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李莲花：下坡的人生该怎么过

题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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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位邻居因为小区的临时停车费从 4 元/天，涨到 8 元/天，在小区群里破口大骂，后来这位邻居才说出原因：她所在公司半年前倒闭了，她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原本还觉得她反应有点过激的群友，纷纷唏嘘不已。

跟一家 24 小时便利店的老板闲聊，老板说现在一周的营业额，与过去一天的营业额刚刚持平。原因是这种便利店的主要客户群是年轻人，而很多租住在附近的年轻人工作丢了，只得回家乡去了。

几年前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人们讨论创业、融资的高亢之音；而现在的咖啡馆，坐着许多假装上班，沉默着不断刷新招聘网站的人。

2023 年我国 CPI 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 0.2%，达到近十年来的最低点。消费乏力，意味着民众不敢再乱花钱。

结合全国居民存款大幅增加的数据看，说明大家感受到了往下走的趋势，对未来信心不足，希望通过存钱来降低个人财富缩水的速度。

90 年代席卷全国的“下岗潮”，曾是我父母那代人所面临的一次巨大“失去”。当年有许多人就此一蹶不振，一生都沉湎于过去，无法向前走 — 《漫长的季节》正是以此为背景。

而遭遇“后疫情时代”的我们，时隔三十年，又一次在经历“失去”。

而如何应对“失去”，走好人生的下坡路，也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困境。

在 2000 年前后，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我个人的职业也恰巧踩中了时代的红利，赶上了互联网的浪潮。长期处于正反馈的环境当中，我曾一度傲慢地认为，我会赚越来越多的钱，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所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精神困境，于我而言，非常陌生。我观察周围的朋友、邻居们，大家也都适应得很艰难。

虽说时代在变更、在进步，但人类最本质的困境总是类似的，一定有人曾经历过、思考过，并记录了下来。

罗振宇有个视频，大意是说，当你读了许多人物传记后，你知道他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了什么样的关键选择。当你再遇到类似的关键时刻时，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智慧的那帮人就能做你的参谋团，给你出主意。

基于我的困惑，我把目光投向了苏轼与李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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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在看关于他的传记和纪录片时，常常心有所悟，原来我从小就熟背的诗词，他是在这样的境遇与心情下写出来的。

李莲花是电视剧《莲花楼》中的主角，虽是杜撰的人物，但其在心理层面上的真实性，让我觉得与他极为亲近，他的执念与放下、宽恕与慈悲，击中了我。

他们在现实与虚幻中交相辉映，共同帮助我理解了人生的意义，抚慰了我内心的不安。因而我想以他们的人生为例，说说我的看法。

宋嘉佑二年（1057 年），21 岁的苏轼进士及第。嘉佑六年，他参与比进士科更难考的“制策”，考取了北宋建国百年来的最高等级。宋仁宗曾兴冲冲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苏轼、苏辙）矣！” 

眉山小子苏轼，一朝走上人生巅峰。既得文坛大佬欧阳修的赞誉，又得皇帝的欣赏，隐然为下届的文坛领袖。

此时年轻的苏轼可谓春风得意、花团锦簇。

▲ 图片来自网络

李相夷 16 岁时，便以自创的“相夷太剑”名扬天下，成为正道武林第一人。17 岁创立四顾门，立誓要惩恶扬善，匡扶江湖。

当时是四顾门门主令一出，江湖之中，莫敢不从。四顾门中，一样的高朋满座、锦绣满堂。

少年眼中满是意气风发。

这两人同样是年少得志，都曾站在不同领域的最高处，接受来自普通人的敬仰。

然而转折来的猝不及防。

宋熙宁二年（1066 年），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因发表与新政不合的谏议，被归为“保守派”，开始了长达一生的贬谪之路。

对于期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大夫来说，学了一肚子经世报国之才，无法大展抱负，心中愤懑可想而知。苏轼曾不无自嘲地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李相夷与魔教东海之战，中毒重伤坠海。回到四顾门时，门人死伤大半，属下的言词中埋怨多过担心，初恋乔婉娩的绝情书更是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他改名李莲花，以游医为生，在江湖浪荡，与从前的自己再无干系。

