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策划人之一 葛兆光近些年来，全球史越来越明显地走入大众视野，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关于全球史的著作陆续出版，但其中没有一部是属于我们自己所叙述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2019年，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在看理想APP上线，这档节目由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兆光、媒体人梁文道策划，并邀请二十余位对各个领域有着深刻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共同策划。五年后，这档节目由葛兆光主编，集结成书，一套三卷本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与我们见面。不久前，《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在上海静安洲际酒店剧院厅举行了新书首发仪式，葛兆光、梁文道与二十余位撰稿人一起来到现场，畅聊成书背后的故事，与他们眼中的全球史。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全球史，全球史又为我们带来什么意义？也许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活动现场，每一位全球史的撰稿人都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
🎧 🌏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上 看理想App 收听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撰稿人现场合影
葛兆光，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联合策划人。葛兆光：我首先要说的是，从欧美兴起的全球史本身就是欧美学者自我反思或者说自我批判的一个努力。
我在欧美以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有过一些交流，我感觉到一个非常突出共同特点，他们都在反思自我中心主义。
因此，所谓全球史，本身首先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写作。我也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一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我告诉他们，从“中国出发”不是指从中国的立场和价值出发，而是从这个视角看过去。
所以我一再强调，再好的全球史家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像上帝一样360度无死角地去看全球，你一定还是有一个你的角度，这个角度不等于立场，也并不是给中国抢份额。
我们能够加入全球史的潮流，最大的一个贡献可能就是我们给他们展示了一个从中国历史往全球历史去看的角度，这就能给他们的全球史做一个补充，而不是在颠覆他们。他们也颠覆不了我们，我们也颠覆不了他们，这不是在颠覆，是互相补充。
梁文道，媒体人、《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联合策划人。
梁文道：我觉得有趣的是，很多人听到“从中国出发全球史”这个题目就会觉得有一股自豪之情涌上来。我们读历史、读本国史，对本国史产生敬爱，有自豪感是非常正常的，问题在于你是对什么事情自豪。
历史故事的叙述中，常常有几点很值得探讨，比如，直到现在依然很容易看到世界各国都有说过，什么东西是我们国家首创的，土耳其人会给你讲起源于土耳其的伟大成就，中国人也会给你讲起源于中国的伟大成就。
我们这套书的一个特点，不是说要去挑战这种自豪感，而是让我们对什么叫做起源这个事情有一个更复杂的理解。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自古以来“本该如此”的事情，如果要讲源头其实相当复杂。
这就像河流，今天常常讲黄河源头，你真的到星宿海去看，你会发现那是星星点点，无数小水渠构成了黄河源头。所谓“源头”，来自单一的泉源的概念，由它推演出来的历史故事是我们一般大众很主流的对历史的想象。我们做这套书、做这套节目，它带来的效果可能就是让读者们去发现，这些事情可能比你想象得要更复杂。
关于什么叫“固有文明的想象”，书和节目中我也提到过，比如，最近世界各地哪里又发生了冲突，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同立场，动辄说这是某种文明的胜利或者某种文明的失败，美国哥大学生被抓了，有人会说西方文明又被破坏了，也有的人会说西方文明快要被拯救了，文明史观中的这种想法也很常见。
但我们不是说要完全否定什么，这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空隙，一个那么坚硬、完整、有清晰轮廓的故事不一定就是对的，有很多值得挑战的地方。
这套书希望能让一般的读者和听众重新认识，中国从来都是在全球中的，不需要说有全球化的过程。
我们以前太常有这种想法了，我们是怎么逐步加入世界、融入世界的？中国是什么时候打开门面向世界的？其实门从来都在那儿，没有关着，我们从来就在全球当中。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一件事。
段志强：全球史给我们增加了一种视角，原来看历史的时候是一种样子，但附加了一层新的滤镜或角度之后，看到的可能是一种新的状况。实际上，我们总是在不断地重写历史，好像每一个世代都在重新书写所有历史，历史的面貌随着时间向前滚动而不断改变。有一个著名的笑话，说未来是特别肯定的，但是历史是一直在变化的。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重新看待历史、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全球史可能也正在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不知道两位老师觉得是不是这样。我们在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时，也许全球史会让我们有一些新的武器。
