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只有犯罪是完美的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但愿 （文艺美学博士/成都市工会干部学校）；卢冶 （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未曾见过之前，我们就已见过。

推理文学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读完之后颇有恍然大悟的即视感，因为案件业已发生，所以侦探面临的，就是一个漂流瓶故事。他需要做的事情是，探询瓶中故事是如何/何时/为何被置入瓶内。

不过倘若有人会直接把漂流瓶掷于地上，我们会得到什么呢？答案是满地碎片，和从卷曲到摊开的故事。还附赠了一阵语言之外的言语，那就是瓶子破碎时“砰——”的声音。

声音？我刚说什么来着，在未曾见过之前，我们就已见过。这是一个叙诡，因为不一定用眼睛，也可以用耳朵。

双相：侦探何以耳听与目视？

“叙述本身就是诡计”，“讲话天生就有悬疑”，这两句话一句蛰伏在卢冶的音频课，另一句则招摇在卢冶的新书腰封上。它们传递出两种不同认识世界的方式，一种是听觉，一种是视觉。

我最早听说卢冶对推理的研究，确是如早期侦探那样“听说”的。不过福尔摩斯是从华生那里听来的案件，而我是从音频专栏课里听来的解读：《卢冶解读推理文学：与侦探一起追寻隐秘的真相》，一段紧张、紧凑、紧锣的前奏之后，就是卢冶充满磁性的话谈。

同一段话从声音处开端，与从眼睛处延展会给人不同的质感差异，导致那些隐而不显（presence in absence）的空间在想象中被组合而生。

彼时我正穿梭在家至单位的地铁上，卢冶的声音结束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迷了路，这既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也是推理学意义上的：作为地理盲的自己，在缺少地图指引的前提下，会陷入到无所离开的陌生体认中，哪怕转角就是出口；而地铁，正是这样一个正高速飞驰又众目睽睽的密室，它暂时地将所有人拥抱进同一空间之中。

卢冶的音频课与艾柯的写作风格颇为相似，如果说后者是“设置的走廊长度和任务对话的时长是完全相符的”（380页），那么前者的课程时长也正好与我单边通勤的时长完全相符，在一趟直达不换乘的地铁上，我再次睁开双眼时，就是从家到单位的身体丈量。通勤此刻成为一把标尺，用以锚定推理的长度，甚至用以拉直现代性生活的往返。走廊与对话时长的等式，课程与通勤时长的等式，当然是一个盖梯尔问题（The Gettier Problem）。可在当下相当数量的推理要素布满的作品里，侦探所能抵达的真相必须依靠盖梯尔所递给他的梯子。

如今卢冶的部分音频内容被改写为文字，又编纂了其他对推理的分析，或曰“推理的元认知”，成为这本《推理大无限》。如果我把书带上地铁，就会用页数标记时长，并且摘选出其中的句段，重新散见于评论之中。

《推理大无限》封面

何为推理的无限，又如何感知推理的无限？推理所营造的时空知觉体，是触觉所不能及之所，那便由听觉与视觉接踵而至。

侦探，尤其是本格派推理的侦探们，正是将听觉与视觉交错为双相感受，进而破案。躺椅侦探（Armchair Detectives）正是此情：他们就在躺椅上，听着案情汇报，看着助手从前方带来看似无用的线索，然后以超高校级的思维于脑内组成拼图，言笑晏晏间解决案件，阿加莎笔下的马普尔小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咖啡的香气和角落的老人一并告诉我们，密室在彼端，而解谜于此在。直到社会派侦探将行动加入到破案过程之中，听觉与视觉不再各自战斗，而是变成钱德勒那样在好莱坞电影工业中融为一体，成为另一种观众被隔离在屏幕之外的密室迷宫：

“面对画布（本格派推理小说），观赏者就沉浸于他的联想活动中；而面对电影银幕（社会派推理影像），观赏者却不会沉浸于他的联想……当他意欲进行这种思索时，银幕画面就已变掉了”[1]

这是一种从本格派中脱离的分神，一直坠入社会派之中，而影像作品带来了全新的蒙太奇，读者也随之交换身份，成为了观众。但这也是将“听-说-视-思”所有感觉器官调动之后的结果，推理终于从缸中之脑的思想道场，来到充满霓虹的荧幕之上。

卢冶的《推理大无限》还有另一个缔造想象迷宫的作用，那就是在书中会高密度提到各种不同的推理作品，并且用全新的既非侦探、也非读者的角度重新解剖出来。这种阅读体验带给我的刺挠感，与我第一次读拉康将艾伦·坡的推理短篇《失窃的信》作为符号学解读别无二致。这就导致与音频内容相比，明明单位时间内可以获得更多信息的书本，反而成为我走出这推理迷宫的最大阻碍，因为我的信息一直在失窃中被不断找到又重新转移。

