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文欣
编辑｜肖楚舟
4月25日下午，接连受到HYBE（韩国娱乐公司）指控的ADOR（HYBE旗下子公司）代表闵熙珍，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召开了一场长达2小时13分钟的记者会，对“试图夺权”“巫术经营”等争议进行澄清与回应，并按照时间线顺序讲述了她的入职经历，以及她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对待。当地时间2024年4月25日，韩国首尔，HYBE公司旗下厂牌ADOR代表闵熙珍召开记者会。（图｜视觉中国）
闵熙珍是韩国资深偶像团体制作人，曾供职于SM公司，参与过少女时代、EXO等大热团体的制作，近两年她离开SM，加入HYBE成立子公司，一手打造了新晋人气女团NewJeans，这场风波就起源于闵熙珍与HYBE的经营权纠纷，关乎闵熙珍和NewJeans的去留问题。在此之前，韩网舆论大都偏向HYBE，而闵熙珍通过这一场因“满口芬芳”的表述而受到广泛传播的记者会力挽狂澜，扭转了舆论的风向。记者会结束不久后，她身着的棒球帽、条纹卫衣和洞洞鞋被视为“骂老板套装”，迅速售罄。还有网友将闵熙珍说的脏话串联到一起，创作出了名为《Mini Jean》的单曲，许多人开始循环播放它，因为“这首歌就像我对生活的心情”。记者会视频下的高赞评论提到“所有人类都应该花2小时来看这个视频”。为什么一位身居高位的韩国女制作人的控诉会获得如此普遍而深刻的共情？她控诉的姿态分明距离社会规范下的“正确”和“体面”是那样遥远。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一句共鸣：“我也身处同样的不公之中，我也想如你这般，酣畅淋漓地将它说出来。”闵熙珍披露的故事中，有许多让普通职场人产生共情的细节。要知道，她是一位少有的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一众男性高管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女性。这样一位女性，她在职场里过得舒服吗？人们听到的是，闵熙珍用尽一切力气去完成工作，而某些高层只需要“喝喝酒、打打高尔夫”就可以坐享其成。“HYBE有那么多钱，把我整个人都榨干用尽了，难道我的业绩有下降过吗？我有像你们一样，天天让司机开车、喝大酒、打高尔夫吗？”“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只能要求真相。我要怎么用一两句话说明这个情况啊。”有网友表示：“女性凭借能力成为了在韩国受到如此瞩目的人，无法不为闵熙珍应援。”闵熙珍所面临的，是韩国职场女性共同的困境。自2013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推出衡量“女性在劳动力中的角色和影响力”的年度指数以来，韩国一直稳居该指数的垫底位置。《经济学人》还将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工作女性面临的障碍描述为“似乎是由防弹玻璃制成的天花板”（a ceiling that appears to be made of bulletproof glass）。“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指的是由于种种人为的障碍，使有资格的人无法得到应有的晋升的情况，这是职场女性们屡屡遭遇的困境。在韩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将近70%的公司没有女性高管。咨询公司海德思哲对韩国女性高管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韩国女性高管表示，她们的晋升之路上存在着无形的天花板。和闵熙珍一样，身在管理层、握有一定的权力的女性们依然被变得更加隐蔽的“天花板”法则掣肘着。反过来，身处规则之中的她们也可能出于自保的目的，压制其他女性的发展，形成一个跳不出去的恶性循环。《82年生的金智英》里就有个细节。在公关公司就职的金智英，本来干劲满满，很受女上司认可。但也是这位女上司在为企划组筛选成员时删掉了智英，因为项目计划持续五年，女上司考虑到男性的稳定性更好，而女性因为生育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这位女上司自己也有上小学的孩子，也被其他人在背后议论“不是个好妈妈”，她是不信任智英，还是不忍心让她变成另一个自己？没有人知道，但智英没多久就离开了职场。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一位创立了个人公司的33岁韩国女企业家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她在与聘用的男性员工会面时，对方放弃了韩语中应当对上级使用的敬语，而是把她当作一个年轻的下属来称呼。有学者指出，“玻璃天花板”作为一种出现在工作场所的歧视现象，它并不总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出现，而是利用各种无形的机制将女性边缘化。女性职场的“天花板”是无处不在的，它不只是限制了有机会晋升高层的女性，而是显现在普通女性的职场生活中——包括但不限于不平等的准入规则、薪酬差异、职业中断和职场性骚扰。
