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灰尘被抹去,一代人的故事不会被埋没:《空白祭:寻找汪立三》映后交流
“2012年下半年,我开始演奏汪立三的钢琴作品,很快便产生了疑问:作曲家是怎样一个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出这般纠结而大气的作品呢?查遍文献仍不解之后,我试图利用网络搜集资料并且找知情人询问。纪录片《空白祭——寻找汪立三》就是周洪波导演拍摄我寻找知情人的过程……”
这是《空白祭——寻找汪立三》(以下简称《空白祭》)主人公之一,钢琴演奏博士张奕明在《汪立三晚年创作心路历程探究》的最开头写下的。
影片历时七年,重新拼凑出被命运挑战和时代变迁影响的天才音乐家、诗人汪立三的生命故事。他曾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天才,后因时代背景的变动而北上,却在东北找到了音乐新灵感,创作出独特且深邃的中国音乐。四十年后,钢琴博士张奕明寻访汪立三,却发现他因阿尔兹海默症失忆。张奕明通过追寻汪立三的足迹,试图唤起这位音乐家的记忆,开始一场特殊的音乐祭奠,致敬上一代音乐家的命运。
时代的灰尘被抹去, 灵魂与音乐在命运的跌宕起伏中屹立不倒,一代人的故事不会被埋没。音符架起桥梁,使两代音乐家相遇,激荡精神的共鸣,在被纪录和传播的时刻,发出层层回响。
5月14日,《空白祭》在上海师范大学进行了一次学术放映,映后,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徐亚萍主持了周洪波导演的分享会。
以下为映后分享内容,有部分删改。
空白祭:寻找汪立三
作者:段昕彤
编辑:张劳动
徐亚萍:欢迎周洪波导演,感谢您带来《空白祭》这部优秀的纪录片。《空白祭》的剪辑其实是非常缜密,环环相扣的,虽然是一个人物纪录片,但是有双重的线索,您可以向我们分享一些剪辑的漫谈。
周洪波:对于《空白祭》来说,有两层故事:首先汪立三作为一个天才音乐家,他有从学院到民间去的人生经历,不管这个经历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同时,他到民间去,并找到了灵感的滋养,创作出伟大的音乐。几十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人,张奕明,他也是一个相信音乐的人,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要去寻找汪立三的音乐和创作经历,他又重新走了一遍汪立三的人生路线。
在他寻找的中间节点,2013年,汪立三去世了,从这个点开始,这个片子变成了张奕明的寻找故事。同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主人公汪立三虽然活着,但他是不能说话的(因病)。所以这既是一个找寻的故事,同时它又有横向的部分——汪立三的日记和音乐。汪立三不能说话了,但是他创作的音乐和他的日记,都是汪立三自我的叙述。
徐亚萍:譬如故事的开端,张奕明在路上碰到了一个音乐家,说我要去见葛顺忠,下一个场景大家就看到了葛顺忠,这是一步一步往下推导的结构。在剪辑的阶段怎么挖掘素材的潜力,还有找到结构?
