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自述：刚到重庆第一年迎面遇上的一些棘手事项，有烂尾楼事件，还有一件事我气得拍了桌子

从上任之初的遭遇战说起

2001年10月12日，星期五，是我到任重庆市副市长的日子。当时的重庆，GDP（国内生产总值）仅1900多亿元，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元，正处在底子薄、矛盾多、任务重的发展“破冰期”。上任后的一年里，许多急事、难事接踵而来，考验着我这个“新官”。得益于多年形成的重组思路和实践经验，我不回避矛盾，迎难而上，见招拆招，将矛盾一一化解。至今回忆起来，过往种种情形仍历历在目，令人回味。

点金烂尾楼

一座烂尾楼，36次上访

重庆市委、市政府毗邻办公。报到当天，我路过市委大院，只见门口围着两三百人，黑压压一片，明显是上访的。把自己安顿好后，我顺口问了一句：“这些上访群众是从哪里来的？”马上有人回答：“是地铁中心花园的上访者。”

过了大约一个月，一天下午，我正在单位办公，忽然听到市政府门口吵吵闹闹，起身一看，又是一堆人围着。一打听，还是地铁中心花园的上访者。

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怎么还没解决？于是，我把当时分管稳定的办公厅副主任叫到办公室。他说：“这个地铁中心花园是1992年开建的房地产项目，包括高层住宅、写字楼和商铺。1997年，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成了烂尾楼，1 000多户居民的钱套在了里面。为了讨说法，随后4年里，他们36次到市委、市政府上访。市政府有关副市长、秘书长，大大小小的协调会开了不下20次，大家都感觉很棘手，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只能暂时把老百姓劝回家。可问题得不到解决，过一段时间老百姓又会来，如此反复，成了老大难。”

听了他的简要介绍，我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烂尾楼坏账造成的信访积案，就接着问：“按照你掌握的情况，这个项目是否存在严重的资金‘跑路’，就是开发商有没有拿银行贷款去炒股、赌博，造成项目亏空？构不构成刑事案件？”这位同志回答：“开发投资量与实物量大体平衡，开发商的资金基本沉淀在项目上了。”

开发商玩的是“空手道”

我当即决定：“你通知项目相关单位，包括银行、施工单位、房管局、重庆市建设委员会（简称市建委），还有法院、公安等方面的同志，今晚七点半开会，我先听听情况。”

晚上七点半，我一进会议室，就看见房间里满满当当坐了70多个人。我之前只是说“相关单位”，怎么会有那么多相关单位？原来这件事前后协调了20多次，各方面的单位、部门都搅了进来，全成了相关单位。

见状，我就让大家分别发言，报告地铁中心花园纠纷的来龙去脉。

原来，地铁中心花园的开发商是个小老板，玩的是“空手道”，其本身资本金不足，完全靠负债造楼。这个项目位于解放碑，建筑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1992年，重庆工程造价比沿海地区低得多，每平方米仅2000多元，整个项目建完要花2亿多元。那么这个小老板是怎么运作的呢？

首先，征地动迁要补偿。他跟居民说：“暂时先不补偿，你们到亲戚朋友家里借住，等3年后房子造好了，我给你们分新房。3年过渡期里，我每年再给你们动迁费15%的高利息。”既然有钱拿，将来还能住新房，那么动迁居民自然乐意。而且，最初3年，大家确实拿到了高利息，所以相安无事。

其次，工程建设要花钱，他就用土地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银行答应贷给他1.64亿元，但要求利息必须是15%，而且放款之初就扣一年利息，即2 400多万元，这就是俗称的“砍头债”。他饥不择食，当即答应，从银行拿到了1.4亿元。

最后，还差6000多万元，他就搞售房返租，承诺20%的回报率，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于是，800多户购房者上了套。

等勉强凑够了2亿元，他就开工搞建设。但房子刚刚建到七八层时，建筑施工就用了1亿多元，而支付给动迁群众、售房返租户和银行的高利息，又用去几千万元，因此资金很快就见底了。

1997年，银行见开发商连续两年都不能还本付息，遂起诉到法院，申请冻结资产。这样一来，开发商彻底变成了穷光蛋。老百姓的高利息没了着落，就找他算账。后来发现找他没用，就开始到政府上访。这个项目涉及1000多户老百姓，3000多人，每次只要出动10%，就是300多人，足够“包围”市政府了。因此，1998年以后，关于地铁中心花园的集访就没间断过。