在音频课里，贯通出一条单向度的线性叙事，只需要“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地铁前来往行人熙熙攘攘，而耳畔却将身体拉扯到暴风雪山庄，“一种撕裂的感觉”会交替提醒我，不知哪一个才是非实在的形相知觉（eidos perceptions）。而在书本里，卢冶把切斯特顿的话进行了铺陈，变成“隐藏作品，就在推理时”。每每在本书里读到一篇/一副/一首不曾认识的新作时，我都会静思稍许，然后攀爬在网络上，搜出相关信息阅读一番后，再回扣文中提点。

皮埃尔·巴雅《谁杀死了罗杰·艾克罗伊德》
詹志宏《侦探研究》
芥川龙之介《六宫公主》
大山诚一郎《诡计博物馆》
陈浩基《第欧根尼变奏曲》
格拉汉姆·摩尔《福学家谋杀案》
……

这些书目名单卢冶还可以给出更多，都是在《推理大无限》中被毫无剧透地游牧出现。

以此法阅读之后，几番下来，虽夜已深眠，书内进度寥寥无几，却又大有饱腹之感。卢冶在书中说，“硬汉派推理累侦探，本格派推理累凶手”（278页），而今可再戏谑一句：“研究派推理累读者”。

我把此番话对卢冶老师说起，她似乎早已洞察，毕竟真正的安乐椅侦探其实就是正在翻阅书本的我们。作为读者的我骤然发现，自己早已被俘获到《推理大无限》里的“人间椅子”之上，要想离开此处，就得成为卢冶所给定的新类型“躺平侦探”——在日常生活里，通过推理找到躲在角落的日常性与它亦真亦假的面具。

角落老人、凯瑟琳小姐与人间椅子

三重：完美犯罪的迷宫

《推理大无限》解读推理文学的思路，是“从自我内部的他者”[2]这一间距进行的，它对密室、尸体、案件于侦探/凶手/读者之间的翻覆形成了推理的传奇。

而最有趣的间距，就是推理文学一直受到诟病的两大理由，一是过于虚假化，二是过于现实化。这听起来似乎颇有矛盾，形成了一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指控。毕竟怎么“一个人能够聪明到不可能犯罪，却又笨到只能以杀人来解决问题”[3]。相似的自反性，乔治·奥威尔也提过，美丽新世界要如何制造出一个“完全听话又完全创新的机器人”呢？

但这正是推理文学的特质一种，那就是叙诡＋视角的结合，这二者都是月，但不知是“正午的月亮”（114页）还是“珊瑚枝上月”（153页）？

推理文学的过虚假化争锋流变与其论辩，卢冶在第一部分“论辩会”中通过8篇前后关联的文章，沿着切斯特顿开辟的道路一直向前，再走进高罗佩的公案小说。即便是原味本格的“箱庭式结构”，推理也有独属于其的意义，这看似是一条绕远的路：作为现代性的表意面孔，为现代都市生活辩护[4]；却早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小径分叉成为传奇：在谍战、科幻、职场、武侠、玄幻等作品里总能见到推理的身影。

推理文学的过现实化则来自推理对现实的反向投射，也就是模仿犯的安全隐患，冷静理性恢复犯罪过程的语言就仿佛事无巨细的犯罪说明书，它似乎在成功勾勒现代性边缘的同时，又给予了新的犯罪实操空间，即“一定会学坏，所见即所得”。这一担忧并非没有理论支持，那就是来自菲利普·悉尼（Sir Philip Sidney）假借亚里士多德之口的“文学作品教化论”说：文学的实用性就在于影响人的心灵乃至行为。

虽然这并非没有先例，但这是被扭曲反向打击的先例，那就是宫崎勤事件。并不是御宅族的典型化是宫崎勤，而是宫崎勤事件的过于吸睛导致御宅族被污名化，此后延展而出的“有害图书运动”更是对日本二次元造成沉重打击。推理文学也是如此，表面上看，是推理作品凌空增生了很多尸体，但其实推理中给出的手法、密室、动机与时代性，几乎都来自现实社会动荡的真实写照（30页）。

推理文学里那些致力于将谜题制作成“诗意”的罪犯们更是强烈反对模仿犯，他们希望大家对“犯罪作品”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想想《新蝙蝠侠》里的谜语人大军），却极度不希望模仿犯破坏自己的“作品诗意”。小畑健/大场鸫在《爆漫王。》里就借亚城木梦叶之手在《PCP》（完美犯罪俱乐部 Perfect Crime Party）表达了对模仿犯的愤慨。

