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强地级市，只有更强，没有最强！

城市之间的竞争，争的是人、钱、技术，但争的也是谁目标和魄力更大。

苏州继续跑出超速度。

今年一季度，苏州GDP为5549亿元，位居全国城市第六位，排在前五位的是四大超一线上北深广，外加一个重庆。从GDP实际增速看，苏州同比增长7.9%，在全国20座万亿GDP城市中高居首位。

朝前看，上北深广的增速分别是5%、6%、6.4%和3.6%，重庆是6.2%；往后看，成都和杭州都在5%左右。

这样的成绩背后，苏州的行政等级只是地级市，这里没有机场，民航常年靠无锡、上海“支援”。

按GDP算，一季度中国前十二大城市里，要么是直辖市，要么是副省级城市，苏州是唯一的地级市“独苗”。

今年4月的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苏州人用一句话概括自己：

“以全国千分之一的土地，创造全国2%的GDP、4%的实际使用外资、5%的上市公司和超6%的进出口。”

苏州取得快速增长，一个重要因素是，死磕工业。

看看苏州的工业成绩单：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大于2000万元的工业企业）同比增长11%，远高于6.1%的全国平均水平；

工业总产值一度超越深圳、上海，问鼎全球工业第一城；

全国一共62座灯塔工厂，其中7座在苏州，数量居全国第一；

全国一共666个工业小类，苏州一座城就有513个；

苏州的强势产业之多，放眼全国罕有对手。去年中国百强产业集群里，苏州的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光子产业、纳米材料集群进入榜单，上榜集群数与上海并列全国第一。

而苏州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当属苏州工业园区。

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并提到新加坡模式：“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当今世界的一切先进经营模式，新加坡就很好。”

彼时新加坡受制于狭窄国土面积，发展目光转向外部，急需为资金寻找优质投资方向。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抓住机遇访华，很快敲定苏州工业园区项目。

去年商务部考察了全国230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综合排名第一位，连续八年蝉联冠军。

全球顶尖企业汇聚于此，华为、微软在这里设置了技术研究院，德国博世、美国强生等跨国巨头在此设厂投产。

这里的上市公司多到，中证指数公司专门编制了苏州工业园区指数，用于跟踪52家A股、H股的园区上市公司，甚至计划发布ETF类基金产品。

2022年，上海完成国内首例新一代国产微创口青光眼手术。这款尺寸不到260微米，不到四分之一根头发粗细的超精密支架，过去只有美国人能生产，而打破西方垄断的，正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海思盖德。

去年首飞的大飞机C919，有不少我国自主研发的新科技：耐高温并大幅减重的航空级发动机叶片；加工飞机机身的高性能数控机床；为发动机降温的火焰筒气膜孔……

这些产品的背后技术，均来自苏州。

从一个地级市，到叫板上北深广的新一线工业名城，苏州靠什么？

苏州人应该感谢，历史留下了一个好底子。

早在春秋时期，苏州便是江南经济中心，在农业、手工业等领域颇具优势。到改革开放初期，苏州手握春花吸尘器、孔雀电视机、香雪海电冰箱、长城电风扇“四大名旦”，在全国红极一时。

苏州人历来都是，脑子活，胆子大，办法多。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苏州人就研究出一套社队企业的办法，把城市里的工人周末请到乡下，帮当地乡镇搞一些小型加工厂，生产一批简单工业品。

当时，这种行为被政策严格禁止，但苏州人想出办法，将社队企业利润用于补贴农业，并且形容这套办法是：

黑手赚钱白手花。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表态，支持社队企业模式。苏州人抓住机遇，干出了全国闻名的苏南模式。由政府出资组织，海量农民涌入乡镇企业。

