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女扳不倒“吴亦凡”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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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女扳不倒“吴亦凡”们

27天前

韩女，又一次因为“刚”，冲上了热搜。

最近，一部BBC《下药、性侵和羞辱——揭露韩流明星聊天室里的秘密》上线，关于韩流顶级明星李胜利、郑俊英、崔钟勋等性虐待与性剥削女性的犯罪行为，在这部纪录片里得到进一步的披露和更为翔实的补充。

仅3天之后，韩国就又曝出一例“新N号房”事件，在61名受害者和5名主犯中，赫然有韩国顶级首尔大学的在校/毕业生。

尽管，4年前震惊世界的“N号房”之恶，仍然历历在目：

包括26名未成年人在内的74位受害者的性剥削视频，被分享给26万个会员用户......

问题显而易见：几个明星、几个主犯的被捕，一家Burning Sun夜店、几个色情网站的关停，针对数码性犯罪法案的出台，

并不能遏制韩国的性犯罪，更不能将韩国根深蒂固的厌女症连根拔起。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但在父权制高高矗立的阴影之下，却仍有这么一群韩女，宁冒生命危险，揭露暴力真相。

房间的大象，不应被人们忽视。

她们的伟大，应当被人们看见。

尽管案件早有定夺，但BBC的这部纪录片，揭开了更多骇人听闻的真相。

谁都不曾想到，李胜利（韩国顶级男团BIGBANG成员）、郑俊英（知名摇滚歌手）、崔钟勋（FTIsland乐队队长），在坐拥百万女性粉丝的光鲜背后，是利用名气将粉丝吸引至Burning Sun夜店，用迷药灌晕被盯上的女性后实施性犯罪，甚至将其献祭给“VIP客户”等一系列罪恶行径，牵扯的受害者无数，比当初的吴某凡行为还恶劣。

根据手机内流出的聊天记录，这些所谓的男性顶流明星，以性侵失去意识的女性为日常娱乐，偷拍、散播性剥削视频为炫耀手段，群聊文字低劣到难以直视。

如果说，那些男性是为了恶臭的癖好而链接纽带，那么，女性就是因为共同的命运团结在一起。

2016年，郑俊英的前女友景美，不顾世俗压力，勇敢举报郑俊英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偷拍两人的私密视频。

女记者朴孝实，第一个对这件事进行了追踪报道，随即引起韩娱舆论爆炸。

然而当时此事并未得到公正处理。

在警方的包庇下，郑俊英被无罪释放，景美却因证据不足，遭诬告罪风险，只得取消撤诉。

但在3年后，当初为郑俊英出具“手机数据无法恢复”证明的公司里，有人怀揣着良心，将当时复制的手机数据交给了第二位女记者：姜京允。

姜京允马上意识到，聊天室背后的黑暗比她们想象中更为恐怖，不光警察局中有李胜利们的保护伞，还牵涉到不少韩国上层人士。

但顶着巨大压力，姜京允仍然力求挖出警察内部高层。

直到女明星具荷拉出现，姜记者终于拿到了拼图的最后一块：

具荷拉说服了练习生便相识的作案人之一崔钟勋，以此为突破口，“警察总长”的身份，终于得到指认。

令人心痛的是，具荷拉本人，同样也是非法偷拍犯罪的受害者。

她曾向警方举报前男友威胁公开她的私密照片，但却因此与“家暴”、“私密照”等敏感词汇关联，以至于遭受粉丝质疑和网暴，事业也受到重创。

（据录像显示，具荷拉在电梯前跪在前男友面前）

就是在这样身心俱疲的状态下，当具荷拉知道有记者在调查偷拍事件，还是毅然决然地提供帮助。

这个曾害怕前男友曝光私密照片、一度跪地祈求的姑娘，明知公开警察总长身份会让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但为了救出其他素不相识的女孩，冒着前途尽毁的风险联系记者。