《浪漫的体质》剧照
得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少生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养好一个女儿，胜过十个儿子”的倡导下，生育率得到控制，女孩也开始得到家庭的关注与投资。然而，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劳动市场，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在这些领域获得了公平的待遇。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异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显示，截至2023年，韩国的性别平等水平排在146个国家中的第105位。韩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产业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其父权制价值观的变化却出人意料地缓慢。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韩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最高的，然而她们在就业方面获得的机会却是最低的。
韩国记者金敬哲在《无限竞争，无限痛苦的畸型社会：韩国》一书中表明，韩国自2010年代起，正式进入到“低成长时代”，企业整体的雇佣率大减。在求职过程中处处碰壁，是韩国人，尤其是韩国女性的生存现状。为了谋求工作，人们通常会选择参加公务员考试，旨在获得一个终身不被辞退的“铁饭碗”。韩国女性也是如此，试图在公务员系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2010年，韩国超过60%的外交官考试通过者是女性。尽管能力和表现都不逊于同龄男性的“阿尔法女孩”们（Alpha girl）在各类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这并不象征着韩国真正走入了媒体们所感叹的“女性优越时代”——韩国的性别薪酬差距、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女性领导人数量仍是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差的之一，韩国女性们在考公考编上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努力实则是一种出于无奈的必要——这些职位是她们少数几个可以相对公平地参与竞争的领域之一。
《请和我的老公结婚》剧照“这是男人们的俱乐部。”任职于一家韩国著名公司的珠贤在《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说道。她是该公司20人管理团队中的唯一一位女性。首尔女工协会会长表示，韩国文化中的传统性别观念依然没有改变，与男性相比，女性通常会被认为是能力不足的，多数公司都更愿意接受男性求职者。有些公司，甚至包括该国最大的三所银行，都曾降低女性申请者的书面测试和面试成绩，并提高资历较浅的男性的分数，以此来达到录取男性求职者的目的。不平等的准入规则限制了女性进入职场的机会，“玻璃天花板”阻塞了女性向上跃升的通道，在“门槛”和“天花板”之间的大片空白，则被其他的不公平所占据。“职业中断”（Career breaks）是其中非常普遍的一种。在韩国，超过40%的女性在婚后经历过职业中断。韩国女性职业中断最常见的原因是育儿（42.7%），其次是婚姻（26.3%），以及怀孕和生育（22.8%），许多女性在结婚或生育后，通常会非自愿地离开劳动市场。
《外出》剧照利用女性，却不补偿女性。既要你在职场上呕心沥血，也要你在家庭中鞠躬尽瘁。这样根深日久的性别观念在韩国常常以光明正大的形式出现，折射出社会整体对女性处境的无所察觉。首尔的怀孕分娩信息中心曾在2021年发布过一则荒诞的“孕妇指南”，它指导孕期产妇不要拖延家务劳动、提前准备好自己住院期间丈夫的食物和换洗衣物。女性仍然是孩子、丈夫、父母和公婆的主要（而且往往是唯一）照顾者，甚至对于有全职工作的职业母亲来说也是如此。未婚未育的韩国女性也没能逃过这套规则的束缚——她们的工资仍然比从事同一行业和职业的同龄男性低。根据韩国官方部门发布的数据，到2022年，韩国女性工人的每小时收入仅为男性工人的70%。并非“普通打工人”的闵熙珍也有过在薪酬上被差别对待的经历。在记者会上，她表明在自己拿到20亿的同时，“全是负业绩”的同事也拿到了10亿，“我不是说20亿很少，如果你拿了10亿，我应该拿更多”。