惯常办法行不通

其实，这件事性质很明确，就是项目业主骗了百姓、坑了银行。按照惯常思维，有两种办法。一是把开发商控制住，强制开发商还钱。但现在开发商没有钱，抓了也没用，死扣还是解不开。二是为了社会稳定，政府出钱兜底。

但当年市级预算内财政收入还不到100亿元，财政本来就吃紧，没钱兜底。再说，政府有钱也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毫无道理。既然两条路都走不通，事情就僵住了。大家都想解决，但都束手无策，开了20多次协调会也没能破局。各方胶着，都没有办法。

打破僵局只能靠重组

我边听大家发言，边思考。地铁中心花园位于重庆最好的地段，如果10万平方米的房子能建造好，当时可以卖出4亿多元，是物有所值的。

但问题是，开发商东拼西凑的2亿多元，其中一半以上付了各种高利息，现在还拖欠银行贷款本金1.64亿元、拆迁户补偿款和售房返租户购房款1.2亿元、施工单位工程款3 000万元，加上1997年以后拖欠的银行利息和老百姓的利息、租金6 000多万元，总共是约3.7亿元。同时，要建好房子，后续还得花6 000万元。如果有人接手，总计需要投入4.3亿元，而房子卖完大体可以回收4亿多元，基本没的赚，哪有人肯干？

重组追求的是多方共赢，任何一方的利益严重受损，重组都推不动。具体到这个项目，战略重组者是“救生员”，即便不求赚大钱，起码也要有利可图；银行贷款是国家资产，也不能血本无归；老百姓挣钱不易，更不能让他们承担坏账。按照这样的逻辑，我提出了解决方案。

第一，银行贷款本金要收回，但高利息取消。面对空手套白狼的房地产商，银行违规放高利贷，搞的还是“砍头债”，本身运作就不规范，理应予以纠正，使其受到惩罚。而且，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拍卖烂尾楼所得的款项要优先清偿老百姓和工程队的欠账。那样的话，银行1.64亿元贷款的本金清偿率可能低于10%。

所以，我告诉银行，这个企业是个“要饭”的企业，如果重组，银行还有可能收回本金和国家法定的正常利息，就别指望收取高利息了。那天，经过认真的讨论，银行接受了100%还本保息的方案。

第二，拖欠施工单位的3 000万元工程款必须如数偿还，否则就会出现欠薪连环套。对此，施工单位当然满意。

第三，足额偿还老百姓的1.2亿元补偿款和购房款，但15%~20%的高利息不能作数。按照中央治理金融“三乱”的清偿政策，对售房返租户只能还本。拆迁户则按照补偿款加银行法定利息来清偿。因此，如果老百姓曾经有3年收到过15%~20%的利息，那么必须从补偿款里抵扣回来。总体上，归还老百姓的部分，连本带息大概是1亿元。

这三个减法算下来，项目债务就由3.7亿元“消肿”为2.1亿元。战略重组者只需支付2.1亿元就能拿到产权，之后再花6000多万元把房子建好，总成本也不过2.7亿元。而建好的房子出售时，应该可以卖到3亿~4亿元，总体上有利可图，重组者自然就有动力。

这个“烫手山芋”国企要先接

重组思路定了，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找人接盘。按理说，处理烂尾楼有利可图，如果有民营企业老板愿意挑头，肯定首先让民营企业来做。但当时没人相信烂尾楼里有“黄金”，都认为这是“烫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否则，问题早就解决了，老百姓也不用经年累月地上访，市政府更不用一次次开会协调。

其实，这样一个矛盾多、问题复杂的烂摊子，也只有让国有企业来接盘才能“普度众生”。当时，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城投公司）的负责人就坐在我对面。他也是刚到城投公司不久。

我对他说：“这2.1亿元你出，明天就把楼盘接过去，春节前先还掉欠1 000多户老百姓的1亿元。”这位负责人听了我的指令，看起来很惊讶，明显不愿意蹚这趟浑水。他说：“黄市长，你不了解情况……”我打断他的话：“过去不了解，现在了解了，你按指令办就行了！”

他本来还想说什么，听我这么一说，面对我这个新来的副市长，也不好再开口。其他人也不再说话了，只是暗自交头接耳。

短短一个多小时，我就做出这样的决定，现在回想，当时很多人肯定觉得这个决定是轻率的，甚至是荒唐的。

结局皆大欢喜

这件事是2001年11月中旬定下来的。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欠老百姓的1亿元被陆续分发到了1000多户老百姓手中。

到了2002年1月，我印象中正好是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地铁中心花园的拆迁户再一次来到市政府。他们送来了一块匾，感谢市政府帮他们讨回公道，了却了多年心愿！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来访，这件事从此风平浪静。

