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母女关系，被“完美”摧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给母爱加以神话的滤镜，将之与“无私”“伟大”绑定。认为抛下自我，毫无私心地奉献，才算真正的纯粹。一代代母职神话，让母亲们投入了过多的育儿成本，让母爱变得越来越沉重。

最能与母亲感同身受的，或许就是女儿。母女的镜像或相似，或逆反。母女之间天然存在一种超越年代的情感连接，爱与控制似乎成了母女关系的一体两面。

在流动变化的当前，母女关系也迎来了新的叙事和反思视角。心理咨询师、写作者于玲娜曾为母女关系心理学的本土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尝试。结合自身多年咨询经验，她将分析和感悟写在了《挣脱母爱的束缚：母女关系中的伤痛与疗愈》一书当中。她剖析了不健康的母女关系模式，探究母亲“纠缠的爱”来自何处。

▲《挣脱母爱的束缚》

于玲娜

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6

为什么最亲密的母女，也是伤害彼此最深的人？与于玲娜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总离不开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处境、近代家庭主义、养老和生育等更大的时代议题上。

于玲娜说，最理想的母女关系不是亲密无间，而是分离。母亲意识到养育是一个逐渐走向分离的过程，女儿放弃对“全能母亲”的幻想，哀悼自己的世界中的确存在一块“废墟”，等待艰难地重建。

或许许多女儿终其一生，都期待经历一场母女和解，但终究要回归到自我本身。正如于玲娜所说，好的母女关系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形态，而是流动过程本身。

母女关系的问题也是时代的产物，如此复杂、微妙，像每条汇入时代洪流的小溪，那么随机蜿蜒，那么绵延不息。

《新周刊》：你在书中谈到了“母职”，说它并非“母亲的职责”，而是“养育的职责”，但现实当中，这种职责大部分都落到母亲头上。母性真的是出于本能吗，或只是后天形成的说法？

于玲娜：生孩子只是漫长的母职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它很重要，但远远不是全部。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照顾、保护、情绪回应。教育、引导他的发展，带他体验，这些事情都没有性别限制。不管是出于本能还是后天规训，当社会谈论“母性”，重点是——为什么不去谈论“父性”？为什么“父亲”身上没形成养育孩子的文化？“母职”是所有成年人，包括社区、社会共同完成的，而不应把它全部甩给所谓的“母亲”。

▲《妈妈》

《新周刊》：谈到母女关系的特殊性，你在书中说到母女双方共有“女性的身体”，这种独特的身体意识与男性截然不同。为什么父子关系难以产生“共有身体”的感受？

于玲娜：男性对自己的身体感觉、性欲是非常直观的。但女性的身体意识，往往在自己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社会的身体之间拉扯。比如买鞋的时候，平底鞋和高跟鞋选哪种，往往对应的是身体感觉的拉扯——要好看还是舒服？如果要获得社会身体的“高定价”，可能就要以牺牲自己身体的感受为代价。女性通常很难守住自身作为主体的身体感受。

《新周刊》：很多人开始反思东亚传统教育中的亲子关系，女儿谈论母亲，不少带着抱怨又有负罪感的状态。女儿普遍更容易被这种爱束缚和压制吗？为什么逃离母亲如此难？

于玲娜：首先，女性整体更容易被家庭和社会的评价体系压制，或被道德规训束缚。比如很多女性有身材焦虑、厌食症，就是（女性）受到外界对身材的评价和眼光影响（而产生的）。为什么女性的自我力量更弱？这就归因到养育过程当中，女性相比男性来说，自我意识很少受到支持，传统的家庭观念就是女儿要举止优雅、乖巧、懂事、听话等，这些都跟自我的发展没有关系，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在传统母亲的观念里，女性最好的出路就是嫁给一个好男人，她们会下意识地往这个思路方向培养女儿。

为什么与母亲的分离会这么难？你看哺乳动物的世界，有意思的是，养育幼崽到成年以后，父母自主将孩子赶出巢穴，因为它们已经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了。但在当前社会，很多时候是“老无所养”，无论在经济、道德还是信用体系上都难以支撑家庭的养老负担，所以传统型家长就容易形成将子女“绑”在身边的意识，这种现象在非一线城市当中尤其普遍。所以，在社会层面来说，与母亲的分离也如此难。

▲《妈妈，不当你的女儿可以吗？》

《新周刊》：母女问题，通常是女儿通过对妈妈的违和感、窒息感、恐惧感等感觉觉察到的，但为什么母亲会对女儿的痛苦缺少察觉？

于玲娜：母亲“看不见”孩子，常常是因为她自己也没有被“看见”。很多母亲无法回应遭受外界伤害的女儿，很可能是因为在她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听说、目睹或亲身遭受过的类似伤害都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帮受害者应对。母亲对女儿的情感忽视，有时就像一个穷人对另一个更穷的人的吝啬。