周洪波:比如在这个片子里中间的阶段,张奕明去找做葫芦笙的民间艺术家时,他的孙子跑过来,讲爷爷你不要再吹了,其实这是纪录片里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意外。
纪录片会里有很丰富的现场,这些现场有时候是迷宫,让我一时找不到路径。开诚布公地讲,这部片子的剪辑和拍摄其实是交错进行的,12年开拍,到15年停下来过。15年和张奕明在哈尔滨的江面上的采访结束后,我们几乎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拍摄。当时压力很大,再拍下去,内容是很重复的,张奕明在各处的汪立三钢琴作品演奏会,没有更多的新意。更重要的是经费也不足以支撑了。
我们就只能先回到上海。我当时想了一招,我跟张奕明说,我可能暂时不能陪你去走这个路了,但是你可以用一个家用摄像机,把你做的汪立三研究的过程拍下来。张奕明就用摄影日记的方式,把他在美国的演奏、和他一路向西行、翻山越岭的部分,都记录下来,建构了我的影片的另一部分。
直到2017年,汪立三的女儿多多说找到了她父亲的日记。我们去看了他的日记,我当时忽然有一种被汪立三附体的感觉,被他的那种少年的激情所打动。他的日记从20岁左右写起,写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创作、爱情,写得意气风发,后来写他离开城市,写他被发配边疆的日记,一路从上海、南京北上的游历,写在佳木斯的生活,写北大荒是对他自己人生的一种历练。我意识到,他从来没有消沉过,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老天爷赏赐给他的不可多得的人生经验,这就是他人生的一次壮游。
这种历史境遇和个人性情所碰撞出的复杂性,让我觉得我和汪立三的链接又建立起来了,所以我17年继续开机和剪辑,当然,其中很多人和事都发生了变化,对我而言也比较艰难,但是我将故事的脉络捋得比较清楚了,我建立了出双重结构,以及因为有了两本日记作为抓手,剪辑就变得顺手起来了。
在我拍摄的时候,我也比较倚重一种行走的感觉,例如通过张奕明火车上的采访和日记,走到一个地方,换一个人的采访,换一个时代;如果走不动了,我就会换一趟火车。它是跳跃性的拍摄,是跟随情绪而非很强的故事逻辑性。因此这个片子所谓的是有点像复调叙事的感觉。
在片子末尾的时候,出现了汪立三创作的多幅的中国画,意境非常美,影片结束在这里。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要去思考一个电影的结束是在哪一刻最好。其实很多段的事情是结束了,但是情绪还没有结束,还要往前走,还需要有个东西把情绪再化开来。这个片子是一个表面上讲故事,其实内在是一个情绪连接的片子。所以我用他的画将观众的情绪再做一次平复和归拢。
徐亚萍:我们继续沿着刚才的话题来聊聊文本,这个影片是个文本、语言、音乐占比特别重的片子,比如说里面有配一些汪立三的日记。怎么样从大量的素材里寻找的合适的部分?
周洪波:的确,汪立三的日记有两大本,我在挑选的时候,一些非常具体的部分我会摘取掉;我更关心他的情绪上也比较动荡的部分,他们比较能够拉动观众对这个人的认识,特别是他到了佳木斯之后,他遇到二人转的时候,他日记的情绪性是有色彩的,能够跟观众之间有一个沟通。
另外张奕明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拍摄对象,我们拍纪录片有的时候会遇到拍摄对象不配合,或者拍摄对象太在乎自己,要不断地要去描绘自己,给自己做一个非常有定位的东西,以保护自己的形象。但张奕明不是的,他的情感和外在表现是一体化的,当他在拍摄他自己游历的影像的时候,甚至镜头的抖动和他内在感情的起伏都是一致的:他在美国弹汪立三的乐曲时,美国音乐大师听完后一直沉默,不发表评论。张奕明想去问他对这乐曲的感受,但是又不好意思问,他的镜头就一直在徘徊,这是私影像的表达里自我相关性很强的瞬间,去剪这些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徐亚萍:那我们也把提问的机会开放给观众。
观众1:周老师好,我有两个问题想问您。一个是剪辑上面的问题,您的片子作为一个音乐影像,音乐本身和汪立三的故事,寻访者张奕明和您作为导演,寻访的跟随者,三者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您在拍摄和剪辑上面很好地把这三者凝结在了一起,也让这个影片在最后有了一个向外延伸的追寻意味,同时也并没有像一些音乐影像,过度地放置导演自己的主观想法,让乐曲变成配乐。您是怎样去设计您的镜头与剪辑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看您的片子会想到邵攀导演的《自行车和旧电钢》,还有许创的《指尖上的小星星》等等,他们的影片似乎更偏向于做音乐人物的传记,而您的片子似乎更多是人和音乐之间的流动的关系,是一个音乐影像志的创作方式。您在创作中怎么去考量人物和音乐的比重?