所以卢冶提到：“作家们在强调自己的作品具有专业性和科学性的同时，常常需要故意设置漏洞，让笔下的‘完美犯罪’成为可戏玩不可实践的空中楼阁。”（250页）

于是大家看到的故事永远都是不完美犯罪，除非侦探将凶手暗地放走，对在线索中破解谜题的读者与姗姗来迟的警方交出另一个这起案件的故事版本。

不过完美犯罪（かんぜんはんざい）的定义真是如此吗？在《犯罪学：读物之书》里就提到，侦探们从不会谈及他们遇到任何一起完美犯罪，因为只有未被人发现的才是完美犯罪[5]。而推理小说里早已坐满了故事内外的观众，既有舞台中央的凶手与侦探，也有暂时成为观众的当事人，还有挤在观剧台外的读者们。

也就是说，当一起犯罪被写入推理故事中，它就具备了双重不完美犯罪的特质：被看见与无法模仿。

可是读者将如何分辨这种漏洞究竟是来自作者的视角刻意为之，还是一处用以迷惑降低可信度的叙诡，又或者就是创作过程中的力有不逮造成的阅读障碍？可别忘了推理小说被指责的两个理由。而我相信在看过本书“叙诡：那人就像正午的月亮”一节的读者更能揣摩到其中真义。

《推理大无限》环衬、“澎湃·思想市场”二维码与雷尼亚克迷宫

而卢冶字里行间中想说的，其实是推理作家们在进行的三重完美犯罪（triple perfect crime），它们都完美地隐藏在该书的分节内容之中。

第一重完美犯罪是撞球，不，是传接球（310页）。

只有最完美的球体，才能激荡出最光滑的碰撞。所谓撞球，就是推理带来的时空构筑与精妙破坏，让整个故事在封闭空间，不被打扰地如“多米诺骨牌倒下”，又被密室作为最后一道门卡在暴风雪山庄之中。撞球最直观的印象来自卢冶对《基本演绎法》OP的举例，当一个球体开始运转，所有机关也随之运行。这不仅是对凶手在密室构造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侦探在抽丝剥茧的追问；不仅是推理文学内在结构的紧密需要，又将其放到绵延数十年的宏大叙事时空之中；不仅是作品所隐含的创伤性群体事件，同时也是由推理的指缝处不断流淌出的哲学思辨。

此时完美是一个动词。

由此表象为撞球（的不完美），就变成了传接球（的完美）。在本书中，北村薰的《六宫公主》就成为传接球的最好体现。

读者所见的谜团并非是单次的，而是叠加的：侦探所解决的谜团是其一，而侦探与它所破解的谜团是其二，乃是更大的谜团（309页）——当然还有其三其四，甚至更多，等待读者去发衍。

传接其三，是来自作品中角色自己的“不选择/选择”所形成的现代性怀旧，它们在纵向时间里变幻身份，除了“不动的六宫公主”，还有“不坐的人间椅子”“不变的密室收藏家”“不见的富士山”……这些故事都一一散见于《推理大无限》之中。

传接其四，则是不同作者之间的相互应和所带来的“同题异构”。从无住和尚、芥川、北村到菊池宽，在六宫公主的故事里相互影响、彼此交换，形成对同一文学原型的不同变奏。而这些作者自己以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角色，都会又踏入新的故事之中，成为推动理性的新球——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福尔摩斯，也是躲在作品里品茗咖啡的阿加莎。

第二重完美犯罪是世界，无论它以何种面目变幻身份。

如今的世界正在逐渐变成媒介展演的拟像（simulacra），对于早已成为互联网原住民的Z时代一族来说，由于媒介成为了隔膜，所以观看现实生活的过程与好莱坞大片别无二致[6]。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世界中，游戏与现实变得越发相似，仿佛孪生一般。但越是如此，推理的价值越发重要，因为假象正穿着真理的衣服招摇过市，而真理则因为赤裸害羞躲藏进密室，时限一到就会成为尸体。

“真实的生活永远比任何幻想更大胆”，这句话正是《宏发者联盟》里福尔摩斯对华生所言。在世界这一广袤的密室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并且会以极度悖谬的方式发生。以至于卢冶在詹志宏讲述“火车新娘死亡事件”的故事之后，看到詹志宏不断涌现联想的一系列虚构推理作品时，感叹到“整个世界真是一部由小说新手所写的不够成熟的大型本格派推理小说”[7]。