后来的事情还有一点戏剧性。实际上，城投公司并没有真的掏出2.1亿元现金。清偿老百姓的1亿元，当然是城投公司直接掏腰包。然而，欠银行的8000多万元，由于债务主体变更了，银行对城投公司这个新业主很有信心，不急于马上收回贷款本金，甚至还愿意再借给城投公司几千万元，帮助其把楼建造好，城投公司可以等房屋销售变现以后再还钱给银行。

拖欠建筑施工单位的3000万元工程款，由于施工单位不着急要钱，只要求继续承建工程，这样施工单位最后拿到的钱远不止3000万元。所以，城投公司真正需要立马掏腰包的，就是给老百姓的1亿元。城投公司通过处置这个烂尾楼项目，还赚了一笔钱。最后，这成了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这样一个具体的重组操作，解决了一个久拖未决的信访积案，既给市委、市政府分了忧，又指挥国有投资平台救苦救难，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

由点及面的大突破

其实，当时像地铁中心花园这样的烂尾楼，重庆主城就有70多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120多个“四久工程”里占大多数。它们积累了200多亿元的银行坏账和大量的社会矛盾。

2001—2002年，当你站在重庆万豪酒店的楼顶时会发现，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地区，几乎每座高楼周围都有四五座烂尾楼。地铁中心花园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普通案例，但它的成功处置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自此，国有企业开始介入烂尾楼处置。当看到国有企业处理了10多座烂尾楼以后，民营企业也发现，烂尾楼并不都是“烫手山芋”，处置过程中也有“黄金”，于是纷纷跟进，后来就连一些外资企业如摩根士丹利也介入进来。在此后的两三年里，重庆的烂尾楼通过债务重组被快速消化，最后变成了一处处亮丽的城市风景。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提标

配套费标准15年未调整

我刚到重庆时就听说，全市财政体量很小，2000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约为87亿元，机动财力也很弱，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加起来一年只有3亿元。

当时，重庆每年房产在建量约为1000万平方米，城市配套费只收1亿元，与上海每年上百亿元的规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当时认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重庆的配套费标准过低，大概44元/平方米，即便全额征缴，一年也就4亿多元；二是配套费减免权的管理失之于宽，操作不够规范，相关委办局常常以减负的名义无序操作。结果，2000年实际征收的配套费才1.16亿元。

我到重庆半个多月后，即2001年11月初的一天，时任市建委主任找我汇报工作。他抱怨说：“重庆的城市配套费标准定于1986年，之后15年一直没调整过，已经明显偏低了。市建委两年前提出调整标准，可是各个方面反复研究，就是没有定论。”

我问：“为什么一直定不下来，症结在哪里？”他说：“大家普遍认为调标会影响发展环境，推高房价，因此多数人不赞成。同时，还有人认为，应该在原来8个单位的基础上，再加入几个单位参与分配。于是，大家就陷入了争吵，拖了两年都没动静。”

配套费定价要遵循市场逻辑

我跟他说：“城市配套费大概44元/平方米，本来标准就低，你不通过提标来增加收入，反而眼巴巴地盯着一块既有的‘ 小蛋糕’，大家切来切去，怎么可能分得均？这么一点钱都不够8个单位分的，竟然还要再加几家，这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这是搞错了城市配套费的定价逻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建设项目建筑面积计征，专项用于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供气、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筹集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

如果配套费标准过低，那么城市水电交通、消防安全、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跟不上，建造出再好的房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反之，如果适当提高标准，把城市基础设施搞好，那么开发商和老百姓都能受益。其中是有市场逻辑的，配套费定价应该遵循这个逻辑，而不是背道而驰。

按照房地产业的规律，城市配套费一般应相当于房价的6%。1986年，重庆房价每平方米才几百元，配套费标准定成大概44元/平方米当然没问题，也符合现实规律。但现在是2001年，全市房价已经涨到了1700元/平方米，按6%的标准计算，配套费应该在100元/平方米左右。考虑到未来发展因素，标准定成110元/平方米都是合理的。