《oh my baby》剧照荒唐的是，虽然得到的薪酬较低，但韩国女性还是不得不进行额外的“美丽劳动”，以达到招聘市场对其外貌的苛刻要求。闵熙珍在非工作的场合开记者会，仍会因为没化妆和穿着便衣，而受到“试图装可怜获得同情”的质疑。韩国MBC电视台的女主播任贤珠每天要用掉一整瓶人工泪液，因为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和假睫毛使她的眼睛不堪重负。2017年，首尔一家证券公司为女性员工制定了近20条规则，而男性只是被告知要避免穿着不搭配的西装。在接受一家招聘网站调查的员工中，约16%的人表示，他们的工作场所要求女性不要戴眼镜，而5%的人表示，他们的雇主从一开始就从不雇用这样的女性。除此以外，女性在职场上还面临着更大的受到性骚扰的风险。韩国政府201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八成的受访者表示她们在工作场所遭受过程度不一的性骚扰，其中年轻女性员工最有可能成骚扰的受害者，并且不太可能向管理层进行举报。掀起韩国“Me Too”浪潮的徐智贤检察官也曾说过，在她开始检察官的工作以后“几乎没有一天不受到性骚扰”。而有着更大风险遭受性骚扰的女性们，又在职场中感受到进一步的排斥——许多韩国男性为了摆脱“骚扰”的嫌疑，开始把女同事排斥在男人的圈子之外，形成“彭斯规则”（The Pence Rule）的扭曲版本。“彭斯规则”是美国前副总统麦克·彭斯的一种避免与异性单独接触的工作方式，然而，这种行为往往只会排斥和惩罚女性，阻止她们平等地进入社交和职业空间。资本主义的工作文化，东方传统的性别文化，韩国职场浓缩了一个女性所能遭到的所有不公平境遇。当闵熙珍说出“我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奇怪的事情，原来女人需要经历的社会生活这么脏啊”的时候，事件本身的对错判断都不重要了，韩国女性只想与她一同怒骂。在早前的许多报道中，她被描绘成一个“疯癫”“情绪化”“歇斯底里”的形象。比如“闵熙珍一登场，上来就挑记者毛病，说闪光灯太闪了”，一个敏感易激和无端发怒的女人跃然纸上。韩语中有一个词，“화병”，直译过来是“火病”的意思，它表达的是“因受到不公平对待而产生的怨恨和愤怒”。研究表明，韩国女性的“火病”不仅与个人经历有关，它更是性别、文化和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一个女人》剧照然而，韩国女性又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里——女人等同于情绪化，情绪化等同于歇斯底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维护自身权益、倡导某种改变的女性被描绘成“歇斯底里”的样子，就连“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个词本身都是源自希腊文的“hystera”（子宫）一词。对于“疯癫”“歇斯底里”的定义权，从来不在因为遭受了某种创伤和贬抑的、正在经历“疯癫”的人身上，而是紧紧被握在那些凭借自身观点去决定谁“疯”了的人手里。一旦一个人“疯”了，那么她就不再“正确”，也就不再值得被人相信。这种对女性的“歇斯底里化”，“始终在贬低女性，迫使她们痛苦地屈服于一种可以致人疯癫的状态”，也被称为“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
《残酷的实习生》剧照但是，“发疯”在被污名和攻击的同时，它也成为了一种反抗方式——《女巫”：不可战胜的女性》的作者莫娜•肖莱认为，“情绪并不总是将我们带入歧途，有时正好相反，当我们倾听情绪时，会得到拯救。”不论这场指控断章取义的污蔑行为的记者会遭受了多少次断章取义，闵熙珍仍以她诚恳的表达、流畅的输出和身旁的律师都阻止不了的脏话，获得了大家的理解：“与其说是想嘲笑她是疯女人，更希望像这种暴走的火车头一样的女人能战胜这群狗大叔们。”“疯女人”打碎了传统的性别规范，拒绝臣服和被支配，她愤怒、强势而有勇气，象征着每个人应当拥有的自由。然而，“疯女人”闵熙珍获得胜利了吗？看到不认同的事就要大口说出来、坦言“从事这个行业不可能不说脏话”的她，依然在记者会上多次为自己的“糟糕言语”向大家道歉——她仍生活在闪光灯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而闪光灯下的人要为自己对伤害的反应感到抱歉的世界里。 排版：树树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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