此时完美是一个对象。

“真正的主人公是日常本身”（41页），它既不是侦探、凶手，也不是受害者与观众，它是舞台，并且囊罗了所有可能性，其中自然亦存在着被众多巧合叩阖而成的完美犯罪。当然，推理之神轻装上身的现象也不再只出现于“沉睡的毛利小五郎”，而是变成中二感极强的“突然推理”。

这种赋灵风格其实正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嘲，一方面让读者发现一件违和之事，那就是侦探似乎永远凌驾于事件之外，他们的容颜不会老去，代表唯一真相的传递者；而另一方面，我们才知道，在犯罪之外还有另一起谋杀。那就是“侦探通过权威引导来谋杀其他的可能性，把唯一的意义钉死”（123页）。

而从哲思上看，凶手的诞生并非凭空而出（龙布罗梭的犯罪人论早已过时），那么是何物批量制造出凶手，再由凶手批量建筑出密室呢？答案就是世界本身，“在这个谁也不想受伤的社会，必然会有一些毫无道理的伤害降临于个人”[8]，侦探似乎在与世界这一大他者凶手共谋，不断将个人凶手的缘由一一从时代中剥离。

第三重完美犯罪是悄然隐藏的。但不是隐藏在黑暗中，而是隐藏在光明中：那就是没有犯罪，也没有尸体，只有日常。因为没有尸体，就没有凶手。
虽说“隐藏尸体，就在战争里”（13页），可倘若战争根本就没有打响，那日常生活里还能存在推理吗？

此时完美是一个空集。

一句i人的笑话是这么说的：“这年头，人际关系比尸体还难处理”。推理完全可以成为日常性play的一环，米泽穗信里《冰菓》的成果就是一例，日常推理遍布整个生活之中，甚至语言本身就是迷宫。

如果说无论是密室、机关还是暴风雪山庄，都是作为迷宫悬置于现代社会之外的。那么在当下的后现代社会里迷宫随处可见，那就是二维码，一个没有出入口的迷宫之路，无法藏匿尸体，所拍即所得。

而这正好对应卢冶提出的一个困惑，那就是完美犯罪需要推理吗？或者反过来，完美推理需要犯罪吗？

与本书第一节“为侦探推理一辩”相对应的，正是在“思想殿”的最后一节“伦理：沉重的谜题，天真的谜题”提到的问题，叙述的迷宫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入口即是出口。卢冶对华斯比先生的《给孩子的推理故事》所讲述的作品提出了疑惑，由来正是遍布全书的抽丝剥茧的推理力所必然衍生的话题：当推理故事“不良导向元素”最大程度被“纯洁化”[9]之后，推理还剩下什么呢？

纯洁意味着完全“无毒”，可是无毒真的好吗？马克吐温在《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里就表达过讽刺，这种无毒温室只是摇摇欲坠的假性密室，在面临真实世界之时，只会轰然倒塌。

“动/静-真/伪-满/空”，三重完美犯罪是将读者拖入“痴迷流俗惊险刺激”的毒性还是“翻译符码严肃对话”的药性呢？又或者二者皆有？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药理学（pharmacology）中就谈到，技术同时具备药性/毒性，同时由于后种系发生（epiphylogenetic）的关系[10]，导致毒性会先于药性而出现。夏可君表达了一些歧见，他认为斯蒂格勒并没有关注到德里达所说的“免疫范式”，他认为人作为有机体，可以自我形成抗体[11]。

卢冶在《推理大无限》中其实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让推理文学成为现实生活的“解毒剂”。解毒剂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来自人类对自身伦理范式缺失与弥合的努力，并且形成推理文学：“它呈现出每一道藏污纳垢的裂隙”（403页），即便不能真正得到解决，也会一直存在着一把达摩利克斯之剑悬置于半空告诫大家：越是反乌托邦式的完美犯罪，越能激活大家对乌托邦的向往。

11岁少年道本真（《PCP》男主）的宣言亦是如此：“完美犯罪必须在现实中可行，最好能让孩子们想去模仿”，因为推理文学不是“助长犯罪的作品，侦探/凶手们费尽心思谋划布局，是为了让读者能够从中体会到惊险和快乐”[12]。

PCP宣言、《推理大无限》内页、《海猫鸣泣之时》剧照

四喻：本体的无限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本书。不知读者会以怎样的方式阅读这本书，卢冶在目录中构筑了一份本书的导航地图，分别是“论辩会”“讲故事”“观世界”与“思想殿”四部，并且在每节标题上给出了几近工整的“多字冒号”格式（音频课里更是严格遵守“两字冒号”）。正是这样的排比，让它们仿佛一排永无止境的长廊里两侧，都是随之延伸的一模一样的门窗，推门而入却是百科全书般琳琅满目的文字密室。