听了这套理论，这位同志茅塞顿开，连忙跑回去研究。不久就送来一份报告，请求把配套费标准调整到110元/平方米，并提请市政府常务会审议。

11月4日，配套费提标方案启动讨论，物价局局长首先提出异议，他的理由是配套费上涨，房价也会跟着涨。我分析说：“按经济逻辑，目前重庆城市配套费本来就该收110元/平方米。重庆周边的大城市，如成都、长沙、武汉、西安的配套费都大概为100元/平方米，唯独重庆还是15年前的标准，即1986年的大概44元/平方米，这很不合理。如果你不提标，那么本该政府多收的大概66元/平方米，就会落入房地产商的腰包。房地产商即使多赚了钱，也不会压低房价。但是，如果政府手里没钱，那么想为百姓做事也是有心无力的，城市配套就做不到位，老百姓即使住进新房也无法正常生活，从而怨声载道。如果提高标准，让房地产商把该交的钱交上来，也不会贸然提高房价，市场有市场的规律。再说，如果政府拿到这笔钱，那么会100%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改善城市环境和群众生活。”

物价局局长一听有道理，转而支持调价方案。

方案当天通过，次日就执行

这样的讨论持续了一周，到了11月10日，大家统一了意见，初步确定了调价标准、新的分配原则和加强配套费减免管理的相关意见。11月13日，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方案。

在大家表决后，我特意说了一段话：“配套费提标属于重大价格调整，应该今天通过，明天就宣布生效。否则拖上一两个月，房地产商听到风声，就会在提价前扎堆报批开发项目，势必会造成政府规费损失，甚至可能出现灰色交易，诱发腐败。”市长非常支持我的意见，当天签批后就报送市委签批。

2001年11月14日，调标方案正式实施，重庆城市配套费由大体44元/平方米调到了110元/平方米，每平方米涨了大概66元。与此同时，加强了政府相关部门不得随意减免配套费的管控制度。

次年，全市配套费收入猛增到近10亿元，极大地支持了当时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蛋糕”做大了，重新切分就变得更顺利，原本想参与分配的单位也都如愿以偿，各单位分配比例也得到了很好的平衡。

2015年前后，重庆每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就有2 000多亿元，可能感觉增收10亿元不算什么稀罕事。可是，2002年重庆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100亿元左右，可谓“吃饭财政”，因此当时通过城市配套费的合理调整增收10亿元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市政府手头顿时宽裕不少。

李家沱大桥债务重组

荣智健讨债来了

2001年11月12日，正当我研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问题的时候，中信泰富集团主席荣智健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1997年他在重庆出资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亿元，以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修建了李家沱大桥，当时他跟重庆市政府商定20年经营权，每年税后固定回报率为14.5%。

项目开始的头两年，市政府正常付款，可是自2000年起他就没有收到钱了。我在上海工作时跟荣智健打过交道。他听说我调任重庆，就写信过来提醒。

看完荣智健的信，我不由得眉头一皱。当年，这种约定固定回报率的BOT融资项目，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很流行。政府和企业签约时，往往按照银行基准利率加上20年贴现率3.5%，再加上2%~3%的投资利润，来承诺固定回报率。

一般而言，每年10%~12%的固定回报率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李家沱大桥BOT项目的条件有些苛刻，每年税后的固定回报率达到14.5%，即税前在17%左右。也就是说，重庆每年要支付给中信泰富1.3亿元，而且是连续支付20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过，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8次降息，中长期贷款利率仅为5%。这样算来，重庆太吃亏了。

于是，我找来市建委主任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家沱大桥建成于1997年，之后每年大约收取过桥费1400万元，其中400万元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和各项维护成本。1998年，市政府向中信泰富支付首笔1.3亿元时，就拿不出钱，只好向银行贷款偿付。1999年，挪借了其他资金来偿付。到了2000年，资金彻底没了着落。算下来，到2001年底，重庆市政府欠了2.6亿元。

弄清细节后，我当即把市财政局等部门的同志也找来，一起做内部专题分析。假如向银行贷款8亿元，期限20年，那么按5%的年利率计算，每年还本付息约7000万元。假如贷款10亿元，将中信泰富的8亿元本金和2.6亿元欠息一次性还清，那么今后20年每年还本付息也不过8 000多万，远低于向中信泰富承诺的每年1.3亿元。既然如此，宁愿向银行贷款，以低息贷替换高息贷，20年能省下10亿元的融资成本。

跟荣智健谈判

如果能够实现债务重组，城投公司就可以接盘做李家沱大桥的业主。于是，我找来城投公司的负责人说：“现在派你到香港跟荣智健谈判，给他两个选择：第一，我们愿意遵守原来承诺的利息，但要将8亿元本金和2.6亿元欠息一次性还清，终止BOT协议，收回李家沱大桥的权益；第二，如果保持原投资模式，就得把固定回报率降下来，现在银行利率是5%，加上20年贴现率3.5%，再加2个百分点的利润率，我们能够接受的税后固定回报率是10.5%。”