周洪波:《空白祭》这个片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散逸出来的情节,散逸是纪录片和剧情电影很大区别的一个审美特点,当然,我是指非强剧情的纪录片。比方说大凉山老人吹他的葫芦笙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和故事本体不在一块,游离出来了;又比方说在哈尔滨音乐学院里面拍摄老师们传递汪立三雕像的部分,也会游离出学校周围的环境。
做一个片子的时候,我的经验是不会把视野聚焦在一个人身上,通过很强的戏剧性去从头走到尾,我更喜欢延展到他周边的人,用这些人、事物构成更完整视野的纪录片。
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我尽量能让整体性渗透一个片子里,让片子呈现出和日常类似的一种呼吸感。在采访时我也不希望将后景虚化,宁可呈现一点杂乱和斑驳。所以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会比较放松地去放置生活的东西,和他身边的这些人,而不是说完全局限在一个点上。
音乐其实是我觉得很要我命的部分。我电影学院的同学朱靖江,影像人类学的专家,他看完后开玩笑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你的这个音乐素养也不咋地,就没受过音乐训练,那你怎么去理解汪立三的音乐,把它合理地放到这个片子里来?对我来讲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
我自己是一个音乐的门外汉,但是这个片子又是关于音乐家的,汪立三在大的历史洪流中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但是他在这种人生巨变中,没有丢失自己的音乐信仰,这是影片的主题,因此音乐是这部片子立身之本。所以我不得已要很认真地去感受汪立三的音乐,要向张奕明请教。
我首先是确定最重要的音乐肯定是《二人转的回忆》,这是汪立三很明确地用东北二人转曲风创作的一首现代钢琴作品。这也是这个片子的音乐主题,我总共用了三次左右这个音乐,既有情节性的、也有抒情的、也有展示东北环境的,其中有一段包括插入了很多二人转的历史图景,历史照片是用穿插的方法。这个就构成了电影中音乐的主线。
还读野草》这一段的音乐显得比较厚重、沉郁、压抑和痛苦,我对应放的历史资料是当年的革命青年们举着红旗上山下乡那种轰轰烈烈的激扬场景,这段声画对位目的是为了改变资料影像所塑造出来的历史情绪,呈现一个当下观察的视角。
最后一段我也用了一个完整的段落,就是他的一首叫《诗》,我翻遍了他所有的CD曲目,只有这个首音乐是抒情的,是有情绪的,它和泼墨山水的感觉比较搭配,也能够不断复现这种追寻的情绪。
观众2:想继续向导演提问声音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音乐纪录片,在声音处理方法,是更倾向于“野生”感,还是要更追求精细一些?
周洪波:声音我觉得在纪录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声音的运用在纪录片很重要的除了前后的衔接,还有前置、后置,对位和平行,也就是如何去有效地利用声音的和画面的关系,形成一种戏剧性的能量。野生和专业也取决于作品的商业性和个人行性。
其实我觉得这片子最让我觉得开心的地方就是张奕明他发现了冰面上的电线电流运作声和抽陀螺的声音,这个声音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听,拍摄时录音师已经有意识地去纪录这些声音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在采访中张奕明突然说这个电流声太好了,如果说汪立三在这里的话,他会说这是降B调。张奕明说这个话的时候,特别真诚,声音通过他的话语形成了一种对汪立三形象的建构,也是张奕明和汪立三的灵魂交流的瞬间。
观众3:老师好,我们是正在拍摄纪录片作业的学生,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非常有限的拍摄时间内,我们的拍摄和采访无法体现主题,是否有什么“抢救”办法?
