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被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界认为是奠基人物，Founding Father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认识不仅仅是在社会学的学科里边，在其他的学科领域，包括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文化学等领域里都会认为韦伯是绕不过去的奠基型学者。和他的大名首先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他的世纪名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作品非常简单地说，它是在1904年-1905年写的一篇长篇论文，虽然我们今天是以一部专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实际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当时的一篇长文。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触及到西方的现代历史进程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点。也有人说这是韦伯在他所有著作里第一次认真探讨所谓的“西方现代性”或者“西方现代文化”的生成这个非常关键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他在这篇作品里建立的命题后来被叫做“韦伯命题”，但这个所谓的“韦伯命题”是被广泛误解的一个命题。
“二战”后，韦伯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热点人物，而经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随之逐渐获得了经典地位。
这个命题一定程度上有石破天惊的味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韦伯把两个看起来非常不搭的，甚至说有点矛盾的东西连接到了一起。一个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文化，即新教的伦理；另一个是世俗的资本主义生活里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的信念，韦伯就命名为资本主义精神。
一个很世俗、很功利的东西，怎么会和一个看起来要抗拒世俗的伦理、精神联系起来呢？这样一种思路确实很反常识。当时有学者就说，这样一个命题就像是“要从火热出发来解释冰冷”一样悖反。因此，这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当然，韦伯在处理这个命题的时候，是有他特殊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就是他当时非常推崇的文化科学。我们今天一般使用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但是在德国韦伯所处的时代更喜欢运用的概念叫文化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讲。这项研究体现了他采用一套非常严谨的文化科学的方法，去论证这两个看似貌不关联的东西是怎么内在地发生关联的。大概来讲，这篇作品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李放春教授在新书分享会现场 图片来源：豆瓣账号@刀锋书酒馆
这个作品在1905年发表以后，到现在已经100多年，至今仍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上被尊为一部必读的经典，而且是众多关于西方现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焦点文本，一些人做研究是要把韦伯推翻，也有另外一些人要来保卫韦伯，试图证明韦伯的命题是正确的。其实，在这种激烈的学术和政治的争议下就浮现出了我们说的经典。在社会科学意义上，经典从来不是一个不容挑战的、被奉为权威的经籍，而是它提出一些命题，人们不断地回应它、批评它，努力地去超越它，这样一些作品我们就称之为经典。
《理性的反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李放春 著，活字文化 策划，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出版，2024年3月版伦敦政经学院一个教授统计了1950年以前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中最被广泛引用的十本著作。这个是根据数据库统计，不是投票。这个统计中排名第一的是《资本论》，其次是斯密的《国富论》，以及熊彼特、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在这个统计中，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排第八位。这应该是唯一一篇以单篇的论文进入到前十的作品。
每每想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张若虚名诗《春江花月夜》所获的那句“盖全唐”之美誉。一定程度上我会觉得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篇论文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史上的“孤篇横绝”之作，再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像这部作品一样产生如此大而持久的学术影响力。当然，我们从异文化的角度来阅读，也希望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这部作品能够如此地吸引后世的学者以及公众。这是我们进入这部作品阅读的一个由头。
关于这部经典，我在前面说了它很值得阅读，但是在阅读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对这部作品有过很多误解。其实这也是一部经典的特点，就是它常常会被误解。导读一定程度上也有正本清源、澄清误解的责任，然后才有所谓的如何阅读这部作品才是正道的阅读。正道就是要贴住文本努力地把握这部作品的主旨，它到底是要讲什么，这是我今天要尝试解决的问题。
李放春教授 图片来源：豆瓣账号@刀锋书酒馆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社会科学“补课”，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译本被引入大陆。特别是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中译本，流传甚广。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最典型的例子是很多读者认为韦伯在这篇作品里要讲的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马克思强调经济是基础，而韦伯则是要在这部作品中反对马克思，要去讲“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源或者是它的动因”。应该说这个阅读是错误的，韦伯从来没有谈过这样的观点，从来没有说“新教伦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我们稍后会仔细辨析韦伯到底要谈什么。韦伯在这部作品里反复地讲，千万不要这样理解，但还是挡不住人们这样理解。因为在特殊的语境下，这样一种理解会适度地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好像你已经习惯一种思维方式以后，你看到一种逆向思维会感兴趣，会自然而然地那样地想。经过几十年，我们在学术的轨道上还是应该澄清这样一种观点不是他本人的观点。