苏轼和李莲花都是由云端跌落的天之骄子，此后的人生也一直在走下坡路，直至生命的终点。

没有逆袭，没有反转。

他们是如何面对和消解类似的精神困境，度过了令自己不后悔的人生呢？

▲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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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星捧月，沦落到无人问津，这心理上的巨大落差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心智。

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许没有这么戏剧性，但人生一程，也会遭遇无数的磨难与变故。我们没有上帝视角，并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也许有落有起，也许一直落落落落。

无论怎样，人总要向前走。重要的是在下坡的过程中，永远都不放弃自己。

因为在经历下坡路时，并不代表我们不努力、不智慧，软弱，又或是怯懦，而是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我们需要的是坦然面对它，并从中寻得意义。

命运洪流穿越的是所有人。泥沙俱下之下，击而不倒者，必然是能够直面人生的人。

谪居黄州时，由于俸禄太低，家中人口众多，苏轼一家人过着食不果腹、饥寒交迫的生活。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于黄州城东的荒坡上建“东坡雪堂”，开垦田地、养鸡养鸭、种植花草，这便是“东坡”之名的由来。

从苏轼的诗中可以看到，黄州东坡是他内心的分水岭。

建“东坡雪堂”前多愤懑郁结之语，而后却逐渐转为旷达，“大江东去”、“一衰烟雨任平生”等词均出自这一时期。

李莲花拖着因中剧毒而体弱多病的身体，病到严重时也曾几个月下不了床。病稍好些，便开垦田地种菜，自己学着烧饭做菜，还养了一条被人遗弃的大黄狗。

李莲花说：“前三年，我恨所有的人。可是到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生活也很不错。”

“失去”与“获得”看似相对，其实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当我们一心想要“获得”更多的资产，更高的位置，更好的资源时，那体验到的多半是“失去”；而当我们仅仅是想要“获得”平静的生活，和谐的关系，宁静的内心时，那便不难了。

苏轼和李莲花“失去”了高位与追捧，但他们在日复一日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中，“获得”了自给自足的愉悦和内心的自洽。

这种“获得感”的来源不再是一个个让人艳羡的标签，而是来自于内心真正的感受，来自于一碗热汤，一个好觉，一场夕阳。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周围的环境往往给我们灌输了太多“必须”，比如车房必须俱全，日子必须越来越好，孩子必须学习效率高，成绩必须好能考上大学等。

一旦“必须”达不到，就生出焦虑，觉得不如别人的生活没有意义。但时局大势、基因传承，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强求某种结果，只能不断体验“失去”。

这些“必须”只是别人告诉我的意义，我自己认可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当我逐步抛弃“必须”，去关注内心感受时，却意外“获得”了自由。是的，我可以这样活，也可以那样活。

比如以前我带孩子出门，总是开车直接到达目的地，高效地做完该做的事，拿到某个结果。因为别人都说，高效是最好的处事方式。

现在的我们出门尽量坐地铁、坐公交，与孩子交谈路上的所见所闻，让她根据地铁路线图，做我的带路人。我们有时会坐过站或转错车，有时也会在路上遭遇惊喜。我认为让孩子体验真实与失误，比高效重要得多。

我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遵从“必须”，这就让我在养育孩子这件事上获得了自由。人生的其他选择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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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人必得工作以求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但凡事过犹不及。

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工作中再也感受不到乐趣，而仅仅只是为了每年两次的考核能拿到优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升职加薪，做到普世意义上的“积极上进”。为了这样的目标，我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掏空了自己的身体。

如同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发出的疑问：“为人们赞扬并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为什么我们非得夸大其中之一而贬低其他的生活呢？”

我也常常叩问自己，人生只有这样的活法吗？大家都认可的，就是我唯一的选择吗？

西方哲学家们前赴后继论述过何为 “人的异化”。

简单来讲，当人丧失了主动性与创造性，被迫裹挟在某些评判标准中，并以达到标准中的优胜为唯一重要目标时，人就主动钻进了被异化的牢笼。

在竞争中把自己变成“非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对于我来说，走下坡路也许是一个契机。