用动物界的一种现象理论来解释，就是Pecking order（啄食顺序）。在一个群聚环境中，霸凌顺序决定了个体的行为顺序，比如有10只鸡排成一队，排后面的鸡会被啄咬，而妈妈和女儿就处在第9位和第10位，她们肯定有抱团取暖的时刻，但也有互相伤害的时刻。越是在养育资源非常匮乏的环境，越容易形成这样的霸凌序列。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新周刊》：越来越多的人反思母爱“奉献”和“无私”的本质，“都是为你好”这样的话带着“毒”。你如何理解母爱中无私和伤害并存的现象？

于玲娜：有没有可能，母爱的无私恰恰是有“毒”的最大来源？我们爱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无私地爱？如果我们先照顾好自己，先爱自己，再去爱她，是不是双方都会松弛一些？中国传统女性通常被规训成一种不爱自己、只爱别人的人，所以近些年来女性觉醒的意识出现，才有了非常“烂大街”的口号——“你要爱自己，才能爱别人”。传统母亲总是通过“不爱自己爱子女”来感动别人，其实这种爱就是带着“毒”的，会通过母爱去绑架子女。妈妈也有自己的需求和爱好，做自己的同时也不妨碍她是一个母亲，但前提是身边的人为她分担母职。如果妈妈也有自己想干的事情，不过多干涉女儿，女儿需要她的时候她也会在，这样的爱就很健康。

《新周刊》：作为一个母亲，如果你有了女儿，会与她如何互动？

于玲娜：我的小孩是男孩，我想如果有女儿的话，我会告诉她，“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男生，千万不要听任何人告诉你女性应该怎么样”，因为这些“应该”是阻碍女性健康成长的教育观念。很多男生从小被教育要有远大的抱负，培养对社会的大局观，接触带有竞争性的游戏，我觉得女生也可以。在女性的成长道路上，很容易碰到年龄焦虑、职业焦虑等天花板，但我希望她能摆脱社会性别规训，尽她所能活出自我。

《新周刊》：作为心理咨询师，近年来接到咨询的母女问题里，有哪些是你在书里还未探讨触及的？

于玲娜：近几年来比较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全职儿女”，可能是经济变化导致有这样的模式，它让原有的亲子关系边界变得更加复杂，相互的依赖更加紧密。因为当孩子变成“全职儿女”，亲子关系就像加了一层“领导和员工”的关系，甚至有点像封建家庭模式的回潮，在家庭里，财产按照每个人的分工来分钱。“全职儿女”的出现，可能会给年轻人发展独立人格带来更大的挑战。

▲《我的事说来话长》

《新周刊》：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心理动作“哀悼”，这似乎更针对母亲的需要。对于女儿这一方来说，你觉得重要的是什么？

于玲娜：无论女儿还是儿子，在心理咨询当中，很多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放弃对父母的幻想。很多人没法放弃对“好父母”的幻想。有些男性会幻想自己是富二代，很多“爽文”就是这么来的。他们不能接纳父母是普通人，甚至是穷人的现实。女性更多时候是不接纳自己的父母没有爱的能力，不接纳他们中的某一方一直对自己冷酷无情，不接纳自己的童年是残缺的，这部分就是需要哀悼的，过了这一关，会有很大的成长。

《新周刊》：你曾在日本做心理咨询，也翻译过欧美的相关研究。在你看来，国内与日本、欧美的母女关系，有什么不同的现象？ 

于玲娜：日本的母女关系也有很多问题，也带着东亚国家的共性。整体来看，东亚国家和欧美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欧美的女性更能拥有独立的自我，她们能拥有母职以外的社会角色，这可能导致她们的母女关系更松弛一些。现在所谓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最后落实到行动，大多是用于提升女性在婚恋市场中的价值和地位。真正有意识地提升女性的整体地位，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女性，还是比较少。

而日本的亲子关系相对疏离一些，可能是因为挂钩于社会福利制度，日本老年人在东亚国家当中的社会福利相对更好。

▲《瀑布》

《新周刊》：很多心理咨询师强调要理解父母，与父母和解，但你觉得最重要的是理解我们自己。最近有个说法是——每个人都要经历一场和解。你对此怎么看待？

于玲娜：很多心理咨询师过于强调的“和解”，可能是与中国的孝道思想这种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概念。其实在西方的心理学流派当中，他们追溯童年创伤，很少主动指点自己理解父母。我认为过于强调“和解”，有点违背客观中立的原则。母女和解，并不是“需不需要”的必要性问题，而是“想不想要”的个人意愿问题。当心理咨询师把“和解”态度灌输给来访者时，常常会导致负面的结果：受伤的孩子不仅做不到理解父母，与父母和解，反而因为这种自我要求，深深压抑了自己的愤怒、憎恨、怨怼、失望、攻击性等，无法实现真正的成长。

解决关系问题时要牢记：最重要的是理解我们自己，以及理解互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理解对方当然有一定用处，但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弄清楚对他人的理解到底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真正的理解不意味着通过“和解”来迅速达成虚假的谅解，从而继续维持不健康的关系，比如继续顺从她、反哺她。母亲和女儿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意识到“我是我，你是你，我的成长和幸福不需要以理解你、让你成长和幸福为前提”。

▲《瞬息全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