随后，城投公司赴港谈判。中信泰富最终选择了第一个方案，接受连本带息一次性偿还，但要求必须在年底前还清。

为重庆节省了10多亿元

收到消息，我马上找银行借钱。当时找的是建设银行重庆分行。由于贷款数额较大，分行行长向总行紧急报告，报告里提到，重庆市新上任的副市长黄奇帆，提出贷款10亿元偿还李家沱大桥的债务重组方案。建行总行经研究后认为，该债务重组方案风险可控，较为可行，很快批准了这个贷款请求。

虽然贷款资金到位了，但还得换汇，我直接跟国家外汇管理局打电话汇报了沟通事由，得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支持，特事特办。就这样，2001年12月底前，重庆结清了跟中信泰富的债务。

这件事让这位城投公司负责人印象深刻，后来他经常念叨：“通过李家沱大桥项目的债务重组，重庆前前后后节省了10多亿元的城建资金，还有效避免了政策风险，确实是一记妙招！”

公交集团转企改制

200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我收到一份报告，是关于重庆公交集团转企改制的。市委主要领导跟我提过这件事，说公交集团事业转企业改革推进得不够顺利，拖了两三年，也没有达成共识，要求我抓一抓。

三大分歧阻挡了改革

随后10天里，我把近两年关于公交集团转企改制的报告通读了一遍，寻找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对于公交集团由机关事业单位转为企业的这个改革大方向，各方面没有异议，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原有亏损怎么处置？由于城市公交具有公益性，重庆公交集团当时已连续亏损5年，政策性亏损额达到5.5亿元。对于这笔坏账，公交集团的意见是由财政兜底，等补足注册资本金后再推动改革。但市财政没有钱，所以反对，认为亏损不该由财政承担。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第二，转制后票价是否调整？具体包括月票要不要涨价，对老人、残疾人、学生、军人的优惠是否继续，等等。一方认为，重庆公交10年没调价了，理应调整；另一方认为，重庆经济落后，老百姓很穷，不能调价，如果要调价，就必须开听证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调价一事就陷入了僵持状态。

第三，下岗职工如何安置？安置下岗职工要花费一两亿元，但这笔钱该由谁来出也无法明确。此外，公交集团转企改革以后，依然存在政策性亏损，那么财政是否应该继续补贴？大家也莫衷一是。

由于无法厘清这三个问题，公交集团转企改革一拖再拖，延误了两年多时间。

把复杂问题分解为简单问题

把阻碍公交集团改革的前因后果梳理一遍后不难发现，这个复杂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简单问题，再经过仔细琢磨，发现这三个问题其实都算不上大问题。事情想清楚后，2001年12月20日，我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针对三个问题谈了意见。

第一，关于处置5.5亿元亏损，我认为，这不是改制的前提条件。当时，公交集团账面净资产有12亿元，既然亏损了5.5亿元，那就减掉5.5亿元，新注册一家资本金为6.5亿元的公司。这样也可以正常运行，何必非要等财政补上亏损再注册呢？

第二，关于票价调整，重庆的公交票价近10年都没有调整过，确实该调整了，但必须通过听证会，社会接受了再报市政府审定。同时，原有的惠民政策坚持“三不变”，即60岁以上退休职工免费乘车政策不变，复员军人免票政策不变，学生、残疾人等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变，不能因票价调整造成优惠政策缩水。

第三，关于职工下岗安置问题，政府该给的政策、该拿的钱，照规定执行，而且公交集团可以转让变现部分资产，用于冲抵坏账和填补社保缺口。同时，公交专营权包括公司牌、线路牌等国家资源，可以作为无形资产免费注入公交公司，今后城市发展中新增的公司牌、线路牌统一拍卖，所得可以用于公交场站建设。至于大家担心的转制后的政策性亏损补贴是否会因重组而中断，则可以先给一个过渡期，继续执行原定的5年扭亏目标，剩下3年里继续执行原定每年补贴7000万元的政策。

就这样，运用重组思维，一个拖了两三年的问题迎刃而解。随后一周，大家就达成了改革共识，形成了重组方案。

重组成效立竿见影

2001年底，重庆公交集团转企改革正式启动。2002年3月，重庆公交控股集团挂牌成立。2003年，集团扭亏为盈，补齐了职工养老保险等福利欠账，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经过10多年的发展，重庆公交集团的面貌焕然一新，已由成立时净资产不足7亿元、资产负债率90%以上、只有2 000辆破旧不堪的车辆的小企业，成长为一家净资产达上百亿元、资产负债率不到40%、每年盈利过亿元、拥有上万辆新车的大集团。改革的顺利推进，使其成了一家排名全国前列的公交公司。