而这一巧思其实早就隐藏在书的封面之中，一扇半开半阖的门，一道不知道是向外还是向内的光，躲在黑暗里的侦探或凶手之眼，等待读者前来翻开。无论从哪里启程，都会进入迷宫之中，然后完成如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叉的花园中的遍历性（ergodicity）。

以推理作为本体，它无限演变的喻体是什么呢？

卢冶给出的答案是食物、碎片、箱庭与肉身。

派是一种食物，上面可撒满各种不同的原料，但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能命名为“派”？这就是论辩会的本相，从本格派到社会派，翻回本格派之后又翻出“躺平派”，深耕本地的公案派，还有融入当下的舶来派，一层一层馅料包裹着，等待一杯午后的咖啡。

推理如魔术一样，充满着各色虚实相间的叙事详见。在讲故事谢幕的时候，推理早已躲进后台。因为它需要重新拼起那些闪耀的碎片，其中脍炙人口的，无疑叙诡、反转、记忆与时空。这些技术被一条名为推理的逃逸线（ligne de fuite）尽数串联，它是游牧的，也是生成的。

推理是箱庭，箱庭内躺着密室与凶手。那箱庭之外又是何物？是如《海猫鸣泣之时》那样，“原初、绝对、无限、奇迹”的魔女们茶话会吗？箱庭之外是更多的箱庭，它们有各自的命名，无论是妖怪、民俗，还是心理、法医。不同箱庭的机关开启之时，就会在阳光照射之下，让阴影变得更加笼罩，让人更是难以琢磨机关卯榫是如何让推理运转。

齐泽克说侦探与精神分析师并无差别，无论是（置身事外的）古典侦探还是（介入其中的）硬汉侦探，都成功回避了欲望之实在界（the real of our desire）[13]。而塑造侦探这一主体的，则是作为创作者的肉身：切斯特顿（正名者）、阿加莎（开创者）、博尔赫斯（指涉者）、艾柯（解码者）。因为“生活是他们全部知识的一手来源，学术则是二手的”（356页）。

当然，读者大可随意翻开其中一章，尽情揣摩卢冶在推理研究中的巧思与发散。如果你是一个听众，如果你是一个观者，那么前往这部《推理大无限》的路径自有差异，就像我在地铁上的聆听与在房间里的翻阅一般殊途同归。而写在序言中的“线性与多维两大叙述方法”（13页）其实是一个叙诡，因为无论是推理小说，还是本书，真正的时空其实是已完成的“回溯性解答”。

而我认为，推理的无限喻体，是一个漂流瓶。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1世纪中国悬疑推理文学研究》（L19BZW001）成果】

注释：
[1] [德]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王才勇译[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12):123-124.
[2] 卢冶.专访|卢冶：我想写的是一本关于推理文学“元认知”的书[OL]. 澎湃，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378069
[3] 卢冶.传奇与日常的辩证法：“黄金时期”侦探小说与现代性[J].长江学术，2013(01):85.
[4] 卢冶.传奇与日常的辩证法：“黄金时期”侦探小说与现代性[J].长江学术，2013(01):79.
[5] Vedder, Clyde Bennett. Criminology: a book of readings[M].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3, p. 44.
[6] 车致新. 软件不存在——基特勒论软件的物质性[J]. 中国图书评论, 2019（05）:70.
[7] 卢冶. 卢冶解读推理文学：与侦探一起追寻隐秘的真相[OL]. 知乎. https://www.zhihu.com/market/paid_column/1394064267969257472/section/1395574341313110016
[8] MacroKuo. “身体是小孩，头脑是大人”，柯南和平成日本的多重性[OL].澎湃,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52576
[9] 阿井幸作. 第62回：中国で子ども向け短編推理小説集発売[OL]. https://honyakumystery.jp/12371
[10] 陈明宽.技术替补与广义器官：斯蒂格勒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60-161.
[11] 夏可君. 什么召唤医治，从斯蒂格勒的药学到生命技术[OL]. UCCA尤伦斯艺术中心学术公开课. https://mp.weixin.qq.com/s/X6VcRZ8_Z9y6UhCnHZv6tg
[12] 小畑健、大场鸫. バクマン。（爆漫王）[OL].131话《模仿犯与潜意识》.
[13] 齐泽克. 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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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龚思量。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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