常彧：我是常彧，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中写作了有关军事和战争的一小部分。对我自己而言，本身我关注的是跟中国军事史有关的话题，但和在座每一位朋友在阅读和听节目的时候一样，都从对全球史的学习中受益匪浅，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知识储备。我研究的是军事史，也许是跟生活最遥远的一部分，可是我在写作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很和平的。等到书面世，这个世界好像就变得不那么和平了。当然，这个不和平的局面不是因为我造成的，也不是因为我写了相关的部分而造成的，可是当我们看到在我写汉朝的士兵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在那儿挖坑，回观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上，士兵们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也还是在那儿挖坑。同样是挖坑，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挖坑，可是在挖坑的话题下，我们对历史孤立的认知却贯穿了时空，构建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全球性的战场的画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些知识储备，那我们的联想、我们的认知是不是就会更为深刻一点。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来说，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看完《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是大家看到的世界、想到的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在我们认知最深处有了一系列变化。我想，这可能是于我、于大家而言都很有意义的一个点。
费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费晟：《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再次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是真正孤独的，也没有哪个地方是真正孤立的，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依靠自恋、自大或者自我封锁而实现安全和发展，更不要说强大。我们正是在与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尤其是还与不同的自然界要素不停地互动中才创造了今天绚丽多彩、五彩缤纷的世界。我想，在今天这样一个地球上，未来还有许多事情不可测，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心路历程都不能得到清晰的掌握，不能得到更完整的理解，我们又怎么能担负起探索未来世界，为未来负责的心态呢。所以，我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大国公民、世界公民。
孔鹏音，伦敦政经人类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藏区铁路、基础设施、少数民族女性的劳动和工作。孔鹏音：我是孔鹏音，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博士候选人，也是《全球史第六季第四讲：宗教改革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作者。能够以一个人类学者的身份来参与全球史的撰写，是一件很令我惊喜的事情，大多数人类学研究的是当代社会，但我们的很多视角和观点是和全球史共通的，强调的都是流动的、具体的、从人类个体生活出发的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在我看来，阅读《全球史》是知道我们目前生活着的世界的来处，并把我们研究历史的眼光延伸到当下的社会问题和生活困扰中去。以一个人类学者的视角，我觉得全球史观或许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生活并采取行动。首先，从真实的人的处境和立场，而非宏大的概念出发。社会科学创立的初衷是希望像掌握物理定律一样，掌握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但事实证明，由于自由意志，像预测铁球落地一样，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历史的形成都是发生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的，因为一念之差、机缘巧合而成了今天的样子。对社会和历史的研究不应该只关注规律，而忽视身在其中的人类命运和处境。在宏大整饬的社会秩序中，如果其中的人没有幸福快乐，也没有意义可言。而我们在每一次日常生活的选择和价值判断之中，以真实的人的生活和感情作为出发点，采取利于他人的行动，也会变成负责任的历史创造者。其次，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另一面，尤其是施权者的一面看世界。我们已经知道了历史是不公的，由有权力的人书写创造的，那么如何从边缘的、贫困的、发展中的、被殖民的、女性的、残疾的，甚至非人类的群体视角去看世界，也成了现代公民的必修课。关注这些群体的际遇，是因为强者和强者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汇流凝聚，直到现代化的今天，大部分人不能永远保证自己不会身处在弱者的境地。人类学中有个术语叫Gens，是性别、流派、世代等词的词根，描述了恩格斯所讲的父系社会对母系社会的终结，又形成了现代国家的制度的过程。如今的人类学家反思这段历史，讨论当下资本主义形式各样却又一脉相承的不平等现象，创造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系统是现代公民应对变化的世界的重要方法。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活动现场
梁捷，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
梁捷：我和《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本书的渊源是这样的，前些年我原本是在看理想上做经济学节目，做累了就想听听其他节目，一听到段志强老师的声音就不能自拔。所以原本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坐在场下看球，但后来段老师做着做着节目，跟我说你做期番外吧。我想，相当于拉拉队，支持一下也是应该的。但做了几期番外以后他突然又跟我说，轮到你上场了，你要坐上来了，这就是我和全球史的一个渊源。对我来说，从全球史这个名称来看，历史就是从古至今，全球就是整个世界的范围，然后又从中国出发，把所有的问题都包括在内了。除了天文学、除了动物学以外，其他跟人有关的所有的事情，什么不是全球史呢？我们每个人早就已经生活在全球史里，而且你不可能离开全球史，只是对于你生活的这个世界，它和全球史之间的关系，你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但你早就生活在其中了。不管是做全球史这个节目也好，做这本书也好，还是大家一起读这本书，都是我们进一步地通过全球史来认识我们的处境，而我们自己早就生活在全球史当中。这是我对全球史的一些感受。