实施“生命工程”

一年5辆大客车翻下悬崖

2002年是重庆交通事故多发之年，当年发生了5辆长途客车翻下悬崖，造成上百人死伤。每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市里就开一次会，通报批评、安全检查、治理超限超载，然后处分一批干部。这边还没喘口气，那边又发生一起事故，接着又是开会、大检查、查处干部……如此恶性循环。

在危险路段装防撞护栏

2002年8月，为了完成市委主要领导交办的“8小时重庆”收尾工作，我深入区县调研。半夜里，车子在通往巫溪县的路上行驶，两边全是几十米甚至几百米深的悬崖峭壁。

我强烈地感觉到，重庆辖区87%是山区，几千公里的道路修在悬崖峭壁上，每天几十万辆车在这样的路上行驶，如果没有很好的防护设施，那么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翻车事故。仅仅依靠制度设计、思想工作，或者管理要求，很难根治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主观责任的问题，所以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在基础设施硬件方面下功夫。

于是，我跟随行的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简称市交委，2018年更名为重庆市交通局）负责人说：“高速公路的防撞护栏可以有效减少交通事故，现在，高等级公路旁边的水泥防撞墩基本是摆设，只能起到警示作用，应该考虑在危险路段安装类似于高速公路上的防撞护栏。我上个月下基层，到黔江区调研，发现一些重要的二级公路上设有这种防撞护栏，应下决心推广这项措施。”他认为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用重组思想解决资金难题

回到主城，我立即召集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用两年时间，在全市域范围内高等级公路的所有危险路段都安装防撞护栏，将其作为“生命工程”来抓。但是，抓好这件事的关键在于钱从哪儿来？

当时我们测算，修建一公里防撞护栏的成本约为14万元，如果高差超过6米的悬崖陡坡路段全部装上，全市大约要修建5000公里，预计需要投入七八亿元。那么钱从哪里来？

我当时决定从四个方面予以筹集。每公里防撞护栏的修建费用，由市政府补贴4万元，负责修路的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高投司）承担4万元，区县政府负担4万元。在修建防撞护栏方面，区县政府很有积极性，因为重大交通事故处理遵循属地原则，一旦出事，区长和县长是要受处分的。

但是，还有每公里2万元的费用没有着落，怎么办？我们考虑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理由是：长途客运车辆和乘客都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如果发生一起重大事故，保险公司往往要赔偿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遇上重大恶性事故，甚至要赔偿上亿元，保险公司出少量的钱参与修建防撞护栏，是“花钱买平安”，从成本收益看也划算。

而且，政府也不是强迫企业出钱，而是按市场规则办事，即在组织重庆公路客运保险业务招标时，把承担每公里2万元的防撞护栏费作为前置条件，企业愿意承担的话再参与竞标。

就这样，从基本面上思考问题，从根本上分析原因、寻找办法，再辅之以资产重组的思想化解资金难题，一个长周期、大范围广泛存在的问题就得以顺利解决。这种工作方法，也是我在重庆能够举重若轻地解决问题的关键。

交通部来重庆开现场会

由于方案设计合理，防撞护栏安装工作推进顺利，两年内，5000多公里危险路段的防撞护栏即安装完毕。后来，这项措施转变为重庆的公路安全标准，重庆所有的新建高等级公路，甚至通乡通村公路的危险路段，相继普及了防撞护栏，安装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

由此，重庆杜绝了悬崖翻车事故，即便有车辆撞上护栏，也会被弹回来，不至于翻下悬崖。当然，如果撞上护栏，车辆所属公司和司机要赔偿护栏维修损失，实践中，这笔救命钱没有出现过赖账的情况，他们都乐意支付，因为护栏救了他们的命。

关于防撞护栏，还发生了一件巧合的事。巫山与奉节交界处有个叫龙王淌的路段，海拔1200多米。在安装防撞护栏前一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九，一辆从深圳开回来的车在这段公路上翻下悬崖，发生了伤亡事故。安装“生命工程”后，在同一个位置又出了一次事故，但防撞护栏把客车挡在了悬崖边上，因此救了一车人的性命。

