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高考前夕：属于中国孩子的路，是更多还是更少了？

据统计，2024年高考人数1342万，比去年增加了51万人。这预示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甚至硕士博士生从中诞生。只是当他们走出象牙塔时，可能会发现越来越找不到用武之地。

数据显示，2024届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比去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不少高校的就业率不到一半。而已经拿到offer的应届毕业生在总结成功因素时，普遍认为“有相关实习经历”以及“社会实践经验丰富”是最重要的，“名校毕业”只排到第三位。

与之相对应的是，职业技术大学的数量大大增加，各高校也纷纷增设切合时代方向的专业，比如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以来自一线的需求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打方向。

在沪上某985高校与企业的座谈中，各领域的头部企业也明确提出他们更需要有实战能力、综合能力突出的毕业生，而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所谓“高学历人才”。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学历带来的优势正在减少，构建有针对性的职业能力和实习经验才是找到好工作的“王道”。

所以，在数量稀少的名校里拼成绩，和在普通高校里注重发展综合能力，哪一个更有实际价值、也更有想象空间呢？

在更多的家长纠结于体制内外、考虑让孩子留学或是参加高考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开始勇敢地探索全新的路径。

北京的一土学校，上海的未来科技学校，大理的猫猫果儿，成都的华德福，一系列创新实验学校的出现在引发好奇与争议的同时，也为“不肯妥协”的家长和孩子带来新的机会。

还有的学校则致力于发挥“过渡”作用，在高考与留学之外给孩子创造出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去摸索、观察和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再通过学校独有的资源或渠道进入相关高校就读，比如上海的致极学院。

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外合办大学也是方兴未艾，并且尝试从标化考试之外的多个角度去选拔人才。像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上海纽约大学等都已经在录取流程中加入了综合性评价的环节。

这些学校的诞生与发展不仅意味着新的求学选择，更意味着新的升学方式、新的成才之路、新的人生可能。

对于当下教育的“内卷”，很多家长的反应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啊，不这样还能怎样呢？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无路可走”，是因为我们认定的路原本就太少，无外乎：名校-体面高薪工作-人生赢家。但这几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近年来已经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留学精英难以融入国外文化和社交圈，反而陷入抑郁、脆弱和空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

海归毕业生要么“大材小用”，要么高不成低不就，让留学的“性价比”越来越低；

在国内一路“卷”出头的孩子却在进入大学或毕业后“躺平”——失去了升学的驱动力，他们变得无所适从……

但成长的路、人生的路从来都不止一条。

在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盲目追逐“高大上”的名企、996的大厂，而选择以独立的技能更“自由”地谋生，“数字游民”和自由职业者因此逐渐增多。

根据德国一家做远程招聘和远程协作平台的公司Localyze发布的报告，在欧美地区大概有一半的数字游民是全职工作，并拥有高质量生活，其平均年收入在50000到123000美元之间。

在中国，比较多的自由职业是网络优化专家、网站开发人员、设计师和内容创作者、社交媒体博主、网店主理人等等；而诸如玩偶医生、多肉寄养师、家庭收纳师等个性化的职业也层出不穷。

中国的年轻一代正在大胆地探索属于自己的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当然也会有焦虑，有困惑，有反思，但同时他们更有掌控自己人生的成就感，有彰显自主性而带来的自由感，他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尊重、信任和鼓励。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跨界者、斜杠青年们的出现也开始证明：

选择一个专业，就选择了一个行业，进而选择了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科幻作家、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就是天体物理专业出身，又拿下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她目前的身份是通识教育机构的创始人，也依然是一名作家。

精彩的人生首先需要足够丰富的想象，如果我们给孩子过于狭窄的人生“设定”，又怎么指望把路越走越宽呢？

总结来看，今天的中国孩子，大部分依然要“循规蹈矩”地走一条向上求学之路，但路的沿途、路的远方有了更多不一样的风景和目的地。

只有作为家长的我们不给孩子设限，他们的人生才会有更多可能；只有我们保持对“变化”的接纳、对当下的耐心以及对未来的信念，他们的成长才会更从容、更稳健。

说到底，属于孩子的路是更多还是更少了？这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更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放下急功近利的执念、以更开放的心态接受新事物、新趋势，以及终将到来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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