刘小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刘小朦：我最早参加这个节目是2020年，当时段志强老师第一次联系我，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在香港刚刚博士毕业不久，稿件从撰写到最后节目上线一直处在疫情当中。所以它对于我来说也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对于这场疫情的反思，更加具有了更别样的意义。说到全球史的意义，虽然我不像前面几位老师是中文系毕业的，我是历史系毕业的，但是我想以一首诗来表达。我有一位非常喜欢的历史学家卜正民，他有一本全球史的著作《维米尔的帽子》，他在里面引用了一位英国诗人的一首诗，有几句话是这样的，“没有人是一座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广袤大地的一部分，当海水冲落了一块岩石，大陆便少了一角。”每一个人都会对这一首诗有不同的理解，从全球史来看，它可以提示我们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我感觉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整个世界并不是由一个个孤立隔绝的单元所组成，它也并不是由一个个国家简单的相加所组成，而是一个互相连接、紧密联系的整体，我们不能以人为划分的边界去限制我们的想象力。第二个，虽然书的名字叫做全球史，但是它并不仅仅是要建构一个所谓的宏大的叙事。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有形的物和无形的思想组成的一张大网的话，当然可以以一个超然的视角去观察网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应该从这个大网的一个个的节点出发去观察，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去观察整个世界。这样看的话，一个普通的人或者一件平凡的物件或者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讲出一段在全球史中别样的故事，展现它别样的意义。从这样的角度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加微观、细节，而具有温度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看历史是这样，看当代的世界也应该如此。
刘馨秋，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茶学博士，科学史博士后，美国普渡大学访问学者。
刘馨秋：在我们茶叶圈有一个词，叫“茶和天下”，和平的和。全球史虽然对我来说很陌生，但是通过跟葛兆光老师这几年的学习和写作，对我是有一点触动的。全球史在今天的一个意义就是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这可以用茶叶做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就是茶叶是完完全全从中国出发传到世界各地的。在这个过程中，茶叶不仅仅是一种商品，更像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承载的是中国的文化。每当茶叶传播到一个新的地方，它都会跟当地的文化发生碰撞，形成新的茶文化。我们可能不了解那个地方的文化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了解茶叶，所以通过研究茶叶的全球史可以理解不同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了这种理解，我们也就可以更好的去包容、去尊重其他的文化。我想，这就是全球史的意义。
刘耀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世界史博士。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文哲学院访问学者。刘耀春：全球史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有资格，因为我本人的思维和知识理论还是以前比较传统的那些，就是国别史，最多是欧洲的区域史。这几年全球史风潮也影响到我了，我也在思考，全球史到底对中国人有什么意义。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这40年，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变好了，但的确也出现像梁文道先生说的，相当一部分中国国民的心态不好。全球史的意义就在于给大家提供高品质的知识，让中国人变得更加的谦逊、变得更加的文明。
活动现场，《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撰稿者发言
马晓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历史学博士。马晓林：中午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件很细微的事情，我们书的封面上本来应该有“世界公民”这四个字，但现在是没有的，大家在书里肯定能看到，因为这是葛老师写到的，而且在很多新闻报道和采访中葛老师也提到的一点。我回想到20多年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其实这个词对我是印象很深的。我当时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对我来说全球史不仅是一个学术的研究方法，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历史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宋念申：我们是不是可以构想，这个世界并不是由我们今天既定的所谓民族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僵硬的边界所构成的？我会说中国和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总是说中国，什么叫中国？中国是地图上由边界画出来的地方叫做中国吗？那本身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近期才真正固定下来的理解和形式，还是说像刚刚梁道长讲的，中国从来没有外在于世界，世界也从来没有外在于中国，这个是全球史给我们带来的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点能够非常有启发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出发，我们这套书的题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本身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张力和矛盾，我们强调从中国出发，但是强调的是从中国出发，最后反思给我们得出的关于中国的结论是一个更加灵动的、更加流转的、更加不固定的，有可能是更加模糊的概念，这就是所谓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我们从中国出发理解世界，理解完世界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是什么。
王建革，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史、农业史与历史地理，对内蒙古、华北和江南等地的历史生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做出一系列研究。王建革：感谢葛兆光老师邀请我参加这次《全球史》的编写工作。《全球史》是一个现在热门的历史学的主题，我们的环境史也应该是一个全球史，只是我们觉悟得比较晚。葛老师让我做这工作，我一开始不太理解，实际上现在想想井田制与日耳曼民族的土地划分有关系，江南的水利也与荷兰的维权有联系，黄浦江也有国际化背景，这些都是全球史的主题，希望以后葛老师带领我们进一步把全球史做得更加深入。