跟这一误解相关的，前面是个具体命题，后面则是一般的上升到历史哲学还有历史认识论，很多人认为韦伯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或者说韦伯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不确切。如果了解韦伯的学术背景，他从做教授开始就是经济史领域的教授，他的基本学术观点恰恰是非常看重物质的因素、经济的力量。在他看起来，这是学科的一个基本要求。但由于很多读者没有读过韦伯的其它作品，所以他们会认为韦伯是不是一个单纯强调伦理、精神的重要性的学者？或者说他就是指文化可以决定一切？如果你读韦伯的其它作品，比如《儒教与道教》，就可以看到他不是这样的观点，而是多元论的。韦伯会说经济的力量很重要，文化的因素也很重要，都应该重视。而且在不同时空的背景下，可能有些时候是文化的因素更重要，有些时候是经济的因素更重要，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韦伯大概是一个比较折中、多元的看法。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八九十年代比较多的一种误读。晚近以来，我们碰到比较多的则是说韦伯是个西方中心论者、欧洲中心论者。从学术上讲，随着后殖民主义的思想逐渐进入中国，我们在今天再看西方作品的时候，就会和八九十年代的看法不太一样，那时候不自觉地会以西方作为标杆、作为“方法”，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后殖民主义的思想进来以后，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思这样一种学术进路，即西方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抹杀了那些非西方文化、文明的主体性的。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韦伯的学说，特别是他后期的学术思想，那么他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这点是没有疑议的。但是，具体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作品是不是西方中心论，我觉得是需要辨析的。当很多人认识到韦伯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并带着这样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来读这部作品，就读错了。因为这本书不是西方中心论，韦伯考虑的问题完全是在西方内部做一个辨析，而不是要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为什么这么多的读者会被误导？一定程度上，韦伯本人是要承担部分责任的。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前面有一个序言。很多读者，包括西方的读者都会把序言作为这部作品的序去读，希望通过序言了解这部作品讲了什么。但其实书前的序言不是作为这篇作品的序，而是作为韦伯后期更为宏大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研究整体的一个序言，是韦伯在1920年才写成的，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作品早在1904年、1905年就写成了。韦伯前后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到他在序言中讨论西方的时候，问题意识和他1904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已经非常不同了。如果我们带着他1920年的观点去读1904年、1905年写成的作品，一定会产生误读的。把序言误以为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导言，来批评它是西方中心论，其实这是张冠李戴了。我们看到不仅是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朋友们这么读，很多知名的学者也是这样阅读的。我只能说你读的很不认真，或者说你的阅读没有跟进晚近几十年来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了，不能这样读了。我在给学生们的导读课上也是从来不会先读导读，一定要把它放到作品结束之后才读，因为这篇是韦伯在文章发表之后写成的，这是跟大家要提到的一点。还有一个政治角度的批评，会认为韦伯的学术里边有一种欧美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以及殖民主义的观点，这种批评我们在网络上、在各个领域都会偶尔听到。我在这里想说，如果作为对韦伯整体的学术批评，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所谓的欧美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问题，它不是单纯哪个学者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关于西方社会科学反思的重要进路。在西方，现在的社会科学史写作，基本上主流就是后殖民主义的批判。用到韦伯上，我没有异议，但用到这部作品上，那就很成问题了。帝国主义到底谁“帝国”？殖民主义要“殖民”谁？这部作品基本上谈的是新教文明内部的德国和英美文化的比较。把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搬来不利于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本意。有些人照搬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批评这部作品，再和前面学术的误读结合起来就更加误读了。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几点。我特别希望通过导读能在一定程度上澄清、纠正的这样一个错误。阅读中会出现误读的另外一些原因，是我们很多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其实对韦伯的文化科学的方法不够了解，以及对他整体的学术观点缺乏把握。我在导读中尝试能够以一种通俗的方式把这些内容放到导读中，帮助读者达成有效的理解。
《理性的反讽》新书分享会现场 图片来源：豆瓣账号@刀锋书酒馆
转到这部作品的主旨把握上，我们说了一堆误读以后，它到底是讲什么的？它讲的真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而是讲一种韦伯称之为伦理的理性主义的东西。被韦伯称作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无论是一种经济的态度，还是经济的伦理，它有没有一个文化的渊源？韦伯要对它做一个文化学的考察，揭示它的文化的、宗教的出身。大致来说，韦伯就是要讲，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源头是来自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英美新教的伦理，韦伯称作是一种“入世禁欲主义”的伦理，这种伦理哺育滋生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