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的勇气，令人动容。

曝光过程虽阻力重重，但每个关键点上都有勇敢的女性挺身而出——

受害者景美、两位女性记者、女明星具荷拉，

一次次接力，终于将男性的罪恶暴露于天光之下。

（“追踪团火花” | 图源：《韩民族》）

而近日“第二个N号房”事件得以曝光，也受益于2020年曝光“N号房”的女性团体“追踪团火花”的决定性协助——

团队之一的袁智恩，发现Telegram上有团伙传播利用AI技术换脸合成的色情照片/视频后，不惜将自己包装成为男性，进入私密直播间潜伏2年、搜集犯罪证据。

此间她逐渐取得主犯的信任，在今年将其引到线下见面，警察才得以成功将其抓获。

（《人选之人》剧照）

而这个追踪团队，全部成员仅有2人，都是刚20岁出头的女性。

4年前，面对同样震惊全球的“N号房事件”，卧底6个月、揭开罪恶真相、解救出至少74名受害者的，也是这2位女性。

当时她们甚至还只是新闻系的学生，正在实习阶段。

然而，韩国社会回报给这些勇敢女性的，不是鲜花、荣誉和勋章，而是谩骂、攻击和威胁。

用实际行动演绎了，什么叫韩国男性，配不上韩国女性。

就在“李胜利门”甚嚣尘上时，李胜利所属娱乐公司的男股东却反问道：

“如果3年前的聊天内容被认为是犯罪，那所有韩国男性岂不都成罪犯了？”

当“李胜利门”、“N号房事件”曝光之后，女性不满和愤怒被点燃，随之而来的，却是男性性别保守主义者的舆论反扑：

他们有意跳过了这几起恶性案件中的偷拍产业链、将女性作为性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等背景，以“并非所有男人”（Not All Men）为防御性话术，指责韩国女权主义者的“小题大做”，对后者发起激烈口水战。

（2020年N号房事件调查报道）

如果说一名利益相关的股东、一些男性保守主义者，还无法代表全体韩国男人。

那么，高达26万的“N号房”涉案人数，既是韩国男性总人口的1/20，也相当于韩国出租车的数量——

也就是说，在韩国街道，女性们遇到N号房参与者的几率，和遇到出租车的概率等同。

不断有匿名的控诉、指责，从互联网角落渗透出来：

当民众请愿公布这“N号房”26万付费会员的身份时，立马有人匿名表达委屈：

“我又没有犯罪，只是付费观看成人视频而已，这有错吗？”

他们甚至把自己看作受害者，去指责真正的受害女性：

“我们付了钱，结果房间没了，她们才是诈骗犯。”

......

韩国男性的“委屈”，化作人身骚扰和死亡威胁，

像重锤一般，朝受害者和曝光者砸去——

“追踪团火花”的2名年轻女性，真实姓名等信息被公开发布；

也曾遭遇线下尾随，不得不举起棍棒保护彼此；

而记者朴孝宝彼时怀有身孕，因被接连网暴，不幸连续流产2次...

但是她说：我没法放弃，一旦放弃，他们就赢了。

开始调查那一年，记者姜京允也正在孕期。

男星聊天记录的恶心内容，加之妊娠反应，让她每隔10分钟就要去吐一次。

而她也不断遭受网民攻击，被骂“疯子”，“怀孕的女权bitch”…

调查的3年间，姜记者每天都在巨大压力和孤独中度过。

而具荷拉，在网络骚扰和与前男友的纷争最激烈的时候，好友崔雪莉的死亡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一辈子都在奋斗”的女孩，于2019年自杀，年仅28岁。

她从没放弃拯救她人，却没救下自己......

（2019年3月8日的韩国妇女街头抗议）

是的，或许并非“所有韩国男人”都是强奸犯、暴力狂，

但是，“所有韩国女人”都生活在性别暴力的恐惧中。

偷拍，性暴力，性剥削，是韩国女性长久以来的阴影。

2011年左右，韩国还演变出了专有名词“Molka”一词，这一由语词“隐藏式摄影机”演化而来的新词汇，专门指代用隐藏摄影机偷拍的罪行。

“Molka”，可能发生在公司更衣室，公共交通工具、卫生间，也可能发生在恋人之间。其受害者绝大多数为女性，而肇事者绝大多数为男性。

其背后更是勾连着数码性犯罪——未经同意拍摄的性视频，大概率会被传播到色情网站上用于牟利。

（这样可以内置到定制设备中的微型摄像头，在韩国电器商店中随处可得 | 图源：Time）

在2019年3月8日的韩国妇女街头抗议中，公众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销毁非法拍摄的色情制品，作出改变。

在现场，一位抗议者说：“对于女性来说，无论我们在哪，感觉都如置身于Burning Sun中。”

韩国女性走进公共厕所的第一件事，就是环顾四周，看看墙壁和门上有无可能会隐匿微型摄影机的孔洞；

一旦发现，便用纸巾塞、用透明胶带遮、用记号笔在上面涂画......