后来，针对在山区二级公路大规模安装防撞护栏的做法，交通部专门组织在重庆召开现场会，进行全国推广，这成了全国内陆崇山峻岭地区改善交通系统安全的一个经验。

消除闹心的堵点

一间破房子把路堵了4年

一个个棘手的问题，让我这个新任副市长忙得不亦乐乎。2001年12月30日，再过一天，就是我到重庆的第一个元旦了。我决定自己开车出去转转。

汽车驶上黄花园大桥，准备往江北开。大桥是双向六车道，起初，车子跑起来很顺畅，但没多久就堵在了桥上。马路对面，来车方向也堵得一塌糊涂。

看样子半小时都动弹不了，索性我就把车停靠在路边，出来看看情况。原来尽管黄花园大桥和江北的路都是双向六车道，但是大桥与江北的路的连接部分，居然有500米左右的路段少了两车道，只有四车道，形成了一个“瓶颈”。

我问过旁边的司机朋友才知道，这里天天堵、月月堵，已经堵了4年了！

走到堵点附近，我发现“卡脖子”的是一个凸起的小山包。上到半山腰一看，上面有间小房子，一边是厕所，另一边是储藏室。就是这间小房子把路堵了整整4年。小房子跟旁边一所学校相连，一看就知道是动迁留下的“尾巴”。

开了几次会都没解决

摸清情况以后，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2月31日，我把建委主任、规划局局长、国土局局长和江北区的负责人，一股脑全叫到了办公室。我说：“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地方堵了4年了？”

他们都说：“知道。”

我说：“眼看着路堵成那样，你们怎么不协调？”

他们说：“房子属于市商委下面的一个高职学院，是拆迁留下的‘尾巴’。对于这个小房子，市国土局的意见是就近选址安置，再补偿1600万元，但学校要价6000万元，双方开了几次会都谈不拢。这件事，有分管商业的领导和商委给学校撑腰，城建口的同志很为难。于是，就这样协调了几年，成了现在这样。”

我气得拍了桌子

这番话气得我把桌子一拍：“你们学过‘三讲’没有？都学到了什么地方？学习‘三讲’是要入脑入心见行动的，绝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什么叫讲政治？老百姓堵了4年，不是偶然堵，而是天天堵，干部却熟视无睹，这就是不讲政治！

什么叫讲大局？领导干部应该有点起码的系统工程理念，整条路都是双向六车道，就那个地方是四车道，少了两条车道，有没有一点系统工程的基本常识？有没有一点大局观？什么叫讲正气？一个事业单位，全然不顾大局，要挟政府、坑害百姓，政府内部还互相扯皮，罔顾老百姓被堵了4年的事实，哪有正气可言？”

这件事的情况很清楚，原有补偿方案也科学合理，不必再开会讨论。于是，我当即指示，规划局当天下午发布动迁公告，国土局按原定的“占多少补多少、就近选址安置”原则对学校给予补偿，江北区负责具体落实。

同时，我也交代市建委通知学校，如果在元旦放假期间就把堵点的房子拆除掉，市政府除了按正常标准补偿1600万元外，另加500万元加班费。其他不合理要求，一概不予考虑。最后，我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到1月5日还没动迁，你们集体做检讨！”

5天之后的检查

元旦假期结束后，1月5日，我乘晚班飞机回到重庆。回宿舍要经过那个路段，我就专门去看了看。工地上灯火通明，原来的小房子和小山包全部拆除了。

学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国有事业单位，如果因为学生要在那里上课，暂时不能搬迁，可以另当别论。但是，用一个储藏室和一个厕所，以团体利益为筹码敲国家竹杠，这绝不容许。处理这种事，不能瞻前顾后，该干就得干。

这件事本身并不属于重组，但在重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类似不讲道理的利益主体。此时，政府要果断决策、快速行动，否则扯来扯去，很多有益于公众的事情就会被这类扯皮和要挟拖得不了了之。

三峡博物馆地下通道始末

2001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陪同书记、市长去人民广场附近，检查三峡博物馆的建设施工进度。三峡博物馆的前身为1951年成立的西南博物馆——在渝中区枇杷山，1955年更名为重庆市博物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三峡工程的上马和三峡移民的推进，三峡库区淹没搬迁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文物，要集中搬到一个博物馆去，原来的博物馆显然不够用。

1999年4月，重庆市政府决定新建一个博物馆，2000年9月，国办发文定名为中国三峡博物馆。三峡博物馆的馆址定在人民大礼堂的中轴线上，人民大礼堂、人民广场、博物馆三位一体，像一把巨型的琵琶。

博物馆与大礼堂正对着，中间是人民广场，寓意两个不同时期的标志性建筑的历史对话，而人民广场又是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这种设计理念，融入历史和社会的人文情怀以及老百姓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的确很有眼光、很大气。