它帮助我从无意识的竞争中抽离出来，去反思竞争的意义。为了被人灌输的虚无缥缈的“美好未来”，牺牲当下的健康和关系是否值得呢？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烦恼，但在某些时刻，为自己按下暂停键，回头去看看自己来时的路，是否是自己真心想要的呢？

李莲花看到自己种的萝卜肚子终于顶出土，差点感动得痛哭流涕。闲暇时养花、逗狗，并常常创造新的菜式自娱自乐；

虽着麻布素衣，却干净整洁，总戴着朴素而精致的发簪。

宋时猪肉价贱，人皆不会做。苏轼发明了猪肉新吃法，为自己创造出价格低廉而美味的食物欣喜不已；

为此特地写一首《猪肉颂》云：“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如果说苏轼和李莲花人生中的巅峰时刻，是主流价值体系内的胜者与强者。那么在后来的年月里，他们有意无意地脱离了主流价值体系，进入了以自我选择和自我价值为主导的环境中。

他们循着真心，在无意识中走出了自我异化的牢笼。把自我关照，作为人生的首要目的。所做选择，皆出己心。

不再被社会或他人定义，而是自我定义。

自我定义意味着，我能给自己创造一个心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只需要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不必与谁争输赢，也不必求得谁的认同。这样人才可以进退自如，获得心理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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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仅仅只停留在自我关照，容易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爱自己，并不代表只爱自己。

苏轼与李莲花的做法，是在自我关照的前提下，仍去关照他人。 

苏轼但凡在任上有实权时，总为百姓谋福祉。比如在杭州任太守时，疏浚盐道、修缮西湖、稳定谷价；在颍州、扬州为官时，不断奏报灾情，救治饥民。

至绍圣四年（1097 年），62 岁的苏轼被贬海南儋州时，垂垂老矣且无实权，但还在当地办学堂、兴士风。曾跟随苏轼的姜唐佐，成为宋代百年来海南出的第一位举人。

李莲花面对被内疚和羞愧困住十年的乔婉娩，温柔地宽慰她：“不爱一个人了，也不是需要自责的事。”

到生命垂危之际，他依然强撑着回到四顾门中，只为当众宽宥曾经下毒害他的门人，他说：“真心悔过之人，值得第二次机会。”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苏轼与李莲花在“失去”的过程中，成为了众生，看到了真实的人间百态。

他们心中原本就有的理想主义，也从抽象落到了具体。了解身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痛苦与抉择，关心他们，理解他们。

汉代贾谊《新书》中有云：“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意思是，当你向别人传达爱和善意，那么也会收到别人向你传达的爱和善意。

苏轼一再遭遇贬谪，却从不缺朋友。既能“侣鱼虾而友麋鹿”，也可访僧论道；既与弟弟、朋友、弟子们书信不断，也与当地的读书人、贩夫走卒打成一片。

虽不能身居高位、制定国策，但却以其身处逆境而豪迈旷达之情感染了无数后来人。

李莲花既病且贫，被人嘲笑“活得如野狗一般”，却有着最忠诚的朋友，最尊敬他的对手。

虽不再能号令天下、惩奸除恶，但他为善良的人落泪，用智慧帮助无辜的人脱罪，宽恕一切对不起他的人，希望所遇之人皆有更自在的未来。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说：“一个人衷心赞美别人，欣赏别人，幸福最多 — 他是在调整自己，发现自己。你认识了一位智慧的、高尚的、真诚的人，自然会和原来的亲戚旧识作比，一作比，如梦初醒，这个初醒的过程，不就是自我教育吗？”

苏轼与李莲花在关照他人中完成了最好的自我教育。他们不是为了照耀他人而成为光，而是因为忠于自己才活成了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当我试着去理解家人、朋友的艰难，用他们期望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时；当我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做分享，去试图帮助他人时，我都收获到了源源不断的善意与爱意。

人生如逆旅，你我皆是行人。

当人生中至暗时刻来临之时，曾经的“高位”与“第一”是无用的。

但自由的心理空间，能助我们进退自如，生长出内在力量；善与爱，则可以给我们提供外在的支持与帮助。这些足可让我们抵御一切艰难。

苏轼与李莲花告诉我，按照自己的心意度过一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既然有了意义，那么是上坡，还是下坡又有何区别呢？