（韩剧《未生》剧照）

实施者的暴虐残忍、26万围观者的漠然抱臂，曝光后韩国男性对施害者的普遍理解和同情、对受害者和调查记者的谩骂和攻击，与韩国女性一贯以来的谨小慎微形成极强的对比。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韩国男性和女性，某种程度上，的确生活在截然相反的现实之中。

这其中固然有个体人性的卑劣，但群体性的辩护，则暗示着社会的病理。

就像姜京允解释自己为何想做娱记时说的那样：

“如果我问我为什么要当一名娱乐记者，大概是这个行业很像社会的缩影”。

外表光鲜现代化，背后是金钱，强权，女性的血与泪，这才是韩国人民所生活的现实。

韩国这个国家的厌女程度，正不断用极端的方式刷新着我们对人性的想象力。

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罪恶滔天，但等待这些犯罪分子的，并非“灭顶之灾”，而是如棉棒一般的“惩戒”：

郑俊英，因实施集体性暴力、非法拍摄传播性爱视频，判处6年有期徒刑（后减为5年），已于2024年3月服刑结束后出狱；

崔钟勋，因参与集体性侵，被判处监禁2年半，已于2021年11月8日出狱；

李胜利，被判向投资者提供色情招待、挪用公款、偷拍和暴力教唆罪，仅被判处18个监禁，2023年2月已出狱。

就在BBC纪录片公布纪录片的这几天，李胜利甚至传出要来中国香港定居、重操夜场旧业的消息，传言他已在半山区购置豪宅......

警察总长高级警司尹某，则所有指控不成立。

至于李胜利所涉嫌“性贿赂”的商界名流、高层精英，更是隐身其后，盘根错节难解......

（2024年5月23日，香港艺人向佐在微博怒斥李胜利：“离中国香港远一点”！）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如此重罪轻罚，并非完全由于“李胜利门”涉钱权勾结，而是韩国打击性剥削和性暴力案件的普遍力度。

虽然色情内容在韩国非法，但偷拍犯罪者绝大多数仅被除以罚款/缓刑。

且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在70%的审判案件中，许多人都逃脱了（也即不受任何惩罚）。”

而当受害者向警方寻求帮助时，也往往被告知照片、视频很难从网上删除，总之就是大写的“无能为力”。

正因如此，“第二个N号房”的建立时间，甚至紧跟韩专门出台《Telegram “N号房”事件防治法》...可谓是狠狠抽了韩国性别平等的脸。

无论立法还是执行层面，韩国法律对于性剥削犯都展现出极高的宽容和偏袒。

国家法制的厌女化，早已为一切性别暴力埋下祸根。

（韩国女性抗议者呼吁政府打击普遍存在的偷拍色情犯罪行为）

这就是韩女必须直面的惨淡现实——

韩国目前还存在着、之后也会出现更多的李胜利，第N个N号房。

时至今日，"N号房“的26万名会员，依然在作为谁的丈夫、弟弟、儿子、同事、路人，平凡地生活着。

但与此同时，韩国女权主义反抗性暴力、性剥削的力量也在持续生长。

勇敢发声的吹哨人，推动了韩国女性议题的进程，挽救了部分倍受迫害而不自知的女孩们。

女性抗议者走上街头、高举横幅，上面写着“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和“我们是人类，不是你病态幻想的性对象”。

尤其#Metoo运动的这几年，韩女之间的彼此支持、互助的声浪不断加大，韩国父权制度的习俗、规则受到更广泛和有力的挑战。

（“摄像头搜寻小组”，正在手持探测器寻找安装在公共厕所的秘密摄像机｜图源：BBC）

韩女共同面对的压迫与险境，使之结成坚实的同盟，相互扶持着擦去眼泪。

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一句共鸣：

“我也身处同样的不公之中，我也想为弱者擦去眼泪。”

正是这种朴素的正义，使得她们顶着父权制高悬的黑色太阳，毅然投身一个个战场之中，和每一星火花团结互助，逐渐改变厌女的世界。

ref：

BBC：Burning Sun: Exposing the Secret K-pop Chat Groups

The New York Times ：A K-Pop Star’s Lonely Downward Spiral

Time：Confronting the Traumatic Impact of South Korea’s Spycam Problem on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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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NSIGHT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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