这个博物馆，是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项目总占地45亩，总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地下1层、地上4层，共5层。总投资6亿多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拨了1.1亿元，三峡文物保护结余资金出了1.2亿元，剩下的3亿多元全部由市政府掏。2000年，重庆一年的财政收入为100多亿元，可机动使用的财力只有10多亿元，花这么多钱建设一个博物馆，负担的确很重。

博物馆腰部的大围裙

在博物馆施工现场，摆放了三块展板，其中一块是专门介绍博物馆设计方案的。按当时的设计，三峡博物馆并没有下穿道，而是门前有条通行汽车的主干道，二层加了一个大平台作为进出口。

也就是说，博物馆出入口并不在一楼的地面上，而是在二楼的大平台，老百姓进出博物馆，需要通过三峡广场，再走很高的一段台阶。这样，三峡博物馆远远看着就像腰部围了一个“大围裙”，既不美观，也不方便老百姓进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原因就是博物馆门前地面下紧靠着一条四车道的公路，为了给过往车辆留出空间，只能增加一个二层平台作为出入口。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围裙”设计得不太好，问包叙定市长为什么不设计一条地下通道。

他叹了一口气说：“三峡博物馆最初搞建筑设计的时候，几个招标的设计方案都有下穿道。后来，经过几个部门的测算，搞下穿道这边六七百米，那边六七百米，两边加起来就有1500米，会涉及周边密集居民区的动迁，下穿道整体要花1.5亿元，但预算只有5000万元，钱不够，最后就只能路径不变，架空搞个进出口平台，穿上了这么个‘大围裙’。其实，这个方案在招标评审的时候，包括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时也提出应该是下穿道，但政府实在没钱，只能如此了。”

他还跟我讲，如果有什么办法按预算只花5000万元就能把下穿道搞出来，他是非常愿意采用下穿道的设计方案的，毕竟这是大家最想看到的结果。

下穿道的斜率成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对于这样一个在我来重庆工作之前就既定的事实，如果我不当回事、听之任之，倒也没责任，但我既然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那么作为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协调好，了却包叙定市长心中的遗憾。

当天下午，我把建委主任、规划局局长叫到办公室，一起研究三峡博物馆下穿道的事情。我问他们：“为什么搞下穿道要这么多钱？”建委主任说：“根据城市规划设计，道路的斜率只能在3%以内，也就是说一条路如果有100米长，两头的高差最多有3米。下穿道的空间高度有十几米，如果按斜率3%来算，十几米拉出来，进出两边就差不多各需要六七百米，总共就有1500米。”

他接着说：“如果下穿道做成1500米，就会涉及两处大体量居民区的动迁，就要多花1亿元。”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采用6%~7%的斜率，稍微斜得多一点，下穿道就短了，就能避开密集居民区的动迁了。”他们都说：“这是国家规范的标准，我们不能动呀！”

我说：“重庆是个山城，城市中30%的上行和下行道路的斜率都在10%以上。尤其是市政府门口的几条路，斜率20%都有，车子照样开，为什么三峡博物馆不可以采用6%~7%的斜率呢？国家3%的斜率标准，是针对全国平原城市的一般规定，遇上我们这样的山城，到处都是坡坡坎坎，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的斜率比比皆是，三峡博物馆的下穿道采用6%~7%的斜率，就可以避开动迁密集的居民区。我们做事情，要实事求是，不能教条主义，不能刻舟求剑，这方面可以灵活一点。”

就这样，大家统一了认识，即用6%~7%的斜率，使这条下穿道的整个长度两边各200多米，整体500米就行了。按照500米长度计算，两边的居民区动迁的问题就避开了，钱也够了。

这个方案一举三得：一是博物馆出入口从二楼改到一楼，老百姓进出博物馆可以走平台，不需要爬高坡；二是原来在博物馆两边拦腰搞个“大围裙”的形态消失了，使博物馆与大礼堂、人民广场三位一体、相得益彰；三是没有超预算，5000万元以内就解决问题了。这个方案形成以后，报给包市长，他非常高兴，立马让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并按此实施。

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同志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往往被一些条条框框卡得太死，而不会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件事只是从实际出发，将方案设计的边际条件调整重组了一下，就解决了问题。这说明讲究实事求是、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是多么重要！

以上是我刚到重庆第一年迎面遇上的一些棘手事项，在协调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之余，我随手写了一些案头笔录、工作札记。现在回头来看，这些文字没有太多理论性，但还挺有趣。特置于此书前面，作为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