《理性的反讽》新书分享会现场 图片来源：豆瓣账号@刀锋书酒馆
我有时候想，我们对这部作品之所以产生很多的误会，也可能是跟用词有很大的关系。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读者来讲，很自然地就会以为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是一回事或者是有直接关系的。而韦伯其实只是说有一套生活伦理，他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生活之道”或者“生活哲学”。每个人生活中都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去遵循一套准则、伦理，尽管你可能不是很自觉地认为，但是每个人都在遵循着一套东西。韦伯要讲的是在西方现代文化里很有特点的这套东西，它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观念基础之上，这个观念就是所谓的天职观念（Berufsidee）。那么，建立在天职观念基础上的这套生活哲学、生活之道，韦伯就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精神”，只是从学理上给了它一个命名。被他叫做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这套东西并不一定和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秩序有直接的关系，很可能不是这样。他实际上就是讲这套东西是和宗教有关系，而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兴起带出了这套伦理来。这个辨析很有意思，这个名字很容易产生误导性。其实我们讲的资本主义这一套经济秩序在它兴起的过程中，人们也不叫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命名本身是很晚近的时候，大概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个时间点上西方才开始真正地出现“资本主义”这个词。而且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也不是专业的学者，实际上是那些批评、反对正在生成的这套秩序的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布朗基，以及蒲鲁东，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最早开始使用这个词。后来资本主义这个词才逐渐地进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去，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很普及的概念。你可以想象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人们哪里会使用资本主义精神这个词，这是后来命名的。韦伯说那套生活态度，就叫它资本主义精神吧。它是这么来的，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严格地讲，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不是韦伯提出的，是他从别人那里“偷”来的。其实韦伯治学很有意思的，他是一个知识面非常宽，视野非常宏大，创造性也极强的学者，但不是说很多概念、术语都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其实他的很多概念是从别人那里“拿来为我所用”。严格来说，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是他的经济学家同事桑巴特（Werner Sombart）提出来的。韦伯看了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以后不同意，所以他也来讨论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要和他的朋友同事展开学术论辩的背景下，韦伯来讨论资本主义精神问题的。他和桑巴特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呢？简单来说，桑巴特曾经对资本主义精神有清晰地界定，他理解资本主义精神有两个东西，一是冒险精神，现代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这种冒险的精神；另一个是所谓的市民精神。韦伯在看到桑巴特的观点以后，是有共识的，比如桑巴特讨论现代市民精神的时候，提到勤俭、道德、遵守伦理等等，他们是有共识的。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韦伯认为桑巴特讲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心理驱动，就是我们讲的求财获利的欲望，一定程度上桑巴特会把欧洲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变化认为是有点像理学家讲的天理、人欲之辨。桑巴特认为，现代社会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释放人的获利欲望，获利欲望会带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韦伯说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获利的欲望不是西方独有的，放到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都可以看到。生理的欲望不是韦伯要讲的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独特的东西，韦伯要讲的是这种获利欲望的释放，恰恰是一个文化长期教育的结果。同样是资本主义精神，桑巴特强调的是生物性的本能、获利冲动。而韦伯讲的则是一个文化的结果，他要问的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来源是什么。我看到很多读者说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作品很难，甚至有人说读了两三遍都读不懂韦伯在讲什么。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文化背景的隔膜。韦伯在这个作品里做了很多宗教派别的辨析，看到中间的时候已经云里雾中了。这种情况下怎么读懂这本书呢？其实我们读懂一本书最重要的窍门，就是先要把书的标题好好研究研究。一般来讲标题会告诉你，作者最想讲的东西是什么。很多知名的学者都读错了，他们没有真正关注标题讲的是什么。标题里面没有资本主义，可是我们就喜欢谈资本主义，所以常常读偏了。其实标题就是两个词，一个词是新教伦理，另一个词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我们要读懂这本书就要明白韦伯讲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指的是什么。另外，作为其文化渊源的新教伦理谈的是什么。把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理解清楚了，以及韦伯要在这两个词之间建立一个什么关联解决了，这本书的主旨就把握好了。主旨把握到了以后，纲举目张，你就不会跑偏了。
