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美役”中感到快乐，有错吗？

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性别研究学者Alexwood将从“服美役”出发，阐述“美”对女性的规训和压力，以及年轻女性对此的抵抗。

美国作家内奥米·沃尔夫在《美貌的神话》中指出，“美”成为一个女性在所在的性别文化中以为自己必须追求的神话，其实际作用是通过分散女性的精力和时间，让女性无暇去追求性别平等，男性主导的社会因此得到巩固和加强。

而这本书的中译本《服美役：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则直接使用了“服美役”这个流行词，很到位地传译了原本“监狱”的压迫性。要特别指出的是，“压迫”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压力，而是一整个网络。

事实上，“服美役”是一整套系统，每一个看似独立的“求美”动作其实都互相关联，共同构成系统，并牵扯着精巧的惩罚机制。没有A4腰意味着“不够”瘦，而做到了A4腰的女性，又会发现自己没有直角肩，有直角肩的发现自己没有欧美翘臀，总之女性总会找到下一个自己不够完美的证据。

“服美役”这个概念最准确的地方，就在于它准确捕捉了这一点——美如同服役，是责任是负担，不服不行，不服会有惩罚，但服了也只是避免惩罚，也并没有真正的奖励。

《狼狈》

那么，除了劳役，美可以是纯粹的享受吗？“美”对女性是否只能是规训？取悦自己的美法，真的存在吗？

日本女性主义学者、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香港大学组织的线上对谈中，曾被问到“女性该不该化妆？”这一问题。她的回答是：“我为自己而非男人化妆，‘女权原教旨主义者’觉得我们不应该做这做那，但纵观人类历史，人们会打扮自己，希望变美变可爱，所以何错之有？”

这样的答案，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在特定圈层里，肯定是会被抨击的。反对者们会认为，女性打扮自己就等同于媚男，等同于“向下的自由”。“美是取悦自己”必然是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如此发言的人暴露了自己的女权主义失格，要么是性别意识浅薄、觉醒不到位，要么是自欺欺人的伪善。

这里的“为什么”，可能是哈基姆教授所说的为了“向前一步”，但也可以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自己”。这里的“想让谁看到”，可能是普通男人，可能是你想取悦的一个无论什么性别的对象，但也可以是“自己”。

而根据这些变量的不同选择，最后一个元素“自己呈现的样子”，可能是一个主流标准下的美女，可以是主流标准的相反，也可以是任何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或者符合你这套目标的模样。就是在这些选择的动态中，我们有机会去体会和探索“美对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最终拿回自己对“美”的定义。

如果我们认定“美”只能是父权的压迫和控制，那么一切追求美的动作都成了屈从和服役。如果我们因为反对“美”被父权赋予的定义，而拒绝探寻“美”本身更宽广的意涵，那难道不是默认了父权对“美”的定义的垄断？

如果我们以父权对“美”的视角去解释一切追求美的行为，否定一切可能的良好动机，那难道不是对女性能动性的剥夺和否认吗？

如果仅仅以男性的欲望为参考，再往相反方向走，那我们的身体和存在就仍然是被男性的欲望塑造着。我们不应该以自己反对的东西定义自己，因为那样我们的存在仍然只能是相对性的，而不是主体性的。

 《致命女人》

“脱美役”这个话语，本有破除规训的强大力量。但如今却成了女性内部个体之间互相攻击的工具，并且自身又成为一种行为规范，一个“女权”标准，让明明都拥抱女权主义的女性们完全无法对话，针锋相对，甚至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敌人。这种模式不停在性别话题上重演，可能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父权社会的长期规训，我们对于不被父权支配的存在样态，缺少足够的想象。

面对我们所见的世界，很多人只能用“父权”和“非父权”的二元体系去理解和解读，而“非父权”到底意味着什么，却模糊不明，我们又只能用“父权”作为反面参考。

脱离“服美役”的父权框架，有主体性的“美”是什么样子？我们缺少模版和榜样。当一个女人说“我为了自己而美”，这句话的正当性总是受到严厉的挑战，诚实性受到怀疑。因为当我们生活在父权体系下，我们难以识别看到的“美”是否能脱离这个生态。

但事实上，上野千鹤子的例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作为女性主义者，在充分理解父权标准下的美貌劳动是劳役的前提下，一个女人仍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审美，尽可能独立于父权标准，去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样，即使这种模样并非一定看起来与主流审美背道而驰才是解放性的。

将“化妆打扮”等同为“未觉醒”，并分解为“服美役”和“脱美役”两种阵营，这种思维并不符合女权主义理想中多样、多元、多彩的女性未来。“脱美役”最大的意义，在于“不为美的牢笼所挟持”这种动机，在于“拒绝别人对我们身体的审视和要求”这种态度，在于身体自主性的争取。

二是，当我们对其她女性缺少宽容，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缺少宽容。

在“脱美役”相关的争吵中，就连“姐妹情谊”也无法弥合立场的不同。我们一边抗议雌竞、强调团结，一边却将立场不同的“姐妹”当作敌人一样攻击和批判。这种种令人遗憾又不解的场面，或许还是有父权的毒性作祟。

父权系统长期割裂了女性们的团结抵抗，而如今我们对“姐妹情谊”有意识的实践，其实相对而言时日尚浅、范围有限。对于如何容纳差异、斗而不破，我们的经验也有限。

更重要的是，因为父权规训和历史，每个女性都带着或许难以觉察的性别创伤，这使我们对于从其他群体成员得到情感验证的期望更高。尤其是对于有性别意识的女性，我们可能更需要通过其她女性的认同和接纳，来证实自己不是一个人，来对抗性别意识觉醒带来的离群孤独和自我怀疑。

这种创伤导致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感，令我们更追求情感上的抱团，从而难以在性别话题上处理需要求同存异的局面，或者更可能因为某些观念不一致而感到情感背叛。

最后，在个人层面，我们的创伤也令我们对自己缺少宽容。

我们对其她女性的点评、苛责、嘲讽，无非都是对自己的不满的投射，是厌女毒素的变相体现。父权文化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强大，让我们充满内在矛盾、不甘、愤懑，这令我们也难以忍受其她女性在我们眼中的“弱”。

女性社群如何讨论、互动和沟通，是一个需要培养和训练的过程，也是我们缺少的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当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足够壮大，我们就可以允许和接受彼此的不同。当我们不再用父权的视线审视、分解、贬低自己，我们也就会更宽容地看待其他女性。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真正的工作，是拿回并扩展对“美”的话语权和实践权，而不是夺走或贬低其她女性对“美”的理解和表达。女权主义的理想目标，永远是扩大，而不是约束限制女性的选择，是为了让女性的路越走越宽，而不是越走越窄。

《芭比》

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几乎全部的社会化过程，都在教我们如何“合格”地操演我们的性别。经过几十年的训练，我们很熟悉这个奖惩系统。期待所有女性都能为了一个未知的后父权未来，放弃这个熟悉的现有秩序和已知规则，这并不现实。

就算对于想去那个未来的女性们，我们的成长也需要时间。女性在发展自主审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父权环境的挟制和影响。在没有充足模版和榜样的条件下，我们探索脱离父权的“美”，必须不断试错。

从“被凝视的客体”，到“美的主体”，从“满足社会对自己的期待”，到“忠实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从“执着于被喜欢”，到“追求被尊重”，如何完成这些转换，甚至要首先看到这些转换路径，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都是大量的学习、思考、体验，而且几乎没有人能够教我们。

女性对于自己的性别可以如何操演，没有绝对之规。只要我们开始看到了性别不是天然的，性别规范是人工建构的，我们对性别的解构也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