活动现场，专注的读者们
温翠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隋唐五代史、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温翠芳：我是西南大学的温翠芳，负责《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三季：来自异域的香料》的撰写工作。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案例是有一次唐太宗得了痢疾，名医们都束手无策，病势很凶猛，这个时候有一个卫士就献了一个方子，就是用牛奶和荜拨，也就是长胡椒熬汤服用，结果非常有效。据孙思邈记载，这个方子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经典药方，波斯人和罗马人管这个药方叫悖散汤，印度人叫滑渣型痢疾药方，都记载对于痢疾有特效。这个案例反映，虽然荜拨，也就是长胡椒，它的原产地是在印度，但是长胡椒能治疗痢疾这个医学知识已经在丝绸之路沿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推广、接纳和使用。所以我想，全球史在今天的意义应该是使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成果得到更广泛的推广，为更多的人带来好处。
武绍卫：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敦煌学、中古佛教史。武绍卫：我负责写书中佛教这一部分。我在写全球史佛教这部分非常重要的感受是，这是一个去魅的过程，今天上午我也讲到，我们只有把这个东西放在全球流动性的视角中，你才能真正地意识到它的各种元素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今天是如何过来的。你如果只放在自己眼睛中能够看到的这一小片天地里，你是看不到这些的。比如说，佛教，我们都见过佛像后面会有一个圆圆的背光，这个背光不是印度的，它是来自希腊的，希腊太阳神后面才有圆。后来随着亚历山大东征，传到了犍陀罗，传到了马图拉，所以他们才把佛教后面弄上了背光。印度本土是不能够造佛像的，也是受到希腊的影响才形成的。如果我们不把它放在一个全球史的角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佛教是怎么出现的，佛教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尤其是宗教，宗教是有流动性的，并且它涉及非常多的元素，不仅仅像瓷器、茶叶这一种，它是各种，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审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崇拜的东西，他都要把它混合在一块。我们今天需要全球史。为什么需要全球史呢？因为我们现在天天在刷抖音，在看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世界是怎么从昨天过来的。抖音上我关注了很多在拉美做生意的、在非洲做生意的人。现在中国人能够频繁地走出去了，像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中国人是很难走出去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本书来给我们提供我们需要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全球史》应该多写一点，尤其是让葛老师多推动。
活动现场，《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易晓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从事古籍保护技术和传统手工纸相关研究工作。易晓辉：我是国家图书馆易晓辉，我可能是作者当中唯一一位跟其他的很多老师专业背景不太一样的，他们很多都是研究文史的，我是学理工的，主要是化工专业。我主要学跟纸张相关的内容，纸张、印刷这些都带有全球史的属性，所以就误入文史领域，写了一点跟全球史相关的东西。从我的角度来看，全球史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角度，我自己在写这些内容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比如说，在写到纸张替代竹简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404年，桓玄的“以纸代简令”，就是“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一个行政命令促进了纸张替代简牍。后来到阿拉伯世界的时候，很快哈里发又推行同样的一道命令，用纸张替代当时的梭草和其他的书写材料，这是很有意思的。还有一点，我们看唐代知道大文豪韩愈，他有一个同乡陈给，他写过一封信给陈给，叫《与陈给事书》，前面说了一些事情，后面有说到我这封信是用生纸写的。因为在唐代时候人们用加工纸，不用生纸，生纸一般是丧葬当中使用的，他说我用生纸来写这封信非常不方便，感觉非常抱歉。同样，我们在写全球史的纸张史过程当中发现，在埃及见到类似的两封书信，当造纸术传到埃及替代梭草纸的时候，留下了两封梭草的书信。有人留下这样一封他给朋友写的信，信中说，因为没有用纸张来书写，用梭草来书写感到十分的抱歉。所以当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全球史给我很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没有那么不同，原来你也在这里。
尹磊：南京秦淮河文旅基金会秘书长，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学术顾问。尹磊：对我而言，我觉得全球史的意义就像我身上这件衣服。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上午的时候也有老师来问，你怎么穿这件衣服，我来跟你说它的故事。这件衣服是棉制的，它是用伊拉克安巴尔省产的棉花做的。这个衣服是在巴格达做出来的。然后被移民到西班牙的摩洛哥人带到了或者进口到了西班牙南部，我作为一个旅游者，十几年前，当时我在法国读书，到了格达纳达买了这件衣服。买了这件衣服以后我又把它一直带回来穿回到现在，十几年了，十几年了，我还一直穿着这样的衣服。这就是我的全球史。