《理性的反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李放春 著，活字文化 策划，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出版，2024年3月版回到这两个概念，我们前面说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指的就是一种人们的生活哲学，你在生活中奉行的这样一种伦理的态度、准则。那么，生活就要工作、劳动，那么我为什么要劳动，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工作？这背后就要有一个伦理的论证、支撑，这是韦伯比较关心的问题。而被称作资本主义精神的这种生活伦理，韦伯认为很特别，特别不在于人们想赚钱、想富，而在于“这简直是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地步”。韦伯会说，在早期现代英美文化里面，它是挺“变态”的一种伦理态度，就是说他挣钱要挣到一个最大值，为了达到利润的最大化，用韦伯的话讲，要非常理性地组织企业、组织劳动。可是达到最大化的下一步是为了什么呢？韦伯说，没有下一步。要把挣钱挣到最大的程度，这就是目的，就是终极的东西。它和我们通常幸福主义的看法、准则完全不搭。在这种生活伦理下，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就拼命地工作，拼命地去赚钱，拼命地把事情做好，但不会享受。在早期现代西方的时候，出现这样一种东西，韦伯称作是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东西绝不是通过获利的欲望、获利的冲动就能够解释的。而且，在这种生活之道里会引出来一种很严格的伦理性的要求，因为你要做到这点，一定是要对自己有规训、有纪律——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那么，这一严格的伦理性的要求是怎么来的？那就到了另一个关键词了。韦伯说这套东西实际上是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一套新教伦理对信徒长期的伦理教育的一个结果。那么，谈到第二个概念，新教伦理到底是什么伦理？我们简单地说，宗教改革从路德1517年贴《九十五条论纲》，挑战中世纪罗马教廷权威开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你能不能够得救，你是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跟外在的都没有关系，说到底就是你是否诚心地信靠神、信靠主基督，这是你“称义”的根本标准。跟这个相关的，也是和这个研究特别相关的，路德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概念，汉语把它译做“天职”，其实不是太准确，这是中国式的表述方法。德语词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通常意义上的工作、劳动、劳作，另一重含义是在宗教里面有神的召唤，神要你做的义务，也有这个意思。“天职”（Beruf）这个词一语双关地把这两个东西给联系到一起了。韦伯就是通过这个观念看到，世俗活动中的劳作和宗教意义上神的召唤，二者之间的意义关联一下子有效地建立起来。本来这是两回事，中世纪认为你怎么得救？你肯定要远离世俗的生活，要到修道院去。修道院是离神最近的地方，最纯洁的地方。但是路德的概念一出来以后，你发现他把最神圣的东西和最世俗的东西联系起来，也就是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人都要去劳作，获得了神圣性。这是“天职”这个观念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当然，韦伯的论述没有停在这一点，他的论述重点不是讲德国，而是后面在英美发展出的一种新的新教伦理，他称作“禁欲主义新教伦理”，而这里面的论点有很多，得救预定论、救赎确证、恩宠状态等等，时间关系，我们不深入讲了。《理性的反讽》新书分享会现场 图片来源：豆瓣账号@刀锋书酒馆
总的来讲，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实际上是禁欲主义新教的伦理哺育出来的。如果我们理解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它实际上是讲的一种伦理的理性。就此而言，也可以说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理性的历史，是一个宗教的伦理理性怎么哺育出了世俗的经济理性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充满了一种意味，它不是一种目的论，不是说我们只要做到A我们就得出了B，而是从宗教伦理理性到世俗的经济理性是如此地出人意料，因为当时，那些宗教改革家在倡导新教伦理的时候，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资本主义精神。他们倡导新教伦理只是为了让人的灵魂得到救赎，可是结果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世俗的经济态度，这种态度非常的适合或者说“匹配”早期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以韦伯就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精神。我这本导读的标题叫《理性的反讽》，其实就是要给大家点出来这个故事里面的意味。80年代的时候，韦伯刚刚引入中国，中国社科院的苏国勋先生，被称作是国内韦伯研究的第一人，当时他的博士论文写完以后，出版社就找他说现在韦伯很火要出版，那本书叫《理性化及其限制》，大家如果了解的话，那是一部在中国韦伯研究领域里面的一个奠基性著作。最开始要出版的时候，出版社给过他一个建议，说这本书的书名就叫“现代化的先知”，这很体现80年代人们对韦伯的理解，是把韦伯作为一个现代化理论先驱来理解的。如果你看这部作品，他不是作为先知的形象来出现的，他恰恰是要告诉你历史的进程是如此充满了偶然，充满了意外，充满了不可思议，充满了无理性。所以我想通过“理性的反讽”这个标题点明，尽管这是一部理性的历史，但它也是一部充满了无理性，充满了反讽的历史。李放春，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专长包括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社会科学史、历史社会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2024-3 
|
|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新教的禁欲主义之中，挖掘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出身，继而阐发了“理性主义”的渊源和“现代文明”的特点，是最常被引用的社会科学名著之一。本书脱胎于重庆大学李放春教授开设的人文通识课程，历经五年打磨。对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五章内容，分为五个章节分别讲解，完整、清晰、深入浅出地还原了韦伯命题的提出和推演过程。同时收录了两篇研究性论文，特别注重对韦伯研究方法的阐释，讨论了韦伯“历史的文化科学”与尼采“谱系学”的亲缘关系，并由此深化，探讨了“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非理性结果”。 / 新书书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