙惟肖，但人物的深层性格却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表现。

03.

被剥夺和虚度的童年，谁来负责？

尽管《年少日记》在人物刻画上有工具化和扁平化的倾向，但在叙事技巧上还是下足了功夫。除了使用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双线交替叙事，还让有杰自杀这一主要事件在电影约一半处便呈现完毕，然后让我们以旁观者的视角重新经历有杰受到伤害的一幕幕场景，从而更充分地感受到弥漫在有俊身上的一股深深的愧疚和后悔情绪。

有俊在中学时代的叛逆、恋爱的经历、对养育下一代的恐惧、职业的选择……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愧疚情绪始终萦绕着他。他后悔没有在哥哥抱他时让他多抱一会儿，后悔哥哥遭受家暴时自己视若无睹。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彼时有俊只有9岁，愧疚和责任的重负不应被加之于一个9岁孩子的肩上。目睹哥哥受到家暴、哥哥自杀身亡、父母离异，在经历这一切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大人的关注和照料。他和哥哥有杰一样，是这一幕幕悲剧的受害者，而不是责任人。

更应该担当起责任的，是以父母和老师为代表的成年人，还有整个社会。

钢琴老师陈女士是有杰身边仅存的一束光芒。在有杰的葬礼上，她泣不成声。有俊认为陈老师无需自责，因为只有她曾给予有杰希望。然而，陈老师确实本可以做得更好。陈老师亲眼目睹了有杰的伤痕，深知有杰正经受着严重的家庭暴力。

原本她可以做出进一步的保护行动，例如联系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机构或选择报警。如果她当时有意识和能力求助，有了社会工作者和警方的介入，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学校老师缺乏专业水准的教育方式同样引人深思。在有杰、妈妈和学校老师交谈的一幕中，老师当着妈妈的面，问有杰是不是压力很大。有杰沉默良久后做出了否认。这样的回应毫不让人意外。孩子的压力往往就是源自家庭，在很可能是压力源的母亲面前，在没有与孩子建立起信任关系的前提下，问孩子压力是不是很大，很难希冀孩子做出一个诚实的答复。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一个相反的样例。社工老师和郑老师找到班长，想要问她是否有自残行为，班长一开始非常抗拒坦诚相待。直到他们三人一起登上山坡，一齐大声呼喊，建立起了更真诚和平等的联结，班长才渐渐愿意打开心扉。

至于父母，我们看到母亲终于选择逃离，而父亲的愤怒和愧疚则一览无余。然而无论对于哪一方，犯下的无法挽回的错误都很难再被谅解。当有俊去探望病重的父亲时，看到他并无大碍便决定离去，他也无法原谅父亲。

电影接近尾声时，有俊和父亲在病床上相拥而泣，倾诉彼此心中的负罪感。我们也许更愿意把这个场景当作是两个被愧疚感侵夺半生的人找到彼此的瞬间，但与原谅无关。

或许电影想传达的一个理念是：当一切都归于愧疚与原谅，就已经太迟了。如何不再让“本可以”、“本应该”的一道道教育和社会防线失守，是需要家庭、学校、法律和社会组织共同思考和努力的问题。

电影提供了其中一个可能的步骤。在高考前的最后一堂课上，郑老师对全班敞开心扉，说他上学时也很希望有个老师能看出他的不开心，主动来关照他、找他谈心，但是这个老师并没有出现。

他在黑板上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说道：“我未必会帮到你，但我会陪着你。”教育者愿意关心和陪伴，也许就能在不经意间挽回一条生命。就像直到电影最后，我们也不知道那封遗书的作者是谁，但可能会默默希望，他就是那个唯一发短信找郑老师谈心的学生。

在黑塞的小说《在轮下》中，主人公汉斯在价值观单一的教育环境里拼命用功读书、成绩优异。汉斯唯一的知己赫尔曼不爱读书却情感丰富，充满天才的诗意，逐渐唤醒了汉斯被教育系统僵化的情感和人性。

然而，赫尔曼因为格格不入而被开除。汉斯觉醒时，黑塞这样描述道：“被骗走和被剥夺的童年像久被堵塞的泉水一般在他内心喷涌”。最终，汉斯也走上了不归之路，被泯灭个性的教育体制碾压在滚滚巨轮之下。

法国诗人兰波也曾这样写道：“我重新认识了我童年所受的肮脏教育。结果怎样？虚度了二十年，就像别人的二十年一样......” 

童年和青少年本应是用来探索自我可能性、与世界建立信任的重要时期，许多人却直到自我得以独立发展时，才恍然意识到那段弥足珍贵的时光已被剥夺和虚度。面对一去不复返的岁月，过去的责任人还能如何为此负责，又如何让受害者能轻易地与过去和解？

《年少日记》的海报，让人联想到导演杨德昌的电影《一一》的海报。《一一》的主人公洋洋只有8岁，却已经意识到并经历了人生的困惑与迷茫。在电影的最后，洋洋在葬礼上对着外婆的遗像说：“我觉得，我也老了。”我们似乎容易忘记，孩子远比大人想象的要敏感得多，也复杂得多。

被扯断枝干的树同样能够继续生长，却永远无法成为一棵真正茂盛的树，难以抵挡狂风。创造一个允许遐想的空间，孩子的生命力才有蓬勃生长的可能。至于已经被摧残过的树木，我们只好不断地为自己灌注营养，多晒晒太阳，努力把自己再养一遍，让自己二次生长。

2.《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好心情健康

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

4.《深渊回响》｜格温·阿谢德

5.Barber, B. K. (1996).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Revisiting a neglected construct. Child Development, 67(6), 3296-3319.

6.专访｜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澎湃新闻

7.《在轮下》｜赫尔曼·黑塞

8.《地狱一季》｜阿尔蒂尔·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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