周洪波:我们作为导演或者摄制团队,在拍摄中,首先可以不要建立对拍摄对象的刻板印象,也不必揣着一种呆板的目的和主题,所有一切都必须在拍摄过程中不断调整。这些新的细节和方向会增加活力,在后期都能帮助重新建立和解决问题。至于拍摄,首先需要真诚,我们应该在真诚的基础之上,做一次纪录,很纯粹的纪录。
选题,我们有时候会接到一个宏大选题或者说命题,可能就会显示出一种和自我之间无处不在的差异和疏离,但这时候加入进一个我个人的主观视角,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纪录片的独特未知性,打破原有的僵局,事情会变得有趣起来。最后,在剪辑阶段,“抢救”的办法,或许可以增加运用资料和空镜头,重新读解它们,在后期去重置情节链条,有时哪怕加入一点照片,都可以打破这种现场缺失的困境。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麻烦。
徐亚萍:接着周导刚刚的话,主题和结构不是强加给拍摄对象和素材的观念,大家有时候会因为抓不住结构而非常焦虑,其实还是需要回到拍摄和剪辑时的感受和理解,无论是采访、解说词还是镜头运动,都来源于拍摄的感受、理解,这说起来或许很抽象,但确实是打动人的部分,也是纪录片有意义的部分。
观众4:周老师您好,我刚想问关于空镜头的问题。我有注意到片子里有一个空镜头是汪立三去世的追悼会结束之后镜头追着一个蓝色的塑料袋一直飘,最后停到一个坑里,停了很久,我当时一下被这个镜头戳到了,觉得脑子里有很多东西涌出来,您的影片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带有象征意味的空镜头,您是如何去捕捉的或者会有预设吗?
周洪波:空镜挺有意思的,在连缀故事的同时,也可以交代环境、提供象征等等,我更多是看现场有什么,发生了什么,客观的事物都拍一下,或许以后会用到,当然,在现场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尽量去呈现空镜头的艺术性。同时,越简单的镜头会有越强烈的象征性,我们可以去感受到几何线条的纵深空间、物体在光线下的明暗关系,这些都是属于电影的上镜头性的表现。
刚刚你说的塑料袋漂流,你讲得很好,它被剪辑在汪立三的追悼会之后,的确会让我们联想起汪立三以及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但是它其实是在未知的情况下拍摄的,我们在拍摄张奕明冰面采访之前,拍空镜头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个在冰面上滑行的蓝色塑料袋,觉得它的滑行中有一种孤独感。到最后剪的时候我把它放进去,就感觉追悼会结束后非它不可,不仅对应汪立三的命运,而且在此之后这个空灵的镜头也抚慰了观众的悠长的被压抑的情绪。这是个巧合,但也很有趣的。我个人比较放任自己的直觉性的创作,我觉得它是纪录片拍摄独有的潜力。
对于未来想要拍摄纪录片的年轻同学,我其实还想说的是,我们,不仅仅指学生,还有更多想要打开摄影机的人们,能碰到一个真的很感人、很戏剧性、很能令人深度思考的题材可能性是很低的。题材的获得更多时候是一种偶然性。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常规的、平庸的选题,故事不够强壮、人物不够有趣。但我们可以它当成又一个锻炼自己的创作机会。我们不一定非要呈现多么能引人深思的内容,但要去感受现场、抓取细节,比如你拍摄一段趋向死亡的过程,死亡的残酷性呈现在它的种种细节上:一个衰老的身体,他的衰老身体习惯、行为习惯和语言习惯的外在表征,以及他在慢慢丧失自己的过程。这些未必是非常大起大落的戏剧性的东西,却是摄影机要记载的,重要的东西。
当我们只有很少的拍摄时间时,考察你能否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的方式,就是看你对现场细节的抓取以及影像表达,我们需要能够对现场产生一种理解,凝炼出主观的情绪,建立与人物、事物的联系 。
徐亚萍:是的,今天晚上也是我们具体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尝试创作纪录片的过程,其实就是投入进去,察觉情绪,发现问题,然后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纪录片其实是可以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一个题材它会不断的发展变化,不断带来意料之外的新事物,当你发现有意料之外的东西时,它不应该让你焦虑,它反而应该是兴奋地开机拍摄的一个时机,也应该会给我们带来剪辑的动力。
非常感谢周导今天让大家看到《空白祭》这部非常有分量感和厚重的片子,也祝福周导未来拍摄更顺利,我们共同期待您的下一部影片。
周洪波,199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曾担任Discovery中国频道“亚洲新锐导演”选拔评委和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复审评委等重要职务。自从业以来,他先后拍摄了几十部纪录长片以及多部故事片,在国内外电影节上屡获殊荣。主要作品:《霜天晓角》、《绛州锣鼓》、《董家渡》、《天目》、《乡村入殓师》、《冬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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