尹敏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元明史、书籍史。著有《东京蠹余录》。尹敏志：大家每个人都生活在全球之中，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史的历史进程，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夸张。我最近看一个新闻，新闻标题很有意思，说“因为中国人喜欢吃榴莲，所以日本人喝不起咖啡”。这个听上去很荒谬，但其实它的逻辑链条是很完整的，因为之前日本的生咖啡豆全部都是从越南进口的，由于这几年中国人太喜欢吃榴莲，而榴莲的种植利润比咖啡豆高很多，所以很多越南的咖啡农把咖啡树给铲掉，种上榴莲树，结果日本人就喝不起咖啡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很精彩的全球史的故事，我们探讨会觉得这说明我们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但是日本人会怎么看？他们会觉得都是中国人的错，所以大家今天晚上每吃一口榴莲就会有一个日本阿姨喝不起咖啡。这就是全球史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从太空去看全球，只是从自己的尺寸之地去看全球的历史。由于我们个人的民族主义以及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别人所看到的，我们的接受的也不一定是别人所能接受的。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睁开眼睛去看世界，可能我们会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游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游斌：我能够以作者的身份参与《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录播、写作与出版，对我来说是一段奇妙的经历。我想与大家分享三点特别的感受：第一，历史从来就是全球史，人生来就是旅行的动物，在旅行当中能将自己的创造力传播到全球各地。全球史从来不只是一个近代现象，我所研究的基督教从它创立之始就广泛的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广泛传播，它在古代就是一种全球性的宗教。通过丝绸之路，基督教从公元7世纪就来到中国，中国基督教是亚洲基督教和全球基督教的内在组成部分，全球史的眼光开启了我们看待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的新空间。第二，全球史是一个综合的现象，物的流动、人的流动和观念的流动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全球史。宗教是一个由内而外、由个人到群体的一个整体的文化现象，在全球史中，宗教的流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以中华文明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宗教流动的历史，可以帮助读者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多彩的人类历史。第三，全球史的眼光让我们对文明的未来有新的理解，文明的力量在于交流交融和相互学习。一个文明的未来，取决于它交流开放和学习的能力，中华文明的未来，同样在于它面向全球的开放、包容和深度的学习。
钟觉辰，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中文维基百科执行主编，出版过多本体育类译著。钟觉辰：我现在是在读社会学的博士生，但我自己其实是中文系毕业，所以我给《全球史》写的是语言文字的这一块内容。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我想用中文系的方式，从一首诗来回答这个问题。海子他在《德令哈》写的有一首诗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首诗特别动人的地方是，他卸下了一件很沉重的事情，就是去关心人类。正是因为关心人类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今天不关心人类才变得很美。我觉得关心人类有很多方法，我在读社会学，社会学可能会希望关心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不同阶层的人，我会关心那些被剥削的人、那些被侮辱的人。但是《全球史》是另外一种去关心人类的起点，它是告诉我们去关心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有一些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生活的人，你会看他们又会发现他们的不同当中跟我们自己有那么多的相似，在这个起点上才会学会怎么去关心人类，这是我觉得读《全球史》的意义。
周思成，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蒙元史、法制史、民族史。周思成：对我来说，全球史有两种意义。第一个，肯定的意义。全球史告诉我们，我们和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和其他的人，自古以来或者很久以前就有很多的联系，这个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到今天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地球。它会告诉我们，我们跟他人之间有很多联系，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逆全球化的潮流，我们还是要勇敢地敞开，向世界、向他人，这是肯定式的全球史。第二种，否定式的全球史。证明整个全球史并不是平等的，是有剥削的、有压制的、有中心的、有边缘的，而在全球史过程中有很多人被牺牲掉了，我们也付出了很多代价。否定式的全球史告诉我们，究竟除了我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力量塑造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更清楚地去看待整个全球和将来。
朱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南京大学世界史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史、城市史、全球史等。朱明：我叫朱明，我负责书里面大航海的部分。我看在座各位大多数都是80后或者是70后或者是90后，我一直在想，其实我也是这个年龄，为什么我们会对《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感兴趣呢？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生命历程的过去40年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回想的时候，如果假设其中一个没有发生，比如说，80年代初没有改革开放或者90年代初上海浦东没有开发，或者21世纪的第一年、第二年没有爆发“911事件”或者没有加入世贸，那我们今天会怎么样。可能我自己经常会回想过去的40年到底经历了哪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环境和世界的环境塑造了今天的我，或者让我变成了一个今天的我。假设一个平行宇宙当中，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我，他跟现在的我是不一样的。带着这样的一些思考，在座各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去阅读这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