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教育让孩子变聪明，但离创新越来越远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获取更多北美的精彩原创文章。
大家周末好！
今天推荐一篇美国学者的文章，“科学研究中的愚蠢的重要性”，希望跟家长们探讨一点教育上的疑惑。
譬如孩子要不要刷题？要不要多参加各种竞赛？某种教育和考试模式是不是好的？哪种教育制度和模式更好等等。
这几年接触很多海内外孩子和家长，一个感触是，整个氛围越来越累，越来越卷。家长和孩子们都很无奈。
但慢慢的，我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部分人把这种无效的，至少是低效的教育和学习模式“合理化”，为其辩护。
譬如，盛行给残酷的GK唱赞歌等等，把中式教育环境下学生的刷题考试能力，拿高分和所谓各种竞赛得奖，当成吹嘘和鄙视欧美教育的一种“制度优势”。
ta们可能忘了去问，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这篇短文回答了这个问题：科学研究的核心是在未知中摸索，但现在的教育模式的核心却是在已知中去找标准答案。
普遍的做法是通过大量的重复练习，刷题，考试。帅选出“聪明人”，选拨出可能适合科学创新的人才。
这跟科学创新是相悖的。
我们这代人是在高中时期，才频繁刷题考试。但国内现在已经提前到了小学阶段。孩子动不动就被抓去做几套试卷，家长和孩子们都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这不正常。
这种风气也传到了海外。海外孩子的教育也越来越中式化。不仅仅是补课、竞赛盛行，而是家长和整个族群的这种思维模式。
刷题——成绩好——名校 = 成才
北美的教育也有刷题和考试。但跟中式教育环境下的强度是没法相比的，尤其是中小学阶段。从教育到科学创新的这条道路上，断裂感还没有这么强烈。
而且整个社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反制这种反创新、反科学的教育模式。就像弗吉尼亚大学这位学者和这篇文章（文章发表于2008年）。
但在中文环境中，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显著。
原文在这里：
最近，我遇到了多年前的一个老朋友。我们曾在同一时间是博士生，研究领域不同，但都在科学领域。
她后来退学，去了哈佛法学院，现在是一个主要环境组织的高级律师。谈话间，我们聊到了她为什么离开研究生院。
令我极为惊讶的是，她说，因为在研究生院让她觉得自己很愚蠢。经过几年每天都感到愚蠢的日子，她准备去做些别的事情。
她的话让我很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她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她之后的职业生涯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直到第二天，我终于明白了，科学也让我感到愚蠢。只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
实际上，我在积极寻求新的机会来感到愚蠢。如果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甚至认为搞科研的本该如此。让我来解释一下原因。
对所有人来说，我们喜欢高中和大学科学课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擅长它（这不能是唯一的原因——对理解物理世界的着迷和发现新事物的情感需求也必须考虑在内）。
高中和大学的科学意味着上课，而在课程中做得好，意味着在考试中答对问题。如果你知道答案，你就会做得好，并觉得自己聪明。
而到攻读博士学位时，当你必须做一个研究项目，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对我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怎样才能构建出能带来重要发现的问题？如何设计和解释一个实验，使其结论绝对令人信服？如何预见困难并找到解决办法，或者在遇到困难时解决它们？
我的博士项目是跨学科的，一段时间内，每当我遇到问题时，我都会去找系里的专家。我记得有一天，亨利·陶布（他两年后获得诺贝尔奖）告诉我他不知道如何解决我在他研究的领域遇到的问题。
我当时是研究生的第三年，我认为陶布知道的东西保守估计至少是我的1000倍。如果他没有答案，那就没人有答案。
这时，我才意识到：没人有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研究问题。
而解决它是我的责任。一旦我面对这个事实，我在几天内就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并不难；我只是需要尝试一些方法。）
这件事对我的关键的教训是，我不知道的东西范围巨大，实际上它是无限的。
这个认知不仅没有令我气馁，反而让我感到解放了。如果我们的无知是无限的，唯一可能能做的，是尽我们所能去摸索前进。
但我们的博士项目在两个方面常常对学生不利。
首先，学生没有被明确告知做研究是多么困难。做重要研究更是非常非常难。这比那些非常有挑战性的课程还要难得多。
科研的困难之处在于，要让自己沉浸在未知中。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不能确定我们是否问对了问题，或做的实验是对的，直到我们得到答案或结果。
当然，争取资助和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竞争让科研变得更加困难。但除此之外，做重要研究本身就是困难的。改变部门、机构或国家的政策无法减少其内在的这种难度。
第二，我们没有足够好地教会学生如何高效地愚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感到愚蠢，就意味着我们真的没有努力。
我不是在谈论“相对愚蠢”，即有的学生通过阅读思考，并且成绩考得很好，而你没有。我也不是在谈论聪明的人可能在不适合他们才能的领域工作。
科学需要面对的是我们的“绝对愚蠢”。
这种“绝对愚蠢”是一种存在的事实，内在于我们努力探索未知的过程中。
博士论文预答辩和答辩的这种做法是合理的：答辩委员会不断push 学生，直到学生出错，或放弃了，说出“我不知道”。
考试的目的，不是看学生是否答对所有问题。如果他们都答对了，那是教师的失败。
考试和答辩的目的在于找出学生的弱点，部分目的是为了看他们需要在哪些方面投入努力，另一部分是为了看学生的知识水平是否足够高，是否准备好做一个研究项目。
选择性的无知意味着主动选择无知。专注于重要的问题使我们处于无知的尴尬境地。科学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允许我们跌跌撞撞，一次次犯错，只要每次我们都学到东西，就完全没问题。
毫无疑问，对于习惯于答对问题的学生来说，这可能很难。
毫无疑问，答对问题对建立自信心和情感韧性有帮助，但我认为科学教育应该可以做更多事情来缓解这一巨大的过渡：
从学习别人曾经发现的东西，到自己去发现。
我们越适应这种愚蠢，我们就越会深入未知领域，我们就越有可能取得重大发现。
原文标题：科学研究中的愚蠢的重要性
作者Martin A. Schwartz，弗吉尼亚大学微生物学系
原文地址：https://web.stanford.edu/~fukamit/schwartz-2008.pdf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