仅用10年，苏州人打造超1.5万家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约一半。

但苏南模式同样面临困难。

彼时，乡镇企业做的是纺织、食品等低附加值产品，总量虽大，却没有能打的大企业。加上政府主导下，缺少市场活力，大却不强。

苏州人下定决心，自己干转型。

以当时的苏州昆山县为例，昆山曾是农业县，在苏州市八区县中经济垫底，绰号“叫花昆山”。1984年，时任县长吴克铨语惊四座：

自己掏钱，干全国第一个自费工业开发区！

问世之初，昆山工业开发区寒酸至极。园区用地，是从一片农田划出来的，附近全是烂泥地；吴克铨担心上级“查户口”，一度将园区冠名“工业小区”。

由于没钱搞园区基建，昆山打算把园区土地的使用权卖给外商，一时间引发众怒，“卖国”“新租界”的指责不绝于耳。但昆山顶住压力，坚持将土地使用权卖了出去。

只有一件事大张旗鼓，吴克铨把人派到上海虹桥机场，日夜蹲点，一遇商人就推荐：“要不要看看昆山工业园？”

1985年，昆山等来“金主”日本苏旺你株式会社、上海金星电视机厂。前者嫌园区道路太烂，吴克铨就从昆山仅有的300万技改经费中硬挤出50万，3个月修好道路；后者要求昆山承担建厂贷款，利润只能抽三成左右，吴克铨咬牙全部接受。

事实证明，昆山干对了。到1990年，约400家企业齐聚昆山工业园，昆山一跃登上江苏省人均收入冠军，工业产值接近100亿元。

而真正让苏州抓住腾飞机遇的，则是在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下，稳稳拿下电子信息产业。

1993年，郭台铭将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第三家工厂选在苏州昆山科技园。彼时富士康在珠三角的深圳已有两家工厂，迫切需要在长三角落子。

之所以选择苏州，有位置、成本的考量，苏州邻近一众长三角大型城市，劳动力多且便宜。

但更重要的是，苏州政府对台商的服务无微不至。

据说，昆山任何官员都在名片上印着手机号码，且随时待命。台商只要落地昆山，便有专员陪同，处理一切审批手续，曾有官员说：

“只要他们愿意投资，让我伺候倒洗脚水都没问题”。

富士康入驻之后，宏碁、三星、松下、富士通、罗技、仁宝、诺基亚、华硕等一批电子信息产业巨头迅速涌向苏州。

即便如此，苏州仍不满足，招商部门将一本笔记本电脑拆开，零件铺满桌面逐个检查，只要有一个零件还造不出来，就拟定一个招商规划，直到掌握电脑全产业链为止。

此后，苏州笔记本电脑产量迅速攀升，巅峰期时，全球每三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产自苏州。

2005年，苏州全市GDP超4000亿，其中，2691亿GDP源自第二产业。论GDP体量，苏州在全国内陆城市中仅次于上北广深，排名第五位。

同样在这一年，苏州的产业政策却一百八十度调头，从全力引入外资转为引入“外智”，口号是：

退二优二、留二优二。

意思是，在全市的第二产业中，清退低效益企业，保留高效益企业，并鼓励后者抓品牌、抓研发，朝产业链高附加值的部分走。

随着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崛起，区域营商成本在走高，洼地被填平，外资已不再稀缺，如果依然靠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吃投资，早晚有把老本吃光的一天。

苏州于是主动求变。

这是一项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政策。

欢喜的是，微软、华为、中国移动、苹果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在苏州设立研发中心。

微软就对苏州赞不绝口，在一线城市做研发布局，员工的生活压力太大。而苏州的“硬件”不输一线，这里汇集海量高校、研发机构及相关企业，营商环境更是无可挑剔，即便深夜发一封咨询邮件，打一通电话，园区仍能“秒回”。

发愁的则是低端制造业。自2009年以来，飞利浦、阿迪达斯、诺基亚等企业选择关闭苏州工厂。航向转变下，被淘汰的低端产业及相关从业者，因此沦为输家。

除了招商，苏州也开始招人，通过招人招企业。

最近几年备受关注的港股医药股信达生物，去年年度营收额超过60亿人民币，市值超过640亿港币，是中国首个向全球500强医药巨头授权自研创新药的药企，也是全球第一家，能在九年研发出四个单抗上市药品的药企。

而信达，就是招人招来的。

2011年，信达生物创始人俞德超来到苏州，参加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答辩会。当时的俞德超没有团队、资金、设备，甚至没有商业计划书，只有开发新药的理念，是苏州工业园区帮信达生物一路做强。

初创的信达生物急缺资金，苏州工业园就垫付9亿元资金，帮信达生物建设生产基地；药品申报时，苏州政府则委派专人指导，以推进新药尽快上市。俞德超说：

“在苏州创业，你从不需要请客送礼搞关系。”

