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乎国家命运的选择——保东南还是保西北?
正当左宗棠整军束装待发之时,1874年,日本悍然发兵侵犯我国台湾,东南海防告急。
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000余名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分路进袭竹社、枫港、石门等地,遭到台湾当地居民奋勇阻击。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消息后,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同年10月,中日订立了《台事专约》。清政府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日兵撤离台湾。
此事极大地震动了朝野。几天后,总理衙门递上《拟筹海防应办事宜折》,强调加强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条陈,请饬滨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将加筹议。同治皇帝接到总理衙门的上折后,迅即谕令李鸿章、李宗义、沈葆桢等沿江沿海省将军、督抚十五人详议,限一月内复奏。时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辖境非沿海沿江,清廷也请他参加讨论。
之后,原江苏巡抚丁日昌上折建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北洋海军提督驻天津,负责直隶、山东两省沿海防务;东洋海军提督驻吴淞,负责江苏、浙江两省沿海防务;南洋海军提督驻南澳,负责广东、福建两省沿海防务。三洋联为一气,“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
同年12月,大学士文祥上奏提出,迅速议筹海防,先为筹防日本:“日本距闽浙太近,难保必无后患,目前惟防日为尤急。”李鸿章认同他的观点。恭亲王奕䜣亦认为要“迅速议筹海防”。总理衙门和东南各省督抚,几乎都主张加强海防。
这场讨论重点是在如何加强海防,但亦牵涉到塞防。因为咸丰同治以来,清政府财政拮据,不足以“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饷运”,于是始有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李鸿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875年,清廷任命李鸿章为文华殿大学士。这个职位是内阁大学士中的最高级别。李鸿章利用这个身份,寻求同党的支持,在参加同治皇帝丧礼之时向慈禧太后奏请停止西征。山西巡抚鲍源深、刑部尚书崇实上奏表示支持。光绪皇帝的生父奕譞也认为“李鸿章之请罢西征为最上之策”。一时请罢西征的声音充斥朝野上下。
作为大清王朝实际掌舵人,慈禧太后拥有最后的决策权。朝野一片“捐弃新疆,专注海防”的声音给她带了不少的压力。从历史来看,祖宗基业不可就此断送;从王朝的利益考量,新疆地区同蒙古、满洲在政治、军事上有密切联系,失去了新疆,清王朝的统治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思前想后,慈禧太后决定征询“晚清最后的硬骨头”,也是力主收复新疆的左宗棠的意见。
1875年3月,清廷以密谕的方式致信左宗棠,要求左宗棠就“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之处”“酌度机宜,妥筹具奏”。
左宗棠并非一个单纯的塞防论者,他固然重视塞防,但也很注重海防。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越来越感到中国必须建设近代海军,走马上任闽浙总督,就创建了福州船政局,发展近代海军。
▲福州船政局。(图片来源:“清风福州”官微)
经过深思熟虑,1875年4月,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全面阐述了他“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同时强调,收复新疆,势在必行。
左宗棠认为,西征协饷不能匀作海防之饷。福州船政局规模初具,“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即便停兵,也不能节饷,西征协饷本来入不敷出,哪有饷可节!
此外,“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此时新疆叛乱势力尚不十分强大,东南沿海也暂时相对安定,不如趁此机会全力西征,一举收复新疆。
在左宗棠看来,新疆地理位置重要,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屏障,绝非“无用之地”。“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轫”,“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
左宗棠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
这场国防大讨论,不但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而且促使清廷下定决心收复新疆失地。左宗棠的万言上书,最终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1875年5月,慈禧太后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全权。这一年,左宗棠64岁,但二十多年前林则徐那番“西定新疆,舍君莫属”言犹在耳。已过耳顺之年的左宗棠,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收复新疆的豪迈征程。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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