从苏州产业升级中受益的，不止一个信达生物，打破5G芯片国外垄断的思瑞浦、中国家庭服务机器人第一品牌科沃斯、全球光模块龙头旭创，均从苏州工业园区走出。

背后是苏州无微不至的人才政策。

以2022年标准为例，苏州认定的重大创新团队，将获得最高5000 万元科技项目经费资助，300万领军者安家补贴，最高200万科研经费，以及最高5000万无抵押信用贷款。

至于人才的购房、子女教育、落户、医疗等配套扶持，一切“从重从快”，确保城市资源向头部人才倾斜。

去年，苏州工业园区实现生产总值3686亿元，同比增长5.9%，6069.67亿元的进出口总额位列全国第一位。

壮士断腕般给产业换血，奠定苏州工业转型升级，与时俱进的可持续增长基础。今年一季度，苏州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4.6%。

从引资之城到引智之城，苏州就是新质生产力的范本。

汽车产业的崛起，是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一个关键标志。

在这个产业，苏州也没落下。

背靠汽车产业高地上海，苏州很早就通过提供产业链配套切入汽车产业的发展。

早期苏州的汽车类上市公司，多为承接上海溢出的产业需求，如沪光电器、上声电子、常熟汽饰等。1999年，全球最大汽车零部件巨头德国博世，将生产与研发中心落地苏州，更让苏州的汽车配套定位进一步确立。

但苏州聚焦于汽车配套产业，缺少强有力的整车品牌。落户苏州的整车品牌仅有苏州金龙、奇瑞观致、长城前途等，除金龙外表现均不理想，让苏州在汽车产业缺少主动权。

面对困局，怎么办？苏州的答案是，超越现在朝前看，前瞻布局未来的关键技术，通过抓住未来的牛鼻子，化被动为主动，另辟蹊径，谋取着汽车产业的未来竞争力。

去年10月，苏州上线了全国第一条全息感知智慧高速公路测试路段，这条路能做到自动汇车预警、变道预警、事故预警，其中有6.5公里可达L4级自动驾驶。

苏州喊出，要做“聪明的车”“智慧的路”“灵活的网”。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苏州的汽车产业链足够完整，自动驾驶企业来到苏州，可就近测试、就近优化。既然抓不住一线整车品牌，那就抢跑自动驾驶，抓产业未来的高端部分。

如今，这些努力也已陆续开花结果。

去年年底，知行科技创始人宋阳在港交所敲响了上市锣声。

这家港股自动驾驶第一股，年营收额不过12亿元左右，至今仍在亏损，却凭借中国第二大第三方自动驾驶域控制器提供商的身份，在自动驾驶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而知行科技身上，从头到脚都洋溢着“苏州味”。

它的创始人从2004年入职德国博世苏州公司，在这里干了十年，其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副总裁，也全部来自苏州博世。

苏州政府资本更是深度参与知行科技发展，从三度参与融资，到上市前辅导，全包。

背后是苏州奔向“自动驾驶第一城”的野心。

截至去年八月，苏州已经聚集了450家车联网相关企业，其中包含10家上市公司。德国博世则顶着本国裁员压力，也要把造价10亿美元的自动驾驶研发基地弄到苏州。

初战告捷，苏州政府的雄心不再遮掩。去年1月，苏州划定汽车产业目标：

到2025年，车联网产业规模破千亿，聚合企业超千家；到2030年，全市汽车产业规模要突破万亿。

类似的故事，也在其他产业上演。

1992年，为选址中新合资工业园区，李光耀曾考察多个工业城市，有宁波、无锡、青岛、烟台，但最终苏州胜出，原因却出人意料：

名单中的城市，要么是副省级，要么是国家计划单列市，政策阻力颇大。只有苏州区位又好，又是地级市，改革阻力最小。

事实证明，李光耀的眼光果然毒辣。

从顶住“卖国”骂声，给外资超国民待遇；到自断一臂，抛弃血汗工厂；再到后发制人，豪赌未来产业求胜。苏州的每一次经济腾飞，都是改革与开放所驱动的这种一直朝前看，一直朝前突破的精神在引领和支撑。

始终有这种精神的勃发，也是苏州最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